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很多青年来说，加缪本就是一个富有魔力的名字。他通知一代代怅惘的人们，生活自身就是荒唐的，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而在疫情的这几年，更多的人开端提及他的名字，由于他对疫病的描写提示了一种人类共有的、重复的命运。 相似地，他的小说《局外人》的主角 默尔索所面对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固然他看起来格外冷漠， 不记得自己母亲逝世的细致日期，葬礼终了后与女友看电影，因为太阳晃眼向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开枪……但袁筱一教授以为，默尔索绝不是个例，在笼统的意义上，他对生活深处的真实的渴求也是一切人的渴求，他对荒唐的对立也是一切人的对立。 正值《局外人》的郑克鲁经典译本再版，单读分享 袁筱一教授为此写的导读。希望大家都有脱离“幸福的肥皂泡”的勇气，在荒唐的生活里找到真正的幸福。
只需戳破人类幸福的肥皂泡， 荒唐的问题就迎面扑来 ——《局外人》导读 撰文：袁筱一 一、加缪其人其事 说来也是尴尬，2019 年由于鼠疫，2020 年由于新冠，加缪直接就被坐实了“预言家”的形象，或者更文学一点，也能够说“寓言家”。连张文宏医生晒出的居家书单中，《鼠疫》都赫然在列。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作家韩东流落湖北，回家无门，问到他的引荐，他就不主张《鼠疫》，由于在他看来，一部巨大的文学作品就只因它的文学价值而存在，疫情肆虐的时分，或许并不是读这类“巨大作品”的好机遇。 读与不读，大家当然都凭兴味。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到了新世纪，不知道能否和人类猝不迭防的各种灾难相关，加缪的位置似乎慢慢高了起来。至少法国是在自省，以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由于各种各样的，非文学的缘由低估了加缪。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法国《读书》杂志读者票选出的排行榜中，《局外人》高居榜首，卡夫卡的《变形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斯坦贝克的《愤恨的葡萄》，福克纳的《野棕榈》，通通都在《局外人》之后。
电影《局外人》 事实上，假如除去为报纸写的文章或是为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时组建的劳动剧场写的剧本，加缪在不长的终身中留下的作品并不算多。最中心的就是“荒唐三角”和“对立三角”，两个三角都是由小说—随笔—戏剧这样的组合构成的。第一个三角包含小说《局外人》，随笔《西西弗神话》，戏剧作品《卡利古拉》，第二个三角则包含小说《鼠疫》，随笔《对立者》和戏剧作品《正义者》。两个三角之后，比较重要的作品也就只需小说《蜕化》，戏剧作品《群魔》和一些短篇。1960 年，他由于车祸意外离世，同车还有大出版商（也是他的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原本诗人勒内·夏尔也在这次自驾旅程的被邀之列，但夏尔担忧拥堵，从而逃过一劫。动身前，加缪将一部一百多页的未完成手稿装进了手提箱，这就是三十多年后，以未完成状态出版的《第一个人》。在这部远远超越自传意义的小说中，他写道： 让一个贫穷的家庭解脱贫穷的命运，在历史中消逝，什么痕迹也不曾留下的命运。哑巴。 他们都是哑巴，但他们比我巨大。
电影《第一个人》 或许是宿命，就在他的文字回落到人生的起点时，欣喜地想着他也算是仰仗文字的力气“让一个贫穷的家庭解脱贫穷的命运”，生命却就此终结。他留在人世的痕迹未几，却笔笔有力。而人生的结局，又圆满天文论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入巴黎艺术圈，诗人马克斯·雅各布给他算的，“寿终正寝”的一卦，也可谓传奇。 加缪的终身，就像我们从他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是阿尔及利亚贫穷白人的终身，直到生命最后部分才略有改观。父亲在加缪一岁的时分就死于战争，加缪和几近聋哑的母亲、舅舅，还有性格暴戾的外祖母生活在一同。擅长将灾难转化为财富的加缪观赏母亲的缄默，所谓“令人赞扬的缄默”。在某种水平上，加缪是侥幸的。他阅历了悲剧性的命运：父亲早逝，家庭的贫穷使他差点停学；青少年时期罹患肺结核，使得他不得不放弃猛烈运动。好在一直有缄默的爱，和加缪从缄默中挖掘爱的才干。加缪进入巴黎的主流文学圈，一路上遇到的都是“贵人”，先是资助他上学的教员格勒尼埃，然后是皮亚、马尔罗、波朗、伽里玛等等巴黎学问分子圈响当当的人物。由于“荒唐”的概念，他与萨特、波伏娃也有交集，但似乎不时不太热络，战后更是土崩瓦解……好在巴黎的圈子对他历来没有表示过拒绝，哪怕是在纸张匮缺、出版需求德国宣传机构审核的战争时期，他的出版居然没有遇到太大的艰难，第一个荒唐三角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陆续出版，令他有了声名，也有了在巴黎落脚的资本。 只是从 1913 年出生，到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最终移居法国，加缪究竟是在阿尔及利亚渡过了他大半的人生，也究竟是在战争的阴霾中渡过了他的终身——两次世界大战终了之后，还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都多多少少把加缪卷了进去。195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加缪依旧被追问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如何选择，加缪缄默，历来不掩饰地表示母亲一家还依然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他必须为他们有所顾忌。当殖民的时期曾经推进到殖民和被殖民彼此纠缠、不能分割的时分，恰恰只需真正的“局外人”——好比萨特——才能够义正词严、肆无忌惮地表白反殖民的立场，说到底，也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殖民而已。这也能够部分地解释，在五六十年代，萨特迎来了他的黄金时期和首领位置，而加缪却因拒绝站队遭到误解，并且在成见之中意外离世。 二、《局外人》与“局外人” 幸而还有作品能够拨开时期的迷雾。 《局外人》是加缪早期的作品。从三十年代末开端，加缪就在着手中止第一个荒唐三角的创作。（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三角，出自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之手。）1937 年，《局外人》的情节零打碎敲、陆陆续续地出往常他的《手记》中。例如关于“R”的故事，就成了《局外人》里默尔索的邻居雷蒙的故事： 我之前认识一个太太…… 说白了就是我的情妇…… 我发现她会骗我：彩券的事（这是你买给我的吗？）、套装的事和她妹妹的事。镯子的事还有其他的线索。（《加缪手记》第一卷，第 112 页） 加缪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处女作是《高兴的死》。的确，1937 年的大量写作笔记也有相当的一部分进入了《高兴的死》。固然死亡已然在了，关于自由和幸福的思索也曾经在了，和后来的《局外人》能够相互呼应和印证，但《高兴的死》说到底大约也只能算是加缪的小说探求，所以《高兴的死》在加缪生前并没有出版。一来有一些细节与《局外人》是重复的，二来加缪应该是在《高兴的死》的写作框架中还没有找到觉得。从这个事实中我们能够看出，先有小说的细节，然后才有小说的整体思索。《局外人》里十分重要的，定了调子的开头一句，“今天，妈妈逝世了”要到 1937 年底才呈现 。到了 1938 年，默尔索、卡利古拉、荒唐就曾经开端成为加缪写作计划中的高频词。
舞台剧《卡利古拉》 加缪是一个十分愿意昭示自己企图的作者，他也在这种昭示里想要进一步看清自己未来的道路。因而我们能够置信加缪日后在《局外人》的美国版序文里说的，《局外人》并不是关于所谓社会边沿人群的——这是汉语中“局外人”容易给我们带来的联想。“今天，妈妈逝世了”只是要用假定的方式来限定一种存在的绝对悲剧性情境：假如一个人的母亲逝世了，可他说不分明是昨天，还是今天，假如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这是一个似乎与时期无涉的假定，加缪没有在默尔索的身上留下历史性的线索。《局外人》在 1942 年出版，彼时阿尔及利亚固然还不是战争的一线城市，巴黎却已落入纳粹德军之手。《局外人》中留下了加缪熟习的，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滩、阿拉伯人与白人之间的错误付，却独独没有留下战争：这就使得默尔索看上去像一个真正的“局外人”，对行将爆发的战争一无所知，如此便成了一个被抽空了历史处境的“非历史人”。 既然是“非历史人”，离十九世纪小说中以一己之力与历史乃至社会抗争的英雄差得自然也远。这就让默尔索看起来似乎还是一个非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人，固然他既有工作，同事，老板，邻居，也有曾经逝世了的母亲，以至还有女朋友。但是他在葬礼上没有哭，也不愿意开棺见妈妈最后一面，而在妈妈葬礼终了之后，他也没有太过悲伤的表示，和女朋友一道去看了电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在没有任何仇恨的状况下就冲与他之间毫无瓜葛的阿拉伯人开了五枪，但是这五枪却开得惊心动魄： 我觉得天宇敞开，将火雨直泻下来。我全身绷紧，手指在枪上一收缩。扳机动了一下，我触摸到润滑的枪柄，这时，伴着洪亮而震耳的响声，一切开端了。我抖落汗水和阳光。我明白，我突破了这一天的均衡，突破了海滩不寻常的沉寂，而我在那里是惬意的。我又朝着一动不动的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入其中。而我就像在不幸之门上叩了四下。 莫明其妙地向一个陌生人开了五枪，完整不在正常人的逻辑之内。于是，“这一天”，或者说，“这一世”的均衡被突破了。但更不正常的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当默尔索被关在了监狱里，他拒绝了一切社会次序对他的“解救”行为，包含律师、神父和预审推事。小说的高潮部分，惯于缄默的默尔索忽然爆发了，此时的默尔索曾经取得了“面对死亡的自由”，他说，“我对自己有掌握，对一切有掌握，对我的生活和行将来临的死有掌握”。
电影《局外人》 加缪真的是要写一个有别于社会其他人的个体吗？当然不是，加缪早就说过，“艺术对我而言并非一切”。可见得加缪从写作伊始，就决不是要做一个“局外人”。不外值得玩味的是，做人行文有着明白态度的加缪却并不将他的作品直接裹进他所直面的理想里，这一做法，加缪的确不时坚持了下来。在他看来，看待理想的态度——例如纳粹，例如反殖民战争——不具有足够的压服力。假如小说有其任务，应该是超越历史的。 于是我们应该反过来看默尔索。作为“局外人”的默尔索是笼统的，被剥离了历史的细致情境，因而也被剥离了道德维度。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人能像默尔索那样，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机处都拒绝配合，拒绝表演，只任凭内心自然的情感差遣。很难想象母亲在养老院逝世，“我”从葬礼上一回来，就能够和玛丽吃喝玩乐而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自责感（像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中所呈现的那样）。也很难想象毫无动机，只是由于太阳太晃眼，就冲一个不认识的人开了五枪。但笼统的默尔索却是由十分理想的细节成就的。小说一开端，默尔索说妈妈住在养老院里，“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要坐两点钟那班公交车，下午抵达”，是细致得不能再细致的理想。母亲葬礼终了，默尔索回到阿尔及尔，周末在海滩边遇见玛丽，并且和她去看了电影，也是来自于加缪的真实生活：三十年代末的某一天，他和朋友在饭店吃饭，遇见一个不知名的小画家，小画家说了母亲逝世，自己和女朋友去看了电影的事情，加缪旋即道：《局外人》有了下文。就连邻居老萨拉马诺和他的癞皮狗之间的感情——在一同别扭，一旦分开却在夜晚无法入睡，“来回踱步”——谁又能说不是最敬爱的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呢？ 三、默尔索与西西弗 是的，我们没有弄错，加缪不是要写一个边沿人。和《高兴的死》一样，但更与同时期完成的《西西弗神话》一样，《局外人》抽离历史细致情境的做法是要去除一切因历史的偶尔产生的变更性要素，留下地道的，关于死亡和幸福的思索。 在这个意义上，默尔索完整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典型人物，他以至也不完整是我们在法国二十世纪小说里惯常读到的所谓“非典型性人物”，与其说他是个人物，毋宁说他是一种人类命运。 同样是在 1937 年的笔记里，加缪写道：“人生想要过得更高兴，就必须尽量去见证其中的悲剧。” 不是吗？人类的悲剧命运被浓缩在了默尔索三周的时间里，既是简单的重复，但也把人生的重要问题全部放大。亲人离世提出了“我”对亲人的感情问题，“我”自以为“我很爱妈妈”，在律师的再三追问下，我说“我能肯定说的，就是我更希望妈妈不死”，但是律师通知“我”，“这还不够”。恋情来临，同样是“还不够”的问题。默尔索倒是没有把自己和玛丽的关系定义为恋情，玛丽几次追问“我” 是不是爱她，“我” 被迫说了“真话”，说“我觉得不爱她”，但这并不障碍“我”也愿意娶她，只需这让她快乐。和邻居之间的所谓“友谊”呢？将“我”绕进杀人事情的雷蒙，他约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嫌一个人做饭省事，也就去了，而他提出让我给他的情妇写一封信——默尔索也是读过大学的人——“我”也没有想到拒绝的理由。至于和老萨拉马诺之间，“我”却在他丢了狗之后，听到他的哭声，也“想起了妈妈”。正是借助了叙事时间的放大镜，我们才看见，情之一字，不外是由于得到了言语的掩饰，又慢慢倒过来，成为规约我们行为的伦理，它和幸福相距甚远。
电影《牛仔裤的夏天》 在荒唐三角的《卡利古拉》中，卡利古拉在“发疯”前领悟到的谬误是，人必有一死，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 而在《西西弗神话》离结尾不远的中央，加缪也是写道 ：“假如没有尝试过写一部关于幸福的教科书，我们就不会发现荒唐。” 和《西西弗神话》两相对照，我们就能够了解，默尔索的淡漠，他与社会其他人坚持一定的距离，并不是由于他比其他人来得更通透；而他向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开了五枪，也并非只是激动的非理性——由于人类的哪一桩罪恶，不是以理性之名，行非理性之实？人类的哪一场战争，不是素未谋面的人之间的相互屠戮，从而埋下仇恨的因果？ 只需戳破人类幸福的肥皂泡，荒唐的问题就迎面扑来，所以，加缪就在《局外人》里，借助一个非理性的偶尔事情，戳破了默尔索原本没有多想的幸福的肥皂泡，他为默尔索合理地设置了“陌生感”——妈妈逝世，“我”没有哭；女朋友问“我”爱她吗，“我”说不爱；律师诱导“我”说有利于自己的证词，“我”拒绝说“超出我感受”的东西——于是默尔索瞬间就和熟习的环境、生活拉开了距离。换句话说，他被熟习的生活丢弃了。
电影《超脱》 《西西弗神话》里，“陌生感”所得到的表述是： 有时布景会坍塌。起床，电车，四小时待在办公室里，或者工厂里，吃饭，然后再是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周一周二周三周周围五和周六，都是同样的节拍，大多数的时间里，这条路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有一天，忽然间就问了个“为什么”。 再或是： 忽然，某一天，一个人发现，或者说自己三十岁了。他确认了自己的青春。……他属于时间，他感到一阵恐惧，正是在这之中，他认出了自己最有力的敌人。明天，就在他原本应该拒绝的时辰，他还等候着明天。这种肉身的对立，就是荒唐。 默尔索便是问了这个“为什么”，他通知律师，肉身的需求有时会让他感到紊乱。比起社会对默尔索的“遗弃”，加缪更着眼于描写在陌生感来临之前的默尔索所感遭到的幸福感。难道默尔索不是比我们平常人等更具有幸福的感知力吗？妈妈的葬礼终了，“我”回到阿尔及尔，葬礼在我记忆中留下的，是各种分明的颜色：坟墓上的红色天竺葵，洒在妈妈棺木上血红色的泥土，混杂在土中的白色树根，最后，是汽车开进阿尔及尔时的万家灯火……我们本能够陶醉其中，浑然不觉，假如有人要我们说，并且用夸大的言语表白出来，那就是幸福啊！ 但是没有经过思索的幸福是不牢靠的幸福，小到默尔索——或者理想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大到整个人类，不都会由于一点偶尔，而令命运遭到彻底的扫荡吗？解脱不假思索的习气和陶醉，进了监狱，默尔索得到了思索的时间，他在监狱里思索什么呢？ 他思索自由的问题，看守长通知他，被剥夺自由，是对他的一种惩罚，他表示同意。 他思索所谓的血肉亲情（这是直接和默尔索丧母的事实相关的），报纸上关于那个出走后发了财的捷克人的故事，捷克人回到家乡投宿旅馆，开旅馆的妈妈和妹妹没有认出他来，杀了他。固然“我”并没有对此发表意见，但足以令我们看到，没有加以确认的所谓亲情有多么脆弱。 他思索“我”和他人的关系，他从用来吃饭的铁碗映照自己，“我觉得我的形象依旧是很严肃的，即便我极力对着他笑容。我在面前晃动一下碗。我笑容一下，它保存同样的严肃和忧伤的神态”。——尔后，真正的“我”和那个被社会认定的“我”彻底别分开来，所以才会有之后他冷眼看着法庭上审问的那一幕：真正的“我”想到的是，“夏天的气息、我酷爱的街区、傍晚的某种天空、玛丽的笑声和裙子的窸窣声”，而法庭上的那个“我”则觉得到“一切变成一片无色的水”，头晕目眩。
电影《局外人》 也正是阅历过这一切之后，默尔索才和西西弗一样，坦诚地接受惩罚——在默尔索的设定中，就是接受死亡——之后便肯定了自己的幸福，他调动起自己的感官，肯定了曾经享有的人世的幸福： 夜晚、大地和盐的气息使我的太阳穴感到清凉。沉睡的夏夜美好的宁静像海潮一样涌进我心中。……我体验到这个世界是如此像我，说到底如此博爱，感到我曾经很幸福，往常依然幸福。 我们能够回到《西西弗神话》的结尾，并不意外地看到加缪对西西弗的幸福的肯定： 他（西西弗）爬上山顶所要中止的斗争自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以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固然人类的荒唐命运毫无疑问是悲剧性的，但这并不影响人类充溢激情地生活，充溢激情地爱着自己的同类，充溢激情地准备好投入结局一定荒唐的人生。也只需阅历过幸福的探求之后，面对诸神的应战与惩罚，才能够像西西弗一样，昭显作为人的威严。这是差未几以《局外人》开端的加缪作品整体所呈现给我们的明晰逻辑。这也是为什么，加缪作品中的第一个荒唐三角导向的是第二个对立三角：在加缪看来，对立远不是针对某一个细致的历史和社会的对立，而是关于人类悲剧命运的对立。 应该也是由于这一点吧，《局外人》所包含的存在命题以及对实真实在的尘世的酷爱吸收了许多优秀翻译家的眼光，郑克鲁教员即是其中的一位。阅历过加缪的文字，我置信，郑克鲁教员是幸福的。 ▼ 看见日常生活的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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