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写信、约见面，刺探名人的私生活和丑闻，18世纪的法国人追起星来和现代人一样猖獗。本文详述了法国历史学家安托内里勒蒂所研讨的“追星文化”，发掘当时名人现象的产生机制，重新审视哈贝马斯提出的“启蒙时期的公共空间是一种批判与理性的讨论空间”的观念，呈现出公众非理性的一面，为我们了解启蒙时期、现代民主的来源以及它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思索途径。 “名人”的降生 ——启蒙时期公共范畴的情感视角 文 ｜ 汤晓燕 （《读书》2023年2期新刊） 面对现代社会虚无缥缈的社会文化现象，身为历史学家，能否有职责对其做出专业的学术回应？如何展开这样的回应？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里勒蒂（Antoine Lilti）出版于二〇一四年的《公众形象：名人的降生（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一书，便经过对当下“名人效应”“追星文化”“粉丝经济”等现象的历史溯源与剖析，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里勒蒂细致回溯了关于名人降生的谱系学。他首先引出了现代 名人现象的第一位人物——伏尔泰。当年老的伏尔泰回到巴黎，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民众热情，人们以至在剧院里即兴为他举行了加冕月桂花环的仪式。伏尔泰的名字不时出往常当时的《文人共和国秘史》中，描画他起床场景的版画四处在售卖。一方面伏尔泰在生前曾经享有原本应该在逝世之后才具有的崇拜与荣誉，这是名人效应的显著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关于他的狂热中隐含着某种让人不安的元素。他们对伏尔泰的私人生活充溢了猎奇，致使于伏尔泰自己对此愤恨异常，觉得自己似乎一个“应该在展示架上的怪物”。他所取得的关注与当时的一名喜剧演员取得的胜利一模一样。名人伏尔泰所遭遇到的一切，正是尔后其他一切名人将要面对的矛盾境遇，伏尔泰的故事就像是一个正在冉冉拉开帷幕的名人世代的序曲。
年轻的伏尔泰 随后，里勒蒂把眼光投射到更宽广的社会范畴——十八世纪巴黎和伦敦的戏剧界所发作的特殊现象。出色的演员在这个时期开端成为历史上第一批明星，他们取得了与众不同的高收入，遭到热烈追捧。他们的名望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也使他们的私生活成为公众猎奇心的猎物。不论是英国的妮尔·格温、凯蒂·克莱夫、西顿斯，还是来自意大利的法里内利和杜坦奇，抑或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塔玛，他们无不都是由于出色的演艺水平而广受欢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名声带来的反作用，从在大街上被人认出到被公众与媒体无休止地讨论私生活乃至丑闻的方方面面。 更有意义的是，很多人热烈地给这些演艺界名人写信，表白自己的情感或者流显露与后者见面的盼望。譬如法国大反动到拿破仑时期的著名演员塔玛收到的大量信件至今保存在法兰西剧院的档案室里。而写信或者是造访恰恰是公众与名人之间树立对等的情感联络的途径。这就触及了名人现象呈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缘由，即十八世纪人们关于个体情感需求的盼望，“名人能辅佐他们自我定义和定位”。名人现象的呈现还有其他多种要素。其中，以十八世纪报刊业崛起为标记的“第一次媒体反动”表演了重要的推进力。期刊报纸的呈现引发了“大众传媒将文本和图像传播给其数不可估量的公众，成为社会交往的普遍方式”。名人的个人形象可经过肖像画、版画、小雕像等方式大为盛行。报刊媒体也热衷于报道名人的私生活以满足公众窥探的猎奇心，“名人的生活，他们的面孔和事迹成了公众消费的一种商品”。这一时期的新式传记相比以往传记的赞誉巨大人物，愈加注重人物“私生活的真实性和兴味性”，作者常常宣称十分了解主人公，或者控制着他人所不知的秘密素材。传记的主人公也不再是王公贵族，作家、演员以至知名的罪犯，都可能成为一部畅销传记的主人公。名人或真或假的故事不只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而且后者的追捧更引发了十八世纪的名人商业文化，无数 的期刊、肖像画家、雕塑家、剧院老板、传记作者都从中获利。
法里内利（Farinelli），原名卡洛尔·玛利亚·布罗斯基（Carlo Maria Broschi），十八世纪意大利著名阉伶 （图源： wikipedia.org） 当然，十八世纪名人现象背地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要素。最重要的一点是，“名气不再是同行评判的结果，好比文学圈子内部；也不再是作家和大贵族之间选择性关系的结果，好比宫廷资助。大多数状况下，它取决于‘突如其来的公众’或过火追求新奇的喜好”。此时，评价的主体由“普遍的匿名公众群体”来担任了，“公众不再仅仅是阴谋阴谋的被动接纳器，也是名声制造过程中新的集体行动者”。这个集体此前从未存在过，他们因喜欢同一个公众人物而分享着相同的情感，他们由于相同的猎奇心而在素未谋面的状况下参与进了同一场“造星运动”，并且在“共享共同的新闻时感受自己作为公众一分子的存在”。 而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公众的“评价规范却变更不定、含糊不清，缺乏保障”，这就带来了名声的双重性。它一方面使知名的人享遭到被新的评价主体关注的各种益处，好比能够解脱以往文人或演员需求在维护人的包庇之下生活与展开职业生活的尴尬处境；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关注也潜藏着某种风险性，由于公众的兴味常常不局限在作品自身，他们常常越过作品，转而对作者自己充溢了猎奇，“公众岂但混杂了作品和作者，而且还让后者沦为猎奇的对象”。 里勒蒂以卢梭为案例，细致剖析了当公众摇身成为评价体系的主体之际，给深陷其中的公众人物带来的深远影响。《新爱洛伊丝》的胜利激起了公众对卢梭个人的倾慕，并且“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卢梭在很多方面表示为自我采购的广告模范”，他在巴黎文学界的孤独与分歧群，反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同情，由于“卢梭突破传统的资助方式和旧制度下作家的生活方式……他向公众和自己展示了不同于精英阶级的共同一面……这保障了卢梭自己的真实性”。同时卢梭自己又饱受名气带来的搅扰，致使于他粗暴地拒绝不少来访问他的人。关于这一明显的矛盾，里勒蒂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十六世纪以来，被上流社会接纳的方式，就是服从他们的评价体系，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卢梭却企图经过展示自己的奇特性，以至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蔑视来同样取得这个社会对他的尊重”。里勒蒂把两者分别定义为社会性认可和情感认可，他指出，卢梭希望用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或者共情来取代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评价关系。但是，固然卢梭胜利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吸收了公众的留意力，可他并不能肯定人们关注与喜欢的究竟是真实的自己还是那个顶着让-雅克·卢梭名字的公众形象。就像卢梭自己所言：“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幻想来构思我的形象，毫不惧怕正版前来拆穿谎言。”他堕入深深的孤独之中，觉得周围的人都试图优待他。
《被看作让-雅克的卢梭》手稿 接下来里勒蒂把眼光转向名气对当时政治人物的影响。他说： “从十八世纪中叶开端，君主遭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公众批判，这种批判行动促成了一个新的准绳：民意行动。”从路易十五的丑闻到路易十六的王后安托瓦内特所遭遇的行动危机，无不是法国民意行动占领公共空间的表示。同时，政治人物也认识到能够“经过个人权益吸收并控制他人的种种问题，并以此名义获取民众的支持”。例如大反动时期的米拉波便是当时最出色的演讲者，他借助演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有意义的是，不论是安托瓦内特还是米拉波，他们最初出往常政治舞台上，都是积极正面的形象。在一七七五年的法国民众心目中，安托瓦内特是美丽仁慈的王太子妃，她的纯真使她与奢华糜烂的路易十五的情妇杜白丽夫人格格不入。米拉波则曾经担任国民议会的议长，在他逝世之后，入葬先贤祠。但是，他俩的政治形象却都以不堪的结局告终，前者成为邪恶王后的化身，后者因其与宫廷的联络被发现而很快被唾弃。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形象由盛而衰，阅历了庞大的转变起伏。
米拉波伯爵，原名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克蒂（图源： wikipedia.org） 在此作者触及了他此书真正要调查的中心内容，从文化范畴转移到了政治范畴，他开端触及公众名声这一在十八世纪新呈现的事 物所引发的政治转型。经过描画华盛顿与拿破仑等当时著名的政治首领具有名声的过程，调查“名气机制在十八世纪的文化世界萌发之后开端深化到政治游戏中的政治合法性转型”。由于，名气背地实则是“民意行动”，当名气的作用在对某个人物的公众形象构成无足轻重的影响力的时分，这意味着“人民或公众在其间成了全新的合法准绳”，或者说，“人气”这个新的政治概念，成为民主政体中政治化身的新规范。但是，从作者的论述中能够看到，当政治选择权为民众所控制的时分（至少在名义上），实践上需求留意下述三点。首先，民众要从公众人物呈现出来的形象中去判别其背地的真实企图与才干，那么民众能否具有这样的理性与才干？联络前面关于十八世纪民众投射在演员身上的留恋狂热的叙说，作者显然对此持狐疑态度。其次，“人气”这个词并不能取代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超凡魅力”的概念，在这里作者经过对两者的比较，对“人气”的实质做了更明晰的界定：“超凡魅力从一开端就被视为一个严肃的、高度政治性的对象。人气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它不是权威，而是一种名声，它也并非魅力四射，而是转眼即逝的眷恋。在政治范畴和文化世界，以至是在文娱界的夹缝之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价值观，更是一种脆弱的权益。它能够支持当权者，但是并不能保障依从。”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气的短暂或者说公众喜恶的转变之快，洞悉这一玄机的政治人物常常有意无意地试图去操控人气的产生过程。例如华盛顿极力使自己的公众形象坚持着缄默谦逊，并且谨慎地不让自己的私人范畴裸露在公众面前。而拿破仑的故事则正如斯达尔夫人所言，“拿破仑的形象满足了公众的猎奇心，但他对权益有无止境的愿望，他会尽一切可能应用他的名气”。经过上述三个相互影响的要素，名气机制逐步改动着政治权益的运作方式，这一改动至今影响着西方的政治舞台。
拿破仑一世 里勒蒂是法国研讨启蒙时期的大家罗什的学生，他于二〇一五 年出版了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沙龙世界》。该著作另辟蹊径，绕开传统文学史的角度，从上流社会社交机制的途径对沙龙这一重要时期文化现象中止深化研讨，取得国际学界的普遍好评。在里勒蒂看来，沙龙是当时法国文化界逐步解脱以文艺复兴以来宫廷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树立起另一套由贵族与文人共同执掌的文化评价机制的细致场所与载体，因而在当时的文化界乃至政治范畴中都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沙龙）社交是十八世纪社会、文化和政治机制的中心”。而《公众形象》一书毫无疑问是对十八世纪法国文化评价机制（或者也能够称之为“名望机制”）嬗变这一话题的继续。 当“名望机制”的话语权从宫廷转到沙龙之际，固然评价体系开端由沙龙中的主人与宾客来主导，其权威相对宫廷而言发作了“弥散化”，不外这一社会成分斑斓复杂的群体整体而言依旧属于社会精英阶级，并且沙龙女主人或者大贵族等提供金钱资助的人在其中控制着无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也是卢梭试图经过自己抄曲谱来维生从而极力解脱的沙龙机制。这种从沙龙土壤中培育出的“名望机制”因沙龙自身更多停留在文化层面，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政治人物身上。但是，当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到文化界的“造星运动”中时，该机制发作了庞大的改动。其中心要义在于控制该机制决议权的主体发作了变更，它不再是君主及其统治下的宫廷或者听命于他的“法兰西学院”，也不再是那些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女性和饱读诗书的文学之士组成的沙龙小团体，而是那些对公众人物具有猎奇心的大众。这些人来自不同社会阶级，受教育水平不一，或许相互之间毫无相似之处，独一的共同点便是对同一个公众人物产生浓烈兴味。里勒蒂的研讨便是关注“名望机制”如何在新的权威主导之下演化与展开。
十八世纪巴黎的沙龙 在史学范畴，关于名望的研讨并非抢手范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了关于大众文化与传媒的研讨，有关名望的议题虽为其中之一，但关注者寥寥。持续至八十年代，与此相关的研讨依旧更 多集中在大众文化及其消费者方向。不外，随着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崛起，人们开端留意到“名人文化”的重要性，开端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结构学等角度动身阐释这一现象。但直至该时期，有关“名望”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或者传媒范畴。从时间维度来看，集中在二十世纪之后的当代现象，把“名望”或者说“名人效应”仅仅视为一个当代才呈现的现象。这种局限性的视野很有可能是社会学学者一直无法明晰界定究竟何为“名望”“名望”以及“名气”的基本缘由，由于它们显然绝非只是当代的产物。西蒙 ·摩根（Simon Morgan）就曾指出，关于该范畴的研讨者而言，“更果断地超越二十世纪视野的限制是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只需这样，才干“避免将名人的那些实践上具有更长谱系的特征误以为是当代无独有偶的现象，这将使人们有可能构成关于名人应该如何与更普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不同方面联络起来的各种概念”。 里勒蒂的这部著作显然弥补了上述缺陷，他为这一研讨议题引入了历史的维度，把时间线不时向前延伸至十八世纪。他经过对当时出版的报纸杂志、名人传记、回想录以及重要人物收到的各类来信等多种资料的细致剖析，明晰且系统地恢复了十八世纪英国、法国等国演艺界、文化界乃至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知名”的细致过程、追捧他们的公众的行为与心态，剧场老板或者各行各业的商人们如何火上浇油，以及这些人物在此过程中的种种际遇。经过把“名人现象”放置在十八世纪的历史背景之中调查，把这一现象的出 现和现代社会的降生这段历史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勾连起来。 与此同时，由于将“名人”的“公众形象”恢复到其降生的历 史环境之中，那么公共范畴的降生不可避免地与这一话题产生交集。里勒蒂在此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观念。他以为，推进着“公众形象”这一特定历史产物展开壮大的恰是那些对窥探名人私生活以至与其产生情感衔接具有激烈需求的十八世纪的公众。而由这些公众主导的“名人效应”事实上从未胜利解脱当时的精英阶级对其翻云覆雨、同流合污乃至粗鄙肤浅的评价，这便与哈贝马斯提出的有关理性的“公共范畴”产生了矛盾。据此，里勒蒂从剖析历史上的“公众形象”这一角度动身，对哈贝马斯的公共范畴理论提出了质疑。假如说哈贝马斯从当时的咖啡馆、报刊等视角提出了公众具有理性，那么，里勒蒂则从他们对“名人”狂热的猎奇心以及翻云覆雨的态度中发现了他们非理性的一面。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之一，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止了深化的对话及有力的批判 （图源：wikipedia.org） 再进一步，里勒蒂发现，公众对某一“公众人物”产生兴味，还会引发更深远的群体心态变更。他置信，当时公众的集体认识是在“当下的觉得”中锻造出来的；关注与同时期人相同的事情、具有相同的猎奇心的认识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凝聚力，这是“名人现象”的中心动因。而更值得留意的是，公众的态度能对当时著名人物的 “公众形象”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起到决议性的作用。当民众的态度在公共范畴如此无足轻重，这无疑与现代民主的来源产生了奇妙的关联。 当然，里勒蒂对名人现象中止历史研讨并非历史范畴的独一惯例，这与名人研讨近年来整体发作“历史学转向”有关。汤姆·莫尔（Tom Mole）、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乔治·米诺伊斯（Georges Minois）、斯特拉·蒂亚德（Stella Tillyard）等学者近年来也都涉猎于此。关于历史学者来说，他们不只拓展了名人研讨的历史维度，也对历史研讨中的某些学说中止了全新的阐释。例如，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对名人身份的“双重性”与“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一政管理论之间的关联中止了细致剖析，他以为，“国王的两个身体”学说从中世纪降生以来，到了近现代并未消亡，由于名人现象的呈现便是这一学说的“互换和转变”，即，将已取得成就的名人的两个身体分开，一个是生物学的，另一个是媒介的。罗杰克自创勒卡尔·施密特等人的政治思想，研讨了名人在议会民主中的作用。与他观念具有某种相似性的是布赖恩·考恩（Brian Cowan），后者以为君主制和圣人的前现代历史也应当被归入名人研讨的范畴，“假如每个时期都发明出自己共同的名人文化，那么现代早期的名人是圣人、烈士和君主，而不是主宰更晚近名人世界的音乐家和演员”。他以为这有助于了解十八世纪何以最终构成公众名声及其影响力。
【德】 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著，徐震宇译《国王的两个身体： 中世纪政治神学研讨》（图源：douban.com) 总之，《公众形象》是名人研讨历史转向趋向中的出色作品，它既继承了社会学、传媒学的研讨成果，也大大拓展了十八世纪启蒙研讨的议题范畴。就像里勒蒂在关于此书的访谈中所说的：“远离哈贝马斯的公共范畴理论是本书明白框架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我而言，我试图做的是招认并肯定与一个或多个公众的呈现相关的严重转变，同时批判性地质疑许多历史学家从哈贝马斯那里借来的公共范畴的定义。在我看来，它过于理性主义，过于将公共范畴作为批判性讨论的空间和交流日益普遍的观念的场所。事实上，还必须将公共范畴视为一个能够分享情感的空间，能够涵盖文学、艺术，但也包含奇迹、文娱和媒体活动。在像哈贝马斯这样的规范措施的背景下，这种情感维度被低估了。” （《公众形象：名人的降生（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法］安托万·里勒蒂著，宋玉芳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均由作者提供 《读书》刚刚开通视频号， 我们将每月不定期更新—— 阅读思想，看见《读书》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一切 转载受权请联络后台 相关精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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