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 | 自由、财富和公正的来源

自由和扩展次序

假如把人们提升到野蛮人之上的是道德和传统，而不是明智和精于算计的理性，那么现代文化的共同基础是在地中海周围地域的古代构成的。在这个地域，那些允许个人自由应用自己的学问的社会，由于有着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可能性，使它们与那些一切人的行动受共同的当地学问或统治者学问决议的社会相比取得了优势。就我们所知，地中海地域是最早招认个人有权支配得到认可的私人范畴的中央，这使个人能够在不同团体之间展开出密集的商业关系网。这个网络的运转独立于中央头领的观念和愿望，由于当时对那些航海商人的活动，很难中止集中管理。假如我们能够接受一个名望极高的权威人士（一个肯定并不偏爱市场次序的人）所做的阐明，那么“希腊—罗马的世界从实质上说显然是个私人一切权的世界，从几亩耕地到罗马贵族和皇帝的庞大领地莫不如此，也是个私人贸易和制造业的世界”（芬利， 1973：29）。

其实 ， 这种滋长了私人目的多样化的次序，只需在我愿意称之为分立的财富基础上才能够构成，这是 梅因对通常称为私有财富的更为精确的用语。假如说 分立的财富是任何先进文化中道德的中心，那么似乎是古希腊人最早认识到，它也同个人自由密不可分。听说古代克里特人的宪法制定者“就理所当然地以为自由乃国度高高在上的利益，仅仅基于这一缘由，才让财富专属于那些取得财富的人，而在奴隶制的条件下，一切东西都属于统治者”。

这种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不同的个人或小团体依据他们各不相同的学问和技艺追求各自目的的自由——之成为可能，不只是由于对各种消费工具的分散控制，还由于一种实践与前者不可分的做法：对得到同意的转移这种控制权的方式给予招认。个人能够依据自己的以及他能够参与其中的不论哪个群体的学问和愿望，自己来决议如何应用细致的物品，他能够这样做，取决于一个遭到尊重、个人能够自由支配的私人范畴得到了普遍的招认，也取决于特定物品的权益能够从这人转移给那人的方式同样得到了招认。从古希腊直到现 在， 这种财富、自由和次序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一样的，即笼统规则这个意义上的法律。它使任何个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就谁对任何细致物品享有支配权，得出明白的见地。

就某些物品而言，个人财富的观念肯定很早就呈现了，第一件手工制造的工具大约是个恰当的例子。一件共同而十分有用的工具或武器，关于它的制造者来说，无论如何都会具有极强的吸收力，因而把它转移给他人从心理上说是很艰难的，这件工具一定会不时随同着他走进坟墓——这正如迈西尼时期的“索 洛”（tholo）或蜂窝状墓穴所示。这里呈现了发明者和“合理的一切者”的分离，以及相伴而生的许多基本观念的构成，有时还随同着一些传说，譬如后来的亚瑟王及其名为“伊克卡利布尔”的神剑的故事，它讲述了一把宝剑的转移不是依据人类的法律，而是依据“更高的”神秘律法或“权益”。

正如这些事例所示， 财富观念的扩展和完善，肯定是个渐进的过程，以至迄今仍未完成。在从事狩猎和采集的活动群体中，这种观念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由于在他们中间，发现某个 食物来源或藏身之地的人，有义务把自己的发现通知他的同伴。第一批手工制造的耐用工具从属于其制造者，大约是由于只需他们控制运用这些工具的技艺。在这一点上亚瑟王及其神剑依然是个十分恰当的故事。固然神剑不是亚瑟王所造，他却是独一有才干运用它的人。不外从另一方面说，贵重物品一切权的分化，有可能是在群体相濡以沫的必要遭到削弱，个人开端为更有限的群体—— 譬如家庭——承担起义务的时分，才开端呈现的。很可能是让一份有效益的财富坚持原状的必要性，逐步招致了土地集体一切向个人一切的转变。

但是，猜测这些展开的细致过程并无多大用处，由于在游牧生活中进步的人与展开出农业的人之间，这种过程很可能大不相同。关键在于， 分立的财富的最初呈现，是贸易展开不可短少的条件，从而关于构成统一而相互谐和的更大结构，以及我们称为价钱的信号的呈现，也是不可短少的。同允许一切人在决议个人财富用处上能够做出选择相比，个人、扩展了的家庭或个人自愿组成的团体占有细致物品能否得到招认并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在土中央面，也会呈现一些财富“纵向分化”的布置，譬如一切者有上下之分，或有地主和佃户之分，近代地产制度的展开便是如此。往常，这样的布置同某些较为原始的财富观念相比，大约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也不应当以为部落是文化进化的起点。其实它们是这种进化 最早的产物。这些“最早的”紧密群体，和另一些他们不一定熟 悉的个人和群体，有着共同的祖先和行为方式（下面一章将讨论 这个问题）。因而我们很难说部落最早是在什么时分变成了共同 传统的维护者，或者文化的进化始于何时。但是，不论多么迟缓 以及受着怎样的障碍，有次序的协作究竟在不时扩展，普遍的、 无目的的笼统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细致目的。

欧洲文化的古典遗产

似乎也是希腊人，特别是持世界主义观念的斯多噶派哲学家，首先表述了后来罗马人在其帝国全境加以提高的道德传统。我们知道，这个传统遭到过严重的抵御，并且还会一再有这样的遭遇。在古希腊，当然主要是斯巴达人，即那些最激烈反对商业反动的人，他们不招认个人财富，反而允许以至鼓舞偷盗。在我们这个时期，他们依旧是拒绝文化的野蛮人的楷模（若想了解18 世纪关于他们的有代表性观念，可对照波斯维尔《传记》中的萨缪尔·约翰逊医生，或弗里德利希·席勒的文章《论利库尔戈斯和索伦立法》）。不外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我们便可发现一种向往恢复斯巴达行为方式的怀乡病，这种怀恋之情不时持续到往常。 这是对受全权政府主宰的微观次序的盼望。

不错，在地中海地域展开起来的庞大商业社会，一度需求依托罗马人的维护以防备掠取者，那时的罗马人，如西塞罗所言，依旧具有较多的尚武肉体，能够经过降服最兴隆的商业中心科林斯和迦太基——它们由于“贪婪的生意和飞行”而失去军事能力——而控制这个地域。不外在共和国时期的最后年代和帝国时期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树立在个人财富绝对观念上的一个私法楷模。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 了创业的自由之后，这种最早呈现的扩展次序才开端衰落并最终解体。

这个过程一再呈现：文化能够扩展，但是在接纳了公民日常事务处置权的政府的统治下，它不太可能得到很大展开。假如没有一个把维护私有财富作为自己主要目的的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展开出先进的文化，但是由此惹起的进一步的进化和长大过程，却一再被“强大的”政府所中缀。有足够的力气维护个人免于同胞暴力的政府，使一个日益复杂的自发次序的进化和自愿协作成为可能。但是它们为了贯彻自以为更大的聪慧，不让“各种社会制度随意展开”（取自1977年版《方塔纳—哈泼现代思想词典》“社会工程”词条下的一句典型用语），迟早会滥用这种权益，压制它们原来所维护的自由。

假如说，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世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但是亚洲的相似展开（后来又单独出往常中美洲）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这些政府（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相似，但其权益却超越了欧洲）也有效地抑止了私人的首创肉体。其中 最显著者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呈现的政府控制暂时遭到削弱的“省事时期”，文化和精巧的工业技术取得了庞大进步。但是这些叛变或脱离常规的表示，无一例外地被国度的力气所窒息，由于它一心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次序（李约瑟，1954）。

这也可由埃及的状况得到很好的解释。关于私有财富在这个巨大文化最初的崛起中发挥的作用，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些十分出色的记载。雅克· 皮尔纳在他对埃及的制度和私法的研讨中，描画了第三王朝终了时法律从实质上说有着个人主义特性，当时的财富是“个人的和不可侵犯的，完整受一切者的支配”（皮尔纳，1934：II，338—9），但他也记载了它在第五王朝便已开端衰落。这招致了第十八王朝的国度社会主义，同一时期的另一本法文著作（戴兰，1934）对此做了描画。此种现象在尔后两千年里不时存在，这在很大水平上解释了这一时期埃及文化停滞不前的缘由。

同样，就欧洲文化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能够说资本主义——和欧洲文化—— 扩张的来源和产生的理由，是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巴什勒，1975：77）。不是在更为强大的政治统治下，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度的城市里，最后是在管理宽松的 英格兰，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而不是军阀的统治下，近代的产业制度才得到了展开。维护分立的财富，而不是政府主宰其用处，为密集的效劳交流网络的长大奠 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一网络构成了扩展次序。

历史学家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教条，误导人心者莫此为甚，他们把强大国度的树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高峰，其实这经常标记着文化进化的终了。在这个问题上，研讨早期历史的人完整被那些掌权者留下的遗址和文献所左右，因而也遭到了它们的诈骗。扩展次序的树立者，常常没有发明出能够树立丰碑的财富，因而也没有给他们的成就留下多少显而易见的辉煌见证。

“没有财富的中央亦无公正”

关于正在呈现的扩展次序，聪明的察看者不会有多少狐疑， 它是树立在由政府加以保障的保险上，强迫力仅限于贯彻决议物品各有所属的笼统规则。例如，约翰·洛克的“一切权个人主义”岂但是一种政治学说，而且是对给英国和荷兰带来财富的状 况中止剖析的结论。它是树立在这样一种见解上，要想保障个人之间的战争协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招认 私有财富，公正也不可能存在 ：“ ‘ 无财富的中央亦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肯定：由于所谓财富的观念，就是指对事物的权益，而被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就是指对这种权益的侵犯或蹂躏；显然，这些观念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这些称号就是因而而赋予它们的，我确信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洛克，1690/1924：IV，iii，18）不久之后，孟德斯鸠也向世人表白了他的见地： 是商业把文化和文雅的举止传播给了北欧的野蛮人。

在大卫·休谟以及18世纪的另一些苏格兰道德学家和学者看来，分立的财富得到招认，显然标记着文化的开端；规范产权的规则似乎是一切道德的关键之所在，这使休谟把他论述道德的 《人性论》大部分篇幅用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他又在自己的《英格兰史》（第五卷）中， 把国度的强盛归功于政府干预财富的权益遭到了限制。在《人性论》里， 他明白解释了假如人类实行的法律不是规则了一切权和财富交流的普通规则，而是“规则让最普遍的美德具有最大财富，……而自然的含糊性和每个人的自傲，使德性极不肯定，因而从这种法律中产生不出任何明白的规则，这必定立刻招致社会的全面解体”。后来他又在《人类了解研讨》中说：“ 幻想家或许以为，统治以慈悲为本，惟圣人能领受人世；官吏却十分正确地把这些狂妄的学问家放在了和普通盗贼相同的位置上，用严厉的规矩教育他们，在凭空想像中看上去对社会最有利的准绳，理论起来有可能完整是有害的和破坏性的。”

休谟明白指出了这些思想和自由的关系，以及一切人的最大自由要依据他所说的三条“基本的自然规律”，即“ 一切权的稳定、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承诺”，对每个人的自由中止对等的限制。他的观念显然部分地来自一些习气法学者，如马修·黑尔爵士，不外大约是休谟最早明白认识到，依据“事后判别的公正，或对他人财富的尊重、诚实，或信守诺言，曾经成为义务并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一种权威”，使自然的道德本能“遭到限制或限制”，才会使 普遍自由成为可能。休谟并没有犯下后来那种十分常见的错误，把自由的两种含义混为一谈：其一是一种稀奇古怪的含义，以为孤立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其二是许多相互协作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假如从后面这种相互协作的背景加以了解，只需笼统的产权规则——即法律规则——能保障自由。

亚当·弗格森对这些教导做了概括，他把野蛮人定义为不知财富为何物的人。亚当·斯密则说，“谁也没有见过一个动物，用某种动作或本能的声音向另一个动物说， 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其实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话，两千多年来不时就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观念，固然它不时遭到野蛮或饥饿人群的反对。正如弗格森所言，“财富显然是一种进步”（同上）。

我们曾经说过，当时对言语、法律中的这些问题也有所研讨；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它们了解甚多；大约是经过艾德蒙·柏克，更有可能是经过萨维尼等德国言语学家和法学家的影响，这些论点再次被梅因接 受。 萨维尼的论述（在反对把民法条文化时）有必要在这里做大段的援用：“ 在这些交往中，若想使自由的人生活在一同，让他们在各自的展开中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障碍，就必须招认有一道无形的界线，保障在此界线之内每个人的生活和劳作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划定这一界线和每个人自由范围的规则，就是法律。”

不同的财富方式和对象及其改善之道

财富制度，就其现有的状况而言，很难说是圆满的；其实我们也很难阐明这种圆满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如想让分立的财富制度实践发挥出它的最佳效果，文化和道德的进化的确需求更上一层楼。例如，我们需求普遍的竞争以阻止对财富的滥用。这反过来又需求对微观次序，即前面讨论的那些小团体中出自本能的感情做进一步限制，由于这些出自本能的感情岂但遭到分立的财富的要挟，有时竞争更会对它们构成要挟，这招致人们愈加盼望没有竞争的“同甘共苦”。

财富最初是习俗的产物，司法与立法不外是在数千年里对它做了展开而已，因而没有理由以为，它在当代世界采取的细致方式就是最后的方式。近人曾经认识到，传统的财富观是一个内容多变而极为复杂的包裹，至今仍未发现它在一切范畴最有效的组合方式。对这些问题的新研讨主要源自后来普兰特爵士令人振奋的著作，不幸他并未完成，他过去的学生罗纳德·科斯又在几篇简短但极有影响的论文中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从而刺激了一个普遍的“产权学派”的展开（阿尔齐安、贝克尔、 张五常、德姆塞茨、佩约维奇）。这些我们无法在这里加以总结的研讨成果，为市场次序之法律框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新的可能。

为了阐明在界定各种权益的最优方式——固然我们深信分立的财富的普通制度是不可短少的——上我们依然多么无知，能够对财富所能采取的一个细致方式做点阐明。

对个人控制各种资源的范围做出界定的规则体系，是经过试错法中止迟缓选择的结果，但是它却构成一种奇特的状况。物质财富的方式关于有效组织消费的物质伎俩是不可短少的，对这种财富方式学问分子普遍抱有狐疑倾向，但正是这些人，由于必须同譬如说文字产品和技术发明打交道，却变成了不久前才发明的某些非物质产权（例如版权和专利）的最热心的支持者。

这种财富和另一些财富之间有着这样的不同：物质产品的一切权引导稀缺资料用于最重要的用处，而在非物质产品的状况下，例如文学产品和技术发明，消费才干固然也遭到限制，不外一旦它们呈现，就能够对它们中止无限复制；只需法律能让它们变得稀缺，这是为了刺激人们消费这类思想。但是，这种强迫性的稀缺是不是鼓舞人类发明过程最有效的措施，并不那么显而易 见。假如一部巨大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没有得到独一的版权，我们能否便不可能具有哪怕一部这样的作品，我对此表示狐疑。我以为，同意版权必须简直完整视状况而定，有些极为常用的作品，如百科全书、词典、教科书和工具书，假如在它们呈现之后马上就能够免费复制，它们大约基本就不可能消费出来。

同样，对这个问题一再呈现的重新评价，并没有证明发明专利的取得的确加快了新技术学问的产出，而不是招致人们集中研讨那些能够预见近期就能找四处置措施的问题而构成的糜费，由于依据法律，只需有人在找出处置措施上碰巧比他人早了几分钟，他便取得了长期专用权（马赫鲁普，1962）。

作为自发次序要素的组织

在讲完理性的虚妄以及“合理”干预自发次序的风险之后，我还得加上一句提示读者的话。依据我的中心目的，我必须强调有助于构成自组织结构的行为规则的自发进化。这种对扩展次序或宏观次序的自发性的强调，假如让人觉得特地设立的组织在宏观次序中丝毫都不重要，那就是误解了我的意义。

自发的宏观次序中的要素，除了个人分别从事的经济谋划之外，还有那些特地设立的组织的布置。个人主义法律的进化，在很大水平上恰恰在于它为不受强迫的自愿团体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是随着整个自发次序的扩展，它所包含的单位之范围也随之扩展。它的要素日益变得不再是个人的生意，而是成了公司和社团之类的组织以及各种管理机构的运营。在使普遍的自发次序 得以构成的行为规则中，有一部分也会有利于那些合适于在更大系统内运转的特地组织的树立。不外，这些形形色色更具容纳性的特地组织，实践上只需在一个更为普遍的自发次序中才干找到立锥之地，在一个自身就是特地组织起来的全面次序中，是分歧适它生存的。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会惹起误解。前面我们曾提到各种类型的产权在纵向或横向上不时加剧的分化。假如我们在本书的某些中央，在谈到分立的财富规则时，似乎是在说分立的财富的内容一直坚持不变，读者应把这视为一种简化，假如没有了解前面做出的那些限制，它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其实这是在自发次序中的政府框架内有望取得最大进步的范畴，但是我们无法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论述。

——end——

本文来源：节选自《致命的自傲》/（英）哈耶克（hayek，F.A.）著；冯克利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