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婷 | 一把蠢笨的锁便让一个时期戛但是止

《小城略阳》

摄影：吴建忠

楼顶的夏

文 | 杨婷

只一阵凉风便可搅动这个夏日傍晚。

天光未尽，电风扇在旋转中发出轰鸣，屋里淤积的暑热像密不透气的保鲜膜将人层层包裹住。透过掩身在高楼之后的这扇窗，我朦胧的睡眼仿若看见梧桐树叶在一抹褪色的橙红中朝我频频致意。几点了？这是从哪儿传来的脚步声？竟还夹杂着高声的呵责和幼儿的哭闹。母亲走过来，轻拍下我的头：“困了不上床去睡，趴在这。我晚饭做好了，赶紧洗把脸，先吃饭。”我整理好书桌，盛好饭，忽然想起那些声响是从楼顶上传来，就说要上楼顶吃饭去。不等母亲应声，遂匆忙出了门，心中竟生出几许忐忑的欢愉。

筒子楼的两头有光，但这狭长的走道却永远昏暗，即便大白天也需求用灯光照明。好在有一盏长明灯，就像经常坏了龙头的长流水，因费用无需计入各家各户，所以即便被这么昼夜耗费，也从未有人觉得心疼。去楼顶得穿过这条走道，走道两侧是参差的入户门，每扇门里都只需十来个平方米，局促的空间让大家不时地向外扩张领地。由于这走道上每户人家占领的空间都发挥着不同的功用，所以楼道开端变得畸形，日趋胖瘦不均。有人在门侧搭建了简易的灶台，把油烟从家里驱赶到了门外。有人用废旧木料打出一个杂物柜，搁在门口正对面，它被刷上淡蓝色的油漆，用一把锃亮的小铜锁便锁住了我的猎奇。有邻居从工厂锅炉残渣里用一种铁丝拧成的钩子，捡拾出一些未被充沛熄灭的焦炭，在寒冬，它的再次熄灭将从工业消费转变为民用取暖，邻居把它堆放在用红砖头圈成的墙角，这一勤快举措可就为家庭俭省了一大笔开支。每日在其间穿行，我熟习它每一处的机关和暗器，知道哪儿得侧身、哪儿得踮脚、哪儿有终年不用却也舍不得丢掉的旧家什被嵌放在挺拔的杂物与顶棚之间，岌岌可危。而谁又在门口洗衣，将混浊的水溢了满地。寓居在这里的人有大把时光都被消磨在这个狭窄的楼道里，他们一边津津乐道地过自己的日子，却也没忘了用眼睛和耳朵操心着邻居。谁家屋里吃了什么饭，来了什么人，收音机里放了什么歌，人们都互通有无。筒子楼本就不该发挥居家的功用，寓居在这里，人们的隐私和外界一墙之隔，一不当心就被风透露了音讯。我脚步迅疾，走到最窄处得把碗抱向胸前，一路上当心翼翼，是生怕被母亲唤回去。

这栋楼到底装了多少户人家，我没有细数过，恐怕得有好几个车间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丈夫、儿女。他们操着悬殊的口音，有着对生活不同的期许，坦然地运营着自己的家庭，被动的迎接来自生命中或轻盈或深重的惊和喜。一楼和三楼住着携家带口的老住户，二楼全是新招工进来的年轻人，其中的差别看看楼道便一眼分明。每天放学回家行经二楼楼梯口，我都会听见张信哲的《用情》在高分贝的播放，有个年轻的声音，一遍又一遍跟着磁带唱着，不知疲倦。而就在此刻，这栋楼上每一扇窗户都敞开着，只可惜窗户窟窿太小，释放不出热锅里菜籽油沸腾的气息和男人下班后身上的汗臭。

我站在楼顶中心，我的碗里盛着母亲做得焖面，肥而不腻的红烧肉、柔韧的扁豆段、沙糯的土豆块与韭叶宽的手擀面相互缠绕，泛着馋人的油黄光泽。

在离我十步远的前方是一堵墙，人们在上面自由抒情。“张红不和李娟玩了”、“王亚玲是只狐狸精”、“王晓东爱刘敏燕”，当然也还有些令我羞于启齿的脏话，它们粗鄙而复杂、那么字斟句酌而又直奔主题。最悦目的要数那副用简单线条勾勒出的美人图，固然只是白色的粉笔画在年久发黑的墙面上，却也因绘者的匠心而活色生香起来。我猜这画的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那眉眼、那装束、那气势像极了我看过的连环画。它是一处屏障，翻过墙就是虚空，但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保险，而仅仅是要为这栋楼竖立起一个雄壮的招牌，彰显出一种蓬勃的姿势。由于，你只需从楼下的院子里仰头看，这被大红油漆刷出的五个字——“工业学大寨”就铿锵有力的耸立在你的头顶，它是这个工厂最意气风发的宣言，所以它那么醒目，那么气宇轩昂。

我没想到在许多年后，头顶的鲜红会褪成死黑，厂子会成为行将咽气的干枯老人。

我将面条送进嘴里，猪油从热锅里煎出的油香充盈了我的口腔。母亲做焖面是一绝，她自己和面，自己擀。先焖熟了肉和菜，等屋子里已飘香一片，就把擀好的整个薄薄的面饼铺在菜上。待面也蒸熟了，那些菜里的汤汁就带着芬芳的香味顺着油迹渗透到面饼里。妈妈会重新把面饼揭出来，再一刀一刀切成韭叶宽的面条，放进锅里和焖好的肉菜中止搅拌。固然这饭做起来工序复杂，但入口的滋味却绝对值得这番忙活儿。我母亲在饮食上是个有请求的人，所以我家的窗外挂着熏干的腊肉和香肠，我家门前的墙上还挂着蒸面皮的笼屉。

楼顶是公共场所，但通常来这里的人都顾不上面子，错把这儿当成了自家的客厅。我了解他们，由于那个小窝只够放一张床、一圈组合柜、一组三人沙发，要是非得挤进去一张餐桌，恐怕想回转个身就成了问题。人们在逼仄的空间里憋屈久了，难免心胸也受了拘谨，总念着敞亮，抬脚就爬上了楼顶。女人们将长发紊乱的在脑后挽成结，或者痛快松垮垮的扎成马尾，她们衣着褶皱的睡裙或者绵绸的短衫、短裤，三五成群的席地而坐，一不当心便叉开了腿。她们勤劳、泼辣、固然是女人，但只需穿上制服，戴顶白帽子、戴双白手套、就拿着铁锨进了车间，干着和男人一样的膂力活儿。但当她们闲下来，聚到一同，就难免又捕获起他人家的短长来。男人们大都光着膀子，衣着紧绷下体的内裤，突出部位常常是被一道拉链封上口，那是个藏钱的兜，可里面却历来没装过钱。他们打扑克、爆粗口，不时有夸大的肢体言语，一惊一乍，还有人乐于跟张家的嫂子和李家的媳妇开个不荤不素的玩笑，引得围观者一众花枝乱颤。

这个傍晚，我坐在离人群较远的中央，坐在面向嘉陵江的这栋筒子楼的楼顶边沿，我还是个孩子，大约十四五岁。我喜欢来这儿，它借给我一个开阔的视野，眼里的世界大了，心里就有了远方。我一边吃着饭，一边看见吃过晚饭的人们陆续走出家门：有人在厂区的院子里散步，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和熟人几句应酬；有人走收工厂的大门沿着公路边像绳索般朝两端延伸，但路上飞驰的大车却扬起了黄尘，他们的身影渐突变得含糊不清；有人踏着路边的石阶向河道走去，却忽然一声尖叫，仓惶的往回跑，我猜测，一定是被蛇挡住了去路，当然也有可能是被玻璃扎了脚，所以才单着脚又是跳又是走，想跑又跑不快；也有人急着脱衣服，想要光着屁股在混浊的江水里扑腾。

这是我坐在楼顶上，面朝嘉陵江能够看到的景色，不是为了观赏斜阳隐没于山峰，也不是为了看河道蜿蜒如游龙。仅仅是由于这里能够让我真切的察看这些个和我过着相同生活的人们。在这个小城，有好几个这样的工厂，在某种肉体的感化下，大家迈着统一的步伐，衣着制服，骑着自行车，在路人的羡慕中，于上下班豪迈的音乐里渡过一天又一天，他们粗糙而热烈，却缺乏我所盼望的一种不再趋同的精致和冷静。我没有资历对这一切说厌倦，但我却打心眼里不喜欢。后来，楼顶上纳凉的人越来越多，我看见有人抱着枕头，卷着凉席，准备这个夏夜就睡在这里，一抬头就看见满天繁星。我起身，转到背朝河道的那一边坐下，由于那里视野有限，所以汇集的人少、更显喧嚣。

座落在山坡上的新修的家眷楼看起来气度而华美，每一扇窗都挂着美观的窗帘，即便不是夜幕降下，我也看不见他们屋里的情形。新楼旁边有一排平房刚刚被翻修过，有个小院子，葡萄架下人们摇着蒲扇，喝着茶，竟还显显露些修篱种菊的情致。其实我家先前就住在那儿，它是那么的陈旧，屋顶上还铺着厚厚的油毛毡，可一到雨天，它还是会漏雨，我便拿着锅碗瓢盆四处盛雨，起先还觉得有趣，可慢慢大了，便只剩困顿。

隔壁的大院落就是厂区，我能看见消费车间、仓库还有办公楼的屋顶。这里消费一种耐腐蚀、耐磨损的非金属工业资料，父亲通知我它被应用在电力、煤炭、矿山、化工等范畴。它的制造工艺我不太了解，但我见过汗流浃背在高温下作业的工人，他们有规律的将焦炭用铁锨送到烈火熊熊的窑里烧，然后把冶炼成的某种熔浆般的液体倒入曾经铸造好的模子里，冷却成形。

那日，我衣着布满金黄色向日葵的泡泡纱连衣裙，踩着白色坡跟凉鞋，单独坐在人群之外吃完了那碗面。我的父亲在千里之遥的异乡正拿着一厚沓产品资料试图压服客户选择运用这种由我们厂消费的硅酸盐结晶资料。我的母亲在那间狭小的房间里坐着小板凳，她一边用胳膊擦去额头的汗，一边矫捷的在锅里刷碗。下一秒她一定会起身，单腿跪在床头，将头伸出窗外，在黏腻的空气中喊起我的名字。那一声像是倾尽全力的呼喊会瞬间穿过砖混的建筑物，穿过大人们纷乱喧哗的笑谈，穿过我想入非非的少女情怀，重重地灌进我的耳膜，让我心头一紧。

这是小城某个工厂家眷区夏天的傍晚，只一阵凉风它便不再沉寂。小城在秦岭南麓，汉中以西，而我们这些人寓居在城外一个叫柳树坝的中央。

我曾真切的感受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夏天，它不时地循环往复，只需一想起它，我就会瞬间被丢进莫名的属于青春期的孤独和伤感中。彼时，耳边或远或近的蝉鸣和楼下孩子们的奔驰嬉闹永远在继续，大人们的闲谈无量无尽。

后来，命运在半推半就间促使我和小城作别，我的父母也搬进了城里寓居，一把蠢笨的锁便让一个时期戛但是止。

那一年，工厂解散了最后一位工人。

楼还在，但那位老人已然长眠。

2018年8月18日

原刊于《飞天》2018年10月号

本文转自倾听兰州

杨 婷

兰州交通音乐广播《温一壶月光下酒》节目掌管人，资深媒体人，文化推介者。曾荣获甘肃省广播影视奖播音掌管一等奖，多次取得甘肃省广播影视奖文学节目、音乐节目一等奖及金城文艺奖。著有《温一壶月光下酒——兰州本土文学大赏》等。2018年6月27日，兰州广播电视台成立“杨婷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