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孝稷：西方汉学“帝国史”范式及其局限——兼谈“文化史 ...

作者：魏孝稷

来源：《历史研讨》2021年第5期

摘 要：西方汉学的历史书写存在一种以“中华帝国”概念为基轴的“帝国史”范式。该范式包含三种叙事，即突出“汉族”与所谓“异族”二元对立的空间叙事，盘绕秦至清所谓“帝国时期”展开的时间叙事，以及传统中国政治的皇帝专制主义叙事。“帝国史”范式疏忽了中原与边疆的互动一体化进程；以皇帝制度的树立与废止等政治事情划分历史分期极端狭隘，不能反映漫长的历史变更过程；专制主义叙事基于皇帝或皇权自身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堕入了恢复主义。为了避免“帝国史”范式的缺陷，建构一种“文化史”范式，不只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关键词：西方汉学 新清史 帝国 文化史

“新清史”代表人物欧立德称，“在中国近年学术著作中，慢慢兴起一股以‘帝国’指称二十世纪前中国的热潮”，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学者运用“帝国”的概念撰写中国历史以暗示过去的“骄人成就”。当前，中国学者的历史书写的确存在一种“帝国史”叙事，但这并非源于“中国崛起”或历史的“骄人成就”，而是受西方汉学的长期浸染。

“中华帝国”是西方汉学研讨最重要、最基本的剖析概念之一。“帝国”概念及其范畴原型来源于西方历史，但是把中国古代王朝比附成“帝国”，是对西方“帝国”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不少学者曾经中止了深化深思。其实，“帝国史”书写不只是概念的运用问题，它反映了汉学共同体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话语，严厉地讲，它包含一种不易察觉的学术范式。所谓“范式”，是指一个时期内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且起到支配作用的规则和信心。因而，我们应从学术范式层面，对西方汉学“帝国史”书写存在的问题加以剖析和总结，或许能愈加系统、深化天文解“帝国”概念及其历史叙事对中国史研讨的影响。此外，本文经过察看“文化史”范式的展开演化，为探求中国历史的宏观性、规律性问题，提供可资自创的理论与措施。

一、西方汉学的“帝国史”范式

“帝国”范畴的原型来源于西方历史，好比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威尼斯帝国、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荷兰帝国、英帝国和美帝国等。在西方语境中，固然存在多种定义的“帝国”，但最常用的一种定义，具备三个基本属性：其一，一个民族或国度经过暴力伎俩对其他民族或国度中止降服和殖民统治；降服者对被降服地域中止政治压榨、经济盘剥以及文化歧视；“帝国”包含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理论、制度和认识形态。其二，皇帝统治的国度，或实行王权专制统治。其三，地域宽广的多族群共同体。第一种属性是帝国的实质属性或中心属性，即帝国概念的规则性来源。后两者不是“帝国”的实质属性，但与王朝的内涵相近，可能是招致帝国概念泛化的条件之一。汉学家所谓的“中华帝国”，不只是“王朝”的替代表述，而且简直完好地运用了“帝国”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汉学的“帝国史”书写构成了与“帝国”概念深度关联的空间叙事、时间叙事以及专制主义叙事。三种叙事相互纠缠，构成了一个完好的叙事范式，我们可称之为“帝国史”范式。

1. 空间叙事

“帝国史”范式的空间叙事呈现的是所谓“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与“外部世界”、“汉族”与“异族”之间的对立关系，经过“汉”与“非汉”的族群分野，将匈奴、西域、突厥、回鹘、南诏、大理、喀喇汗以及北元视为中国的“外部世界”，排斥在历史中国的空间之外。基于这种割裂的空间，汉学的“帝国史”范式包含一个中国历史空间演化的完好叙事：秦至明，“中华帝国”的疆域基本维持在长城以南的所谓“中国本部”，“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以至云贵地域都不属于“帝国”疆域，直到最后一个“非汉族”“帝国”——清朝，长城以外的地域才归入中国。所以，伊沛霞明白指出，固然存在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大小的“大中国”的历史，她却宁愿减少“中国”的含义，撰写略等于“中国本部”的文化史。伊沛霞的直白反映了汉学“帝国史”范式的典型特征。

西方汉学建构的“汉族”与“异族”二元对立的空间结构，恰恰契合西方语境中的“帝国”范畴。“殖民”、“降服”、“霸权”、“帝国主义”是“帝国”范畴规则性内容。汉学“帝国史”范式呈现的“汉族”与“异族”二元关系，也主要是“降服”、“殖民”、“族群抵触”、“去汉化”等内容。汉学家在称中国古代王朝为“帝国”时，普通没有与西方历史上的“帝国”加以实质区别。实践上，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正是用“殖民”、“降服”、“扩张”这些语汇来定义“中华帝国”。

汉学家习气上把中国历代王朝分为“汉族帝国”和“异族统治帝国”两种类型。前一种“帝国”指汉族“降服”非汉族群，树立帝国统治；后一种类型意味着非汉族或者说“异族”降服并统治汉族，其代表性观念是“异族统治论”。拉铁摩尔早在1928年的论文中就称元朝和清朝是“异族统治”（alien rule），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持续了这种表述。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系统叙说了“异族统治论”，以为“异族统治”在中国历史上视而不见。他同时强调，北魏、辽、金、元、清等“异族统治”王朝没有改动中国的社会稳定性，儒家思想依然十分稳定，以至更为强劲。魏特夫借助人类学的“涵化”理论，对所谓“降服王朝”与“汉族王朝”的差别加以论证。要之，“帝国”、“殖民”等话语的应用，解构了边疆历史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历史合理性，把中国历史裁剪成汉族史。

2. 时间叙事

“帝国史”范式的时间叙事即以“帝国”为中心展开历史分期。西方汉学家将秦至清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视为一个独立且完好的历史阶段，称之为“帝国时期”。以此为中心，中国历史被分为三个阶段：秦统一之前的“前帝国时期”，秦至清的“帝国时期”，辛亥反动之后的“民族国度时期”。

最早叙说中国由“帝国”向“民族国度”转型的学者应该是华人汉学家徐中约。受费正清影响，他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进入民族国度大家庭》中指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帝国”逐步远去，迎来民族国度时期（nation-statehood）。近年来，从“帝国”到“民族国度”的叙事途径日益得到汉学家喜欢。与徐中约不同的是，史景迁和罗威廉等以为，中国从一个“帝国”艰难转向“民族国度”，始于1911年。史景迁在《跟随现代中国》中缀言，清朝的帝国制度解体以后，改造派迫切希望发明一个新的政府体制，行将中国改构成现代民族国度。罗威廉则用更多的篇幅论证，“20世纪初中国史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试图从清帝国的遗骸中构成民族国度”。能够看出，在汉学家眼中，1911年皇帝制度的废弃是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度”的中心标记。这种历史分期可能受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论”的影响。他从绅士阶级与传统国度的持续性角度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顽固性，以为绅士阶级的解体发作在19世纪末，传统国度的解体出往常20世纪初。所以他提出“晚期中华帝国”的概念来表述“帝国时期”的长期性。

3. 专制主义叙事

固然从启蒙时期开端，欧洲思想家曾经构成了关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基本观念，但是魏特夫找到了貌似“科学”的“治水—灌溉”依据，使得“东方专制主义论”（oriental despotism）显得更为“合理”。以至有学者评价，他把东方社会类型的研讨水平进步到与西方社会研讨同样的高度。费正清原先基本同意魏特夫的观念，以为早期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私人一切权制度”极端相反的“东方式”社会，而且这一特征持续到20世纪初。但是，后来费正清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表述呈现了变更：一是混合运用表示“专制”的语词“despotism”与“autocracy”，后者的运用频率更高；二是以为“专制主义”呈现的时间晚至秦代（此前以为是商代），将“专制”与皇帝统治联络起来，运用“皇帝专制”或“帝国专制”（imperial autocracy）表示“专制主义”的过程和特征。其实，在西文语境中，“despotism”与“autocracy”也很难分清，其他汉学家的历史书写也经常呈现混用状况，因而两个英文单词的中文对译常常也是同一个词——“专制”。

费正清的高足——史华慈和孔飞力，两人的共同关注是，为何中国历史上缺乏“专制主义”的替代性计划。中国学者将他们的问题分别命名为“史华慈问题”和“孔飞力之问”。所谓“史华慈问题”，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高高在上的皇权，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为什么“从没有人勇于给它设计另一套替代品，从而避免这个相似西方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给中国带来的负面结果”。所谓“孔飞力之问”，即为什么西方思想大范围输入中国，却没有处置中国传统中的专制国度问题，反而使之进一步强化。显然，两个命题从基本上是分歧的，都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视为西方“民主”政体的背面——“专制”，并借以察看中国现代政治展开进程。

4.“新清史”对“中华帝国”的“新”解读

近年来，美国“新清史”学者对“清帝国”的历史中止了“新”的解读，并试图与西方的“帝国转向”学术思潮发作关联，还以为“帝国”的概念发作了新的变更。那么，“新清史”能否冲击了“帝国史”范式？

何为“帝国转向”？欧立德援用英帝国史学者杜尔巴·高希的观念，称“‘帝国的转向’普通被定义为从国别史或国族史的研讨转向帝国研讨，从而使设定在帝国和国度之间之领土、文化和政治界线复杂化。‘新’帝国史自身作为修订的‘旧’帝国史，更偏重于文化、性别和种族，而不是高阶政治、经济或军事扩张”。欧立德就此以为“帝国转向”与以前的帝国史研讨有几点不同：第一，它对政治结构和文化感兴味，而不是经济和资源掠取。第二，用比较的措施研讨世界历史上“帝国形态”或“帝国体系”的相似性，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既包含西方殖民帝国，也包含东方的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第三，以“去中心化”视角赋予“帝国”内部各群体以主体性，突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宗主国与殖民地、中心与周边，还有最重要的，欧洲与非欧洲的二元对立”。欧立德进而以为，“帝国转向”使“帝国”概念发作了“转向”，“它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式帝国主义经济掠取，而注重帝国内部的文化习俗、政治传统是如何互动的”，这给予中国史包含清史研讨以工具。所谓“新清史”正是由此而来。

“新清史”的特性，一是强调“满洲”要素的共同性和重要性，反对“汉化论”，主张满族认同以及满人的非汉化政策是清朝胜利统治的关键；以至以为，“中国”只是大清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大清帝国”还包含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其他非“中国”疆域。二是强调全球化视角，不再将中国描画为一个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而是突出清朝作为一个东部欧亚“帝国”，与奥斯曼、俄罗斯、大英帝国等其他扩张性帝国相似。三是强调满语和其他非汉族言语的重要性。乍看上去，“新清史”的观念与欧立德所了解的“帝国转向”似乎是分歧的。但是认真揣摩，其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帝国转向”思潮与“新清史”兴起一定有直接的学术渊源。众所周知，“新清史”构成于20世纪90年代，而“帝国转向”和“新帝国史”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但是，直到21世纪初，历史学家才正式提出“帝国转向”以及“新帝国史”的理念。罗友枝、欧立德、濮德培等“新清史”学者的早期作品，都没有提到“帝国转向”和“新帝国史”，即便出版于2004年的《新清帝国史》也未论及。也就是说，看不出“帝国转向”思潮对“新清史”学者的直接影响。

第二，欧立德援用高希关于“帝国转向”与“新帝国史”的定义是有一定抵触的，前者招认包含政治史的内容，后者将政治史扫除在外，但是，欧立德却将两者糅在一同，提出一个“帝国”概念发作改动的说法。这不契合高希原意。普通而言，“帝国转向”与“新帝国史”经常混用，后者运用更为普遍。其本意是指，二战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帝国史研讨堕入低潮，但到20世纪80年代，由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全球史的刺激，呈现了帝国史研讨的复兴，从而产生了不同于“旧帝国史”的史学思潮，即高希所说的从关注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转向了文化、性别和种族。“新帝国史”最重要的特征，的确是从文化而非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讨“帝国”和“帝国主义”。但是，“新帝国史”并不打算重构帝国概念，而是在经济、政治角度之外，寻求对“帝国”文化统治的批判，以及探求“帝国”边沿群体——诸如被殖民者、女性、黑人的对立认识，它提示了殖民统治者对边沿群体的认识形态支配，呈现“帝国”内部尖利的文化对立或庞大差别。

第三，突破中心与边沿二元对立的理念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新清史”学者的做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常常以“边沿”为“中心”，把含糊活动的族群认同认识明晰化、绝对化、实质化，并置于历史研讨的中心，所以“新清史”并没有改动“帝国史”范式中“汉族”与“异族”的二元对立思想。

第四，“新帝国史”没有完整取代“旧帝国史”。戴恩·肯尼迪将两者的关系形容为“帝国史之战” ，即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依旧在帝国史研讨范畴中占领重要的位置。

因而，与其说“帝国转向”和“新帝国史”改动了“帝国”定义，或“帝国转向”思潮刺激了“新清史”的兴起，毋宁说欧立德极力想重新的思潮中推导“新清史”的合理性，希望把“经济掠取”的属性从“帝国”的概念中抽离进来，进而将“帝国”笼统成一个跨族群的政治体。不外，曾经有学者这样做了。2010年，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就提出应把“帝国”视为与城市国度（城邦）、民族国度并立的一种“国度形态”（type of state）。他们强调，与民族国度表示同一性和均质性不同，帝国是内部具有异质性和差别性的政治实体。这种“帝国”的概念正是欧立德想看到的，所以他在文章中予以着重引见。但是，这种“帝国”概念也非上述两位学者原创。1963年，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得提出“历史官僚帝国”的概念，用来表述前现代时期普遍存在的“政治体系”。不外，这一概念遭到了著名古典学家芬利的质疑。芬利主张应把“帝国”与多民族或多族群的大国区别开来。他以法国为例，强调不能混杂法兰西人在宗主国法国的统治与在阿尔及利亚以及印度支那半岛的统治。

“新清史”学者虽别树一帜，但他们没有从基本上改动“帝国史”范式，反而愈加频繁地运用诸如“帝国”、“殖民主义”、“降服”等概念。而“新清史”的成果逐步被一些汉学家接受，好比《中华帝国史》第6卷就表示了这一趋向。岂但如此，最近世界史学者受“欧亚相似论”的影响，也热衷于将“中华帝国”置于世界帝国史的谱系中来讲述，而一向只关注希腊罗马的西方古典学者也开端对罗马帝国和秦汉王朝的相似性感兴味。这一方面显现汉学“帝国史”范式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显现了汉学与其背地西方学科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帝国史”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的局限

接下来我们将指出“帝国史”范式三种叙事框架的局限性，深思这一范式的缺陷。本节先剖析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的问题。

首先，从空间叙事来看，历史上中原地域与边疆地域能否降服与被降服或者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王朝国度与边疆政权之间能否内外关系？

清朝重新将蒙古、新疆归入中国幅员，被一些汉学家视为与其他欧亚帝国同类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为，清朝也被欧立德看作最具“帝国”性质的一个朝代。但是，吴启讷指出，清朝对蒙古、新疆的统治与西方列强军事降服、掠取殖民地和灌输认识形态截然不同。例如，设立伊犁将军府后，清朝采取了传统的治边战略，即“以屯田的方式自筹军需”，避免向当地居民直接征税，不干预穆斯林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清朝以至没有在喀尔喀蒙古和西藏驻军，更没有掠取当地资源。成崇德发现，平定准噶尔后，中亚的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布哈尔等政权上表北京，央求内附，但是清廷却视它们为“外藩”，只与他们树立了战争外交关系。李怀印也留意到，1644年以后，清朝在边疆用兵的时间很短（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18世纪50年代以后，疆域基本坚持稳定，这与同一时期西方殖民帝国持续的对外扩张构成鲜明对比。因而，用“帝国”和“殖民主义”概念和理论基本无法解释清朝的边疆管理。

实践上，回想清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可发现，中原与边疆的关系同样不是掠取与被掠取、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尚书·禹贡》中的五服，即“甸侯绥要荒”，由内而外，税赋也是由重而轻，致使于无。甸侯绥“奋武卫”，要服“束以文教”，荒服“不能够委兵武”，“政随其俗”。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基本契合“五服”次序的准绳。秦汉两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置“道”、“初郡”等中央管理机构。“道”的特性，一是保存少数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二是征收赋税有所优待。而“初郡”的特性是“以其故俗治，无赋税”。东汉光武帝时期南匈奴已迁居塞内，至汉末建安年间，与编户齐民无异，仍“不输贡赋”，享用不纳赋税的特殊待遇。唐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高昌，太宗欲“以其国为州县”，而魏征和褚遂良以为，这将使国度和中央接受过多担负。太宗没有采用褚遂良高昌复国的倡议，但持续了汉代在西域的屯田制度。玄宗时期，“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屯田收入基本能够处置驻军的粮食问题。

假如以中国王朝与近现代西方帝国比较就会进一步认识到，两者存在实质差别。殖民帝国树立在对其他民族、国度的军事、政治和文化霸凌之上，基本目的是掠取财富。以英属印度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精英瑙罗吉就曾严厉地批判殖民掠取政策，并斥之为“财富大外流”。2017年，印度经济史学者乌特萨·帕特内克发现，从1765年到1938年，英国从印度掠取了91844.1亿英镑的财富，相当于英国2015年全年GDP的10倍。他同时强调，由于汇率问题和没有计入强迫借款，这个结果可能大大低于实践数值。

另一方面，基于“帝国”视野的“内”、“外”划分也站不住脚。这种分野实践上是用现代国度的边疆观念裁度中国古代历史。固然儒家主张“内诸夏外夷狄”，但同时以为“王者无外”。所谓“内外”，划分规范是文化而非政治。而少数民族树立的王朝国度，常常突破华夷观念，树立中原与边疆皆属“中华”的观念，并为中原精英阶级接受。从历史实践来看，秦汉以后，中原与边疆基本不存在一个明晰、稳定的内外分界。费孝通提出的“民族走廊”概念显现，横断山脉、南岭山脉、河西走廊以及向西延伸的东部丝绸之路，是民族迁移、活动、交往的特殊地带，沿着河谷和山麓走向，中原与边疆展开长期的交往，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王明珂从资源整合的角度以为，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在经济上无法自足，总是越过长城，进而与中原构成了互动，最终“突破传统经济消费方式与社会结构，使长城这道资源封锁线慢慢解体”。实践上，正是基于民族走廊和跨长城地带的交往互动，中原与边疆在两汉时期呈现了稳定的互动一体化结构，并随着历史展开不时稳定和强化。

其次，盘绕“帝国时期”而设置历史分期也存在很大局限。时期的剧变绝不是线性地向前展开，中间迂回往复，并非一蹴而就。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日益密切，历史学家愈加注重经济、社会结构、大众文化的作用，不再囿于从政治史特别是事情史的角度调查历史。西方史学传统的历史分期遭到极大应战，好比，长期以来，文艺复兴、宗教变革和哥伦布抵达美洲被视为由中世纪转向现代的标记。但是，正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指出，历史分期“应该表示出过渡、转机的理念，以至要突出前一时期的社会、价值同后一时期的不同”。他承认了以文艺复兴等作为历史分期标尺的合理性，在他看来，16世纪欧洲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没有发作与中世纪相分别的基本转变，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才转向现代社会。受全球史影响，英帝国史学者贝利把从18世纪80年代到1914年的转型期，看作“现代世界的降生”，人类从前现代社会跨入现代社会，走了一个多世纪。

汉学家常用的“帝国时期”始于公元前211年秦“降服”齐国以及秦王更号皇帝，终于1911年辛亥反动和清帝退位，采用的历史分期措施属于典型的事情史取向。即便从政治事情史的角度调查周秦变更和现代转机，秦王更号皇帝和辛亥反动也不是政治变更的独一标记，换句话说，它们只是“大变局”中的某个重要事情而已。邢义田以为，“皇帝制度像历史上许多其他的制度一样，既非忽然呈现，也非一人能首创”“秦初以皇帝为首的官僚制度基本上是战国时期列国政治体制的持续与升级”。章开沅以为，“辛亥反动不只仅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情，它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终了于这一年”。他主张从长时段察看辛亥反动的背景、缘由、进程、结果和影响，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历史自身，百年未来瞻望”。

总之，欧美汉学家基于西方语境中的“帝国”概念书写中国历史，存在种种误区。更重要的是，“帝国史”范式将“帝国”概念泛化，实质上瓦解了“帝国”概念自身。欧立德坚持以为，所谓“帝国转向”能够把“帝国这一名词从历史的渣滓桶里捡了回来，不再代表龌龊，而有了新的解释价值”。这样一来，“帝国”变成一个中性的、毫无价值颜色的普通词汇，“帝国”以及相关联的“帝国主义”概念便丧失了作为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意义。“9·11”事情以后，美国发起两场战争，促使人们认识到，我们还生活在帝国主义的理想当中。后殖民理论学者帕沙·查特吉在2003年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后立刻感遭到，1856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吞并印度北部土邦阿瓦德（Awadh）运用的殖民主义话语，在21世纪竟得到完好的再现，其中包含“内部民主、外部专制”的话语公式。这表明，为完成帝国主义目的而建构的认识形态话语没有改动。因而，“帝国”概念的价值中立化将致使人们遗忘帝国统治带来的暴力、灾难、长期的压榨和错误等、耐久的经济掠取，也会构成对当下帝国主义行径的忽视。

三、“帝国”概念的传播与专制主义叙事

近年来，在国内历史学研讨范畴，将中国古代王朝冠之以“帝国”称谓较为普遍。这主要遭到西学和汉学影响。中国传统文献中，“帝国”一词十分少见，汪晖遍查《四库全书》，仅发现18例。而且在中国传统文献语境中，“帝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皇帝住所或者都城，与“帝乡”、“皇城”近义；二是指“以德治为特征的五帝之制”，这恰恰是对“那些基于利益关系而耍阴谋、推行武力的政治体制的承认”，与西方“帝国”概念区别明显。

西义“帝国”概念何时传入中国？欧立德推测，最早可能是由苏格兰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将“empire”翻译成“帝国”。但迟至19世纪后期，中国人才正式地将“empire”与“帝国”对译，这在外交官黄遵宪、钱德培的文章中有所表示，但他们笔下的“帝国”主要指日本和欧洲诸帝国，不包含中国。较早将中国与“帝国”联络起来的文献是《马关条约》，当时，为了与日本的“大日本帝国”称谓对等，“帝国”一词始用于中国自称，呈现“大清帝国”的表述。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曾经将“帝国”概念运用到历史编撰当中，也显现西学的影响不时加深。1923年，傅运森为初中生编写了一部混合中西历史的课本《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书中以“帝国”称谓罗马和西方列强，但中国史部分还是运用朝代称谓。1929年，沈味之等编写的《初中历史》，曾经将汉朝与罗马并称为欧亚大陆上的两大“帝国”。20世纪30年代，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运用了“秦帝国”和“大汉帝国”的表述。同一时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的授课讲义《中国通史选读》，把汉、唐、元以至西周称为“帝国”。值得留意的是，张荫麟和雷海宗都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中国通史著作，未采用“帝国”自称。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主导位置，中国历史书写中的“帝国”自称简直不见。

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中国史研讨遭到新一轮西学和汉学的影响，“帝国史”叙事再度回归，这种影响主要来自译介的汉学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汉学作品大量译介到中国。1985年，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和第11卷中文版出版，产生极大反响，嗣后其他各卷也陆续引进。80年代后期，“中国近代史研讨译丛”和“海外中国研讨丛书”相继启动。直至最近，卜正民主编的《中华帝国史》丛书被翻译成《哈佛中国史》出版。大量译介的汉学作品曾经对中国学者的历史书写构成极大冲击，最明显的就是以“帝国”指称中国历代王朝的现象。

但是，大多数当代中国学者在运用“帝国”指称中国古代王朝时，实践指的是皇帝统治的国度或国度，并不包含“empire”概念中“降服”、“殖民”、“帝国主义”的基本含义。这与把“Imperial China”翻译成“帝制中国”的逻辑是一样的。“Imperial China”的转义与“Chinese Empire”同义，指“中华帝国”，而中国学者倾向于了解为“帝制中国”。所谓“帝制”，也就是“皇帝专制”。以至“帝制”与“专制”能够视为同义语。受此影响，一些中国学者用“皇帝的中国”、“帝制时期”、“帝制中国”、“帝制时期的中国”中止历史分期，行将所谓的“帝制”或“专制”放大为从秦代至清代两千余年历史的整体特征，进而以此命名整个时期。

因而，西方话语和汉学中的“empire”传播到了中国学者笔下，变成了“帝国”和“帝制”，发作了语义转换，两者在语义上产生极大差别。汉学中的“empire”，主要是指宗主国与其殖民地构成的政治经济错误等的共同体，并依赖认识形态中止统治。中文语境中的“帝国”是指基于皇帝制度的国度。而且，在西方语境中，“empire”与皇帝和专制政体之间不一定发作关联，雅典帝国、共和时期的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威尼斯帝国、近现代的荷兰帝国、英帝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兰西帝国以及美利坚帝国，既不存在皇帝，也不是专制政体。在中文语境当中，“帝国”与专制有着密切的语义关联，常常是“帝国”规则性的根原本源。但是，固然“帝国”概念进入中文语境以后产生语义转变，但是中国学者运用“帝国”概念书写历史时，在很大水平上又回到了汉学的专制主义叙事。能够看出，两者存在“共通”现象，这里放在一同讨论。

专制主义叙事的主要内容能够归结为两点：第一，以为中国皇帝具有无限权益，或者权益不受限制；第二，基于第一点，以为传统中国的政治乃至传统社会都遭到皇帝一个人统治，因而称之为“专制政体”和“东方专制社会”。

中国皇帝的权益能否是无限的，能否不受任何限制？1940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批判了梁启超为代表的史学“改造派”倡导的“专制政体黑暗”论。20世纪末，一些学者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止了反驳。张邦炜、程民生、邓小南等对宋代政治史和政治文化史的研讨，显现宋代皇权存在明显的有限性。但是，固然这些学者都阐释皇权遭到诸多限制，但是依旧以为传统中国政治属于专制主义。因而，仅仅招认对皇权限制性要素的存在，并不能从基本上废弃专制主义叙事的局限。那么，专制主义叙事的中心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是将整个传统国度简单化为君主专制的恢复主义（reductionist）立场。

“君主制”和“专制”等概念源于古希腊。早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已有不少关于政体问题的讨论。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希腊的政体中止了系统的理论总结。亚里士多德调查当时希腊世界的158个城邦，归结出六类政体，即由一个人统治的君主政体（monarchy）与僭主政体（tyranny）、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aristocracy）和寡头政体（oligarchy）以及多数人统治的共和政体（polity）和民主政体或平民政体（democracy）。其中，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掌权者不论人数多寡都是代表公共利益，属于正常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掌权者只是为了自身利益，属反常政体。但是这种划分是基于希腊城邦的天文范围和人口范围。亚里士多德调查的城邦中，最典型的是雅典。雅典城市和乡村合计约1000平方英里的面积，具有公民权的人口不超越4万人，属于“面对面”国度——在这种国度，简直每个人都有机遇参与国度事务，不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政治，都属于“面对面”的直接管理。

但是，当面对范围更大、状况更为复杂的政治共同体时，古希腊的政体划分理论就呈现了困境。如公元前2世纪，波利比阿在察看罗马帝国（时为共和政体）时以为，罗马政制要比希腊复杂得多，不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中的任何一类，而是三者共存且相互制衡的混合体。利玛窦发现，中国的政府方式是君主政体，但由于皇帝自己需与大臣商议或思索他们的意见才干作最后决议，因而一定水平上也是贵族政体。但是他又发现，“全国都是由学问阶级，即普通叫哲学家的人来管理的，头头是道地管理整个国度的义务完整托付给他们来控制”，这是一个与西方存在庞大区别且值得留意的严重事实。

把复杂的政治关系恢复为一种君主专制的政体类型，就会呈现出认识困境。专制恢复主义忽视的一个根身手实是，皇帝不可能随心所欲，他在理论层面遭到个人理性、祖宗之法、政治合法性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官僚集团的制衡。在孔飞力笔下，乾隆皇帝时辰担忧沦为官僚或者“文件处置机中的一个齿轮”。孔飞力在韦伯“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和汉斯·罗森伯格（Hans Rosenberg）“官僚绝对主义”（bureaucratic absolutism）两种概念的基础上，借用亨廷顿的“官僚君主制”（bureaucratic monarchy）概念，以为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官僚的“常规权益”（routine power）与君主个人化的“专断权益”（arbitrary power）之间存在“协作—对立”关系。有学者将“官僚君主制”翻译成“君主官僚制”。但是，不论是韦伯还是孔飞力，都强调君主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关系，并且突出君主对官僚集团的绝对性支配，在一定水平上又回到了专制主义叙事的立场。

无疑，“君主官僚制”概念的呈现，比地道地讨论专制主义愈加合理。如何进一步阐释“君主官僚制”的理论与历史实践，也应该成为当前历史学者思索的严重理论问题，孔飞力“常规权益”的概念也颇富参考意义。但是，孔飞力的局限在于，他固然以为官僚权益是一种常规权益，但忽视了君主权益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常规权益”。对此，我们能够借助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基础权益”概念加以进一步剖析。

迈克尔·曼以为，国度权益能够分为个体性的“专制权益”（depostic power）和集体性的“基础权益”（infrastructural power）。专制权益是国度精英超越市民社会且不需与市民社会协商的权益，基础权益是国度经过自身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渗透并集中地谐和市民社会活动的制度性权益。

迈克尔·曼以为，领土集权化的国度具有基础权益，行使四种基本功用，即内部次序的维持、军事防卫/侵略、交通基础设备的维持、经济再分配。这使国度产生了市民社会无法提供的社会效益（social utility）。固然领土集权国度树立以后，市民社会便失去了对国度的控制，呈现了国度专制权益，但是专制权益的呈现也是基于国度的基础权益及其功用。“任何一个想要获取或应用社会资源的国度，都必须以基础权益作为支撑，基础权益使国度能够依赖于规范和武力的伎俩来管制既有的社会与领土关系，稳定抵御外敌的边疆”。因而，他以为国度权益独立于且不可恢复为强势利益集团、阶级、个人、家族或少数精英的权益，它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但是，谈及中国传统国度的问题，迈克尔·曼又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他也把传统中国视为“帝国”，在他的国度权益矩阵中，“帝国”属于基础权益弱、专制权益强的一类国度，换言之，他低估了传统中国的基础权益。而弗朗西斯·福山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高估了传统中国的基础权益。他在《政治次序的来源》中指出，秦汉王朝发明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度（modern state），这使得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具有特殊的集中政治的权益。福山固然夸大了传统中国的国度才干，但至少表明他认识到传统中国强大的基础才干。显然，综合运用曼和孔飞力等学者提出的“君主官僚制”、“常规权益”、“基础权益”等概念，有助于愈加合理天文解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变更和多样性。固然相关的理论研讨和实证研讨仍需进一步深化，但是只需采取这样结构性的制度剖析，才干呈现君主官僚政治的复杂容颜，避免专制主义叙事的恢复主义圈套。

四、“文化史”范式的可行性

“帝国史”范式从贯串性的宏观视野思索中国的疆域构成、历史分期、国度形态和政体演化以及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及意义。所以，在反省“帝国史”范式的同时，也有必要探求一个具有同样的宏观视野且更契合中国历史实践的叙事范式。接下来，本文分离中外学者关于文化理论和文化史书写的学术理论，尝试梳理出一种“文化史”范式，希望能够为突破“帝国史”范式提供一个思绪。

从1828年弗朗索瓦·基佐讲授“欧洲文化史”以来，文化史的书写呈现了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单一文化史书写，以基佐的《欧洲文化史》和一战后美国兴起的“西方文化史”教学为代表。第二种是民族国度框架与文化史相分离的书写方式，以亨利·托马斯·巴克尔《英格兰文化史》为代表。两种文化史书写方式都旨在强调西方文化或英法国度的进步性和优越性。第三种是以汤因比为代表的多元文化循环论。这三种文化史的书写方式都存在实质主义的问题。这里引见一种关系主义书写方式，即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文化理论和威廉·麦克尼尔的文化史书写理论。莫斯是对一战之前欧洲盛行的措施论民族主义的深思，麦克尼尔是对汤因比循环论的超越。

莫斯的文化理论能够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某一文化是各区域社会之间多种文化要素或文化事实相互接触、交流、共享而构成的具有分歧性的超社会体系。这是莫斯文化论中最具特征的措施论，即措施论关系主义。其二，某一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规则性特征非止一种，且随着时间以及跨文化交往而发作变更。其三，文化具有地域性，且存在中心和边沿的同心圆结构。文化事实多集中于中心，并向边沿扩散。越向外，中心的扩散才干越弱，文化分歧性逐步消逝，最终构成了文化的边疆。文化的边疆是含糊的，与现代民族国度明晰的边疆不同。其四，文化之间也存在交流和融合。

全球史先驱威廉·麦克尼尔倡导从联络和互动的视角叙说人类历史，他的全球史著作《西方的兴起》《世界史》《人类之网》都没有分开“文化史”的叙事方式。麦氏不满于戈登·柴尔德等学者用行政、军事、手工业、书写、艺术等若干专业化现象叙说“文化”的盛行观念，以为这种观念不能解释文化内部不同从业者的差别如何凝聚成一个整体。他进而提出，文化是在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的数百万、数千万人口经过各种联络而凝聚成的一个共同体实体；文化的凝聚力（cohesion）来自政治、军事、经济、技术、艺术、宗教、思想，特别是信息的持续活动，因而文化内部的交通和通讯方式十分关键；凝聚力在文化内部散布不均，大致沿着中心向边沿递加，构成了一个文化斜坡（cultural slope），生活在文化边沿的群体普通被视为“蛮族人”。麦克尼尔还将关系主义文化史叙事运用于欧洲文化的历史书写——《欧洲史新论》。在书中，他从中心—边沿的视角叙说了欧洲文化内部互动交往的历史，并以此划分了欧洲历史的分期：1600年以前，欧洲的地中海沿岸是文化中心，欧洲北大西洋沿岸和东欧是文化边沿；1600年以后，北大西洋沿岸从边沿上升为文化中心；工业反动以后，随着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中心与边沿的关系大大增强，文化斜坡在现代社会消逝了。

不论是莫斯还是麦克尼尔，其关注的重点依旧是西方文化。实践上，关系主义视角下的“文化史范式”更合适书写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天下次序恰恰是一种文化次序。王珂以为，天下次序中的“中国”与“四夷”是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四夷”是“天下”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中国”与“四夷”或“四裔”的分野与文化次序中的“中心”与“边沿”是对应的。王明珂也留意到了这一点，他以为中国多民族国度的构成不是“近现代”现象，而是“华夏”与其“边沿”长期互动、共生的结果，而且由“人类生态”角度看，“‘华夏’（地域与人群）为一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周边地域及人群居于‘华夏边沿’位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人类生态理想”。很明显，王明珂不承认华夏与周边社会是中心与边沿的关系，还重复提到划分中心与边沿的规范“人类生态”，即“一群人所居环境、所行经济生业及其社会结群（社会组织与群体认同），这三方面共构的生物社会体系”。

王明珂从天文生态、经济消费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群体认同等几个方面分辨了华夏及其边沿的分野，但短少一个总体规范。这里能够采取社会复杂化的水平作为划分中心与边沿的总体规范，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客观规范，同时也契合历史事实。也就是说，中心与边沿的区别是关系网络构成的复杂性水平，文化中心显现关系更密集，社会复杂性更高；文化边沿的交往关系相对简单，社会复杂性水平相对较低。因而，文化边沿不是“野蛮社会”，也不是“落后社会”，而是社会复杂性水平相对较低，换句话说，文化边沿在人口范围、社会和政治组织复杂化水平、交通网络的密集水平、商品贸易的兴隆水对等方面低于文化中心。这也就是麦克尼尔所说的“文化斜坡”。

以秦汉时期为例，汉朝人曾经认识到匈奴的政治组织形态比汉朝简单，好比，由汉入匈的中行说提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君臣简易”。现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研讨表明，中原地域的政治组织形态比北方边疆更成熟、更复杂，处在一个高级阶段。就政治组织的复杂化而言，人类学家普通持进化论立场。塞维斯依照社会复杂水平，将人类进入文化时期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度。他以为，夏商周是早期文化或古典文化，秦汉向外扩张构成了“帝国”。哈扎诺夫将秦汉时期的国度形态称为成熟国度（well-developed state），比早期国度更高一级。同时，哈扎诺夫以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国度形态属于早期国度。中国学者也以为，夏商周和北方民族的分立政权处在早期国度阶段，秦汉以后中原王朝进入成熟国度阶段。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原政权与边疆政权在政治制度的复杂化水平上的确存在差别。秦汉王朝实行君主官僚制度，匈奴实行的是与西周更为接近的封建制度。能够说，秦汉时期中华文化中心与边沿地域在组织形态上大致存在一个从高到低的文化斜坡。

因而，综合中外学者的观念和史学理论能够看出，相比于“帝国”，“文化”概念具有价值中立颜色，更具有弹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莫斯所说的“最适合的字眼”，同时更契合中国的历史实践。从叙事范式来讲，相关于“帝国史”而言，文化史具有如下合理性。

第一，突破“帝国史”的二元对立方式，即从强调中原与边疆或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关系，转向文化中心与边沿的互动一体化关系。文化史叙事重点描画中心与边沿的各种互动，包含抵触以至战争，更包含战争、协作、共生。后者是中原与边疆人民交往关系的主流，但在“常事不书”的书写准绳指导下，常常失于记载。但是，它们恰恰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结构”，“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文化史显然愈加注重中心与边沿地域各族人民密切的交往关系，并探求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总体来看，中心与边沿的关系能够概括为两个进程：其一，文化中心的人口与成就，包含物质、商品、技术、制度、政治军事权益、文化、艺术等，向边沿移动；其二，边沿的人口和文化成就向中心移动。中心与边沿的互动，推进了中华文化不时演进。譬如，边疆民族吸收中原的文化和制度，对边疆地域中止开发和整合，推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度的展开。边疆政权的政治制度与中原政治制度的融合，重塑了王朝的官僚制度，进一步激起政治生机。与此同时，中心与边沿的关系愈加密切，一体化水平不时加深，制度化和凝聚力越来越强。大致来说，汉晋时期文化中心与边沿的范围成形，且构成了互嵌一体的稳定结构，宋元时期，文化中心与边沿的一体化结构演化成疆域基本稳定的统一国度，至清代中期最终奠定了中国疆域。

第二，时间叙事上，“文化史”范式关注的是人口、经济、社会、技术、政治、道德、思想、艺术等重要元素的整体性变更，而不是局限于皇帝制度的树立与废止。进入文化时期以后，中国历史阅历了两次庞大的社会改造——春秋战国和近代以来。“帝国史”范式仅仅着眼于帝制的存废，显然是极端武断的。“文化史”范式则从文化的整体性来了解中国社会的庞大变更。

第一次大改造从春秋战国延伸至西汉初，细致表示为：其一，人口巨增。现代学者以为西周时期中国人口数量在百万级范围，而战国时期人口峰值曾经抵达4000万到4500万。其二，技术变更。从青铜时期转向铁器时期，人口增长和技术变更是第一次大改造的消费力和经济基础。其三，构成了以自耕农为消费主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小商业相分离的经济形态。其四，政体从贵族封建制转向君主官僚制，国度形态从早期国度转向成熟国度。其五，编户民社会的结构。其六，从百家争鸣到儒法为主体的认识形态改造。其七，文化中心与边沿互嵌一体结构的构成，也是这次大改造的重要内容。东周秦汉之后，以上方面的文化要素都在向前推进，如人口在宋代超越1亿，明末接近2亿，清中期抵达4亿；科举制使中国呈现了平权化现象；劳动消费率和商品化水平也在不时展开。

第二次大改造则是从19世纪初期持续至20世纪末。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强调，从1840年以来持续一个半世纪的“社会文化大转型”是“两千年一遇”的现象。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改造是一个长时段过程。假如从全球史视野来看，我们能够重新发现19世纪早期的历史意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中西“大分流”的时期，西方社会疾速崛起，与中国构成“势差”，同时也包含了“大合流”的趋向。西方的资本、商品、科技、人口、文化必定“流向”中国，中国被强行拉入沃勒斯坦所说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边沿。势差下的“大合流”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民族危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最终走出危机。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人民阅历了呈现危机、危机加重、探求出路、走出危机等阶段，并自始至终发挥主体性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碰撞中，吸纳融合外部文化成就，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君主官僚制政体转向人民民主政体，并最终发明出独具特征的现代文化展开方式。这两次社会剧变是极端深化的，皇帝的存废只是这次剧变的某种结果，远远不能作为中国历史两次社会大剧变的中心标记。

第三，“文化史”范式综合考量皇帝与官僚、中央与中央、中原与边疆、国度与社会等不同层面的政治关系，能够避免“专制”叙事的恢复主义圈套。上文提到，皇帝与官僚阶级的关系是复杂的，远不能用专制主义概括。假如从中央与中央、中原与边疆、国度与社会的角度看，专制主义叙事更显偏颇。中央与中央的关系存在不同类型，中心实行郡县制，边疆则实行羁縻制和土司制度。从中心与边沿来看，元清两代蒙古族和满族主奴化的君臣关系，强化了皇帝的专断权益，明代皇权强化在一定水平继承了元代制度。但是明清时期国度的常规性权益也在展开。祝总斌以为，明代废弃宰相，名义上皇权得到强化，但内阁经过票拟等制度对皇权的限制力度，也超越前代。而且对明清时期法律制度的研讨也显现，行政的法制化也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大明律例》和《大清律例》的编撰表示了律法体系法典化的过程。明清两朝也并非魏特夫所说的缺乏私有产权，恰恰相反，法律招认和维护私有产权。杨国桢以为，“明清时期，土地一切权构成变更的趋向是私人土地一切权的上升。在全国耕地总面积中，民田约占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私人的土地权益，诸如土地财富的继承权、买卖权、典质权、让渡权，土地运营上的出租征租权、雇佣权等，都遭到国度立法的招认和保障”。有学者比较了明清时期中国与同时期英国或西欧私有财富权和市场的自由水平，以为18世纪以前的中国社会与同一时期英国或西欧没有实质性差别，以至比西欧“更接近于一种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经济”。固然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存在争议，但学者基本以为，18世纪中国私有制消费方式实践遭到政府和法律的维护并不比英国少。

需求阐明的是，本文倡议的“文化史”范式，是针对“帝国史”范式的局限性而提出的一种应对战略，并不是对“文化史”范式的全面阐释。若要真正提升至“范式”的层面，则必须处置许多重要的理论和理论问题。好比，“文化中国”很容易被了解成“文化中国”，也就是一个涣散的文化共同体。固然“文化史”范式强调文化是中心与边沿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各种关系的总和，但是具有强迫力的政治关系依旧是了解文化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要素。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政治如何塑造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及其边疆。回答这一问题，“文化国度”作为叙说中心与边沿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严重参考价值。那么，接下来又产生了一系列其他问题：文化国度何时构成？如何了解其疆域变更？如何了解文化国度中呈现的团结与统一问题，好比中原政权与边疆政权的分合？文化国度阅历了哪些阶段的演化？文化国度与国民国度（nation-state）以及早于国民国度呈现的民族（性）国度（national state）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构建“文化史”范式所必须处置的严重问题。

余 论

“海外中国研讨丛书”主编刘东在为“喜玛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撰写的“序文”中指出，系统地引入西方汉学学问，将“给原有的文化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他同时正告：“它（指汉学）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化共同体的自我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一旦丧失阅读和思索的主动性，堕入他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他人特有的问题认识所掩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显露文化剖析的失语和学术洞事的失明。”因而，我们在系统性引进汉学成果的同时，将不得不面临自身学术主体性的问题。就汉学的历史书写而言，其“帝国史”范式对学界发挥着很大的引导作用。而汉学“帝国史”叙事在中国的回响构成了一些中国学者简直处于缄默的状态，既没有质疑汉学带来的“帝国”概念的误用与滥用问题，也没能深思盘绕“帝国”概念构成的叙事范式。

“帝国”是存在于西方历史与理想中的概念，带有格尔茨所说的“中央性”。用“帝国”这样的“中央性学问”来描画或剖析非西方历史时，一定会失真。正如罗素·福斯特所说，“帝国”只存在于西方文化中，假定“帝国”存在于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历史学之外，是风险的。风险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正如前文指出，“帝国”以至“帝国主义”概念的泛化和滥用降低了其作为一套批判工具的意义。第二，汉学的“帝国史”范式特别是终间叙事和专制主义叙事，为西方霸权主义遏制中国展开（如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等）、干预中国内政（如攻击和争光中国的民族政策、政治体制等）提供了思想和话语资源，表示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话语权益。

深思汉学书写的“帝国史”范式，不是反对和排斥一切汉学成果，而是对它构成的误读和扭曲中止辨析和纠正。大部分汉学作品都属于客位视角的产物。客位视角能够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但是中国人生活的意义之网离不开中国历史的编织，这是客位视角不具备的。因而，我们与汉学的对话，基本目的是增益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最终还是从主位视角书写真切的历史。

（ 作者魏孝稷，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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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湘 宇

校审：小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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