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 | 崛起国与守成国冤家路窄

编者按：

12月6日，加拿大《环球邮报》曝光华为首席财务官、任正非之女孟晚舟于12月1日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拘留。同样在12月1日，中美圆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会晤，双方就贸易问题达成共识，将中止加征新的关税。中美贸易争端似要柳暗花明，却又忽然对峙不下。

中美贸易战的本源在于中国实力的疾速提升，美国耐久以来具有的全球优势位置遭到了应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历史，对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展开至关重要。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缘由是雅典权力的增长以及因而而惹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本文作者艾利森将此定义为“修昔底德圈套”。同时，艾利森以为，作为崛起方的中国与守成方的美国，应从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历史中吸取阅历经验，妥善处置双方的利益抵触，从而避免“伯罗奔尼撒战争”式的两全其美。

本文节选自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一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圈套吗？》一书，讲述了崛起国的雅典与守成国斯巴达发作战争抵触的始末。详情参见《每日一书》。感激作者鼎力支持保马！

崛起国与守成国冤家路窄

格雷厄姆·艾利森

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腊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域的主导位置曾经持续超越一个多世纪了。斯巴达是一个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在陆上与几个中等大小的城邦相互竞争，同时还得应对国内难以训教的黑劳士（Helots），这些人口与斯巴达自身的公民人口比例是7∶1。

在今天，斯巴达依旧是一种尚武文化的意味。从它的家庭到它的政府，其整个社会的组织准绳就是要将战役的生机和力气发挥到极致。斯巴达的当权者只允许身体条件最圆满的婴儿生存。他们将年满7岁的孩子从家庭中带走，让他们入读军事学院，在那里他们被锻炼、磨砺，为战争作准备。男子能够在20岁时娶妻，但必须继续以营房群居，吃一样的饭，并且每天锻炼。只需到了30岁，为斯巴达城邦效劳了23年之后，他们才干取得完整的公民身份以及参与议会的权益，这和雅典议会被激进、年长的贵族占领的状况有所不同。斯巴达的公民直到年满60岁才干免除兵役。斯巴达把军事价值观——勇气、英勇和纪律——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当斯巴达的母亲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战场时，她们通知儿子们“要么凯旋，要么战死”。

相反，雅典则是一个匍匐在单调瘠薄的阿提卡海角的港口城市，对自己的文化引以为傲。挺拔和人迹稀少的山脉将雅典与希腊大陆隔绝开来。雅典不时以来是个贸易国度，穿过爱琴海来贩卖橄榄油、木材、织物和可贵宝石的商人源源不时地向这里提供商品。与斯巴达军事国度的状态不同，雅典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学校接纳来自希腊各地的学生。在几个世纪的强者统治之后，雅典也开端了一个大胆、新奇的政治实验，并称之为“民主”。雅典的议会和五百人会议对一切自由男子开放，并在那里作出一切的重要决议。

雅典卫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腊世界基本是没有联络、相互分散的自治城邦。但公元前490年波斯的入侵让希腊人史无前例地团结到一同，同仇人忾。随后的温泉关战役，300名斯巴达精锐战士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拖延住波斯军队，为前方的希腊联军争取了可贵时间。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一支由雅典带领的分离舰队战功杰出，以一敌三击败了波斯舰队。公元前479年，希腊分离军第二次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波斯军队，而这一次之后，波斯一蹶不振，不再侵犯。

认识到自己在希腊胜利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雅典立志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事实上，紧随波斯军队撤离而来的是，雅典城邦阅历了惊人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复兴。其经济的繁荣吸收了全希腊的贸易商和海员效劳于海洋贸易。随着贸易量的增长，雅典增加了一支商船舰队弥补其正式海军，而这个时分，雅典的海军范围曾经是离它最近的对手的两倍了。较远的科西拉是唯逐一个有相当范围舰队的希腊城邦，紧随其后的是斯巴达的主要盟友科林斯。但是，这两个城邦都不会对雅典构成真正的要挟，由于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令人惊叹的胜利曾经证明，船员们的技术素养远比舰队的范围重要得多。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逐步将原来用于打击波斯人的防御性同盟网络转变成了事实上的海洋帝国。雅典请求同盟们承担相应的担负，残忍压制诸如纳克索斯（Naxos）等企图解脱雅典控制的城邦。到公元前440年前，一切的雅典殖民地，除了偏僻的莱斯沃斯（Lesbos）和希俄斯（Chios），都曾经放弃了自己的海军，转而付钱给雅典以寻求维护。之后雅典急速扩张在该地域的海洋贸易联络（这种新创建的贸易体制让许多更小的希腊城邦比以往愈加繁荣，联络愈加紧密）。雅典政府资金充足，资助了一大波文化树立浪潮，涌现了很多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化工事（好比帕特农神庙），多次排演了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固然希腊其他一些城邦对此越来越不满，但雅典人却以为他们帝国的扩张竟全是温和无害的。事后雅典人向斯巴达人解释说：“我们的帝国并非经过暴力取得，由于盟友们都是自己向我们靠拢的，自发地请求我们指导他们。”

电影《斯巴达300勇士》剧照

斯巴达人对这样的惺惺作态感到好笑。他们知道雅典人与自己一样既无情又满口谎言。但斯巴达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两个大国在政治和文化概念上的鲜明反差。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了君主制和寡头制的混合型政体。它较少干预悠远国度的事务，而是专注于防备自身城邦内奴隶黑劳士的叛变并维护自己在地域内的主导位置。斯巴达人为自己共同的文化感到自豪。但与雅典人不同，他们并不寻求其他城邦遵照自己的方式。固然有着气势汹汹的步兵，斯巴达仍是一个激进的守成大国。正如后来科林斯的大使在斯巴达议会上所说：“雅典人痴迷于创新，他们的设计不论是在概念还是执行上都以迅捷著称。你故步自封，不思求变，当被迫要作出回应时，你就走不了多远了。”

固然科林斯人的描画有点夸大了，但雅典的大胆的确反映在国度生活的各个方面。雅典人笃信他们在不时推进人类的进步。他们在干预他国事务时毫无顾忌，推翻希腊内陆城邦的寡头政府并推行民主。他们重复压服中立国度（好比科西拉）参与联盟。最令斯巴达感到不安的是，雅典的野心似乎无量无尽。正如一位雅典外交官在战争开端前对斯巴达议会直言：“这不是我们开的先例，弱者服从强者，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规律。”

在波斯撤离之后，为了向天下昭告，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绝对主导权，斯巴达掌权者请求雅典不得再修建自己的城墙。这意味着斯巴达有意让雅典裸露于陆上入侵的风险中，假如他们胆敢不服从斯巴达的命令，就要面临斯巴达的惩罚。但是雅典并不想回到这样的状态。雅典人置信他们在对战波斯中的痛苦牺牲曾经让他们取得了一定水平的自主权。但是这一拒绝却让斯巴达抓住了雅典不敬的凭据。其他人以至把这视为雅典要要挟既有次序的狼子野心。

在当时，雅典不时增长的军事力气对斯巴达并不构成实质性要挟。斯巴达与其同盟者的兵力大约是雅典的两倍。大多数斯巴达人关于自己在希腊邦联中无可争议的军事霸主位置充溢自信。固然如此，随着雅典的力气持续增长，有些人提议要先下手为强打击雅典，提示全希腊谁才是真正的霸主。这些斯巴达首领的理由是：再让雅典这么毫无障碍地展开下去，终将会要挟到斯巴达的霸权。固然最开端斯巴达的议会推翻了最初要宣战的意见，但随着雅典的力气日积月累，斯巴达内部鹰派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有一段时间，斯巴达还是置信经过外交伎俩能够遏制雅典实力的疾速上升。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两个城邦几近堕入全面爆发的抵触——即被合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系列抵触——之后，它们在公元前446年签署了一个重要的协议来规范它们的关系。这一著名的《三十年和约》为复杂的地域性保险次序打下了基础。它避免了成员们从一个同盟关系叛变参与另一个同盟，树立了约束性仲裁和不干预的规则和次序，设立了至今仍在运用的处置各国间纠葛的先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雅典和斯巴达同意经过双边谈判处置抵触，当谈判失效时，由第三方中立城邦，如德尔斐的神谕，中止约束性仲裁。这一和约将雅典视为一个对等方，斯巴达也能够感到很温馨，由于斯巴达掌控之下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主要盟友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就在雅典的家门口。

对这两个城邦而言，战争的果实如此之甜，正如战争的恶果如此之苦。该和约使斯巴达和雅典得以专注于各自的范畴。斯巴达精简并强化了自己与友邻的长期同盟关系。雅典则继续用自己强大的海军在爱琴海区域对臣服于自己的城邦中止掌控和盘剥。雅典积聚了大量的战略贮藏货币，总量抵达了前所未闻的6000塔伦特黄金，并且以每年1000塔伦特黄金的速度在增加。即便是斯巴达，这个以坚忍激进著称的社会，也阅历了自己小范围的文化复兴。

在这一框架下，希腊世界，从湛蓝海岸到黑海，阅历了一段史无前例的战争常期。但是《三十年和约》并没有处置惹起慌张关系的背地缘由。它只是将这些本源问题暂时放置。在这种环境下，正如修昔底德所言，柴堆简直是不费什么力气就被点着了。

战争的火花出往常公元前435年。起初，一场中央性的抵触看起来并未对雅典的利益产生太大的影响。斯巴达的一个主要盟友——科林斯，与一个中立城邦——科西拉，为了埃庇达诺斯（位于往常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一个偏僻地带）而兵戎相向。科西拉刚开端看起来占领优势：在第一次对峙的时分，120艘战舰开到了科林斯。但是受辱的科林斯马上开端准备第二次对战。科林斯人疾速扩展了自己的海军，从全希腊征募海员，并且很快汇集了一支具有150艘舰船的分离部队。固然科林斯还是无法与雅典相提并论，但科林斯当时指挥着希腊第二大的舰队。因而，中立的科西拉闻风丧胆，向雅典寻求辅佐。

科林斯对远方埃庇达诺斯的举措惹起雅典关于斯巴达歹意的恐惧，也让雅典身处一个战略困境。雅典有两个选择，无论选择哪一个都一样糟糕。辅佐科西拉会直接激怒科林斯，并且可能违背《三十年和约》。但是假如什么都不做又会有听任科林斯降服科西拉舰队的风险，进而构成海军力气风险地向斯巴达倾斜。

雅典议会的氛围很繁重。雅典人认真听取了科林斯和科西拉外交官关于各自状况的陈说。这一争辩持续了两天，直到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提出了一个妥协计划：雅典将会派遣一支小型、意味性的舰队到科西拉，并下达命令，除非遭到攻击，否则绝不胆大妄为。不幸的是，这一防御性的威慑尝试事后被证明微缺乏道，缺乏以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却大到足以挑起争端。雅典人采取武力的方式彻底激怒了科林斯人。

伯利克里塑像

斯巴达面临着相似的战略两难境地。假如它支持科林斯对科西拉的攻击，雅典就可能以为斯巴达要提升自己的海上力气，可能在准备一场先下手为强的战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斯巴达坚持中立，它就将冒着雅典成为抵触中决议胜负一方的风险，这将要挟到斯巴达在其他伯罗奔尼撒联盟盟友中的威信。这触及了斯巴达的底线，由于维持与其直接毗连的周边的稳定对斯巴达控制国内的黑劳士要挟至关重要。

斯巴达和雅典在斯巴达的盟友麦加拉的问题上也有龃龉。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发布了《麦加拉法令》，即早期的经济战争，经过禁运来惩罚麦加拉对雅典神庙的不敬以及收留逃窜的雅典奴隶的行为。固然这样做并不违背雅典与斯巴达的和约，但《麦加拉法令》无疑具有寻衅性，被斯巴达解读为另一种对斯巴达所掌控体系的不敬。当斯巴达请求雅典废弃《麦加拉法令》时，伯里克利将此视为对自己个人威信的应战。假如就此妥协，会滋长斯巴达打压雅典崛起的勇气。而且，它也将激怒雅典公民，由于他们以为发布这一法令是国度特有的权益。

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与伯里克利私交甚好。阿基达马斯二世能够从雅典的角度了解当下的状况，他也明白自己的人民更多的是被心情而非明智驱动。阿基达马斯二世呼吁斯巴达人展示抑止的美德，力劝斯巴达议会不要将雅典妖魔化，也不要低估斯巴达政府的回应：“我们不时都是依照敌人曾经做好充沛计划中止备战的。”

但斯巴达的鹰派不同意。他们辩称，雅典的狂妄无礼曾经对斯巴达的保险构成了不可接受的要挟。他们提示议会雅典对其他希腊城邦频繁的干预——从纳克索斯（Naxos）到尼坡帝(Potidaea)，再到在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危机，并引发人们对斯巴达同盟要解体的恐惧。他们请求议会作出强硬回应，强调雅典“应当遭到‘不再做大好人’和‘变成坏人’的双重惩罚”。

斯巴达的“主战派”观念更简单，并且他们的观念得到了科林斯大使的力挺。科林斯大使在斯巴达议会发表演讲时将雅典不受约束的崛起见怪于斯巴达的自满：“你们要为这些担任。是你们最先听任他们强化了自己的城邦……是你们等着自己的敌人长到原有的两倍大，却没有将其扼杀在襁褓中。”当科林斯人要挟说假如斯巴达再不作为自己就将退出联盟时，在场的每个斯巴达人肯定都被惊吓到了。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十分分明的：那个让斯巴达百年来免受要挟的主要联盟可能由于雅典的崛起而毁于一旦。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端后双方各自由陆地与海上开端了攻势

在猛烈的争辩后，斯巴达议会投票同意。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斯巴达投票决议应该宣战，由于他们惧怕雅典力气的继续增长，由于他们看到雅典曾经控制了希腊越来越多的部分。”往常看来，斯巴达的恐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时斯巴达的大部分指导人置信，雅典的强大要挟到了他们的权益战争安，而且简直没有任何人——以至包含他们自己的国王——能够劝服他们不要担忧。

那么雅典人为什么没有预料到斯巴达人会如何反响呢？修昔底德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伯里克利没能阻止雅典由于麦加拉和科西拉的抵触而最终与斯巴达兵戎相见。但是后来的国际关系史提供了千丝万缕。当国度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为了真正的国度利益而采取行动时，这常常是由于其政府内部各方没有达成分歧，而只能制定出反映各方妥协结果的政策，而不是由于某个衔接分歧的高见。固然伯里克利多次当选，但他并没有多少正式的权益。雅典的法律体系有意被设计成限制任何单个个体的权益，以避免暴君的呈现。因而伯里克利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个政客。他的影响力也被局限在他游说才干的范围内。

固然《麦加拉法令》明显招致了雅典与斯巴达关系抵达沸点，但伯里克利以为禁运并不是一种寻衅，而是一个必要的妥协，畏缩并不可取。由于雅典的民意并不愿意向斯巴达的请求低头，伯里克利认识到废弃禁运法令可能比坚持禁运法令愈加风险。因而，伯里克利服从了民意，十分不甘愿地开端准备战争的计划。

两边都没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两边都关于自己的才干自信过了头，而这才是很致命的。斯巴达最近并没有军事上失败的记忆，也因而关于雅典的海军实力没有一个明白的认知。其中一个发言者在斯巴达议会上说，斯巴达的士兵能够把雅典的土地和粮仓付之一炬，从而饿死雅典人——但他完整疏忽了雅典舰队能够经过海上快速补给的事实。与此同时，在花了数十年囤积黄金后，雅典政府深信自己胜券在握。伯里克利的预算是，雅典在敌人突袭的状况下能够支撑三年——他以为这样的时间要打败斯巴达曾经绰绰有余了，好比经过怂恿一场奴隶起义就能够置其于死地。在一切的察看者中，只需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有先见之明，他预见到双方都不会有决议性优势，而且双方之间的战争将持续长达一代人的时间。

的确，正如阿基达马斯二世所预料的那样，这场战争具有消灭性。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三十年的血战将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带到了止境。在波斯战争后展开起来的、基于共同约束基础并由均势而强化的次序崩塌了，希腊城邦被抛入了暴力的深渊，这恐怕是希腊的戏剧家之前也无法想象的。好比，当雅典攻下弥罗斯后，雅典的士兵屠杀了一切的成年男性，并奴役了女人和孩子——这关于希腊曾经遵照了数百年的战争规则而言是一种赤裸裸的违犯。这一事情的发作让修昔底德的《弥罗斯对话》成为不朽名篇，这位雅典大使精确地抓住了理想主义的精髓。“我们不用拿冠冕堂皇的套话来敷衍你——我们在帝国中具有权益，并不是由于我们打败了波斯人原文the　Mede指米堤亚人，是生活在伊朗高原的一个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统治伊朗西部等宽广地域，但在公元前6世纪被居鲁士所指导的波斯所灭，最终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该句中雅典人所说的是指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希腊战争中作为希腊城邦联军的雅典打败对手波斯人，这里的米堤亚人代指波斯人。；或者说，我们往常攻打你们并不是由于你们做错了什么。”相反，他解释道：“你们和我们一样明白，只需在势均力敌的关系中才有权益可言。在理想世界里，强者能够随心所欲，弱者则必须忍气吞声。”

最值得留意的是，战争敲响了雅典帝国消亡的钟声。这场战争固然以斯巴达的胜利告终，但斯巴达的力气大为削弱，其同盟网络遭到破坏，财富也大大减少。直到两千年后，希腊才重新统一，重振斗志。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圈套的原型案例——是一道分水岭，不只在希腊历史上，而且在西方文化史上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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