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周恩来恢复中美邦交的艰难谈判：求同存异谐和矛

普通来说，资产阶级国度的政府，同人民的愿望和请求是相背离的。一些国度的政府不愿同新中国交往，以至采取敌视态度，但这些国度的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我们就把人民同其政府区别开来，展开民间友好交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资本主义国度中的官员也不是清一色，而是有着不同的倾向，和他们打交道时，不能一刀切，都看成同等反动的一帮。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参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史密斯同国务卿杜勒斯就有水平和倾向的差别。

可见，客观事物间的异同点，十分繁多、复杂，只需搞分明了，求同存异才有了前提和依据，才有可能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求同存异的方式和措施，获取良好的效果。总的来看，求同存异可分作两大类别。

一类是求大同存小异，普通适用于目的分歧、基本利益相同的人民内部和朋友之间，这种同是主要的、大量的，异是次要的、部分的，异不障碍同，求同也不请求消弭异，同异共存构成相互弥补和促进的关系。

另一类是异中求同。指的是在基本的利益抵触和分歧的阶级之间及国度之间，它们之间的异是基本的，主要的，同是部分的次要的。当这种基本的利益抵触，不允 许或不能够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求得处置时，需求从对方异中求同，运用政治伎俩，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达成一定的妥协。

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故发作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民族矛盾已超越国内阶级矛盾的历史背景下，周恩来参与党中央制定并积极执行“逼蒋抗日”的方针，压服张学 良、杨虎城，运用求大同、存大异的准绳，经过直接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的多次谈判，促使西安事故战争处置，进而化解了国共两党十年血战的矛盾死结，奇迹般 地完成第二次国共协作，使昔日你死我活拼斗的政敌重新走进一个战壕，协同抗日。

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亚非会议，状况十分复杂，各国首脑 态度不一。更因帝国主义长期的反共宣传，一些国度的代表对新中国抱有成见，在会上对中国公开诽谤和攻击；有些国度代表对新中国不了解，随声附和，会议有陷 入争持和面临不欢而散的风险。周恩来以无产阶级外交家的博大胸怀，镇定自如，当机立断，即席做了弥补发言，阐明中国政府追求团结的诚意和求同存异的准绳立 场，通情达理，真诚感人。话音一落，会场立刻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会场氛围大变，一些在会上攻击过中国的代表也表示歉意，求同存异的指导思想为大家 接受，终于使会议取得圆满胜利。

在恢复中美邦交的艰难谈判中，周恩来求同存异谐和矛盾的高超艺术再放异彩。中美之间经过20多年的隔 绝和敌对，存在深化分歧，对有些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

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和基辛格长时间的谈判后，美方提出的最后公报草案用尼克松的话说是“采用了规范的 外交公式，运用了含糊折中的言语，来暂时掩盖争论最猛烈和最难处置的问题”（〔美〕理查德·尼克松：《改动世界的一周》，载《西方人看周恩来》，第243 页）。

周恩来另提出了一个外交史上史无前例的突出分歧，既阐明最高级谈判的基本目的和双方的共同点，又保存各方基本立场的文件。这使基辛格大吃一惊。谈判 最终在求同存异思想的基础上取得突破，解开了20多年中美关系的死结，完成了关系的正常化。

尼克松和基辛格称道周恩来有共产党人的坚决信心、运用自如的谈 判艺术、不相上下的品德和献身肉体。尼克松还说：周恩来“具有反动首领中稀有的才气”，“在我会晤过的世界首领中，这种精巧机灵的品性，无人能望其项 背”；他是“最令人敬佩”的政治家（〔美〕理查德·尼克松：《指导者》第七节《周恩来》），世界上最巨大的指导人之一。

美国罗思·特里尔教授评论说：“周 恩来教过许多中国干部什么叫做有准绳性的调和……他擅长做谐和工作，但决不意味着他缺乏基本立场。”

大量事实表明，周恩来的谐和矛盾、求同存异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与传统的儒家中庸思想和无准绳的折中主义有实质区别，它是坚决的准绳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统一的产物，是他在长期反动斗争理论中磨炼出来的非同凡响的指导才干和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