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种伦理之所以有其特殊的固有特质，并不是由于其命令的特殊性以色列的日常伦理与其他民族的日常伦理并非不相似，而是由于在此伦理背地的中心的宗教心志。以色列预言对此心志的打造发挥了极为强大的影响力。 先知的决议性宗教请求，并不是个别规则的恪守，不论这些规则自身是多么重要，也不论真正的先知是如此的自以为道德的守护者，而且也无论善功的义人时而如此极力地为人所强调，例如以赛亚而是信仰。不是爱，即便请求水平以至不相上下。
在以北以色列为取向的何西阿来说，爱的确是神与其子民之间的宗教基本关系，其他先知也是如此，特别是耶利米，在一首温情脉脉的抒情诗里，他描画了古时分耶和华与以色列的敬爱关系以色列有如其新娘。但是，这并非主流，而且共同的崇高状态历来就不是一种与神的爱的合一。其理由，我们从上面已可得知。此种对信仰的请求，在以色列内部最初可能是由先知所发起，譬如以赛亚，并且极力强调到这种惊人的地步。这也切合先知的感灵方式及其解释。 他们听到的是神的声音，而这声音所请求于先知并经过他们而请求于人民的，首先别无其他，就是信仰。先知必须自我请求信仰，而信仰无非就是献身于神所托付他们的宣示。犹太先知所请求的信仰，因而并不是路德与宗教变革者所了解的那种内在的态度。信仰真正意指的不外是无条件地信任神的无所不能，信任他的话语是肺腑之言，并且一定会完成，不论一切外在形势显得多么的不可能。
此一信心正是巨大的先知，特别是以赛亚与以西结，所据以为其立场的根基。依从和特别是谦卑，乃是由此信心而来的两大美德，耶和华最最看重的就是这两者，特别是谦卑不止是要严厉避免希腊意味下的狂妄（Hybris)，而是最终要彻底避免任何对自我成就的仰赖与一切的大吹大擂。此一理念对后来犹太教的虔信之展开有着庞大的影响。惧怕太过幸福会招来神的嫉妒，惧怕高慢的自信会遭到神的报复，这种贯串于荷马时期直到梭伦与希罗多德时期的处世之道里的想法，在以色列那儿则因一种对人的命运既聪明又严肃的见地而作用有限。 先知意味下的“谦卑”之请求，有伤英雄的尊荣感，而地道的天意信仰－请求光彩尽归于神并低微屈从神的决意，只可能在世界君主国的近邻里赢得支配优势，而不可能在自由国度里。大王失败、其帝国消灭，是由于他们把胜利的光彩归给自己，而不是归于耶和华。先知自己国度里的大人物也同样亦步亦趋地自取消亡。反之，凡是满怀谦卑与恭顺实行耶和华之道者，有神同行，便无所畏惧。这也就是先知政治的基础。先知是大众怂恿家，但是与理想的从政者或政治党派分子完整两回事。以此，我们又回到一开端所谈的话题。先知的政治立场地道是宗教性的，全由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所激起，但是从政治上看来，其立场纯属乌托邦性格。
唯独耶和华恣肆己意操控一切。并且，关于最近的未来，其企图有鉴于其子民的举止态度，是威吓与恐惧的。大王及其军队，如我们所见，是他的工具。既然大王的作为是神所意欲的，在以赛亚看来，耶和华要把他自己召唤来的这些人消亡的这种意旨，毋宁是“野蛮的”。对耶利米而言，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在俘囚期之后晚期的《但以理书》里，这个王因而一称谓的结果，变成一个信奉耶和华的改宗者。这些观念的性质，特别是这些观念之为以色列的虔信所接受，再度彰显出以色列的特殊位置。 德尔菲的阿波罗在一个完整相似的状况下，亦即波斯的攻击火烧眉毛时，也对自己的人民发出灾害神谕：忠告他们赶快逃去天涯海角。不外，这是一定的命运，而非宗教罪恶的结果。其间，一个被激怒的神，即便是自己的团体神，也会降灾害给自己的子民，这样的想法也是广布于整个古代的，特别也见之于早期希腊的诗歌里。愈加特别的一个想法：一个普世的神为了惩罚人民的罪恶而招来城市的敌人，并且借此而使之濒临消灭或者真的消亡，这想法也不是以色列所固有的。在柏拉图那儿就可找到在《柯里西阿斯》的残篇和《提玛友斯》里：同以色列那样，拜金主义与狂妄的恶德，也被视为招惹神来干预的根由。但是由哲学学派首领所做出的这种神学建构，在宗教史上一点作用也没有。
耶路撒冷的街头与学院的园林究竟是大不相同的（宗教）宣示场所，先知粗暴的大众怂恿也远远异于高尚的思想家、雅典有教养的青年与（有时分）叙拉古的僭主或变革者等政治教育者，并且次序井然的雅典人民大会及其理性规制的会议纵使鬼神作祟的惶恐迷信与兴奋过头的大方激昂所在多有恐怕也不会是忘我神谕的对路场所。特别是，以色列特有的观念在那儿完整付之阙如，像是耶和华的灾害实质，或如人民与神所立的特殊契约等，正是这些观念为整个先知的理念注入了昂扬悲怆的共鸣，亦即因破弃与这个可怕的神自身所立的契约而遭受惩罚。 因而，固然神谕与吉凶之兆在希腊古代的个别政治决断里表演了如此可观的角色，但这样一种先知的神义论却未自其中展开出来，不像记叙先知打一开端就为了其灾害历史的解释而展开出此种神义论为其基础。的确，灾害的幻象并非此种解释方式的结果。耶利米即曾要耶和华保障说：并不是他为犹大招来灾害的日子，他只不外是被命令加以宣示而已，而且宣示的是令他万分苦痛的事。同样的，我们看到，以赛亚内心里也对立对付亚述的灾害威吓。
但是，关于一旦已发作在以色列身上的灾害所作的解释还是走上了那条轨道，亦即以色列的学问分子，特别是律法书教员，奠基于古老的契约思想上的种种观念曾经指示出来的轨道。以色列奉教说的命令为金科玉律。倘若其他民族胆敢冒犯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便会出面干预。以赛亚对亚述的著名诅咒，依其理由看来，动机全然在于以下事实：愈加细察这些大王的态度，先知就愈加以为，耶和华不可能会永世默许此种态度。换言之，这位先知关于亚述的态度名义上有所转变，但在此种转变上，任何的理想政治考量一点关系也没有。 关于耶路撒冷，他的态度转变也同样是出于地道宗教的理由。这个糜烂的城市似乎打一开端就一定要衰落。西底家对耶和华的虔敬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耶路撒冷将永不陨灭。固然西拿基立的退兵强化了这样的见解，但当他痛切感遭到冒渎立功横行不止一如往昔，最后他又再度走回达观主义的老路：这是极恶不赦的了。
对其他的先知而言，同样的，当权阶级的宗教态度总是关键所在。有时分，似乎任何一位先知都难免失望透顶。阿摩司、以赛亚和耶利米想必时时堕入此种状态。 结语 但是，他们其中不曾有任何一人怀忧丧志弃绝到底。他们的未来希冀，好像其政治，一样的乌托邦。此种希冀从背地支配着先知的一切言行那般，从内在总摄着先知的整个思想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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