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鼠疫》：我们不能白白阅历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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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教授）本文所采用的版本和译名是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加缪全集》第一卷中刘方的译本

作者与写法

法国思想家、作家加缪（Camus, 1913-1960）1947年出版的小说《鼠疫》是以第三人称写的，但里面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最后招认他其实就是作者，而他也用了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塔朗死后留下的笔记。

第三人称的写作有助于叙说人与其中人物坚持某种距离，坚持某种客观性和全景视角。回想性的评论或总结性的话语也能够在其中呈现，包含普通的剖析疫情和人们的心理。《鼠疫》自然也是一种回想，但我们最后明白，这却是一个亲历者，而且是投入过斗争的亲历者的回想，似乎客观的视角后面却躲藏着一个客观视角——作者是努力恪守了这一点的，它简直盘绕着里厄的视角展开，简直能够说是“一镜到底”。缺乏之处则借用了塔鲁的视角，好比说他自己的容颜。这种杂糅的写法或答应以同时坚持某种中立性和切近性。

这也可说是一种“双重作者”，开端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叙事人、一个可能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事后的记载者。到快终了的时分我们才知道这个作者其实就是主人公自己，是一位介入了其中的当事人。

而他最后亮出身份也是要阐明： 关于过去了的这场灾难，我们有必要把它写下来，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最后胜利的编年史，而是显现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什么；也是要通知人们能从灾难中学到什么，应该记住什么，知道人内心值得赞扬的东西总归要比应该唾弃的东西要多。否则，我们就可能是白白的阅历这一场灾难了。

中央与事情

这次鼠疫是发作在20世纪40年代阿尔及利亚一个靠海的省会城市阿赫兰。这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城市，或者我们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城市，人们辛劳工作所追求的主要就是挣钱发财，但也不是不择伎俩、以其为独一目的的挣钱，而还是基本违法的挣钱；人们也充沛享用生命的高兴，但也不很过火或猖獗。

这不是天使之城，也非罪恶之城，而就是我们四处都能够见到的一个现代商业城市，固然它也缺乏想象力，有些平凡乏味。政治和法律不是说多么优秀，但似乎也并没有很多糜烂，小说中以至没有怎样触及到政治。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城市，一个管理得中等乃至偏上水平的城市，即便在鼠疫期间，还是坚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次序，军队和警察在照常维持次序，交通和隔离都在比较正常的中止，没有呈现大的政治紊乱和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立功。

至于其他的背景大都被虚化了，好比这细致是在什么时分，中央与中央、该国与外国的关系，当然，这也能够说正是要突出一个被封锁的城市——一个相对封锁的人类境况。

瘟疫期间，城内的人们也感遭到城外人的关怀和鼓舞，空运和陆运发来了救援物资，无线电波和报纸送了许多表示怜惜和赞扬的行动，但当听到那念史诗或演讲竞赛般的声调时，他们还是感到心烦。

究竟，城外的人们还是“太远了”，他们与城内的人们之间存在隔阂，无法真正分担真实的痛苦。

鼠疫在这座城里是在四月开端发现并封城，到第二年的二月翻开城门，历时十个月之久。在这个20万人的城市里，它在很长时间里都有每周数百人的死亡。

这是一个瘟疫的故事，也是一座被隔绝的城市的故事。奇特的是，市内交通乃至市井文娱活动似乎还是照常中止。书中也没有太多提到物质的匮乏及其灾难性影响——好比哄抢和争斗之类，而是更留意人们的心态，特别是在抵御鼠疫一线的普通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虑（而且更多的是描写个人的正面行为）。

瘟疫和战争不同，它主要是来自自然的灾难，也非两军对峙。但又和一些其他的自然灾难好比地震、火山爆发不同，它不是一次性的爆发，而是持续折磨人的；它也是传染性的，这对人与人的关系就构成一个严重的考验。城内外没有敌人，但一切其他的人却又都是潜在的要挟者、风险者。

它看来是暴起的但却缓退的，这也特别考验人们的应变才干、意志和忍耐力。它也不止是影响一个城市的一部分人，而是裹挟这个城市的一切人。它不像其他灾难一样能有明显的缓冲地带、保险地带。

它也具有最多的、重复呈现的偶尔性，因而也就有了一种普遍的对等性——最后，不论你客观上能否贵贱富贫，能否身体强壮，以至也不论你客观上能否英勇，是勇于作为还是无所作为，恐惧还是不恐惧，死神都可能找上你。防备当然也是起作用的，但你还是不很明白死神的骰子究竟掷向哪里。以前曾有过一次瘟疫，独一的一个幸存者是一个每天和病死者打交道的洗尸者。

总之，能够说瘟疫是人性的一个测试，而且是比较重复耐久的一个测试；它也是人的肉体才干的一种激起和调动，以至是人们原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的庞大才干。

人物与情境

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很典型，以至能够说稍有点概念化，没有真实生活中的那么多的复杂性，但他们还是朴素的，不夸大的，我们也能够借此更好的剖析作者试图在其中表白的思想观念。

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里厄医生：他贫穷出身，是贫穷教会了他许多东西，包含不置信那些乌托邦的庞大理念。

他很淡定，坚持地实行自己的职责、名义看来很淡漠，以至有一种感情的麻木，但如此也才干支撑他在疫期中每天的繁重工作。

他也不去多想，不去悲痛，全力地投入救援工作——固然简直都是无法起死回生的工作。这样做的还有他的许多同伴，那位研讨血清的医生，那些据守岗位的医生。

塔鲁：他是一个不知怎样来到这个城市寓居的外地人，他是富有家庭出身，父亲是检察官，而他正是在一次看到父亲判处一个人死刑的时分，确立了自己的信心——那就是反对死刑，他无法忍耐人为的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大约就是他的信仰。

他特别愤恨的是一些高调的理论给出所谓的“理由”，让许多人同意去杀人或者听任他人去杀人。他以为，人应该肉体高度集中，努力不出神，不受这样的理论迷惑。当然，他也不愿人在自然灾难中丧生。

他大约能够说是一个生命至上主义者。他在鼠疫中组织了一个意愿队，夜以继日的工作，但却在鼠疫最后要退走的时分感染死去。

格朗：多年的小公务员，以至只能说是一个“暂时工”。他就是那种常常被欺负的“听话的人”，但也是一个历经锤炼仍旧保存美好感情的人——好比对他初恋爱人的感情。他在担任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处的工作中也总是失职尽责、默默贡献。

他还总在偷偷写作，但不时修正开头，无法完稿，这可能是由于过于追求圆满，也可能是由于还是缺乏表白的天才，他觉得自己无论在理想生活中还是在纸上，都总是找不到适合的措辞。

他是世俗胜利人士的背面，但他有一个自己充实的肉体世界，有自己对美和蔼的不懈盼望。

朗贝尔：他只是一个暂时来到这个城市的外地人，忽然封城了却不能分开，所以，他最感到冤枉和命运的不公。而且，在巴黎还正有一位挚爱和等候他的恋人。他也无比的酷爱她。

他也答应以说是一个恋情至上主义者。所以，他多次想方设法的逃离这座城市，但一边也还同时参与了意愿队。但在屡经迂回和锤炼之后，在他终于有机遇逃离的时分，却决议留下来继续工作。

他发现自己固然是个外地人，但实践曾经被卷入了鼠疫，卷入了这一“忽然的情境”。这样，他也就成为一个“本地人”了。

帕纳鲁神甫：他希望这次灾难能够警醒世人，能够让人们重新皈依上帝。他对斤斤于利的现代商业和信仰日益淡薄的现代功利人肯定是不称心的。

但是，他在瘟疫中的两次布道却有了奇妙的变更，第一次布道是大方激昂的，以为这是上帝对邪恶的惩罚，是要人们反省和痛悔；第二次布道他却有了一些犹疑，这或许是由于他曾经看到了许多无辜者乃至纯真者（好比孩子）的死去。

他也参与了意愿队的工作，并强调要做那个“绝不逃离的修士”。但他最后的逝世却简直能够说是在一种猛烈的内心斗争中离去的。他痛苦的思索一个基督教徒，或者一个神甫是不是还请求医问药？他说：假如我们不能信爱上帝，那么我们能够去恨上帝吗？

法官奥东：法官两次来到隔离场所，第一次是作为一个病人被隔离，他以为一切都应“照章办事”，第二次则是在脱险之后，他返回隔离所做一个意愿者。

他的幼小的儿子却没有得救，而且死去的时分禁受了莫大的痛苦。和这种孩子的痛苦以及给其亲人和目睹者带来的痛苦相比，其他的人世困苦可能就不算什么了。

这种痛苦唤起最深沉的怜惜，但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一样，目睹和感受这种痛苦也可能是对上帝狐疑的开端。

科塔尔：这大约是书中简直独一的背面人物了。他可能是逃匿的一个罪犯，在鼠疫还没有明显爆发的时分以至还试图自杀，但在被格朗救下来之后，在鼠疫爆发之后反而有滋有味的活下来了，而且变得十分的“生动”，他出入各种社交场所，如鱼得水，由于原来他觉得只是他一个人处在灾难之中，处在被追捕的状态中，而在鼠疫中，一切的人都堕入了被灾难追捕的状态。

于是，在鼠疫终了之后，他反而又变得沮丧了：怎样鼠疫这么快就终了了呢？他由于他过去的罪行而重新被追问，他开枪射击街上的人们。但小说对他也没有很多的谴责，里厄等人也只是说他“疯了”。

这是一个患有“心灵鼠疫”的人，他不在乎人们生命的失去，而只信奉大鱼吃小鱼的丛林规则。但更多的人犯错乃至立功并不是由于天性邪恶， 而是由于成见和愚笨。

作者没有写到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到的雅典瘟疫的情形：原本足够优秀的雅典人在瘟疫中也变得心情狂乱和行为不检了。我们也答应以说，修昔底德所写的雅典瘟疫中的人们的反响和行为可能是过于负面了，而加缪所写的阿赫尔城瘟疫中的人们的行为和反响则是过于正面了。

两者都有可能不完整真实的中央，但这或许是和他们的写作目的不同有关：修昔底德说他只是想写出瘟疫的“病症”和群体反响，而加缪则可能还想表白出人们、特别是个人对瘟疫的应有态度。

加缪想表白的一个主要思想看来是： 人们不用追求做英雄圣贤，但在面对不可逃避的灾难的时分却必须挺身而出，奋起抗击。哪怕最后取得的胜利依然十分可疑，是人打败了瘟疫，还是瘟疫精疲力竭最后自己退走了？作者可能还是更置信后者。

他不以为人总是能弄清这些灾难的来龙去脉，找到万应灵方。但是，在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分，还是要诚实面对，奋起抗击。这不是去追求什么英雄主义和想做一个圣人，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人假如能够在边沿处境中诚实面对和奋起抗击，仍旧据守基本的义务和同情心，这也就是英雄了。“假定崇高就是习气的总和，他也就是圣人了”，里厄医生说他就是不习气眼睁睁的看着人们死去。

所谓诚实面对，也就是不虚伪，不掩盖事实，不欺瞒自己和他人； 而抗击也就主要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承担起自己作为一个曾经被卷入的“本地人”对同胞的义务，这也就是职责所系。

一种义务是你正好在社会上从事这一职业，好比作为一个医生，你就要治病救人。而且，你也不能看着同事奋力而你躲闪逃避啊，特别是在同事为之殉职的时分，就像战争中的战友，这里又有一种职业内部的伦理。

还一种比较普遍的义务就是对同类、对生命及其痛苦的同情心，也就是说你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只需你是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成员，就都要思索的了。

假如说这样实行自己的职责也还是在追求什么的话，那也主要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定：你不能对你的同类坐而不论，视而不救而觉得安心。

这样的援手和救助生发自人类本有和普具的同情心。里厄医生想到：假如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永远想望，且有时还能得到的话，那也就是人世的真情了。

作者狐疑人们能否一定要去追求各种项目的高尚理想，无论那是英雄圣贤，恋情至上还是上帝的惩罚与解救。他以至以为过火注重或一味褒扬高尚无私的行为，反而可能构成灾难和邪恶的蔓延，由于能够做到那种高尚无私行为的人究竟是寥若晨星，而依据基本的义务心和同情心的行为却是许多人都能够做到的。

所以塔鲁说他的道德观其实首先是“了解”。里厄医生也并不反对朗贝尔想措施逃离这座城市，他自己并不以为自己是要追求英雄主义，他更不请求他人都去贡献牺牲。不外作者倒也并不反对追求英雄主义，真诚自愿的如此追求的人也很值得敬重，但他以为这种追求的位置还是次要的。

作者也不想庆祝最后的胜利，只需人没有死光，最后都能够说是“打败”。人能赢得的其实只需记忆。他写下这些只是希望人们记住，记住这发作过的一切，最好还有经过深思沉淀的一切。

鼠疫过去了，许多人死难了，以至在它临走的时分还带走了几个最优秀的人。塔鲁死去了，格朗差点死去。接触病人最多的里厄医生倒是不时没有感染生病，但他在城外养病的妻子则死去了。瘟疫不只决议着城内人的生死，也影响着城外与各种各样的方式与他们关联的人们。

作者并不想过多的赞颂人们的高尚、巨大，也不想赞颂人的才干，他招认，瘟疫中的许多死亡和偶尔的生还是任何科学都无从解释分明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量给偶尔的生还提供机遇。

死者已逝，生者还要努力活下去，但是也要努力记住。里厄医生最后在倾听城里人们的喝彩声中想到：鼠疫杆菌并没有死绝，或许有一天，它会再次来临给人们以经验。这一来临大致就是人又变得狂妄或失忆的时分。

更深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还主要是在一个西方的肉体文化传统中察看、描画和思索这一事情的。但他还启示我们思索一些更深的问题：在一个失去了传统宗教信仰的世界上，我们如何生活，特别是如何应对忽然的灾难？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灵魂不朽和永世记忆的世界上，道德行为的根基何在？

人能否还要努力追求做一个圣徒，或者只是思索如何做一个大好人？做这种大好人，能否仅仅凭自己的义务和义务伦理就够了？个人能否还需求有一种、或社会上还需求多种强大肉体信仰力气的支持乃至引领？有没有必要用某种世俗的崇高理想来替代上帝？等等。

对这些问题，作者是有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初步答案的。他看来是努力想走出一条失去上帝但也要努力成就道德，不求做一个圣徒但也要做一个大好人的道路。

对根转义务和后面的至高信仰的关系还有必要做进一步深化的讨论。但我这里只是想提请留意书中一个并不引人注目、评论者也很少谈到的形象，那就是里厄医生的母亲。

瘟疫要爆发之际，正好里厄的妻子由于生重病要到外地疗养，于是母亲过来照顾他的生活。里厄在整个瘟疫期间经常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时，假如没有他母亲的悉心照顾，很难说里厄能够支持下来。

但比生活的照顾更重要的，还是母亲对他肉体的影响和支持。他总是能够感到母亲对他的深爱和心疼，固然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言语的交流，以至他对母亲的关爱也常常有些习气性的麻木。但是只需看到她宁静的形象，他就能得到力气和安慰。

作者没有明说里厄的母亲的信仰，但她很可能就是一个内心有坚决的宗教信仰、却又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的人。她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嗣。

他的母亲并不像帕纳鲁神甫那样大声疾呼上帝，也不谴责众人。她能直接影响到的人也十分有限，但每一个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能从她宁静的、关怀的形象得到庞大的安慰。

她身体矮小，一头银发，一双黑眼睛充溢和蔼。她绝不惊惶，她说：“这类事情总是有的。”“这些老鼠一点也影响不了我的心情。”“像我这般年岁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医生觉得，跟她在一同，什么事情都似乎很容易处置似的。

塔鲁后来住到里厄医生家，也深深感遭到了她的关怀，在他病痛期间，也是她在悉心照料。塔鲁的笔记里描写了老太太的谦卑，她具有的一种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身手，她讲话时那种简单明了的表白措施，当然还有她那纯朴仁慈的质量。

塔鲁写道：对他来说，她饱含好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气得多。这样的人并不少。塔鲁说他的母亲也是这样。朗贝尔遇到的西班牙老太太也是如此。

她们持一种朴素的信仰，但也朴素的将这种信仰贯串于自己的生活。塔鲁还写到里厄母亲对一扇临街窗户的偏爱：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稍微挺直身子，两手平稳的放着，眼光注视着前方，这样不时到暮色苍茫，乃至天色完整黑暗。她就像是黑私下的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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