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越丨公与私的交叠——政治境遇与白居易的妓乐书写

注：本文发表于《学术研讨》2021年第12期，此为作者Word版，援用请以该刊为准。感激洪越教员受权发布！

公与私的交叠

——政治境遇与白居易的妓乐书写

洪 越

提要有关白居易咏妓写情的诗作，研讨者通常从唐代妓乐文化兴隆、士妓关系密切、作者对女性和男女之情的态度这些方面去了解。实践上，这些写作和白居易的政治处境密切相关，也和他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仕与隐等人生意义的思索有关。随着境遇的改动，白居易咏妓写情诗的取向和意义也相应呈现变更，或者借助这些书写传播诗名，或者彰显其政治位置和精英身份，维系社会人际关系，或者在政治仕宦的“公共”范畴中发明出一个妓乐欢娱的“私人”空间。

关键词白居易；咏妓诗；公共范畴；私人空间

描写女性和男女情爱的诗，也被称为“艳诗”或“艳情诗”，这类诗在中晚唐大量呈现，从数量、类型和内容看，都比以前丰厚得多。这个时期，由于商业和城市的展开，妓乐活动和对伶妓的需求绝后兴隆，士妓交往频繁，士人创作了大量歌咏妓乐的诗歌。白居易保存下来的这类作品在中晚唐诗人中数量最多。对白居易的咏妓写情诗，以往的研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长恨歌》《琵琶行》的研讨，一是经过其作品调查唐代的妓乐文化和士妓关系，以及白居易的女性观和白诗的情感内涵。本文把白居易的咏妓写情诗放在其人生境遇和政治生活中调查，剖析他为什么在人生的某些时期创作、保存这些作品，又如何经过它们传播诗名，彰显位置，确立身份认同。我们会看到，白居易的妓乐书写，和他的政管理想，他在境遇改动时寻觅人生意义的努力，他对仕与隐、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思索，都有密切的关联。随着境遇的改动，其咏妓写情的意义也在变更。初入仕途时，白居易以咏妓诗为游戏之作，并不注重。后来当他和友人的处境因仕途升降发作变更，于是作诗追想早年的科举胜利、妓乐行乐，用这种方式强调自己群体的精英身份，维系多年前树立起来的社会人际关系。贬谪后，看到自己倡导的讽喻诗没有起到预期的政教效果，倒是咏妓写情诗遭到读者欢送，于是为后者辩护，提出抒写个人悲欢的诗也有价值。到了中暮年，专注于在做官余暇寻求自适生活，咏妓写情诗的意义就转变为在政治仕宦的“公共”范畴中发明一个妓乐欢娱的“私人”空间。

一、追想政治胜利

比起很多同代人，白居易的仕途初始极为顺利。他贞元十六年29岁时进士及第，三年后以书判拔萃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制科登第，授左拾遗、翰林学士，进入文官参政的最高层次。这段时间里，他和 妓人有很多接触，好比同年聚会征召伶妓，在官员家宴观赏家妓表演，平康里访妓，在酒席上作赠妓诗等。不外，这个时期创作的咏妓诗很少收在诗集中，阐明他以为这些诗是游戏之作，不以为意。[1]

对白居易，妓乐成为值得保存的书写对象要到元和四年。这以后的十年间，白居易和元稹仕途受挫，产生今昔之感，作诗回想他们早年在长安的高兴日子。这些“怀旧”作品并不只是表白感伤心情，也有理想意义。在《何时怀旧》一文中，田安（Anna Shields）就剖析了元白如何经过回想年轻时的科举胜利和纵容不羁，彰显自己所属群体的清显位置和精英身份，安慰贬谪中的友人，以图在逆境中维系以前在长安树立起来的社会人际关系。 [2] 追想妓乐是他们“怀旧”书写的一部分。对出身寒素的年轻士人，享用妓乐是科举胜利带来的“资历”。白居易初入长安时见到他人车马笙歌，激烈感到一个外来者的寂寞。[3]进士及第使他进入京城的政治社交圈，有了接触妓乐的可能。在他和元稹的回想性书写中，他们在妓乐和政治之间树立起多种关联，从而赋予妓乐回想和书写的价值。

妓乐作为政治位置和精英身份的表征，能够在元白作于元和四年的两首七律中分明看到。当时，元稹遇到七年前一同及第的吕炅，夜话赠诗，白居易见到元诗后和诗。在这两首诗中，追想长安旧游成为稳定友人情感的方式。元白诗结构相同，都先忆旧，继而述今，而过去的及第授官和狎妓是描画的主轴：“同年同拜校书郎，触处潜行烂漫狂。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七年浮世皆经眼，八月闲宵忽并床。语到欲明欢又泣，傍人相笑两相伤。”（元稹《赠吕二校书》）[4]“见君新赠吕君诗，忆得同年行乐时。争入杏园齐马首，潜过柳曲斗蛾眉。八人云散俱游宦，七度花开尽分别。闻到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白居易《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5]元稹以“校书郎”对“烂漫狂”，白居易并置“同年”和“行乐”，都强调科举胜利和享用艳色的联络。“同年”指贞元十九年书判拔萃登第者，元稹、吕炅、白居易都在其中；“校书郎”是登第后授予的官职，固然是基层官，但属于文词清华之职，在中晚唐被看做是文学官僚仕进的最佳途径。元诗把举行科举考试庆功宴的“杏园”和访妓的“柳曲”并置，是炫耀他们在仕途和情色两个范畴取得胜利。以前的诗人固然也自叙年轻不羁，但主要着眼于雄心和才情。自诩狎妓自然也有先例，如李白在《忆旧游寄谯郡元从军》中写在洛阳酒楼“买歌笑”，以展示“轻王侯”的反权威姿势。[6]和李白不同，元白写狎妓不是拒绝权威，而是炫耀权威赋予他们的位置和身份。此时，元稹分开长安已有三年，又因弹劾东川节度使得罪当权者，对出路颇为忧虑。他用“七年浮世”形容登第以来仕宦浮沉，亲友聚散不定。对他来说，过去和往常之间是断裂的，他对这一断裂流露了“欢又泣”“两相伤”的感伤。白居易则处在他政治生活的高峰。他用“七度花开”形容这七年，显然是志自得满。在该诗尾联，白居易力图弥合元稹感到的“断裂”，以略带调侃的语调安慰他：“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

次年，当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从军，白居易再次追想长安旧游，希望安慰逆境中的友人。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这首长诗中，白居易叙说了自己和元稹结识的阅历，塑造了他们恃才不羁和正直朝官的形象。为突出“不羁”，他再次回想前面七律中写到的狎妓。不外，篇幅短小的七律只勾勒了“烂漫狂”的士人群像，《一百韵》则用相当长的篇幅渲染士妓欢宴的场景，特别是伶妓与文士这两个群体相似的神态：伶妓“夸坠髻”“斗啼眉”竞相夸示姿色，而文士则“战”“争”“竞”“斗”，竞赛文章技巧和追逐艳色的身手。白居易强调，在座的是京城最出色的伶妓（“绝艺”“名姬”）和最有政治出路的年轻文士，而文士在妓席酩酊大醉，是以狂的姿势展示自己才气横溢、自傲不群。

除了记叙士人群体妓乐活动的“怀旧”书写，白居易还有一类追想旧游的作品描写自己年轻时与一位妓人的交往。元和十年，两个偶尔的机遇使他写了两首这样的诗。一个是元稹在四川通州驿馆的墙壁上，看到白居易十五年行进士及第时赠长安妓阿软的绝句，为此作诗，并把自己的诗和墙上的白诗抄寄给白居易。白居易在答诗中回想了自己当年赠诗阿软的状况。第二个是同僚张仲历来访，吟新作《燕子楼》三首，歌咏武宁军节度使张愔爱妓关盼盼在他逝世后“怀旧爱而不嫁”，住在张氏旧第燕子楼十余年。白居易也作《燕子楼》三首，在诗序中讲述张仲历来访吟诗，回想十一年前游徐州时见到关盼盼并赠诗的事情。两首诗中回想的两位女子，阿软是长安的私妓，关盼盼是藩府节帅的家妓。白居易当年给她们的赠诗各存一联，都是赞誉她们的娇美姿势。赠诗阿软发作在进士及第那年。他这样回想结识阿软：“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7]“风流”既形容阿软装束入时，也形容自己因科举胜利被艳色喜欢。遇关盼盼是在书判拔萃登第后授校书郎那段时间。他回想张愔宴请自己，出爱妓佐欢，自己席间赠诗，写出一个政治出路被看好的年轻人的风光。回想这两件事的时分，白居易是太子左善赞大夫，固然官品不低，但不属于最有出路的清职，和几年前任翰林学士相比，仕途并不如意。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年轻、胜利、对未来充溢希望，他在诗序中表白了这样的慨叹：“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怀旧感今，因酬长句。”[8]作为酬和友人同僚的作品，这两首诗的创作也有维系社会关系、彰显诗名等理想缘由。张仲素进士出身，先被幕府聘任掌写奏表，后入朝作清职文官，是以文学仕进的典型履历。白居易在张愔宴席遇到关盼盼的时分，张仲素正在张愔幕府任职，他们可能那时分就认识了。十一年后作诗咏关盼盼时，张仲素任司勳员外郎，是有出路的中层文官。他次年任礼部郎中、翰林学士，进入政治权益中心，并与同任翰林学士的令狐楚、王涯编制《三舍人集》。后来令狐楚和王涯都官至宰相，张仲素因逝世早没有这样的机遇。元和十年访白居易时，以张仲素的政治履历和文学名声，他应被视为准备进入统治层中心的成员。因而，白居易在诗序中赞誉张仲素诗，详述张仲历来访、自己同题作诗的经过，有稳定社会关系、彰显文学名誉的理想意义。同样，白居易记叙元稹在偏僻的通州驿站看到自己的诗句，也有助于传播他的文学名声。

到了贬谪的环境中，元稹和白居易就很少炫耀、详述早年的妓乐阅历了。譬如，固然白居易在作于元和五年的百韵排律中渲染与妓行乐，贬谪中的元稹却在答诗（《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淡化了这个主题，将妓乐的部分减少到两韵。在被贬的状况下，元稹已没有心情去处置曾经有过的、与仕途亨通联络在一同的妓乐活动，他表白的焦点转移到对贬谪这个人生严重变故的直接回应上。元稹用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来解释被贬的缘由，这“特性”表示为“排拒他人或为他人所排拒”：[9]他“狂歌”“醉舞”而“遭朝士笑”；他制科考试铤而走险，以“词直见黜”的策文为模范，使前辈“戒”，好友“哂”；他任官时不顾“世情”冒死进谏、弹劾权贵，结果被“黜”。同样，白居易在贬为江州司马后，也不再大肆渲染行乐，而是把长安妓乐处置为一个凝缩的意象，代表朝廷所在的政治中心，用远离妓乐意味失去政治位置。《琵琶引》把“京都声”比作“仙乐”，对比贬谪地江州的音乐匮乏，除了杜鹃啼叫，就是猿猴哀鸣，山歌和村笛也“呕哑嘲哳难为听”。[10]《寄微之》则以“帝城行乐”对比“天畔穷愁”，用“秦女笑歌”指帝京，用“巴猿啼哭”指贬谪地。[11]白居易逐步越来越少回想长安，更多关注贬谪当地的生活。他提出，远离帝京也能够生活很好，无论在哪里，“心安即是家”（《种桃杏》）。[12]这里表示出一种发明肉体，即当自己的人生在主导价值观体系中失去位置，就要努力挖掘另外的价值。白居易这种在政管理想不能完成时于边沿发明新价值的活动体往常多个方面，其中两点与妓乐书写有关，一是为自己盛行的咏妓写情诗辩护，一是在政治仕宦的“公共”范畴中发明一个妓乐欢娱的“私人”空间。下面分别讨论。

二、娱悦的文学观

对白居易的诗歌观念及写作，学界关注较多的是规讽的文学观和作为规讽文学观理论的新乐府以及闲适诗。但其实，白居易也在一个时期为咏妓写情诗确立位置，提升它们的诗歌价值。

对以男女之情为题材的诗，白居易的态度前后有变更。倡导讽喻诗的时分，他对文学中的艳丽文辞和男女之情持批判态度。入仕初期，他在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位置上，职责是规谏朝政缺失和向皇帝直接进言。在启奏进谏之外，他歌咏弊病进闻于皇上，把诗歌当做一种参政方式。基于这种文学观，他批判讴歌君主的“郊庙登歌”和愉悦君主的“乐府艳词”，以为那些作品会使规讽文字减少，招致国度乱亡（《新乐府·采诗官》）。他说的“乐府艳词”应当包含以女性和男女之情为题材的乐府诗，好比汉乐府中娱君的游仙诗，南朝乐府中的艳词，唐代乐府的胡乐、燕乐等娱悦君主的歌辞。[13]其中，至少南朝乐府的“吴歌”“西曲”就是歌咏男女之情的作品。

白居易对写情诗的态度在元和十年发作变更，这个变更和他的政治境遇有关。之前，他在朝廷参政，希望以讽喻诗辅助政教。贬谪后，他认识到讽喻诗并没有发挥他所等候的效果，同时看到自己的咏妓写情诗遭到社会各阶级的欢送，促使他的诗歌评价规范有了改动。他提出，社交诗和书写男女之情的诗，假如读者喜欢，诗人在创作中得到满足，也有难以疏忽的价值。能够说，这是以娱人悦己为目标的“娱悦的文学观”，和他参政时倡导的规讽的文学观是不同的。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同时出往常《与元九书》这封贬谪后不久写给元稹的信中。信的前半论述规讽的文学观，先追溯这种文学观的源头（“六义”），然后描画它在文学史上的展开（“崩坏”），最后回想自己理论这种文学观的失败（因触怒权贵而“获罪”）；信的后半则转向娱悦的诗，先谈自己的咏妓写情诗遭到读者欢送，再引见自编诗集的分类，最后回想与元稹吟唱艳诗的高兴。[14]全篇书信表白了这样一个见地：固然作诗应该以改动政治、社会为目的，但理论起来艰难重重，反倒是歌咏个人悲欢的作品，包含咏妓写情诗，能娱悦读者，并给诗人的生活和情感带来满足。

在信中，白居易从三个方面为咏妓写情诗的位置辩护。首先是诗歌的传播和读者的接受状况。他以自己的创作产生的实践反响来阐明这一点：“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常常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屡屡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缺乏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15]提到的三种作品中，《秦中吟》慨叹批判社会理想，《长恨歌》写唐玄宗、杨贵妃情事，元稹在通州见到的白诗则是前面谈到的赠长安妓阿软的绝句。读者对这些诗的喜欢，和信的前半所写有权力者对白居易的讽喻诗的敌视，构成鲜明对比。在朝廷，他的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而在朝廷外，从长安的宴席到四川的驿馆，他的诗被各种社会阶级（“士庶”）、宗教（“僧徒”）、性别（“孀妇”）、年龄（“处女”）的读者吟诵、歌唱和传抄。白居易对比了两种诗：一种是讽喻诗，以君主和朝官为读者，以政教为目的；一种是盛行诗，以普通人为读者，以娱悦感念为目的。[16]白居易用“雕虫之戏”描画自己的盛行诗，是用规讽文学观的规范，把《长恨歌》和赠阿软诗那样的作品视为游戏之作。但同时，他又为游戏之作辩护，提出它们由于读者喜欢（“时俗所重”）而具有价值。这种复杂的诗学观，也体往常白居易自编诗集的格式上。他强调自己最有价值的作品是讽喻诗，同时把娱悦读者的盛行诗收录进来。他把自己的诗分红四类，其中“讽喻诗”和“闲适诗”表示儒家“兼济”和“独善”的两个方面；[17]另外两个类别“感伤诗”和“杂律诗”，则包含了他的一些盛行作品。《长恨歌》属于“感伤诗”；“杂律诗”是“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功用是“释恨佐欢”，赠阿软诗应属此类。对这类作品，白居易的态度呈现了矛盾的状况：他声明自己的文学评价规范与时人相反（“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他看重讽喻诗和闲适诗，而普通读者喜欢他的“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可他选入的感伤诗和杂律诗的数量却是讽喻诗和闲适诗的两倍。然后，他又说以后再编诗集，杂律诗能够全部删去，来缓解选入这么多杂律诗产生的自我心理压力。

白居易为咏妓写情诗辩护的第二个方面触及诗歌的功用。在信的末尾，他描写自己和元稹的友谊，是经过诗歌相交相知，在不同处境中以诗“相戒”“相勉”“相慰”“相娱”。前面提到的复杂诗观也表往常这里的叙说中。他先说自己和元稹的知己关系基于他们共有的规讽的文学观：和他人看重他的咏妓写情诗不同，元稹看重他的讽喻诗。可接着，他描写二人友谊的例子却不是共同创作讽喻诗，而是一同吟唱艳诗：“往常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傍，无所措口。”[18]这里的“新艳小律”应该是指以闺情为题材的绝句。当时以为，短小的近体律诗特别合适写供歌妓演唱的闺情作品。元稹作于元和十年的《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戏谑擅长“古调”的韩愈最近也作“近诗篇”，形容他的新律诗“闺情软似绵”“轻新便妓唱”，就是把近体律诗的方式、闺情的主题、歌妓演唱的功用这几个方面联络了起来。[19]元白吟唱艳诗“相戏”“相娱”，强调的是诗歌的文娱功用。

白居易为咏妓写情诗辩护的第三个理由，是关于诗歌创作自身的意义。他用自己的创作阅历来阐明这一点：“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20]唐诗经常把皇宫比作蓬瀛仙境，把接近皇帝的清贵文官比作仙。八九世纪之交，文士倡导文才天赋的观念，把具备文才词章者比作天人或仙。白居易把作诗比作游仙境，将沉浸在诗中的自己和元稹比作“诗仙”，是把作诗提到一个崇高的位置。值得留意的是，被白居易赞誉为如游仙境的两个诗歌活动，指的是吟咏那些他在前文中定义为缺乏社会意义的、不重要的诗。一个活动是和元稹吟唱“新艳小律”，另一个是在“花时宴罢”“月夜酒酣”时吟诗，所对应的是白居易诗歌分类中的“杂律诗”。在阐明诗歌理论和自编诗集格式的时分，白居易把这两类作品放在边沿次要的位置，说咏妓写情诗是“雕虫之戏”，“杂律诗”也“非平生所尚”。但在这里，他把沉浸在这些诗中看作是超越生老病死（“不知老之将至”）、仕宦功名（“轩鼎”）的方式，用“外”“脱”“傲”“轻”四个动词形容诗的世界高于世俗人世。至此，与挚友吟唱艳诗或歌咏个人悲欢已不是消遣游戏，而是寄予人生意义的行为。这意义无关政治生活，是在娱人悦己的文学创作中找到寄予。

三、营造“私人天地”

元和十四年贬谪终了回朝后，除了短暂任中书舍人、知制诰外，白居易没有再进入文官参政的最高层次。他在长庆、宝历年间出任苏州、杭州刺史，之后在洛阳担任闲职、退休，在苏杭和洛阳写了大量咏妓诗。

这些咏妓诗属于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闲适诗，它们在白居易后半生的创作中占领了中心位置。对白居易不再创作讽喻诗，学者评价各异。一种见地以为他丧失了早年的社会关怀，只关怀个人吃苦，是一种退步。也有学者联络政治环境和个人处境，以为这个转变有不得已之处。白居易在宪宗初年入仕，彼时君臣都有变革理想；贬谪回朝时，穆宗朝权益斗争猛烈，完成政治志向的空间很少。他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当一个士人因种种缘由无法完成政治志向，他能够做什么？白居易的回答是“中隐”。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21]他承认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大隐”和退居山林的“小隐”，由于前者不能解脱官场的险峻忧患，后者使生活贫穷；不如在洛阳任闲职，在官场拿俸禄的同时享用自由的生活——这是“在两种同样不温馨的选择中间为自己发明一个空间，其关键是个人的温馨”。[22]白居易的同代人里，可能有不少会认同这个选择。中唐文人经常一边在公同事务中担任朝官、处置政事，一边在公务之余的闲暇时间享用属于自己的物品（鹤、石、池塘、花园）、阅历（恋爱、美食）和活动（妓乐、出游）。这些闲暇时的享用构成一个“私人天地”，它既存在于仕宦的公共世界之中，又自足而不受公共世界的影响，是在由政府垄断的社会价值（仕宦生活）之外发明出的个人价值（日常生活）。[23]川合康三特别强调白居易在文学中表示日常生活的创新意义。他以为，白居易在理论上肯定“吟咏生存的高兴、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幸福感”，是“在文学上的发明”，是中唐时“个体独立肉体的张扬被发现，并得到普遍的认同”在文学中的显现。[24]

白居易有认识地为歌咏日常生活确立价值从贬谪江州开端。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强调在逆境中知命自适。在“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四十五》）这样的诗句中，他重新定义“家”和“乡”，将其内涵从地域转变为个人意志。这是用自我塑造的方式拒绝被外界环境左右：固然不能改动贬谪的处境，却能够拒绝逐臣不遇的怨叹，发明自足的生活。为了“心安”，为在贬谪地发明“家”和“乡”，白居易营造出一个“私人天地”。他修缮房屋庭院，种花草树木，挖小池塘，在这个惬意的私人空间里弹琴、吟诗、喝酒，享用高兴自适的生活。假如说贬谪招致士人社会价值减少是朝廷政府决议的大叙事，白居易拒绝这个叙事，宣称贬谪使他发现了自适的生活。

贬谪终了后，白居易营造私人天地的活动扩展到妓乐行乐。作为苏杭刺史，他有官妓能够支配；在洛阳，他置办家妓。他描写携妓出游、观赏妓乐歌舞、与妓宴饮，一些最有名的咏妓诗，关于官妓商小巧、杨琼，家妓樊素、小蛮，都写在这个时期。白居易此时书写妓乐，与早年追想长安旧游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妓乐的位置从公共范畴转移到了私人空间。追想长安旧游时，他并置妓乐行乐与科举胜利，以表示他们所属的群体是政治和情色两个范畴的降服者。他在苏杭的诗则把政治和妓乐分开，在“公”与“私”、“公门”与“妓席”、“政事”与“风情”、“治吾民”与“乐吾身”之间划出界线，将妓乐、饮酒、吟诗和游山这些活动放在公务之余的私人空间。享用妓乐欢娱以至被看作是能够与追求仕宦相匹敌的人生选择。在《湖上醉中代诸妓寄严郎中》这首诗中，身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问在朝廷做官的严休复，能否对朝政感到倦怠，想念杭州的杯酒笙歌：“笙歌杯酒正欢娱，忽忆仙郎望帝都。借问连宵直南省，何如尽日醉西湖？蛾眉别久心知否？鸡舌含多口厌无？还有些些难过事，春来山路见蘼芜。”[25]严休复是前杭州刺史，此时担任尚书省郎官。固然郎官的官品普遍比刺史低，但由于唐人以入京任官为荣，加上郎官属于清要文官，严休复由杭州刺史入朝为郎官不是降职，而是正常的迁转，以至升迁。[26]白居易称严休复为“帝都”的“仙郎”，就是赞誉他的清贵身份。但是，对严休复在中央政府参政，白居易表示他并不羡慕。与普通唐诗中以在尚书省值夜班、含鸡舌香在皇帝面前奏事为自豪的态度不同，白居易问严休复，他能否厌倦了公务忙碌的政治生活？能否想念杭州的妓乐游宴？对比白居易和元稹在早年诗中写“同年”的“行乐”、“校书郎”也是“烂漫狂”，强调政治生活和妓乐行乐相得益彰，这首诗把妓乐和仕宦对立起来。颔联和颈联对比“直南省”和“醉西湖”、“蛾眉”和“鸡舌”，把在京城追求仕进和在中央享用酒色呈现为两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对白居易来说，在公共范畴为政治胜利拼搏不如在私人天地作醉翁、伴蛾眉更有吸收力。

在生命中的最后十七年，白居易在洛阳担任闲职并退休（“致仕官”），丰厚的薪水支持他具有园林家妓的温馨生活。没有了做刺史时需求完成的公务，私人天地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贾晋华从《汝洛集》《洛中集》《洛下游赏集》这三个以洛阳为中心的诗集调查盘绕在白居易周围、以老人和闲官为主体的闲适诗人群，把他们的生活情味和创作倾向归结为五点：“好佛亲禅、追步中隐、耽玩园林、诗酒放狂、沉浸声色。”[27]其中“沉浸声色”的例子大多是歌咏家宴妓乐的作品。在白居易暮年的诗中，享用妓乐有时成为对立衰老和死亡的一种姿势。很多学者留意到白居易喜欢记载年岁。如贾晋华指出的，对年岁增加的关切是对生死问题耿耿于怀，而白居易这种对生死的关切越到老年越激烈，因而他经过珍藏文集追求文名传播后世，经过修佛法追求肉体的转世再生。[28]除了寄希望于来世和永生，白居易应对生死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在有限的人生尽量享用欢乐。他把与友人陶醉妓乐描写为人世欢乐的极致，赞誉裴度家宴：“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世曾有无”（《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29]描写自己和牛僧孺的家妓合奏歌舞：“人世欢乐无过此，上届西方即不知”（《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30]当邻人逝世，他用妓乐消散、再也不能享用“欢娱”表白对生命结束的无法伤感：“绿绮窗空分妓女，绛纱帐掩罢笙歌。欢娱未足身先去，争奈书生薄命何”（《闻乐感邻》）。[31]如此，享用妓乐被赋予超出普通消遣文娱的意义，表征生命的存在。和中年时用发明自适生活的方式拒绝被归入贬谪不遇的政治社会叙事一样，白居易在暮年用奋力追欢的方式拒绝被归入衰老死亡的自然规律叙事。写给牛僧孺的《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就是一个例子：“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思黯自诩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戏予羸老，故戏答之。）慰老资歌笑，销愁仰酒浆。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须狂。”[32]钟乳听说有中途夭折、益阳事的效果，在唐代盛行服食。白居易把牛僧孺自诩服食钟乳得力与歌舞之妓颇多联络在一同，诗的前半赞誉牛僧孺固然年老却肉体旺盛，后半写自己固然“羸老”却还能够观赏妓乐，炫耀自己在有缺陷的人生中享用高兴的通达。尾联的三个“狂”字表示出诗人知道死亡迫近（“眼看狂不得”），但拒绝自怜伤感的自嘲姿势（“狂时且须狂”）。

四、一个缩影

政治境遇与白居易妓乐书写的关系，在《霓裳羽衣歌》这首长诗中能够分明看到。诗中写到，《霓裳羽衣》乐舞在白居易的生命中先是政治胜利的意味，然后变成闲暇生活中的享用。在诗的前半，得到和失去观赏此舞的机遇取决于仕宦沉浮。元和初，白居易任官清显，因而能够享用在宫中观赏歌舞的特权：“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33]然后，观赏此曲的机遇因贬谪而丧失，似乎是从仙境跌落到人世，只能听到“山魈语”和“杜鹃哭”。在这个得与失的叙说中，白居易树立起观赏妓乐与政治位置的关联。在诗的后半，妓乐的功用转变了。他叙说任苏、杭刺史时教官妓排演此曲，经过在中央复制宫廷乐舞，把《霓裳羽衣》从中央高层文官才有资历享用的特权，转变为中央官闲暇时的消遣。

不外，不是一切人都同意宫廷乐舞能够在中央复制。元稹就以为《霓裳羽衣》对表演者请求极高（“须是倾城不幸女”），中央上没有契合请求的伶妓，因而不能重现宫廷乐舞的光彩。白居易招认中央上的官妓并非“国色”，但他主张，比起妓人的容貌，更重要的是有人选拔和培育她们：“妍媸优劣宁相远，大都只在人抬举。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娟、态，苏妓之名。）”[34]白居易对妓人的客观条件轻描淡写，强调自己发明价值的意义。他在这首诗的其他部分也赞誉发明者的角色，好比杨敬述“创”霓裳羽衣曲、元稹“造”霓裳羽衣谱。[35]白居易也是发明者：他不只将宫廷乐舞“翻传”到江南，而且提升中央官妓的价值。这里表示出的发明肉体，与他贬谪时在异乡发明自适生活，为自己盛行的咏妓写情诗确立价值是分歧的。他对官妓的“抬举”不只体往常以为她们有资历表演宫廷乐舞，也体往常以为她们值得被记载。白居易留下近二百首跟伶妓有关的诗，即便在咏妓诗异常兴隆的九世纪，也相当引人注目。他诗中写到的有名字的 妓人共有三十多人。[36]单在《霓裳羽衣歌 》这一首诗中，他提到的官妓就有商小巧、谢好、陈宠、沈平、李娟和张态，还记下她们各自擅长的乐器。正由于白居易记下了这些妓人的名字、技艺和事迹，而不是以为她们微缺乏道，才使她们在历史记忆中有一席之地。作《霓裳羽衣歌》之后不久，白居易分开苏州，暮年在洛阳锻炼家僮演奏《霓裳羽衣》。至此，这支乐舞阅历了从公共范畴到私人天地、从朝廷到中央政府到家庭的转换，其意义也从政治胜利的意味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欢娱——正似乎是白居易终身中咏妓写心意义不时变更的缩影。

[1]贞元十六年赠阿软诗和贞元二十年赠关盼盼诗，都不在白集中。川合康三以为，中国士大夫承担的正统文学遭到儒家文学观的限制，所以短少恋爱文学。“对士大夫来说，允许歌咏男女情爱的文体十分有限”，主要是乐府、艳诗、悼亡诗。艳诗是“在酒席上和妓女相互酬答，是逢场作戏，因而能够歌咏情爱，但也只是游戏而已，很多是仅限于这类场所、用后即弃的东西”。[日]川合康三：《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郭晏如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1页。

[2]Anna Shields, “RememberingWhen: The Uses of Nostalgia in the Poetry of Bai Juyi and Yuan Zh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2(2006): 321-361.

[3]关于白居易初入长安时的不适感，参见[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刘维治、张剑、蒋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6-230页。

[4]《元稹集（修订本）》卷一七，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8页。

[5]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43页。

[6]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44页。

[7]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五，第922页。

[8]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五，第922页。

[9]宇文所安以为，标榜与众不同的“特性”（singularity）是中唐作品的重要主题，也表示为中唐作家追求特异的作风。[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陈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页。

[10]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二，第686页。

[11]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七，第1105页。

[12]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八，第1162页。

[13]参见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14]谢思炜谈到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在《与元九书》中表示出的矛盾，先“讲述自己扶起诗道的坚决决计”，然后“完整转向了释恨佐欢的个人抒情之作”。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60页。

[15]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第2793页。

[16]《秦中吟》既是讽喻诗，也是盛行诗。杜晓勤以为，《秦中吟》和“新乐府”那样的讽喻诗不同，前者“继承了汉魏以来杂诗”的“大方悲鸣的抒情艺术”，悲歌社会政治问题和亲朋人生遭际，质朴自然；后者“发抒《诗经》以来民间歌辞刺美见志的讽喻传统”，针对朝廷政策、社会问题讽谏君主（杜晓勤《<秦中吟>非“新乐府”考论——兼论白居易新乐府诗的体式特征及后人之误解》，《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可能正是《秦中吟》的艺术特征所引发的感人力气使它在普通读者中盛行。

[17]川合康三提出，白居易的“闲适诗”并不契合孟子的“独善”理念，由于“独善”指个人涵养，而“闲适诗”写个人生活悠闲适意。他以为白居易是借用孟子的“独善”理论为自己所写的新题材树立价值。[日]川合康三：《白居易闲适诗考》，《终南山的变容》，第247-248页。

[18]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注》卷四十五，第2795页。

[19]《元稹集（修订本）》卷一二，第154页。

[20]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第2795页。

[21]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二，第1493页。

[22][美]宇文所安：《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贾晋华、钱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49页。

[23]关于中唐作家发明“私人天地”，参见[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第67-86页。

[24][日]川合康三：《白居易闲适诗考》，《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第252-255页。

[25]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第1390页。

[26]关于郎官与刺史相互迁转和升降，参见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社，2008年，第183-195页。

[27]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144页.

[28]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讨》，第122-123页。

[2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二，第2198页。

[30]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四，第2360页。

[31]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六，第1867页。

[32]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四，第2327-2328页。

[33]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一，第1410页。

[34]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一，第1412页。

[35]霓裳羽衣谱可能指元稹描摹霓裳羽衣舞的长歌，参见秦太明：《元稹<霓裳羽衣谱>辨析》，《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

[36]参见孙菊园：《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洪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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