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人言事07

戏谑第十七

龚自珍不善书法，因而不能入翰林。他于是命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等家中女眷学习馆阁书法。有客至，言及某翰林时，龚必愀然作色道：“今日翰林，犹何足道！我家妇人，无一不可为翰林。”

辜鸿铭是个怪才。他也是个怪人，对女人小脚兴味极浓，便是绝好一例。他与妻子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他就把她的三寸金莲视为珍宝。每当无聊时，辜就让她脱掉鞋子，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解开，低下头，贴近鼻子，如闻花香，感到无限舒坦；每当写作需求灵感时，他便将淑姑叫进书房，坐在旁边，让她把瘦如羊蹄的玉足放到他事前准备好的凳子上。辜则右手提笔，左手抚弄着妻子的脚丫子，时捏时掐，像玩佛手一样，自得其乐。听说，就在此时，他文思如潮，妙笔生辉。抚弄之外，他还津津乐道地加以评述：“女人的小脚特别神秘美好，考究小、瘦、尖、弯、委、软、正七字诀。”他还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钱玄同44岁时，见有于某和虞某共出的唱和诗《于虞吁喁集》，由是表示要推出一部《四四自思辞》。黎锦熙便问他到55岁又叫什么。钱说当作《五五吾悟集》，而66岁则称《六六碌碌集》，77岁则称《七七戚戚集》。

傅斯年掌管的史语所特别注重对史料的挖掘。为此，傅斯年曾掌管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适得其反。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些档案内找出满人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庚戌年秋，美国观光团旅游杭州，由于是以观钱塘潮为目的，因而中央官事前召开会议商定款待措施。交涉使王某主张备马若干，让美国人骑马去江边。杨味春反对说：“洋人擅骑术，他们自会乐意。但是无知国民，看见众多西洋男女乘马同行，必将蜂拥而至，而顽童抛砖丢瓦，更属常事。为免滋生事端，还是准备肩舆为妥。”中丞等诸多官员纷繁同意，而王某仍坚持己见，三言两语。杨公正色道：“君又想升官了吗？”昔日，王某因处置国民殴伤日本商人事飞升，官至交涉使。于是默然无话。

曾国藩最善滑稽，曾说：“人当愁思之际，一闻谑语，启齿便笑，百忧顿解。”一日和客人讨论时局，叹息说：“不肖者接踵而起，此辈办事，颠倒是非，混杂黑白，当设一科曰‘绝无良知科’，以布置之。”客人大笑。曾国藩攻克金陵后，枢府疆吏、众亲友纷繁祝贺，无外乎树碑立传的言辞。曾国藩将贺辞汇编成册，题曰《米汤大全》。

左宗棠善做诙谐之语，总制陕甘时，将军恭镗慕名至兰州拜见。左宗棠在署中款待恭镗。逗留半个月后，左宗棠为其饯行，酒酣时忽然狂笑不止，座客惊诧。左公望着恭镗说：“昔宪庙纯皇，戡定边疆，其时诸将帅无一不是骆驼。”席间，左右侍立者十几人，左公指着他们说：“此辈亦无一不是骆驼，一旦负重，则颠蹶不起。”又自指说：“鄙人亦是骆驼，但比众骆驼稍胜一筹：鄙人力能负重，还不致竭蹶啊。”又指恭镗说：“公亦招认是骆驼否？”恭镗大笑，其他宾客亦莞尔。

蒋光慈小说《短裤党》书名系瞿秋白取自法国大反动的Dans-culttes。但此词应翻为“长裤党”，盖Culttes乃法国贵族所穿之华美短裤，平民只需普通长裤，贵族于是称当时的反动大众为“无华美短裤可穿的人”。

老舍1938年在武昌写有三篇大鼓书词、四篇二黄戏剧和一篇小说《兄妹从军》，在交出版时，取书名为《三四一》。

李一氓在夏衍出狱写自传时，送以集宋词一联：从前心事都休（蒋竹山《高阳台送翠英》），懒寻旧梦（谢逸仲《风流子》）；肯把壮怀销了（李纲《喜迁莺塞上词》），做个闲人（苏轼《行香子》）。李在联中仅改了谢逸仲原句“懒寻前门”。夏衍遂取所改句，将所写回想录取名《懒寻旧梦录》。

1939年，老舍曾在《时势新报》发表如下自传：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二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生搬硬套。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奋发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屡屡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常常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或许能有点出息。

抗战时期，聂绀弩居于桂林。一日，与友人聚饮餐馆。端来白斩全鸡，食时，骨多于肉。聂公叫来堂倌，问道：“这是两只鸡吧？”堂倌回答：“是一只。”聂公正色道：“一只鸡，哪有这么多骨头？”

曾国藩与左宗棠久有龃龉，两人曾作嵌名联互嘲。曾出上联：“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左对下联：“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

李鸿章出使美国，派某人先行抵达纽约中止布置。某人抵达后，向最雄伟的旅馆预订房间，问价钱，答曰：“一等间每日八十元，折合华币三百六十元；二等减半；三四等递加。”某不敢拿主见，电文请示李鸿章，李鸿章看到电文，立刻咋舌，推敲再三，复电说，定二等一间自居，三、四等各五间，随员仆人居之。翌日清晨，李鸿章即乘汽车动身，笑着对左右说：“一日不去，则耗费不少啊。”

章太炎远在旅居东京之年，日本警察厅前来调查户口，托付表格要他填写。章如此填之，出身：私生子。职业：圣人。年龄：万寿无疆。

伍廷芳的口才极佳。出使美国时，有个美国贵妇人听了他的滑稽妙论，心花怒放，跑上前来与他握手，并说：“您太令我敬佩了。我决议把我的爱犬改名为‘伍廷芳’以示留念。”伍廷芳笑着回答说：“很好，很好。那么，您以后能够天天抱着伍廷芳接吻了。”

黄远生在写袁世凯就职大总统的庆典的通讯里，一开头这样写道：“然此最可留念之日，吾曹新闻记者乃有两重厄运：一庆祝大总统就职之庆祝员，须穿大礼服；是日（初十）晚间外交部茶会，又须穿晚礼服，保存国粹之吾曹，向以对襟马褂为大礼服者，至此乃不能不东西借凑成两套之礼服，其艰难不下于大借款矣。”

演员刘艺舟在袁世凯筹备做皇帝时，曾被袁世凯拘捕，关押在北京。袁世凯死后，刘艺舟编了一出京戏《皇帝梦》。他自饰袁世凯，在台上唱道：“孤王酒醉新华宫，杨皙子生来好小巧。宣统退位，孤的龙心动，哪怕他反动党的炸弹凶！孙中山反动成何用？黄克强身手也不中！天下的英雄固然众，哪一个逃出孤的计牢笼！梁士诒理财真有用，固然国民穷，孤的库不空！”

黄侃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口若悬河。黄侃怒骂：“往常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胡适大怒。而黄侃却大笑道：“且动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外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胡适在北京得知妻子有身孕的音讯后，禁不住自我揶揄地吟唱起来：“我真实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黎元洪入京时，章太炎改唐诗讥之：“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主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入京谒隆裕太后），南来倒运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

“五四”时期，京剧名伶谭鑫培盛行北京，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员们闲话谭伶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说：“京剧太掉队，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样办？”听者大笑。

罗家伦常笑问傅斯年：“你这大胖子怎能和人打架？！”傅笑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巨大的动量，能够压倒一切。”

有人向王大祯讨教外交阅历。王说：“一个好的外交家，必须具备五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是脑舌并存，第二是情痴，第三是老寡妇，第四是老道僧人，第五是赃官污吏。”讯问的人听后很是惊异。王又解释说：“第一是脑舌并存。中国从前的外交家，有脑无舌，诸多不便；往常的外交家，则多是有舌无脑，固然满口洋话，流利无比，但常遗忘自己是中国的外交官。假如能脑舌并存，就不会如此。第二是情痴。外交家对自己的祖国要永远酷爱。即便国度待我不厚，以至不为国度所体谅，也要一往情深。没有痴爱，不可为外交家。第三是老寡妇。老寡妇创业，是很吝啬的。外交家对国度领土主权，也要如此，决不可如公子少爷，摆架子，充大方，把祖上财富抛尽。第四是老道僧人。外交家应有老道僧人式的涵养，一切利禄美女，不能动心，由于驻使国外，遇到此种机遇很多，只需具备如此涵养，才干不被人收购。第五是赃官污吏。外交家关于学问情报，必须像赃官污吏般得陇望蜀，这样才干取得知己知彼的效果。”

黄侃反对胡适倡导文言文。二人同在北大任教时，黄每次见胡，总爱嘲讽、奚落一番，胡知黄的“疯”脾气，屡屡推让。一次，黄问胡：“你口口声声要推行文言文，一定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说：“假如你事必躬亲的话，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啼笑不得，一时语塞。还有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誉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个字。而用文言则仅需‘丧妻速归’四字即可，电报费能省三分之二。”

谢觉哉随军北伐，听说军阀吴佩孚准备淡出江湖，不问国事，固然饮酒赏花。他仿唐朝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作诗一首嘲之：“白日青天竟倒吴，炮声送客火车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雄心在酒壶。”

在上海，郁达夫有一次与鲁迅谈到了欧阳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进京剧，用以宣传救国的事，鲁迅很不以为然，并且很诙谐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1923年，章太炎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他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往常文言诗不用韵，即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用算诗。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会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做和尚呢？”

一次，胡适的老同窗王彦祖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法国的某先生、徐墀和胡适。这一晚辜鸿铭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胡适进来和辜鸿铭握手时，辜鸿铭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comesmylearnedenemy！（我的论敌来了！）大家不由大笑。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当心！”戴弥微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由于你坐在辜疯子和徐癫子中间！”大家听了，捧腹大笑，由于大家都知道“Crazyku”和“CrankyHsü”这两个绰号。

胡适讲演，援用孔子、孟子、孙中山语时，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亦如此普通写上“胡说”。众皆捧腹。

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其故，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

蒋梦麟和陈独秀常讲笑话。一次，蒋对陈说：“你是一个秀才，我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策论秀才虽有几分洋气，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陈独秀于是问蒋：“唉！那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回答是策论秀才。陈便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

钱钟书在清华念书时，见好友许振德在课堂上总是时不时地端详一个女生，于是提笔在本子上画了许多眼睛朝不同的方向观看的眼神图，题名“许眼变更图”。

钱玄同为表示对封建遗老的憎恶，曾说过“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一类过激的话。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40岁华诞时，胡适就据钱此言，集周作人等文人，欲在《语丝》上编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胡适等人虽煞有其事地写讣告、撰挽联、赋悼诗，闹得沸沸扬扬，然专号究竟未成。胡于心不甘，次年又作《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留念歌》诗歌一首：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终身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踌躇，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留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九月十二，四处年景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天堂捣乱。

鲁迅关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件事情，解释得十分有趣。他说：“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坚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由于对方的假君子，背地是有政治力气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伎俩，来加你以压榨。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遇到了，能够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地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关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一次，郁达夫在鲁迅那里闲坐，鲁迅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郁达夫问他忙什么，他说，忙倒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四处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分，就是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罗家伦曾开玩笑地通知同窗们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知名，若要知名，只需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

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说到中国有“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蠢、贪污、扰乱，未提出当时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这一“大鬼”。陶行知写诗指出：“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合肥人刘某，官居司令。其人患狐臭，每次近人，人都掩鼻。刘某于是置办香水淋洒四体，芳香芬芳之气自臂间溢出，熏人欲醉。于是朋友称谓其为“香水司令”。刘某闻言并不生气，反而笑言：“我能用香水使人入鼻而生羡慕之思。我虽有腋患，但也已被香水除去。而今，腋下仍不离香，其效果可见一斑。”

于（右任）先生“草圣”佳誉的由来，主要是他感到方块字太难写，为了俭省写字人的时间，乃融合百家草书，创建规范草书，世称“于草”。老人对草书有一妙喻，他说：楷书如行步，行书如乘轮船、坐火车，草书就如乘飞机。

冯玉祥不吸烟，亦最恶部下吸烟，军令极严，无人敢犯。但高级军官中不乏偷吸者。有一次，冯玉祥忽然跑到秘书长魏书香室内，忽觉烟味阵阵，扑鼻而来。即朗声如八股先生读文章般念道：“你的屋子，又熏又臭，又臭又熏，既熏且臭，既臭且熏，熏而又臭，臭而又熏，熏熏臭臭，臭臭熏熏，亦熏亦臭，亦臭亦熏。”言毕，掉头不顾而去。

1933年4月3日，南京审计学院事务主任白育五和产科医生王典贻女士结婚。一时间，中央饭店车马盈门。人们纷繁向新人道贺，其中王陆一作的贺诗，标新立异，诗云：盛典贻君育五男，复兴民族庆初三。牛羊曾计炙人口，伉俪同工打算盘。照得夫人学产科，案查俗号老婆娘；等因奉此如花眷，养子何尝在案多！曾有人猿号泰山，良朋争说识天颜，括苍电气灵毛发，洗伐何人自得远。

物理学家吴健雄与袁家骝结婚时，由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主婚。罗伯特在祝词中说：“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中，实验第一，生活第二。”

丁文江酷爱戴帽子，一次四处买帽子不得，居然急得坐卧不安。其好友胡适见状，作打油诗一首：“买到东来买到西，偏偏大小不相宜。先生只好回家去，晒坏当头一块皮。”

曹礼吾为人恬淡潇洒，行事极似《世说新语》中人。一次，他与好友曹聚仁一同乘火车去南京。刚上车，忽然月台上人声喧哗，不知出了什么事，旅客纷繁下车去看繁华，曹聚仁也下去了。事后曹聚仁回到车上，见曹礼吾坦然坐于原位。曹聚仁笑道：“礼吾！在这样闹哄哄的状况下，能够漠然无动于衷的人只需两种人：圣人和患有肉体病的。你是圣人！”正巧另外有一个人也没下车，曹聚仁向旁人一探听，那人果真是个肉体病患者。

叶公超一次提到服饰时说：“西装袖子的纽扣，往常用来作装饰，其来源乃避免大家大吃大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

李叔同给学生们上弹琴课，正在范奏的时分，某同窗放了一个屁，无声却极臭。李先生及十数同窗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窗大都掩鼻或发出厌恶声。李先生皱着眉头，自管弹琴。一曲终了，亚莫尼亚气也散尽，李先生的眉头始趋伸展。下课铃响，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未同等学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布：“大家等一等，还有一句话。”同窗肃立。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散课。同窗都忍着笑，出门后快跑至远处，大笑不止。

冯武越、李应超在张学良麾下同事。冯武越驼背，颈部下垂，身躯瘦小精干，和干枯的虾米十分相似。李应超又矮又肥，手又长又大，双脚粗短，却很喜欢腾跃，其作丑态时和蛤蟆酷似。于是大家戏称武越为蛤蟆，以虾米称呼应超。二人从不怒，并笑容受之，以示此尊号非他人能僭窃。

钟敬文和学生一同吃饭，学生问他：“教员您喜欢吃些什么？”钟敬文诙谐地说：“我是无齿之徒，欺软怕硬。”

张奚若讲话时总喜欢说，我要讲三点云云。金岳霖戏称其为“三点之教”者。

谢六逸上课时，见学生有张口瞪目状，他不悦地说：“英雄的口多数是闭着的，你们谁见过张着口的拿破仑照片吗？不曾见过吧，由于他是个英雄啊！”

胡适在出任国民党驻美大使前，金岳霖曾对其说：“你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林徽因在1940年11月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写道：“不幸的老金（金岳霖）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早上5点半从这个村子动身，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端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5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陈梦家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听见学生们在谈论孔丘弟子七十二贤人中有几个结了婚，便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个贤人。”

有人问叶公超什么样的人才可当外交官时，叶回答说：“只需大学毕业，五官端正，不患羊癫疯的都能够当。”

郭沫若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认识了廖冰兄。廖通知郭，由于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作出豁然开朗的样子说：“哦，我知道了，原来邵力子的父亲叫邵力，郁达夫的妻子是郁达！”

1947年2月20日至23日，解放军发起莱芜战役，仅三日，即歼敌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埋怨：“五万多人，三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

傅斯年偕秘书那廉君飞抵台湾，恰逢岛上细微地震。傅后来说：“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公开礼炮向我致敬。”

老舍诙谐，曾讲过一个“大包子”的笑话：“有人做了一个很大的包子放在地上，大家趴在地上吃。吃了很久也吃不到馅儿。忽然有人在包子里发现一座石碑，上面刻着‘离馅儿还有四十里’。”老舍还讲过一个饺子的笑话：“一个妇人买了一斤面，一斤白菜，一斤肉，一斤盐，作了三个一尺多长的饺子。她把两个大饺子从厨房拿出来给她丈夫和客人，一人一个大饺子。她丈夫一看就说：‘天哪！’妇人说：‘不能添，一人只需一个。’她丈夫终身气，就指着她说：‘你呀！’妇人说：‘你不用管我，我厨房里还有一个。’”

张大千说到关于溥心畲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溥心畲是旗人，旗人的男子也扑粉的，和女人一样。心畲执教南京中大艺术系，三点钟连堂的课，只教了一点钟。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这位大画家积习难除，当堂洗脸敷粉，头一点钟，面盆放在讲堂上，他慢悠悠地盥洗敷粉，敷完了，点点头，下课。学生上了一小时的课，看了两小时的化装术，落得两便。

冯友兰曾说过：“历史上的斗争是靠实力中止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有个笑话说：关帝庙、财神庙的香火很旺盛，有很多人去烧香。孔子有点怨言。有个聪明人问孔子，你有关公的大刀吗？孔子说没有。又问，你有财神爷的钱吗？孔子说，也没有。那个人就说，你既没有关公的大刀，又没有财神爷的钱，那当然没有人理你，你何必发怨言呢？”

黄永玉的画不中不西，自成一派。有好多人说看不懂他的画，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人去问毕加索：“你的画我怎样看不懂呀？”毕加索反问：“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吗？”“好听。”“你懂吗？”……

林语堂在巴西的一个集会演出讲时说道：“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置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

梁实秋论女人：“假定女人所杜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那很容易致富。”

金岳霖极富诙谐。一次，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他“贵姓”。金忽然忘了自己“贵姓”了，忙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林语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文化”课程。他在课堂上对美国青年学生大谈中国文化的益处，似乎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人生哲学都是中国的好。一位女学生见林语堂口若悬河地赞誉中国，真实忍不住了，举手发言，问：“林博士，您似乎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最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林语堂略一沉吟，笑着说：“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要比中国的好。”

陶行知曾有如此妙喻：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发明是孙子。想要有孙子，非先有老子、儿子不可。

有一天，老舍去看牙医，看完回来，说：“牙医的家伙（工具）真多，长的短的，大的小的，钩子，刀子，钳子，镊子，都用上了，就是还没用起重机。”

熊希龄在66岁时与33岁的毛彦文结婚。毛的一位女同窗赠联曰：“旧同窗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

侯宝林问华罗庚：“在什么状况下2加3等于4？”华罗庚被难住了。侯宝林自己回答说：“是在数学家喝醉了酒的时分。”

十年骚动期间，沙叶新戏谑自己：“沙叶新，曾化名少十斤。少十斤为沙叶新的右半，可见此人不左；砍去一半，也不外十斤，又足见他无足轻重，一共只需二十斤。”

林语堂说：“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由于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一次文协开理事会，在讲演经费艰难情形时，老舍忧悒地说：“原本我们存在银行里有一万块钱，那是五年前存下来的，后来物价狂涨，钱没有了。假如三年前将这五万块钱买阿司匹灵，我们早就发财了。”于是大家哄笑，但随即缄默下来。

李石曾长期吃素。某次，他与吴稚晖一同去上海。名医丁福保请二人吃素席。席间，丁、李二人大谈素食的益处：“既卫生，又有益于身体健康。”谈得十分起劲。吴稚晖素日生活俭朴，出门行无车，在家食无鱼。此次随李石曾一同，原想大快朵颐，谁知席上只需蔬菜和豆腐，无鱼无肉，吃得不来劲。丁福保问：“吴老先生对素食有何见地？”吴稚晖笑了笑，说道：“我嘛，上头是喜荤的，下头却吃素；石曾先生上头吃素，下头却是吃荤的。”李石曾是个老头子，却刚刚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吴稚晖一言惊人，竟将李石曾臊了个大红脸。

侯宝林在弥留之际，方成到病房探望他。侯宝林看到方成的牙齿不好，便对身旁大夫说：“你给他看看吧，镶好一点，这么大个名人，他有钱，不能让他成为‘无齿之徒’！”

1981年，陈省身担任美国国度数学研讨所首任所长。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在猛烈的竞争中胜出时，他打了一个十分谦逊的好比。好比说，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职位空缺，要在董事当选一位继任。由于每位董事都希望当上总经理，但投票又不允许投给自己，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票投给了一位最不可能当选的人，以保障自己的票数。结果，最不可能当的人成了总经理。

丁肇中一次回故乡山东省日照市，在海滩与几位担任保险扞卫任务的警察合影时说：“我的表情不能太严肃，我要是严肃，就会有人以为我是被他们抓住的。”众人闻之大笑不止。

吴大猷在旅游某处名胜古迹时，发现四处都有游人用笔用刀写下“某某到此一游”，愤而写了一首“歪诗”。诗云：“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这面也有屁，把墙顶住了。”

林散之暮年饱受哮喘之苦。住院时，他给前来探望的朋友写了张便条：“下次你来，带上刀，你要手辣。”

黄苗子与友人讨论死后的骨灰处置措施。有人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掌管，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共同进餐，餐毕才宣布饺子里有他的骨灰。黄以为，鉴于第一种措施因骨灰是优质肥料，马桶里冲掉太可惜；第二种措施好是好，但世俗人会觉得“恶心“，怕有人吃后不觉要吐。故在遗言中叮嘱他的儿子，把他的骨灰拿到儿子插过队的乡村里，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后循环，使它依旧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

李敖常说，正人君子之所以屡屡输给奸佞小人，是由于太高傲，不屑于用低下伎俩。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掌管人蔡康永问刚动完前列腺手术，还戴着尿不湿的李敖：“往常的年轻人，都不读你的书，只是在电视上认识你，你怎样办？”“所以我拼命地上电视。”坐在轮椅上的李敖飞快地回答。

由于求字者太多，难以抵挡，启功多次在房门口贴出“大熊猫死了”、“大熊猫真的病了”等告示。有人对他说：“您把自己比成熊猫，那也是国宝啊！”启功回答说：“什么国宝，还不是往常写字的人太少，物以稀为贵。假如熊猫像猪一样多，人们还不是寝其皮，食其肉嘛！”

启功问来新夏的年龄。来新夏说：“73岁。”启功说：“我比你大11岁。你73，我84，一个孔子一个孟子。我们俩这么一挤，不就挤过坎，又能活下去了吗？”

沙叶新对某药厂推出痔疮新药的广告词“痔者必得”有一妙论。他说夜间做梦，梦见自己去该厂购药，门前都是“痔同道合、踌躇满痔”者。该厂厂长讲话说：“同痔们，你们好！我代表‘痔者必得’全体职工欢送大家。痔疮是常见病，多发病，岂但老年人老骥伏枥，痔在千里；青壮年也壮痔凌云，就是小孩也有痔疮，有痔不在年高嘛！往常是十男九痔，十女九痔，无所不痔，无微不痔，不久就要全民全有痔！所以我厂全体同痔，斗痔昂扬，专心致痔，终于有痔者事竟成，研痔胜利了‘痔者必得’特效药，欢送诸位试用。”

刘绍棠列席中外记者款待会，一位外国记者问他：“刘先生，据我所知，贵国在变革开放中，引进了不少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措施。这么一来，贵国不也要变成资本主义吗？”刘答道：“敬爱的先生，依照你的逻辑，你们喝了牛奶，不是也要变成牛了吗？”

盲目第十八

曾国藩自论终身功业出自“坚忍”二字。他曾自述：“李申夫尝谓余生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辱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辱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辱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1912年，孙中山到太原访问，住东揖虎营傅公祠。阎锡山由省政府乘汽车经新道街去拜会，汽车一入街口，便有乱石从大街内投出，汽车两旁的护兵拔出盒子枪正要射击，阎锡山遏止了他们，并命将汽车退出，改走柳巷。事后阎锡山对人说：“石块击车，是有人有计划地肇事，闹给中山先生看，别说打死了人，只需一开枪，咱就上当啦。”

梁任公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应战；漱溟先生是今日之我常新，过去了就让他过去了的。有人批判漱溟先生的哲学前后错误嘴，其实这正是他的心爱处。他常常说起以前的哪里错误，哪点理论不通，幼稚；他一样地说他自己前后错误嘴，他说：“前后分歧那是永远的错误！”

孙中山与宋庆龄相爱后，打算结婚。但是孙中山已有妻室，他反对纳妾，于是写信回家向夫人声明离婚的理由。其妻卢氏看信后，回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卢氏对人说：“（关于孙先生）我的确帮不了手，我常识不够，更不懂英文。我又裹脚，走路也不方便，我怎样能够辅佐孙先生呢？”

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轻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了法国博士学位后，才回国继续当他的教授。

鲁迅对许广平说：“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看事情太认真，一认真，即多疑虑，不易一往无前；我又最不愿使他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还说：“醒的时分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自豪’与‘放荡不羁’，我觉得自己就有这缺陷，不大好。”

冯玉祥说：“我在当小孩的时分一点儿也不知道上进，就只知吃喝，往常感到十分的后悔。幸而得到三位先生（指老舍、何容、老向）的教导。希望你们不要嫌我这个愚钝的学生，多多省心指点才好！”

周作人曾自称头脑像一间“杂货铺”：“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经验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地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同来，构成一条能够行的大路。我只将各种思想，紊乱地堆在头里。”

刘半农曾说：“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怎样一个人……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益处罢，那就是益处；你说是坏处罢，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史。在一个雨丝纷繁的傍晚，胡适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青肿的脸时，胡适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在朋友的辅佐下，胡适关起门来发愤读书，终于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傅斯年说：“孟邻（蒋梦麟）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外是北大的‘功狗’。”

1924年的一天清晨，鲁迅还未起床，就有位自称姓杨的陌生青年闯进门来，硬要鲁迅给他钞票用，并说，先生教书和写文章赚了许多钱，说完，又跳又唱，像个肉体病患者。鲁迅狐疑他是耍“无赖”或是受人指使来“威吓”自己的。于是很快写了一篇题为《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的文章，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上发表。文章发表后，鲁迅接到自己的学生、杨的好友李遇安的来信，说杨确是个肉体病患者，那天正是他发病时，望先生不要误解。读了信，鲁迅为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恨”而心感难过，他沉痛地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于是，鲁迅马上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情的辩证》一文，并亲身送到《语丝》周刊，请求在第三期上刊出，做公开的自我批判。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所发表的宣言中，关于北京政变一役作了回想，他说：“由于我对反动只需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白的主张；反动的意义，反动的措施，在从前我都没有思索，所以只需一二点变革式的反动，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让国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反动，忽而又不像反动，其原故到底是怎样回事。就反动的观念来说过去，若说是中国反动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反动的话，更是说不上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往常看起来真是羞愧。”

有人想学画马，欲拜徐悲鸿为师。徐婉谢之：“画马必须以马为师，若以画马之我为师，落下乘矣。”

刘半农作《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赵元任制谱，传唱甚广。十年后，刘与观众见面。一女青年说：“原来是这样一个老头儿。”闻此言，刘半农回去又写了一首诗：“教我如何不想他，可能相共吃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梁实秋对麻将是喜观之而不喜玩。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愚钝，跟不上他人反响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拍。而一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外来，遑论揣度他人内情？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如何能够对付大局？打牌本是文娱，结果常常反寻懊恼，又受气又受窘，所以痛快只看的好。”

抗打败利后，蒋介石要奖励一批教授，舒芜先生将此事通知了台静农，并说他可能获奖。台惊惶莫名：“这怎样办呢，教一辈子书，得他这么一奖，叫我怎样见人呢？”

张伯苓自述：“我没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没有学到什么特别方面的深邃技艺。我终身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整由于一件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关于教育具有自信心和兴味。”

叶公超回想胡适：丁在君先生死了，他很难过。我去看他，他呆坐在那里。我问他：“究竟怎样死的？”他马上拿当时所取得的几种音讯来剖析，似乎做一篇考证一样，客观地研讨了半天。最后，他很冷静诙谐地说：“在君一定会说，你又在做考据了。”说完，不觉竟笑容了起来。

叶圣陶说：“我做过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关于小学教育界的情形知道得分明点。”“称心的事情真实太少了，于是自但是然走到用文字讽它一下的路上去。”

夏丏尊说：“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灾难的才干，却又具有着关于灾难的敏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国民党原计划派空军中止大范围轰炸，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抵达”，蒋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其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忧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消灭，成为民族罪人。

郭沫若曾这样说《女神》的创作：“五四运动发起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里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未几是狂了。”

叶圣陶常说：“一个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在《回答朋友们》里说：“一个人当深化生活的底里，懂得好恶，辨得是非，坚持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理论着如何失职，不然就是白活一场。关于这一层，我往常似乎认得更明白，愿意在往后的小半截路上，加紧补习。”

假如从沈从文漂亮的文字猜测，他大约从小就是个“书香子弟”，是泡在书里长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沈自己的回答是：“我是个乡下人。”

1963年11月16日，郭沫若在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捷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众多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只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能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分，动身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用要的省事。”

郭沫若对陈明远说：“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胜利。另一种，叫自然流露。很容易倒运，以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自然流露。”

台静农既好烟又嗜酒，且素不食水果蔬菜，一反卫生之道，却也短命。他曾自撰一联：“不养生而寿，处浊世亦仙。”

溥仪在写给妻子的临终遗言中说道：“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过公民，归宿还好，往常总算走到了止境……有所悬念的是，第一条对不起党。改造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的，把一个地道的封建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公民，这是哪个国度也很难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办到了，但是，我没给党做什么工作。第二条对不起你。我们结婚五年多，又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又没有钱，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对不起你……”

朱光潜说：“我这人终身值得批判的中央太多，学术上的观念也常惹起争论和批判，有些批判的确给了我辅佐。一个人的缺陷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说，生前他人客气，死后还是要被人说的。”

1981年4月29日清晨1时，北外学生冯大兴潜入新华书店偷盗，被值班工人发现，冯用手边铁器打倒工人。老工人本就有病，送医院不治身亡。法庭上，冯痛苦忏悔：“我虽非故意杀人，但整个行动有计划有预谋。不论故意还是差错，无故剥夺了他人生命，结果都一样。”

夏承焘说：我是个天资很低的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六十余年间，假如说在学词方面还取得了某些成果的话，那就是依托一个“笨”字。我曾经通知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就是我治学的成本。

王世襄在其肖像上自题诗云：“鄙貌不扬很难画，使我称心少措施。不怨画师艺不高，只怨天生不潇洒。”

感伤第十九

1841年2月24日，英军司令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请求关天培放弃虎门各炮台。关天培不予理睬。25日，英军占领未加设防的下横档岛，安设炮兵阵地。26日，英军向虎门横档一线清军发起猛攻。关天培在靖远炮台指挥清军作战，顽强抵御达一个半小时。手下战士伤亡繁重，他也身负重伤。在战役最危殆时，他命仆人孙长庆将印信送回省城。孙长庆徘徊不忍去，关天培拔刀逐之，并说：“吾上不能报天恩，下不能养老母，死有余恨。汝归告妻子，但能孝事吾亲，吾目才瞑。”孙长庆抱印离去，至半山，回首见敌炮已击中关天培。当日，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失守。

20世纪初，刘鹗作《老残游记》，其序云：“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起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也。”

蔡锷死时年仅35岁。死前，他慨叹地对蒋百里说：“我们树立国防尚未着手，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转为平面，我不死于对外作战，死有遗憾。”

1903年8月13日，中国驻美公使馆陆军武官谭锦镛从华盛顿到旧金山处置外交事务。谭办完公务后，路遇一美国警察无故寻衅和凌辱，后又遭一帮美国警察关进监狱肆意毒打。后谭经当地华裔商人赎出。谭锦镛平白遭此欺负，郁愤难咽，终投水自尽，以一死示天下。

1907年7月15日清晨，秋瑾被押至绍兴轩亭口刑场。周围一片漆黑，细雨霏霏，冷风阵阵。监斩官李瑞年令秋瑾在供状上画押。秋瑾挥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书毕引颈受刑，大方牺牲。

林觉民牺牲前夕，给妻子留下最后一封家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以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民国成立后，老同盟会健将梁乔山对吴芳吉不无慨叹地说道：“同盟会中，真正反动的人，往常都是穷的。可是这话说来长了，也不用向人说。”

1919年，36岁的刘师培因肺病不治而早逝。黄侃以弟子之名亲撰《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以志哀忱，文曰：“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重至深，改从北面……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

陶行知来到新爱伦影戏院门口的一个面摊上，花14个铜板吃了一碗阳春面。陶见摊主老沈脸色黄瘦，问之，方知其为了养家活口，一天只睡三个小时。回到寓所后，陶行知特为卖面之老沈作诗一首。最后几句是，“将他从头望到底，一株枯树立秋风。面儿代价我知了，不是紫铜是血红！”

瞿秋白的母亲金衡玉因穷困无法度日，服毒自尽。瞿悲痛难抑，作《哭母》七绝：“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此时温饱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

1925年3月11日晚，孙中山堕入深度昏迷之中，仍在自言自语：“战争……斗争……救中国……”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中止了跳动。

陈布雷于1926年3月12日为上海《商报》撰写了《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忧，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固然，吾人之留念逝者，其所贡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在衣袋中留下一纸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寓居，汝兄亦不用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置，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富分文遣汝等，然苟谨慎节俭，亦不用致饿死也。”

梁启超在致女儿书中，谈到王国维自杀动机时说：“他素日关于时局的达观，本极深化。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徐志摩罹难。在万国殡仪馆举行的葬礼上，其妻陆小曼挽曰：“多少前尘惊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世应不久，遗文编就答群心。”哀痛之余，她还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哭摩”一文。两年后的清明时节，陆小曼去海宁硖石为志摩扫墓，又感赋七绝一首云：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1935年3月8日，著名影星阮玲玉服食安眠药自杀，时年26岁。上海《申报》报道说：久负盛名之中国电影明星阮玲玉，最近被其前夫张达民所控诉，刺激甚深，乃于昨晨三时许，突发厌世之心。在私宅中暗服安神药三瓶自杀。嗣经乃夫唐季珊察觉，立刻送四川路福民医院救治，经过六七个小时，但不见进步。至上午九时许，复请老靶子路中国疗养院陈达明、陈继尧两医师设法救治，同时又送往蒲石路中西疗养院，会同该院医生急诊数次，当时虽有数度稍见苏醒，终以中毒过深，于下午六时半殒命……芳型千载，玉杳香消，徒使后人于银幕前一观音容遗像，亦足悲矣。

阮玲玉在遗书中写道：“我往常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唉！哪有法子想呢，想想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吧！唉！我一死何足惜，不外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而已。”

章太炎生平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劝黄侃著书。黄却谓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侃50岁华诞，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内无意中藏了“绝命书”三字，黄侃惊诧。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丁文江1936年到湖南做调查研讨，恰时值寒冬，室内燃木炭取暖，门窗紧闭，不幸煤气中毒而逝世。其老友胡适叹惜地说：“一个搞科学的人，竟如此不科学而死。”

郁达夫与王映霞于1940年5月协议离婚。5月31日，郁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刊登了题为《郁达夫启事》的离婚启事。随后，王映霞也在几份报上刊登了题为《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近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蜕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绝归郁君教养。尔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

1941年1月23日，萧红病情急剧恶化，被医院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后，她不能发声，痛苦万分。她在纸上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落……身先死，不甘，不甘！”年仅31岁的萧红就这样带着遗恨分开了人世。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身后苍凉萧条。张恨水作组诗哀悼陈，有云：“道德文章一笔勾，当年好友隔鸿沟。故人一定痴聋尽，总为官阶怕出头。”

1942年，郁达夫在苏门答腊作《离乱杂诗》，其中一首写道：“千里驰驱盲目痴，苦无良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曾当立写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以此表白他的苦闷和故国之思。

1945年，日本投诚。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以为，从此能够重见天日了。没有想到，一天夜晚，有一个人找他，请求辅佐办一件事，他随意穿了一双木屐跟来人进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被日本宪兵杀害了。

1946年在白沙，行将赴台的台静农与舒芜告别，台将鲁迅全部旧体诗书长大卷赠给舒芜，加跋语，最末句是：“此别不知何年再得诗酒之乐，得不同此惘惘耶？”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在上海与周恩来彻夜长谈。次晨返南京，见报载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于是对记者说：“一醒悟来，战争曾经死了！”

徐蚌会战末，杜聿明被生擒，邱清泉身中八弹阵亡。在此前一天，杜聿明给蒋介石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是：“各部队已紊乱，无法维持到天明，只需当晚突围。”那位同样是黄埔人中之龙的邱清泉将军，则史无前例的沮丧，说是反正活够了，死了也没啥。邱感到死亡的阴影火烧眉毛，心情极为达观。他在电报中最后说的话是“部队彻底紊乱，我已放弃指挥”。

1950年12月20日，在蒋梦麟掌管的农复会会议上，“参政员”郭国基质询台湾大学一些问题。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侃侃答完后，又大谈办学方针理想，言毕，忽然昏倒，再未醒来。

傅斯年逝世后，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向记者宣布，傅斯年校擅长20日夜“弃世”。有位记者错把“弃世”听成“气死”，音讯传进来，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请求郭国基阐明事情的经过。郭溜之大吉，学生紧追不放，引来百名警察，后经多方劝说，风云才停息。

老舍在自杀前问夫人：“家里还有多少钱？”接着又问：“够孩子们养家糊口吗？”

1966年9月2日深夜，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并肩，双双自缢身亡。他们在遗书中说：“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曾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1967年春节，大年初六的早晨，张恨水从包油条的半张传单上看到了老舍投湖的音讯。第二天清晨，窗口刚刚显露一缕光亮，72岁的张恨水似乎觉得到了什么，慢慢起床，穿好衣服，正要低头穿鞋，却往床上一躺，中止了心跳。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暮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牢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1976年10月17日深夜，郭小川分开了人世。郭历经“十年锤炼”而活了下来，不幸却死于自己未熄的烟蒂。

俞平伯在夫人逝世后，写日记道：“高龄久病，事在定中。一旦放手，便出意外。余惊惶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火葬，一切皆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

82岁的丁玲临终时对比自己小14岁的陈明说：你再亲亲我，说，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忧你……

1988年6月23日上午11时35分，梁漱溟在协和医院病房，对医生断断续续讲了“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最后一句话，就溘然去世。

俞平伯逝世前半个月神智已不清，如中魔普通，常常坐在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闻之令人悚然。

1995年8月22日，陈士榘将军于北京病逝。10月19日，将军夫人李峥由北京至荆州，参与将军骨灰和遗物交接仪式。是日9点乘专机，11点到。下飞机，大雨，至宾馆，雨止。次日，送骨灰至市委礼堂开追悼会，出宾馆，大雨，至礼堂，雨止。又送骨灰至龙泉公园安置，出礼堂，大雨，至公园，雨止。陈士榘长子陈华曰：“老爷子逝世那日大雨，向遗体告别也大雨，今天又大雨。”

2001年8月，病榻上的黄万里教授临终感言：“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一个字。白学一场，我真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