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可能是仁政，也可能是失败国度的标记

1548年，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登基已有二十七年，但此时的嘉靖皇帝并没有富有四海的满足感，反倒由于财政慌张而闷闷不乐。

东南沿海倭寇日渐猖獗，固然双屿港一战明朝大获全胜，一举歼灭海盗数百人，但倭寇问题并未就此处置，反而激起了长达十几年血腥的倭寇战争。除了剿倭作战开支庞大，大量江南庶民卷入了范围庞大的走私贸易，一时之间走私成风，明朝境内海货、香料众多，严重冲击了朝廷的贸易税收体系，招致明朝财政愈发慌张，皇帝内廷开支也不得不削减。

就在嘉靖皇帝为财政艰难焦虑之时，一支日本朝贡船队来到了中国。这只仅有5艘的船队漂洋过海，一路历经风雨，终于来到了宁波。在市舶司申报并缴税之后，随船商人顺利在宁波出卖了带来的商品，原本只需求再到北京呈献贡品，带上明朝的恩赐，回国转手一卖就是一大笔暴利，但没想到接下来的行程居然如此不顺。

朝贡船队驶离宁波之后，沿运河北上，一路行经绍兴、杭州、苏州、镇江等地，但就在穿过长江，想要从扬州进入运河之时，却遭遇了超出预期的省事。由于前方的河道淤积，船闸失修，有些河段曾经无法通行，需求卸货走一段陆路后再装船重新动身，河道通行效率已大不如前，大量船只拥堵在扬州，需求排队等候很久才干进入运河。在等了几天之后，朝贡使臣一行人曾经心烦气躁，无法上岸休息，只能在船上大眼瞪小眼。又过了几天，5艘船上的人们早已焦躁到极点，怨声载道。直到十六天后，曾经被折磨得心如死灰的朝贡船队才得以进入运河，缓缓朝大明王朝的首都驶去……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锤炼还没有到头……

大运河是中华帝国从南方富庶省份向北方地域输送物资的生命线，是联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历朝历代都是朝廷最为注重的水利工程，几百年间不时投入财力维护运河的畅通。但到了大明嘉靖年间，大运河年久失修，通行效率大幅降落，往复一次需求一年的时间。

大明王朝偌大一个帝国，为何连维护一条运河的费用都拿不出来？

黄仁宇在他的代表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入木三分地阐明了个中缘由。

明朝财政制度设计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俭省行政成本。

各中央政府需求就地处置自己的各种财政支出问题，尽可能地避免大范围的横向转运。黄仁宇称其为“指令集中，管理分散”，财政体系之下的数百个政府主体都要自己处置记账、库存、调动等问题，带来了数不清的庞大省事。

要了解这种财政体系有多么低效，我们能够把国度想象成一部手机，财政制度就是手机的操作系统，各级政府部门就相当于执行细致功用的APP。正常状况下，操作系统担任统筹全局，一切APP都经过操作系统来取得硬件的计算、内存等资源。而明朝的财政方式，相当于没有一套总览全局的操作系统，一切的APP都要直接写汇编代码去调用硬件资源，结果当然是大紊乱。

这种十分粗陋的制度设计，招致明朝整个财政体系的效率极端低下，该收的税收不上来，朝廷没有措施集中全国财力，仅仅维护一条运河的资金都难以保障，政府公共效劳一直停留在一个十分低的水平上。

朝廷拿不出钱维护运河，只能让中央自己想措施筹款，工程质量必定没有保障。江苏淮安当时是漕运造船业的中心，具有数以百计的造船厂，但是由于朝廷长期拨款缺乏，这些国营船厂陆续堕入亏损，最后纷繁倒闭。维护大运河的士兵长期被拖欠工资，为了生活大肆走私，上级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使得明朝公共管理的紧密性遭到庞大破坏。

此外由于朝廷无力兴修水利工程，招致很多地域旱灾水患日益频繁，豪门大户乘人之危压低价钱吞并土地，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老庶民安居乐业，使得整个王朝逐步走向衰亡和瓦解。

更为严重的是，低效的财政制度使得国度收入上限被锁死，但开支却越来越大，朝廷只能用其它手段来间接增加收入。好比默许制度性的糜烂，把成本转移给盐商之类的专卖商，再由这些人转嫁给老庶民。老庶民担负太重之后逃亡，税收就要分摊到未逃亡的庶民头上，从而构成恶性循环。

到了明朝中后期，财政艰难根深蒂固，严重的财政危机演化为政治危机。

明朝财政制度的粗陋和低效，使得朝廷在面对倭寇战争与后金侵犯时，有限的财力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军屯制度名存实亡，士兵长期领不到兵饷，武器配备落后，军队大幅缺员，士气普遍低落，战役力严重降落，遭遇敌军时一触即溃，以至倒戈相向，

否则凭明朝两百万军队，怎样会打不外区区十几万清军？

让崇祯皇帝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明朝的消灭，很大水平上与国度财政制度设计分歧理有关，是从一开端就一定的。那么我们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呢？

想要“民富、国足、军强”，就需求政府充沛调动国度的资源，提供优质的公共效劳。

古往今来，人类的行为无非是两种：发明财富、分配财富。市场的无形之手寻求更高效的财富发明，政府的有形之手制定分配财富的规则。

那么问题来了，政府与市场要如何互动，构成一种怎样的关系，才干取得更好的效果呢？

西方经济理论总是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似乎只需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经济才干延展得更好。

这种观念太过狭隘，政府作为市场的组织者，承担着提供公共效劳、促进市场与社会健康延展的职能。

政府要有所作为，必定要运用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源，因而征税才干是国度提供更高水平公共效劳、改善营商环境、进步市场商业效率、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税收并非越低越好，轻徭薄赋可能是仁政，也可能是失败国度的标记。

理想中管理良好的兴隆国度，无一不是高税收国度。

好比北欧各国，不只所得税高，还要交消费税、房产税、环保税等等，一多半的收入都交税了，但也换回了全球最高的居民幸福感。

经合组织国度2018年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占工资收入的百分比，图片来源：OECD

反观低税收国度，管理水平普遍十分低下，连基本的社会治安都难以保障，低税收的缘由也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而是政府才干有限基本收不上来。

好比依据分离国毒品和立功事务办公室今年11月发布的一份讲演，阿富汗的海洛因和鸦片走私猖獗，每年仅销往欧洲的就高达280亿美圆，以至超越了该国的GDP（194亿美圆，2018年）。显然阿富汗政府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税收，自然也就难以对立富可敌国人强马壮的贩毒集团。

税收绝不是“与民争利”，只需才干强大的政府才干承担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重担，要想让中国重新挺直腰板站起来，需求我们每个人都为树立更强大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