李公明｜一周书记：末日中的孤岛危机与……文学的救赎

《生者与余众》， [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著，王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3月版，280页

谁是阿瓜卢萨？稍为了解当代非洲葡萄牙语文学的读者对他肯定不陌生，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读他的作品。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José Eduardo Agualusa）是当代安哥拉乃至整个葡语世界的代表作家，也是近年来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的抢手人选，各种文学大奖都喜欢他。只是这个中译人名有点怪怪的，似乎很难想象“阿瓜”会出往常欧美作家的译名中。叫他“阿古鲁萨”如何？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的 《生者与余众》（原葡语书名 Os Vivos e os Outros ，2020；王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是他近年的新作，出版之日正是疫情与战争把世界拖入危机与困境之时。小说中的孤岛隔离、信息中缀、核弹危机等情境似乎正是时期危机与困境的预言。原书名“ Os Vivos e os Outros”直译就是“活着的人和其他人”，不是“生者与死者”，或答应以了解为生存困境中的人的复杂面向，好比人与其他的存在，并非仅是人的生与死那么简单 。

小说描写发作在七天中的事情。安哥拉作家丹尼尔·本希莫尔等非洲各国的数十位作家、诗人来到莫桑比克岛参与第一届莫桑比克岛文学节，这个小岛仅以大桥与非洲大陆衔接。第一天，有人发现手机没有信号了，网也上不去了。小岛与外界的联络方式忽然全部中缀，失去了网络、电力，狂风雨使船无法出海，大桥也无法通行。“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庞大的闪光中夜晚被撕裂，而小岛与世界分别。一段纪元慢慢终结，另一段慢慢开端。但彼时无人知晓。” （22页）作家们既来之则安之，在酒店、在海边聊天、举杯、回答记者问题。到了第五天，手机忽然有了短暂的信号，人们读到来自五天前的信息，才知道“一颗原子弹在以色列爆炸了！” （213页）耶路撒冷遭到了核弹攻击，全球随之爆发骚乱，孤岛危机的困惑与全球末日的恐慌忽然衔接起来了。孤岛、核爆、世界末日，这样的桥段并不新颖，但是作者的胜利在于经过叙事让读者一方面设身处地地感遭到这是时期危机的深化隐喻，另一方面经过文学节的语境启示读者重新认识文学与恋情作为抵御一切忧患的力气。

在危机与末日想象的文学叙事中，作者在剖析人性的老生常谈之外，添加了对文学、对非洲身份认同的深思，更添加了创世纪重新来临的严重时辰——经过作家们之所思所写，想象人类能否可能在重来一遍的机遇中，以爱与文学的力气构筑一个更美好、更人性的世界。在我的阅读感受中，这是文学虚拟中的人类学叙事，是末日想象中的原创哲学，是“向死而生”的最接地气的思索。

故事发作在莫桑比克共和国北部的莫桑比克岛，岛上有一座大桥衔接大陆。作者在书后的“致谢，注释和一个提示”中阐明了选择莫桑比克岛作为举行非洲文学节之地的理由：这里从几个世纪前就不时吸收着诗人和作家，既由于这里曾是非洲和东方之间最主要的商埠之一，同时也由于当地大部分居民对诗歌和魔法具备天生的天赋。至于书中的情节，部分是依据真实事情改编，一切人物都是虚拟的，只是他们偶尔可能和真实人物共享姓名或其他特质。 （259页）真实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性与虚拟的文学节故事、真实的现当代文学史与虚拟的作家人物融合在一同，在阅读中有时要分辨一下。值得引荐的是在附在书后的译者撰写的长文《末日后的岛与桥——代译后记》，对读者了解小说中的虚拟与作者的文学理念及当代葡语文学的展开很有辅佐。

选择一个岛屿作为小说的叙事背景，显然有其特殊的质感与况味。在政治统治史叙事中，岛屿是自然的集中营，是历代王朝流放人犯的自然监狱，在当代这个印象来自“古拉格群岛”这个称号，固然实践上在苏联天文上并没有这片岛屿。在文学叙事中，岛屿经常表演了剧场空间的角色，在岛上的日常生活和发作的很多事情简直都具有自然的戏剧性和演出感，能够转换为各种文艺体裁的素材、脚本和评论叙事。在岛屿这座剧场中，理想与幻想、理性与荒唐远比在大陆更为自由和更为浓缩地糅合在一同；岛屿是岛屿文艺的实验性与前卫性质具有自然的颜色和力度，是文艺先锋的前沿战壕。阿瓜卢萨在小说中让我们感到在大陆和岛屿之间，相隔的不是海水，而是关于身份乌托邦和爱与文学的救赎力气的想象，这是从末路与重生的传奇桥段中爆出的新思想、新意境。

再看看小说叙事的时间结构，全书七章的题目就是从“第一日”到“第七日”。“七日叙事”的最大原型无疑来自圣经的创世纪，借用这个时间框架一定表明作者在向圣经致敬，但能够肯定是对一种时间叙事战略的向往与自创。“七天”的意味意义是多维度的，既是与世隔绝的七天，同时也是容纳了过去与未来的七天，线性的时间刻度被置换为多维的、开放的时空体验。作为叙事框架的“七天”时间成为更具开放性与容纳度的叙事空间，时间自身以至具有了某种裁定与改动叙事内容与心理体验的主体性，创设了在理想与虚幻之间自由穿越的时空途径。

列席文学节的作家们在闲谈中机锋迭出，能够看作是思索文学的救赎以及非洲文学出路的语境铺垫，其中也有不少奇思妙语应该进入文学创作论、观赏论的教材。“一切的诗篇都是惊奇的地图。”这比方就有点惊奇。露西娅说“我写作是为了抚平伤痛”， 丹尼尔打趣道：“你这话说得就像你是个葡萄牙作家一样”，“葡萄牙人才会由于受苦而写作，并且写作的时分还要持续受苦。” （17页）悄然的一句就把身份与写作的关系带了出来。尼日利亚女作家科内利娅被以为是为了改动世界而写作，这是最好的动机；另一位尼日利亚作家裘德则说：“我写作是为了尝试原谅。” （39页）为了原谅而写作，很有心理认识的深度。莫桑比克作家儒利奥·齐瓦内总是在不同小说中不时重写同一个故事，独一改动的只是叙事者，面对书商愤恨的质疑，他反驳说：“一切关于大屠杀的书都是同一本书。” （36页）这话就很有大屠杀文学的深意。“你编造了这么一个扭曲的结尾，就是为了让故事显得愈加真实。” （141页）关于不知如何收笔的新手来说，这不失是一个好的倡议。安哥拉年轻女诗人露西娅说，听到读者对自己的书的评论时，“我会发现裸露了太多的内心。比起一丝不挂，在书中我感到愈加赤裸”。固然很多作家会有同感，在背地听到这话的莫桑比克作家乌利忽然冒出了一句：“图书馆就是裸体主义者的海滩。” （134页）这一转机就把那种同感形象化了，这句话能够悄然写在图书馆的目录卡上，假如往常还有的话。

由文学创作的动机、价值判别而联络到作家的身份与创作语境，这是很自然的展开，更何况这是在非洲文学节，与会的非洲各国作家、诗人很多都有双重以至多重身份。原本，把文学节放在非洲的一个海岛上举行，而不是伦敦、巴黎、纽约、柏林，这种天文设定就曾经激烈地折射出非洲文学的主体性愿望。小说中的作家也都是来自非洲国度，安哥拉、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刚果，没有呈现一个欧美国度的文学评论家、文学机构指导人的身影。但是这些非洲作家却不是冲着“非洲文学”的大旗而来的，他们似乎早已不置信所谓“越中央就越世界”的“箴言”，早已去掉了以中央为标签的身份认识。“你从哪里来？”“你怎样看非洲文学的过去与未来”等这些是简直一切记者面对非洲作家 时分挂在嘴边的话题。当科内利娅说“我以为我们要谈的是国度身份和尼日利亚新文学”“固然没人知道这指的是什么”的时分，裘德说得更彻底：“我不知道能否有一种新的尼日利亚文学。以至不知道能否存在一种尼日利亚文学。”“或者尼日利亚能否存在？” （45页）裘德的意义在后来他的发言中表述得更明白：“裘德谈到了新一代非洲作家，他们更关怀的是成为作家，而不是显得愈加非洲化。他谈到了世界主义、中央主义和身份问题。” （53页）这是大问题，而且很有应战性。丹尼尔说“长时间以来，欧洲批判家不时请求我们只能书写非洲。书写他们想象中的非洲。要是有哪位非洲作家选择，好比说，去写西班牙内战，那他就会被视作离经叛道。侥幸的是这种见地已变了” （46页）。裘德和丹尼尔的观念正好相互弥补，阐明了主体的醒悟与“他者”眼光的转变是互动的关系。但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对立，不能由于还有欧洲批判家希望非洲作家写非洲就坚决不写非洲；不能由于有欧洲读者洗砦筅作品中看到野生动物、看到狮子就偏偏不写它们。齐瓦内说得对：“我想写的是我的祖国，而在我的祖国有狮子，有巫师，有围着篝火起舞的孩子。我写作不是为了取悦白人，但假如白人喜欢我的狮子，那就更好了。” （47页）从少年时期就住在纽约的科内利娅每年都会回尼日利亚，作者说假如她从未分开祖国，或许不会成为作家；“她开端写作，把它当作一种对遗忘和丧失民族的抵御，由于她惧怕自己失去尼日利亚人的身份，而她坚持了下来，则是由于发现了讲故事当中简单的高兴，也由于写作成为她身份的一部分” （93页）。这些都是真正的文学主体性的醒悟。

真正的主体自信并非树立在兜售传统与中央东西的地摊上，而是以审美发明力改写传统与中央性。裘德在他的小说《如此幽暗的光》中凭空编造了带有非洲神韵的格言，居然有一名法国评论家提请读者留意，说这名作家在本书中遭到丰厚之极的非洲口头文学影响，他的观念就树立在这些格言之上。裘德和朋友们对这位法国评论家的天真大大讪笑了一番。 （192页）有意义的是，“带有非洲神韵的格言”不是来自非洲的口头文学，这故事让人思索对传统与中央性的重新编码问题。

安哥拉女诗人奥费利娅·伊斯特曼是一个属于抵御主义的女性至上主义者，她的抵御武器既是性别的，也是政治的，都很有力度。每当有人问她“女士您来自哪里？”的时分，奥费利娅为了让他们感到震惊，她会选用不同的应对方式。有时她会回答“我来自一切自己曾取得欢愉的床”，这是以身体和愿望为中心的认同，也是我所读过的关于“来自哪里”这类问题最出人预料的另类回答。有一次记者的提问惹到了她——“……说到底，您觉得自己身上安哥拉人、葡萄牙人还是巴西人的成分更多？”于是她失控了，她的咆哮不只吓到了记者，而且成为许多文学网站的头条：“我是棕榈树人——滚你的！不是安哥拉人，不是巴西人，不是葡萄牙人！哪里有棕榈树，我就是哪里人！我来自大海，来自森林，来自草原。我来自一个还没有到来的世界：没有神，没有王，没有国界，也没有军队。”归属于大地，归属于自然，最后归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作者显然很观赏这一回答的传播效应：“很多人从未读过她的诗，未来也不会读，往常却在分享这段诗意的咆哮，就似乎是同谋者在交流密码与明钥。” （第6-7页）说到分享，这位愤恨的女诗人希望能有一个人，能够和他相互交流书籍和见地，向他展示扭曲的诗行，这也是女性至上主义者的另一面。她知道自己的风评：狂妄，好妒，自傲，猖獗。但是她照单全收：猖獗意味着对常规的对立，而常规能够和糜烂、奉承、马屁画等号；自傲，她以为无需掩饰；狂妄，只是坦诚而已；好妒，避免不了，无能之徒的胜利总是让她恼火。 （第8页）

由文学创作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切入到理想政治，这简直是必定的思索途径。在一段虚拟与理想相融合的文学叙事之中，阿瓜卢萨充沛表白了他对安哥拉文学与理想政治关系的尖利批判。话题从几位作家在聊天时谈到神秘的安哥拉诗人佩德罗·卡伦加·恩扎基时引出来，曾经是记者的丹尼尔讲述了关于他的传奇故事。1965年，佩德罗·恩扎基的诗集《起义！》被葡萄牙政治警察查禁，但是手抄本不时传播，他的诗句在秘密集会中诵读，有的被谱成了曲子。安哥拉独立五年后，1980年他的另一部本诗集《我们说好的不是这样》出版并引发了热议。这个书名自身就包含有历史的深意，由于“此前的年岁颇为艰难，战争似乎成了永世。当局伪装中止了民主化，在装点门面的议会里和反对党的代表们称兄道弟，与此同时却在追捕那些最烦人的记者” （18页）。既然“我们说好的不是这样”，因而他用高度抒情又尖酸辛辣的诗行谴责了重生的政权。与当局走得近的但是也曾经赞扬过他的那些作家当然要站稳立场，分歧谴责他维护反动派和新殖民主义理念。在1998 年，一个评审团居然敢将全国文学奖授予恩扎基，第二天文化部就发布声明撤销该奖项，并提名了一个新的评审团。 （18-19页）那么，什么才是这些醒悟了的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呢？裘德在讨论会上回答乌利的问题时说：“没什么特别的。我幻想的东西和最早的那些泛非主义者一样：一个没有国界障碍的大陆，独立，鲜活，解脱贫穷和糜烂。”丹尼尔马上就此反问道：“这恰恰表示了我们有多么失败，你不觉得吗？”丹尼尔还说，“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以至都没法发明新的乌托邦。恰恰相反，我们还倒退了。” （54页）看来丹尼尔不只是记者、作家，还是一位敏锐的历史学家。

就这样，末日危机与非洲文学的爱与救赎力气就像这个真实的岛屿一样呈往常人们眼前。在风雨中的讨论促使作家们重新思索人生的意义和文学的力气，促成了创作思绪的转变或深化，更重要的是似乎只需在与世隔离和全球末日的危机中才干激起出主体性的树立。爱与重生更为形象的表示是新一代的降生。在第五日，莫伊拉和丹尼尔的女儿特滕布阿居然降生在风雨危机中的岛上的破败医院中，成为新的希望的起点——未来将证明这个女儿天生对最善良的病魔免疫，而且最富猎奇心和交往才干，正好回应了丹尼尔在前面所讲的“多么失败”的“倒退”的一代。在这个岛屿上丹尼尔和莫伊拉不会是最后一代，重生儿给了莫伊拉勇气和力气，让她对大家说不要慌，“这不是世界末日。”即便是，也应该知道“世界每时每刻都在终结，又在每时每刻重新开端” （182页）。以至连核弹危机也很快改动了节拍。缘由是核战争的前景警醒了人们，全球各大城市都接连爆发了自发的浩荡游行，人们呼吁将各种核武器彻底摧毁。于是恐慌心情被高兴的起义取代，人们手舞足蹈，熄灭带有政治首领面孔的人偶。乌利的妻子在电话中通知他“就是一场庞大的宴会！”“我觉得人类正在重生。”莫伊拉也在电话里通知丹尼尔，世界差点要终结，后来变成全人类在广场上手舞足蹈。 （235页）

那么，在世界的终结与重生之间，文学究竟能做什么呢？莫桑比克作家齐瓦内与安哥拉女诗人奥费利娅的对话合适回答这个问题。齐瓦内问她“我们为什么要在一切正在终结的时分开端写一部长篇小说？”她的回答是：“我们在写作时永远都应该抱着一切正在终结的想法”，目的是“为了阻止它终结”，“为了那些将会重启世界的人。” （229页）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文学的救赎力气吗？进而想到的是，非洲当代文学的光辉，能否更应令人深思我们的文学病根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