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反动爆发后,每天都有伤亡。于是,当时在上海兴办医院与女校的张竹君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赴前线救援伤员。
在此之前,曾经有一个“大清红十字会”,是由原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组而成的官立红十字会。武昌事故发作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上海绅商沈敦和对红十字会组织的官方化十分不满,于是自立门户,再造“万国董事会”,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派出三支救护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 就在这时,张竹君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责备沈敦和一再改组红十字会是为了掩饰私吞善款的行为,请求沈敦和公开红十字会的财务开支,自证清白。 这封公开信对沈敦和的个人名誉和红十字会的公共信誉杀伤力十分大,沈敦和当然不能坐视不论,他在《申报》发表回应张竹君质疑的公开信中,阐明了他与同仁缔造红十字会的艰苦进程,并指出,自红十字会成立以来,他不时没有经手任何公款。之所以最后结算的账目未造册公告,是由于红十字会投资的公益项目刚刚竣工。
从当时的社会反响来看,沈敦和的危机公关是胜利的,张竹君咄咄逼人的发难,并未让红十字会的信誉受损,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支持也未见减退。张竹君似乎也无心恋战,放了一炮后便偃旗息鼓了,连她组织的“赤十字会”也很快解散。 而沈敦和的慈悲事业之所以能得到鼎力支持,主要得益于两个要素:一是沈敦和自己的信誉。沈敦和出身于绅商之家,家境殷实,自身也受过欧美优秀的教育,归国后为洋务派大员所赏识,辅佐办理洋务,并掌管社会公益事业,在上海绅商中威望很高。以他的身份、财富、名望和位置,完整没有必要借红十字会之名捞钱。二是红十字会自身已初步建成一套值得信任的制度。晚清民国时期的慈悲组织都有一个惯例,即定期在《申报》《大公报》等报章上刊登道谢广告,将每一笔捐款的数额逐一列出,以示感激,同时也接受社会监视,这种广告叫作“征信录”。有些慈悲组织还会自己编印“征信录”,将一个结算期内的各项收支明细罗列在册,分送社会各界。沈敦和掌管的红十字会,也不时依照惯例刊登、编印“征信录”。
1912年7月,由于南北和局已成,民国降生,“万国董事会”在上海召开讲演大会,讲演了自辛亥反动以来红十字会的救护概略、办事成果、收支账目等。最后,由“万国董事会”议长宣布:“战事已息,董事会全体解雇,银钱存款经众议决,仍由会计董事等人执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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