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调查

【内容提要】1893年，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列席芝加哥世界展览会归国后，提出了"理论与理论相分离"的准绳。这一准绳的提出，使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突破了"纯科学与各种实践运用之间的界线"，顺应了这个"科学与工业化时期"的真正需求。在此基础上，哥廷根大学充沛应用人才的自由活动与自由竞争，聘用到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创建了著名的"哥廷根学派"，加之有严肃的学术氛围与优秀的学风，因而能在其人文社会科学位置降落的同时，取得自然科学上的庞大展开，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从而发明出一个人类教育与科学展开史上"辉煌的哥廷根时期"。

《世界历史》2004年03期

哥廷根大学是由德意志汉诺威王国国君、同时又当上了英国国王的乔治二世(即乔治· 奥古斯特)于1737年创建的，全称为"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19世纪中期以前 ，该校便涌现出一批饮誉世界的著名学者。自19世纪中期以来，它不时是德意志三大研 究型大学之一(注：19世纪中期至1933年，德意志三大研讨型大学为柏林大学、慕尼黑 大学与哥廷根大学。)，20世纪前期，曾发明过人类教育与科学展开史上"辉煌的哥廷 根时期"，现今仍为世界八大名校之一(注：依据整个20世纪100年间具有诺贝尔奖得主 的多寡，排列居前10位的世界一流大学为：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哥廷 根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其中美国4所，德国3所，英国2所 ，法国1所。据统计，共有18位诺贝尔奖得主出自于哥廷根大学，其中大多数得主的获 奖成就都完成于1900年至1933年"辉煌的哥廷根时期"。)。

哥廷根大学原本是汉诺威王国大学，但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告终后， 依据同年8月23日普、奥签署的《布拉格和约》，奥天时退出德意志世界，曾辅佐奥地 利作战的汉诺威王国，则被强行并入"北德联盟"的指导国--普鲁士，成为这个德意 志最大邦国中的一个行省，哥廷根大学也自然被划归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管辖。关于这场 吞并，哥廷根大学的大多数教授都持反对意见(注：京特·迈因哈尔特：《哥廷根大学 ，它的展开与历史，1734-1974》(Günther Meinhardt,Die Universit t G ttingen.Ihre Entwicklung und Geschichte von 1734-1974)，哥廷根1977年版 ，第70页。)；但对这所大学后来的展开来说，具有决议性意义的是1871年普法战争之 后统一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树立。随着柏林从普鲁士邦国首都一跃而成为整个 德意志帝国首都，将柏林大学扩建成新帝国教育与科学中心的计划开端启动，此举持续 性地改动了普鲁士，致使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大学体制及其结构，也使哥廷根大学传统的 优势位置发作了动摇。本文将盘绕哥廷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展开 来展开研讨，并就它最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缘由作出教育与科学展开史上的阐明。

遭到国度冷落的哥廷根大学

在德意志的大学传统中，假如没有来自国度教育当局的直接干预，大学教授岗位的设 立只能取决于一所大学能否开辟出新的学科专业方向。确切地讲，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 ，在任何一个学科专业方向上只能设置一名教授(注：本文触及到的一切教授，仅指正 式教授，而不包含额外教授和编外讲师。)。至于大学教授岗位的占有则取决于细致的 学者个人在科学研讨上的独立性、首创性与成果。正由于如此，教授集团的范围才有意 义，才成为评价一所德意志大学威望和位置的量化规范之一。

19世纪初至1866年，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里，哥廷根大学显然引导了教授岗位的设立 进程。1815年，这所大学在人文科学范畴中就具有11名教授，在当时一切德意志大学中 "独占鳌头"。1837年11月18日，由于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即言语学家格林两兄 弟、历史学家达尔曼、格维努斯、东方学家埃瓦尔德、国度法专家阿尔布雷希特、物理 学家韦伯等7位著名学者，为抗议国王废弃宪法，愤然集体辞职，使哥廷根大学在这个 范畴中元气大伤(注：《哈伦贝格百科全书》(Harenberg Kompaktlexikon)第1卷，多特 蒙德1996年版，第1084页。)。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种损失才得以弥补。60年代，哥 廷根大学处于抢先位置，最早在艺术史、日耳曼学等新专业方向上设立了教授岗位。18 66年归并普鲁士前夕，哥廷根大学的人文科学教授已增加到16名，超越了柏林大学(14 名)、慕尼黑大学(14名)和海德堡大学(11名)，是当时人文科学教授数量最多的大学； 若再加上神学、法学教授，其整个文科教授集团的范围达31名，同样超越柏林大学而居 第一位。自然科学范畴中也不例外，哥廷根大学早在1866年以前就具有最为基础的一切 学科，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天文学、医学等， 有教授32名，在当时一切德意志大学中具有最雄厚的实力(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 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Karl Strobel,Die deutsche Universit t im 20)，格莱福斯 瓦尔德1994年版，第32页。)。

但是，自德帝国树立以来，哥廷根大学的这种抢先位置逐步丧失。这所大学不只从过 去王国独一大学的独尊位置上跌落下来，更重要的是，整个学科展开遭到了普鲁士文化 教育部有意的抑止与冷落。这是有缘由的，哥廷根这所带有英国文化痕迹而又具有传统 优势位置的中央性大学，在这个重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优越性 的德意志帝国中，与位于首都的柏林大学处于竞争对手的位置上，当然难以遭到国度的 喜欢。

1871年以后，哥廷根大学的办学经费便被极大削减，教授岗位增设权也遭到严厉限制 。例如，哥廷根大学曾于1867年紧随柏林大学之后，第二个在德意志大学中设立埃及学 教授岗位，但这个岗位却在1877年被普鲁士文化教育部强令取消，以后的30年间也没有 补上(注：沃尔夫冈·黑尔克：《德意志大学中的埃及学》(Wolfgang Helck, gypt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 ten)，威斯巴登1969年版，第6页。)。又 如，哥廷根大学早在1867年就开设了外族言语文学专业，但德意志大学对其中英语言语 文学与罗马语族言语文学的划分始于19世纪70年代，而在哥廷根，这种专业划分被不时 拖到1892年才得以实行，就连范围最小的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也比哥廷根大学更早获 得罗马语族言语文学方向上的教授岗位(注：阿明·保罗·弗兰克：《哥廷根新外国语 言文学的展开》(Armin Paul Frank,Die Entwicklung der Neueren Fremdsprachenphilologien in G ttingen)，哥廷根1987年版，第35页。)。再如， 哥廷根大学早在1862年就具有音乐学专业上的额外教授，但是直到帝制解体2年后的192 0年，才被批准设立正式的教授岗位，而其他著名大学早在1914年以前就如愿以偿了(注 ：卡尔·阿尔恩特、马丁·施泰尔林：《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的艺术科学-- 历史上的察看》(Karl Arndt/Martin Staehelin,Die Kunstwissenschaften an der Georgia-Augusta-Universit t G ttingen.historisch gesehen)，哥廷根1987年 版，第50页。)。总之，1871年至1886年之间，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哥廷根大学没有 增加过1名教授；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哥廷根大学仅为植物学增加过2名教授，这还是好 不容易从普鲁士文化教育部争取来的(注：京特·迈因哈尔特：《哥廷根大学，它的发 展与历史，1734-1974》，第71页。)。早在1875年5月，哥廷根大学校长冯·万斯特德 就在一份给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阿达贝尔特·法尔克的讲演中埋怨哥廷根大学遭到歧视 。但这位部长对此立刻加以反驳："哥廷根并没有遭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当然，自18 72年以来，哥廷根是只得到比其他高校更少的经费补贴，这是事实，但这仅仅是一种过 渡现象，只是为了让那些更古老的普鲁士大学能追上哥廷根。"(注：格茨·冯·赛勒 ：《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1737-1937》(G tz von Selle,Die Georg-August-Universit t zu G ttingen 1737-1937)，哥廷根1937年版，第317页。)

相比之下，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绝不允许其他大学在学科展开的速度上超越柏林大学， 而柏林大学的惊动性展开也从不缺乏来自国度的激烈推进力。柏林大学创建于1810年， 19世纪60年代以前不外是德意志五大名校之一，但在70至80年代的教授岗位设立浪潮中 ，却增加了8名人文科学教授和10名自然科学教授，整个教授集团的范围也由1866年的5 4名上升到72名(注：阿道夫·瓦格纳：《柏林大学的展开》(Adolph Wagner,Die Entwicklung der Universit t Berlin)，柏林1896年版，第20页。)。这自然使它在 全国大学中的排名不时前移，1881年后就曾经牢牢占领了第一位。而哥廷根大学教授集 团的范围不只没有得到什么扩展，反而逐步降落到一所普鲁士中等范围高校的"正常水 平"。到1886年初，它(66名教授)不只与柏林大学(72名)坚持了一种距离，而且被哈勒 大学、波恩大学、布雷斯劳大学逐步追了上来(注：托马斯·埃尔温：《德意志的大学 ，从中世纪到往常》(Thomas Ellwein,Die deutsche Universit t,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柯尼斯泰因1985年版，第167页。)。

直到1886年下半年，哥廷根大学终于为它的文科范畴赢得了帝国树立后的第一个教授 岗位增设权。这是德国、也是世界图书馆学中的第一个教授岗位，就连柏林大学也是迟 至1920年才具有图书馆学教授的(注：维尔讷·杜贝、路特·翁格尔：《图书馆学系的 历史》(Werner Dube,Ruth Unger,Geschichte des Instituts für Bibliothekswissenschaft)，柏林1960年版，第81页。)。这个岗位的设立表明，在抑 制和冷落了长达20年后，普鲁士国度文化教育部才开端对哥廷根大学的文科展开采取迎 合态度。

但是自然科学学科上受抑止的局面仍无改观。1887年，哥廷根大学150周年校庆之际， 新任校长、著名言语文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教授在庆典上见到普 鲁士文化教育部次长、高教司司长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曾就哥廷根大学的学科发 展问题与这位政府要员中止过交谈。这位校长在事隔多年后回想道："在那些日子里， 我们不时徒劳地盼望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份有价值的礼物，等候能够新建哥廷根。阿尔 特霍夫先生也说，'我们没有遗忘哥廷根，国度将要新建一批医学研讨所，其中包含哥 廷根'。而事实上，这场普遍的新建直到80年代末才开端，轮到我们哥廷根大学时，已 是90年代了。"(注：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回想录》(Ulrich von　Wilamowitz-Mellendorff,Erinnerungen 1848-1914)，莱比锡1928年版，第209页。)

到1914年，平均每所德意志大学有45名文科教授和28名自然科学教授，而哥廷根大学 在新增设了罗马语族言语文学、比较言语学、埃及学等学科后，才使整个文科教授队伍 的范围扩展到36名，而此时的柏林大学已突破了48名。在哲学、历史、言语等这些最为 基础的人文科学范畴里，哥廷根大学因具有21名教授而名列全国第三。也就是说，哥廷 根大学的整个文科教授集团近半个世纪才增加了5名成员；而人文科学教授的人数整整 一个世纪才翻了一番(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2页。)。 所幸的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却奇迹般地取得了庞大 展开。1914年，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范围抵达了48名，超越了柏林大学，成为当时自然 科学教授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德意志大学(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 志大学》，第30页。)。

取得庞大展开的自然科学学科

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之所以能取得庞大展开，主要不是由于普鲁士文化教育当 局的意志，而要首先归功于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的倡议。正是由于克莱因 ，才稳定并扩展了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上的荣誉。作为数学巨匠高斯、黎曼的接班人 、哥廷根大学数学-自然科学专业出色的指导者，克莱因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发 展与第二次工业反动之间的关系有着特别苏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有着时期背景。

1873年，新树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便遭遇到一场经济上的长期萧条。德意志经济直到9 0年代初也依旧没有呈现复苏的迹象。与此同时，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日益遭到来自 美国高科技产品的激烈排斥。因而，在德意志企业家与工程师们看来，这场萧条惟有通 过一场技术上的全面更新才可能解脱。1890年12月，经济界与学界人士为此召开特地会 议，在这次会议上，德意志企业家分离会与工程师分离会对德意志的大学与经济、技术 范畴之间的疏远状态表白了激烈不满。他们在一份给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 "目前，高校关于职业范畴、关于德意志工业的效率所能产生的作用真实太少。但无论 在战争或是战争时期，德国占居世界抢先位置的绝大部分东西都将以这种效率为基础， 这种世界抢先位置的维持是要靠工业来提供物质伎俩，靠技术来提供武器和工具的。因 此，教育变革的任务，从相当大的水平上讲，在于经过对新言语和自然科学教育伎俩的 培植，来为民族提供高效率的职业圈子。"(注：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德国的 教育变革，历史与社会矛盾》(Ludwig von Friedeburg,Bildungsreform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licher Widerspruch)，法兰克福1989年版 ，第192页。)工业界对新技术、新人才的盼望，给参与这次会议的克莱因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

带着这种印象，克莱因列席了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 上，克莱因发现，"眼前正在发作的这场工业新反动，实践上标记着人类的技术反动已 开端由过去的'工匠反动'阶段进入到'科学家反动'的新时期"(注：卡尔-海因茨· 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 术解放，一部文集》(Karl-Heinz Manegold,Universit t,Technische Hochschule und Industrie,Ein Beitrag zur Emanzipation der Technik im 19.Jahrhunder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Bestrebungen Felix Kleins)，柏林1978 年版，第46页。)。它的引发力气已不再来自于消费技术自身，而来自于似乎同消费毫 无关系的科学研讨成果。任何严重新技术的呈现，已不再来源于单纯阅历性的发明发明 ，而来源于久远的科学实验和理论的基本研讨(注：李佩珊、许良英主编：《20世纪科 学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8页。)。过去科学的主体部分与技术的 疏远状态随着电磁波理论的展开、电力时期的到来已被突破。因而，克莱因以为："科 学抵消费技术的指导意义不只无可狐疑，而且义务严重，它必将开辟出一个新的工业体 系。"(注：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 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47页。)摆在克莱因面前的问题是 ，在消费技术的展开日益依赖于科学研讨的局势下，如何将科学研讨的成果转化为技术 性的消费力，以及处置由技术自身所提出的科学问题。对此，他的回答是，"这需求科 学家们跳出过去的理论框架去开辟一种交叉性的、与应用相关的新科学范畴"，并断言 ："展开应用科学必将成为大学自然科学学科展开上的一个新方向"(注：卡尔-海因茨 ·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 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49页。)。

在芝加哥展览会期间，克莱因顺便调查了几所美国大学，并对这些大学的自然科学学 科与工业技术运用相分离的尝试大加赞扬。相比之下，他以为，"德国大学的自然科学 依旧在'哲学统一王国'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任务"(注：依据普鲁士著名教育理论家 弗里德里希·达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尔的观念，"真正的大学只应包含在哲学学 科之中，至于其他学科，如法学、医学与神学，都只是为国度和教会提供实践需求的专 门学科"。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就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来构成它的学院建制的。但由 于德意志各邦国大学的学科分类并不一样，因而，在1871年德帝国树立后，普鲁士文化 教育部便着手中止了一场全国性的学科分类调整，即一切的大学都必须以"柏林大学模 式"为基准，构成由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大学院组成的德意志规范化大 学学院建制。依据这种建制，除医学外，自然科学的一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一切学科一 起，全部并入哲学范畴。这场调整由于遭到哥廷根大学教授们有认识的抵御，直到1883 年才算最后完成。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3页。)，而"科 学的任务显然不只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认知并改造世界"。因而，他立志要消弭当时 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大学中都严厉坚持的"纯科学与各种实践运用之间的界线"(注 ：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 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50页。)。

归国后，克莱因特别倡导"突破柏林大学方式中分歧理的限制"，"向美国大学方式 学习"，"走一条理论与理论相分离的道路"(注：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 ，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 ，第51页。)。他竭尽全力地证明，"数学应该与实践运用紧密地联络起来"(注：罗伯 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在他终年 的积极努力之下，哥廷根大学的整个自然科学终于脱离了哲学范畴，并先后独立成立了 数学、天文、物理、化学、技术和机械学院。与此同时，本着"数学必须与其他科学、 与社会有着积极而互惠关系"的激烈信心(注：康斯坦丝·瑞德：《库朗，一位数学家 的双城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版，第157页。)，克莱由于哥廷根大学树立 起一种与产业部门之间富有成果的联络。1898年，哥廷根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胜利谈判 ，招致了"哥廷根应用数学与应用物理学促进协会"的树立。该协会的成员完整由哥廷 根大学教授与工业家组成，但实践上是一个资助大学科学研讨工作的企业家组织，它开 创了后来各类科学基金会的先河。仅在随后的10年中，工业界就为这个协会投入了20万 马克(注：伯恩哈德·冯姆·布罗克：《工业时期的科学史与科学政策》(Bernhard vom　Brocke,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 im Industriezeitalter)，希尔德斯海姆1991年版，第87页。)。

由于克莱因的杰出指导，哥廷根大学不时开辟出新的交叉学科生长点，仅在1896至190 7年这11年间，该校就降生了德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化学和电化学(1896)、地球物理 学和应用数学(1904)、应用机械学和应用电子学(1907)等新兴应用学科，并在这6个学 科中设立了教授岗位。在那些自然科学最为基础的学科中，哥廷根大学也经过新专业方 向的开辟增设了5个教授岗位，因而具有4名数学教授、8名物理学和化学教授，比当时 其他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都要多(注：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 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85页。) 。而在医学范畴中，哥廷根大学也增加了3名教授。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在其人文社会科学位置降落的同时，经过对数 学、物理学、化学三大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普遍扩建，经过对大量新兴应用学科的开辟 ，占领了大学专业化进程中的抢先位置，并在整个自然科学范畴中引导了德意志大学教 授岗位的设立进程，从而也成为当时独一的一所发作了科学重心从人文社会科学向自然 科学转移的大学。

哥廷根大学的共同魅力与学术氛围

在人才自由活动的机制下，教授活动越少，就阐明这所大学的威望和位置越高。这成 为权衡一所大学威望和位置的量化规范之一。据统计，1866年至1914年间，受聘于哥廷 根大学的学者中，只需28%的文科教授和34%的自然科学教授最后分开哥廷根，这在当时 的德意志大学中是最低的(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9页 。)。阐明哥廷根大学在教授们心目中特有的魅力与威望，而这一点能够从当年教授们 的回想中找到证明。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史专家鲁道夫·斯门德教授曾作过这样的描画："哥廷根大学的 教授从不随意接受一所外地大学的聘书，即便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聘书也不例外。在柏林 的人，若不作基天性的比较，可能还感受不到哥廷根大学的特殊位置。在归并后的十多 年里，就连柏林大学也不能赢得哥廷根大学教授的喜欢。"(注：鲁道夫·斯门德：《 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Rudolf Semend,Die Berlin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 t)，哥廷根1961年版，第19页。)而事实上，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依旧 存在哥廷根大学教授拒聘柏林大学的现象。

哥廷根大学无疑是世界上最美的大学之一，著名科学史专家罗伯特·容克曾作过这样 的描画："哥廷根是一座宁静而又闲适的小城，城中耸立着高高的哥德式雅克布吉尔赫 尖塔。在威廉韦伯街上布满了一座座教授们的住宅，墙上爬满了紫藤和铁线莲，看去好 像什比茨维尔的景色画；那烟雾腾腾的大学生酒馆，那古典式的带有白色圆柱的明亮的 大礼堂，都给人一种古色古香和闲雅的印象。"(注：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 还亮》，第6页。)当然，仅靠宜人的风光和秀丽的风光，缺乏以使教授、学者们如此想 往和留恋哥廷根，最为关键的还是这里特有的学术氛围。

在德帝国时期，哥廷根可算是一座普鲁士官僚主义气息最少的城市。不同于那所位于 帝国首都菩提树大街宰相府对门的柏林大学，在这座小小的大学城里，在这个自由研讨 的世外桃源中，最受人尊重的不是那些王公贵族、世家子弟、高级官员和张牙舞爪的军 官，而是这些大学教授与科学家，即便是"看待那些在职的教授，也像看待亲王一样， 他们遭到人们的普遍尊崇"。罗伯特·容克继续写道："每当这些受尊崇的先生们在城 里的马路上散步时，四处都遭到人们的欢送。有时就在马路上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提 问题的人有的是坐在敞开着的窗子旁边准备讲稿的年轻学者，有的是不久前应邀从某大 学来到这里的年轻教员。看来，没有什么外界缘由能障碍科学家一往无前地展开学术和 积聚学问。"(注：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第7页。)

著名天文学家、原柯尼斯堡大学教授赫尔曼·瓦格纳，其父生前也是一名哥廷根大学 教授，作为一位从小在这座大学城中长大的人，对这里严肃的学术氛围作过极高的评价 。1880年夏天，他同时接到两份聘书，一份是去哥廷根大学的，另一份是去莱比锡大学 的，他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哥廷根。说到作出这种选择的缘由时，他这样讲道："在我很 小的时分，我就熟习了这里的氛围并认识这里的许多教授。我知道，在这座小城里，在 这种宁静之中，人们能够充沛应用它藏书丰厚、极为温馨的图书馆而投身于科学工作， 这在当时就像一座高山普通在吸收着我，我当然不想去品味那些大城市拥堵喧嚣的滋味 。"(注：赫尔曼·瓦格纳：《哥廷根的教授》(Hermann Wagner,G ttinger Professoren)，哥廷根1924年版，第18页。)

著名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基(注：赫尔曼·闵可夫斯基(1864-1909)，世界著名数 学家，几何学巨匠、数学物理学科方向的开创人。1896-1902年任苏黎世大学教授，19 02-1909年任哥廷根大学教授，也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年的数学教员。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就是运用他的数学公式中止论证的。因而，相对论原理所表述的物理现象，其背 后数学结构的发现应归功于闵可夫斯基，它是现代电磁理论的支柱。)1901年曾作为苏 黎世大学教授到哥廷根大学做学术访问。在此期间，他被这里浓烈的学术氛围深深感动 ，便将能成为哥廷根大学教授视为自己终身的理想。第二年，他终于如愿以偿。他这样 讲道："任何一个到过哥廷根的人，都会对这儿激动人心的氛围留下深化的印象……一 个人哪怕只是在哥廷根作一次短暂的停留，呼吸一下那儿的空气，都会产生激烈的工作 愿望。"(注：康斯坦丝·瑞德：《希尔伯特--数学王国的亚历山大》，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93、127页。)

哥廷根大学的确是一所典型的工作型大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托·瓦拉赫教授曾这 样劝诫新来者："在哥廷根，人们是最不容易从工作中抽身出来的。"(注：奥托·瓦 拉赫：《哥廷根的教授，亲手描画的生活画面》，哥廷根1924年版，第41页。)阿洛伊 斯·勃兰德尔教授则这样赞誉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氛围："在哥廷根，我一切的同事们都 被一种科学上的竞争热情所鼓舞，这种肉体在我面前从未消逝过。哥廷根大学很可能是 世界上最有雄心的大学，谁要想在这个社会中有位置，谁就必须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著 作，做出世界上最出色的成就!"(注：阿洛伊斯·勃兰德尔：《一位英国言语文学研讨 者的生活察看》，柏林1936年版，第224页。)

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依尔林教授从另一个侧面谈到了这里严肃的科研工作氛围。 抱着献身于自己所酷爱的科学工作，他从维也纳来到了哥廷根。15年过去之后，他有些 狐疑自己当年的这个决议："我发现这里的科学家们都处于一种近乎于'自杀式的工作 氛围'之中。我对我自己说：'假如你当初去柏林、莱比锡、海德堡，那就不存在这种 科学生活的严肃性了，当然，你也就得放弃你的科学义务、工作上的方便和温馨的自然 环境'。但是我曾经这样作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并非如此繁重。可是我不知道，真的 不知道，假如未来有一天，我又一次得到去海德堡大学的约请，我又会怎样做呢?固然 我想献身于义务和科学。"(注：鲁道夫·冯·依尔林：《致友人的信》(Rudolf von Ihering,In Briefen an seine Freunde)，莱比锡1913年版，第314页。)

不只是这些当年受聘于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就连那些当年来访的外国教授也对哥廷根 大学的学术氛围赞不绝口。美国著名数学家桑德斯·麦克莱恩教授这样评价他曾访问过 的哥廷根大学："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中央可能同它相比。它是一个真正的智能活动中 心，那里中止着十分激动人心的工作。不论什么都让人感到那是真正的实质，是事物的 中心。……我曾在芝加哥念研讨生，它比芝加哥强得多，我曾在耶鲁当大学生，它比耶 鲁强万倍!"在谈到美国的哈佛、伯克利等大学后来也有生动的学术氛围时，他特别强 调，"但是哥廷根是头一个"(注：康斯坦丝·瑞德：《库朗，一位数学家的双城记》 ，第162页。)。

到1914年，哥廷根大学不时坚持着它最低的教授活动率，并具有范围上仅次于柏林大 学的第二大的教授集团(注：赫尔曼·瓦格纳：《哥廷根的教授》，哥廷根1924年版， 第137页。)，特别是具有全国范围最大、实力最强的自然科学教授集团。自然科学本科 生的招生范围也仅次于柏林大学而居全国第二。但由于它人文社会科学本科生的招生规 模只居全国第五，因而，从学校的整体威望上讲，它依旧只是排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 学之后居第三位的德意志大学，排在它后面的是莱比锡大学、哈勒大学、波恩大学、海 德堡大学与斯特拉斯堡大学(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格莱 福斯瓦尔德1994年版，第31页。)。

人文社会科学的著名大学

人们过去不时都在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大学取得世界性辉煌成就的缘由，也 总是在"研讨与教学的统一联络"中寻觅富有成果的德意志大学体制的中心内容。1960 年，美国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经过对欧美各国大学体制的比较研讨得 出新的结论，他以为："德意志大学之间的竞争局势是它们取得世界性成就的决议性因 素。"(注：约瑟夫·本-戴维：《19世纪医学中的科学消费率与大专院校组织》(Joseph Ben-David,"Scientific Productivity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ine")，《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纽约1960年第25期，第828页。)

19世纪70年代，在德意志大学里，发作了一场教授聘任上的变更。归并普鲁士以前， 那些非普鲁士大学的教授们，通常是在同一所大学里"终其终身"的。而往常，依据" 柏林大学方式"确立的"成就评价准绳"与"人才活动准绳"来贯彻的聘任理论，招致 学者们之间的活动性日益增强，并最后展开到这种状况："任何大学的毕业生不能直接 留校任教；任何教员的升职等，必须换一所大学才干中止"(注：保罗·鲍姆加尔特： 《帝国时期的普鲁士教育政策》(Paul Baumgart,Bildungspolitik in Preubben zur Zeit des Kaiserreichs)，斯图加特1980年版，第62页。)。这种避免"近亲繁衍"的 现代化措施以及与成就直接挂钩的招聘准绳，带来了大学之间的一种公开竞争局势。各 高校威望与名声上的区别往常得到了分明的表示，而每所大学的位置与功用又是依据它 在一切大学中的排序来决议的。

对教授们来说，普鲁士与非普鲁士大学之间，固然有相似的聘任机遇，但依旧存在着 区别。信仰新教的普鲁士作为占有德意志幅员2/3的大邦国，其大学数量也占一切德意 志大学的半数以上，它们不同于慕尼黑大学、莱比锡大学、海德堡大学这类非普鲁士大 学或天主教大学，在文科教授的聘用上，构成了一种普鲁士大学自身的关系体制。这种 体制是以一种教授的"给予"与"接受"为基础的，因而也就在高校之间构成了特别关 系，并经过19世纪70年代以来教授聘任理论上的变更，最终于80年代构成制度。

在这种文科教授的交流体制中，不同的大学可划分为"入门型大学"、"普通上升型 大学"、"著名上升型大学"、"终点型大学"四大类。每所大学依据前面提到的规范 ，都能划入这四类之一。因而关于教授的聘任来讲，呈现了所谓"传送人大学"，这种 大学总是超经常性地向特定的大学引荐教授人选(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 德意志大学》，第41页。)。在最低层面上的是"入门型大学"，如格莱福斯瓦尔德大 学和基尔大学。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常常难以从外校聘到文科教授，而基尔大学作为进 入普鲁士大学的"入口"，简直压倒优势地从非普鲁士大学中招聘文科教授。这两所大 学又是普鲁士"上升型大学"的"文科人才传送人"，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了一种分工。

构成第二层面的是那些"普通上升型大学"，如柯尼斯堡大学、布雷斯劳大学和马尔 堡大学。柯尼斯堡大学显然维持了向波恩大学输送文科人才的"传送人功用"；布雷斯 劳大学则是哈勒大学、波恩大学以及柏林大学的"文科人才传送人"；而分开马尔堡大 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压倒优势地想到哥廷根大学工作，特别是它的历史学家，尤以能 去"历史学研讨中心"的哥廷根大学作为一种光彩。

构成第三层面的是以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为代表的"著名上升型大学"。这两所大 学简直排它性地成为柏林大学的"文科人才传送人"。特别是哥廷根大学，它的文科教 授，除与柏林大学外，只与作为帝国大学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有较密切的人才交流关系。1880至1914年间，哥廷根大学的文科教授，都如愿以偿地到柏林大学任教，而他们空出 的教授岗位，很快就被来自哈勒大学、基尔大学和马尔堡大学的学者所占领。

柏林大学当然是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中最为重要的"终点型大学"。关于一位德意志人 文社会科学家来说，凡能从柏林大学取得一项教职上的聘任，都被视为是大专院校生活 的高峰。因而，"当著名法学家艾希霍恩教授居然主动分开柏林大学前往哥廷根大学时 ，其影响就似乎是柏林大学呈现了一场全面危机"(注：鲁道夫·斯门德：《柏林弗里 德里希·威廉大学》，第565页。)。90年代后期，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之间展开过一 场"文科人才争夺战"，但哥廷根大学落败了。1910年，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全国八 大名校威望排名表上，柏林大学排名第一，在全国大学整体威望排名中列第三位的哥廷 根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中只居第六位(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 志大学》，第43页。)，只维持了"著名上升型大学"的位置。

自然科学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自然科学范畴里，一切德意志大学之间并没有构成相似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中的那 种相对格式化、等级化的人才交流与交流体制，其缘由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德意志，人文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区别：人文社会 科学家常常有教派信仰上的种种约束；而自然科学家在教派信仰上只需很少的、或是根 本没有什么约束。因而，在新教大学与天主教大学之间，自然科学家要比人文社会科学 家在人才交流与交流方面自由得多，而这一点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家们突破以新教为主的 普鲁士大学之间的人才交流体制、自由迁入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的。

其次，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区别：人文社会科学家在任何一所大学里都能独挡一面， 而自然科学家则不尽然。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研讨工作是充沛个性化的 ，而在自然科学家中，除数学家外，其他科学家的研讨工作常常是相互的协作；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在当时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里，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散布都是相对简单的 ，而自然科学范畴的专业散布在不同的大学里，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普通来说，水平 越低的大学，其专业散布越简单；水平越高的大学，其专业散布越复杂。因而，一位文 科教授，若向更高水平的大学升迁，总能得到更为优越的待遇；但是对一位自然科学家 来说，状况可能恰恰相反，若是他去一所专业散布相对简单、水平更低的大学，他简直 总能成为独立的、不受限制的研讨机构的指导人；而当他去一所专业散布相对复杂、科 研水平更高的大学时，他就必须与他人分享影响与权益。与此同时，他与本校同行科学 家之间成就上的竞争也就愈加猛烈。这意味着，惟有那些真正立志于献身科学的最为优 秀、最有潜力的自然科学人才，才勇于向那种专业散布更复杂、科研水平更高的大学流 动。

基于以上缘由，在一切德意志大学之间依旧存在着自然科学人才充沛自由活动和自由 竞争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解脱了等级、格式上的种 种限制，并应用交叉普遍、散布复杂的新兴学科优势，招聘到全德国、以至是全世界最 为优秀的自然科学人才，创建了著名的"哥廷根学派"，构成了与柏林大学充沛竞争的 局面。进入20世纪以后，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上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并在 1900至1933年间发明了人类自然科学展开史上"辉煌的哥廷根时期"!

首先，在数学范畴里，哥廷根大学具有费利克斯·克莱因、大卫·希尔伯特、赫尔曼 ·闵可夫斯基、卡尔·龙格等最为出色的人物，又有爱德蒙·兰道、理查德·库朗等后 起之秀(注：克莱因于1886年、希尔伯特于1895年、闵可夫斯基于1902年、龙格于1904 年受聘为哥廷根大学教授，而兰道是在闵可夫斯基逝世后的1909年、库朗是在克莱因退 休后的1920年受聘为哥廷根大学教授的。)。他们都可谓是"世界一流的数学巨匠"(注 ：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7页。)。由于他们的存在，哥廷 根大学成为了"数学的麦加"，名不虚传的"世界数学中心"，致使于在当时全世界数 学专业的学生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注：康斯坦丝· 瑞德：《希尔伯特--数学王国的亚历山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 页。)。

其次，到20年代，受聘于哥廷根大学物理学与化学这两大基础学科中的一切教授(共8 名)，个个都是当时或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是著名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斯塔克(191 9获奖)、詹姆斯·弗兰克(1925获奖)、马克斯·玻恩(1954获奖)；著名化学家奥托·瓦 拉赫(1910获奖)、瓦尔特·能斯特(1920获奖)、理查德·席格蒙迪(1925获奖)、阿道夫 ·奥托·莱因霍尔德·温道斯(1928获奖)、彼得·德拜(1936获奖)，从而构成了当时物 理学与化学范畴里世界最强阵容(注：弗里德里希·洪德：《哥廷根的物理学史》(Friedrich Hund,Die Geschichte der G ttinger Physik)，哥廷根1987年版，第56 页。)。而在这两大范畴的哥廷根学子中，又有物理学博士马克斯·冯·劳厄(1914获奖 )、维尔讷·卡尔·海森堡(1932获奖)、沃尔夫冈·泡利(1945获奖)，以及化学博士伊 尔维因·朗缪尔(1932获奖)等人先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

此外，在希尔伯特、德拜、弗兰克、玻恩等人的指导下，哥廷根大学的科学家们早在1 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就曾经开端了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讨，从而使哥廷根 成为最早的"世界原子核物理中心"。193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核裂变就完成 于哥廷根大学的实验室。这场实验引发了世界各国研制原子弹的竞赛热潮，哥廷根大学 教授奥托·汉恩也因而在二战终了后被追授了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至于后来成为美国 "原子弹之父"的"令人诧异的奥本海默"以及"坚毅果断的维纳、爱沉思的布洛德、 谦逊谨慎的瑞奇麦尔、肉体丰满的鲍林"、希尔士费尔德、豪特曼斯、阿特金逊、迪拉 克等都是"曼哈顿工程"中最为出色的科学家，都是当年哥廷根大学勤奋好学的年轻学 子(注：容克：《罗伯特·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第13-18页。)。而当年哥廷根大学应 用力学研讨所年轻的编外讲师西奥多·冯·卡门博士，后来也成为"美国导弹之父"以 及航空和空间研讨的指导人。

最后，在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天文、物理、化学、技术和机械学院脱离哲学范畴独立 成立之后，在这些学院的周围，呈现了一大批制造科学丈量设备和光学精密仪器的私人 工业企业。从此，这座古老的小城变成了世界最新技术的摇篮(注：容克：《罗伯特· 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第8页。)。科学与产业的紧密分离，成为进一步推进哥廷根大学 自然科学展开的杠杆，也使这一时期的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成为柏林大学、乃至 全世界大学仿效的模范。

总结

自1866年汉诺威归并普鲁士后，哥廷根大学的学科展开遭到了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达2 0年的冷落和抑止。这种长期的歧视显然和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之间的竞争有因果关 联。这两所大学当时的重点都在人文社会科学上，而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直接关系到国度 认识形态与政治统治的科学，其展开重心当然不可能放在一所出身明显带有英国文化痕 迹而又具有传统优势位置的中央性大学身上。特别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树立，更是成 为立刻抑止哥廷根大学展开的直接缘由。在柏林上升为帝国首都后，将柏林大学扩建成 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教育与科学中心，成为帝国统治者十分自然的选择。而哥廷根大学则 相反，被普鲁士文化教育当局有意配备成一所中等范围的普通大学。

但是，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却走上了一条完整不同的展开道路，它上升为世界一流 的大学，丝毫不亚于柏林大学。究其缘由，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其一，著名数学家克莱因1893年的美国芝加哥之行以及他归国后的倡议，起到了关键 性的作用。自1871年以来，德意志一切的大学都在阅历一场"柏林大学方式"的改造过 程，这种方式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强调"哲学学科对其他学科的统治位置"，由此也 勾勒出"纯科学与各种实践运用之间的界线"。这种"科学统一观"的了解必定与科学 化、并因而也与细致学科方向上的久远展开发作矛盾。到19世纪90年代，人类的自然科 学活动已在发作由理论研讨向实验研讨的严重转变，并脱离了哲学上的固定化。自然科 学在转入实验-实证主义的细致方向中，曾经找到了与理论紧密联络的连通口。因而， 此时的哲学学科，实践上曾经变成了一种多元性的、环节上与理论相关的科学，曾经开 始统治仍被强行捆扎在哲学范畴里的特地学科。显然，惟有突破过去严厉遵照的"纯科 学与各种实践运用之间的界线"，才干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展开找到出路，这就是克莱 因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展览会上感悟到的理想。而他提出的"理论与理论相分离"准绳 ，突破了单一化的"柏林大学方式"，使哥廷根大学成为"柏林大学方式"与"美国大 学方式"分离得最早、最好的大学。而它在自然科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反过来证 明了"理论与理论相分离"道路的正确性。

其二，哥廷根大学能成为自然科学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由于它自身有着数学研讨 上的雄厚根基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长期积聚，否则它胜利的机率就要小得多。数学，作 为科学的神经与科学时期的前锋，将人类思想的展开高度地精确化与数字化，任何人类 科学理论活动的最后归结，都会遇到大量的数学问题，而新科学观念的提出，也常常需 要得到数学上的证明，需求数学上的公式来表白。正如20世纪最巨大的数学家、哥廷根 大学教授希尔伯特所言："数学是调理理论和理论、思想和阅历之间差别的工具。它建 立起一座连通双方的桥梁，并在不时地加固它。事实上，全部现代文化中有关理性认识 和降服自然的部分都有赖于数学!"(注：康斯坦丝·瑞德：《希尔伯特--数学王国的 亚历山大》，第278页。)而在这方面，哥廷根大学恰恰是得天独厚的。将数学的措施引 入物理学，便带来了物理学的反动；将物理学的措施引入化学，便带来了化学的反动， 这就是以数学为先导的"哥廷根学派"的胜利之路!由于"这种特有的数学环境，关于 这些范畴中的每一项理论展开来说，哥廷根一直是比其他任何中央更适合的场所"(注 ：康斯坦丝·瑞德：《希尔伯特--数学王国的亚历山大》，第262页。)。能够这样说 ，没有哥廷根大学的世界数学中心，就没有它"世界物理学与化学范畴中的最强阵容" ，也就更没有它的世界原子核物理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克莱因的"数学应该与实践 运用活动紧密地联络起来"准绳的提出，的确带来了自然科学上的一场巨大反动，这场 反动发端于具有世界上数学研讨根基最为雄厚的哥廷根大学，这一点绝非偶尔!

其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解脱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后，整个世界迎来了一个经济发 展的高峰期。在猛烈的国际竞争中，德意志帝国不时寻求稳定它在第二次工业反动中的 抢先性部门--电气技术、化学工业、人造石油、机械工业--的世界抢先位置。因而 ，最早产生于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化学和电化学、地球物理学和应用数学、应用机械学和 应用电子学等新兴应用学科范畴，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工业化展开的基础性科学。这不只 使得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能经过承担或处置工业化提出的任务或问题得以向前推进， 从而开辟了基础研讨与应用研讨上的新前景，而且它所培育的应用科学人才也极大地满 足了德意志帝国消费技术与工业经济展开上的迫切需求。一切这些都使得国度乐于向哥 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中止大范围投资(注：拉尔夫·于尔根·利希克：《在弗里德里希 ·阿尔特霍夫特别关注下的科学与科学组织上的成就》(Ralph Jürgen Lischke,Zur Wissenschaftlichen und wissenschaftsorganisatorischen Leistung Friedrich Althoff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Seines)，柏林1984年版，第64页。) 。也是由于它顺应了这个科学与工业化时期的真正需求。

其四，自1871年以来，普鲁士文化教育部是将整个大学教育与科研展开的重点放在人 文社会科学上的，又是将其展开的重心放在位于首都的柏林大学上的，因而，它最关怀 的是柏林大学能否取得文科方面最优秀的人才。19世纪80年代构成的那种相对格式化、 等级化的文科教授活动体制，也是为这一目的效劳的。这种体制使其他大学都难以真正 取得最优秀的文科人才，因而构成了柏林大学对文科最优秀人才的垄断局面。而在自然 科学范畴中，由于没有构成这种人才交流的等级体制，因而在一切德意志大学之间，仍 然存在着人才充沛自由活动和自由竞争的局面，这就使得哥廷根大学能聘用到最优秀的 自然科学人才，从而构成与柏林大学充沛竞争的局面。哥廷根大学上升为世界一流大学 的进程，证明了人才充沛自由活动与自由竞争对大学展开的至关重要性。

其五，严肃的学术氛围与优秀的学风是哥廷根大学自身展开的基本保障。在哥廷根这 座远离闹市、宁静闲适的大学城内，对官僚主义气息的排斥，对教授、科学家们的尊重 ，对科学事业宗教般的忠实信心，心无旁鹜的自由思索，科学研讨上的竞争热情，"自 杀式的工作氛围"，以及"发明世界上最优秀成就"的斗争目的，一切这些都是那些立 志于献身科学的人们所向往的。因而，哥廷根大学能广揽天下科学英才，共铸辉煌，从 而发明出一个在人类教育与科学展开史上闪烁光辉的"哥廷根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