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判·吊唁郭宏安先生 | 美与历史的博弈

2023-3-15 18:32| 发布者: 挖安琥| 查看: 107| 评论: 0

摘要: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判编者按我国著名法语文学专家、翻译家郭宏安先生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10时2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郭宏安先生出生于1943年，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75至1977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留学，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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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文艺批判

编者按

我国著名法语文学专家、翻译家郭宏安先生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10时2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郭宏安先生出生于1943年，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75至1977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留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讨生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讨所研讨员、博士生导师。郭宏安先生著有专著《论〈恶之花〉》、《西方二十世纪文论研讨》（协作），散文集《雪落在莱蒙湖上》，论文集《重建阅读空间》、《同剖诗心》等，他对西方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研讨颇深，在理论研讨的同时中止翻译，译有《墓中回想录》《红与黑》《恶之花》《局外人》等多种名著，其中《加缪文集》获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

文艺批判今日特此推送郭宏安先生研讨加缪的文章《美与历史的博弈》，繁重吊唁郭宏安先生，先生千古！

本文选自《阳光与阴影的交错》（郭宏安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转载自“在土星的标记下”公众号，特此感激！

· 美与历史的博弈·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

一

2010年，阿尔贝·加缪逝世五十周年了。

1960年1月4日，一辆汽车驶过桑斯，朝着巴黎飞奔。车上四个人，米谢尔·伽利玛驾车，加缪坐在旁边，后边是伽利玛的妻子和女儿。他们从阿维农左近的卢尔马兰启程，卢尔马兰是一个只需600个居民的小村子，加缪最近在那儿用诺贝尔奖金买了房子。

他们沿着七号公路，六号公路，转五号公路，由南而北，途径奥兰季，夜宿马孔，在桑斯草草吃了中饭，然后继续赶路。过了桑斯24公里，路经维尔布勒万小镇，眼看就要进入巴黎大区了。忽然，汽车撞在了一棵悬铃木上，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解体了，残骸散落在半径150米的田野上，时钟停在13点54分上。

加缪当场毙命，伽利玛送到医院，五天后不治身亡，两个女人保险无事。在散落一地的残骸中，人们发现了加缪的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他的护照，日记，尼采的书《高兴的学问》，加了评注的《奥塞罗》，还有一本未完成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的手稿，就是后因由他的女儿整理出版的小说《第一个人》。当地来了一位医生，巧得很，也姓加缪。

《第一个人》

作者: (法)阿尔贝·加缪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Le Premier Homme

译者: 刘华

出版年: 2013-8

天不假年，只给了一位天才作家46年的时间，不让人们看到这位肉体导师的龙钟老态，似乎只允许他以直率的眼光、运发起般的身姿、略带忧伤的冷漠的面容出往常世人面前，一支关怀人类命运、追求个人自由、不以调侃、愉悦、文娱为务的笔就这样折断了。

荒唐啊，荒唐！五号公路的那一段平整而笔挺，9米宽，三车道，当时简直没有车辆经过，只不外刚刚下了一场毛毛雨，路面有些湿滑而已。加缪一向不喜欢速度，他曾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笨的了。”伽利玛的车是一种大功率、十分坚固的车，可是不久前，车子的修理工却说：“这部车是一座坟墓。”真是一语成谶！不幸他那寡言的母亲，不时住在阿尔及尔的里昂街上，听到加缪的死讯，只说了一句话：“他太年轻了。”

二

一个人面临死亡，会回想他终身所走过的道路；假如他是作家一类的人物，还会把他的思索落在纸上。加缪寿终正寝，而且非终年轻，在他对死亡还没有准备的时分，阴阳的界线瞬间跨过。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对他的终身究竟有什么想法，幸而他在1954年为他的第一本书《反与正》写了一篇序。《反与正》，薄薄的，只需5篇随笔，1937年在阿尔及尔出版，加缪当年24岁，刚刚迈入文坛，而且是在辽远的阿尔及利亚。一棵稚嫩的小苗，在远离巴黎的中央破土了。这篇序随1958年再版的《反与正》发表。

《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

作者: ［法国］阿尔贝·加缪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Envers et L’Endroit/Noces/L’té

译者: 郭宏安

出版年: 2021-4-1

《〈反与正〉序》阐明为什么这本随笔集在加缪思想展开的轨迹上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其意义在于，如他1953年10月30日给勒内·夏尔的信中所说：“是的，遗忘童年时期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时分应该分开它，至少名义上。做一个男子汉，被迫做一个男子汉，有时分容忍许多人，这有多难！巧的是，我最近也在思索在阿尔及尔的时光，思索我的童年。我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在龌龊的海滩上长大。我们游泳，稍远一些，就是纯真的大海了。对我来说，生活是艰难的，但我大部分时间里深深地感到幸福。”

近海是龌龊的，但是远处是洁净的，那里有纯真的水。近海到远海，是一种超越；贫穷但是幸福，这是加缪终身据守的信心。“由于在一个艺术家的终身中总有需求作总结的时分，他接近他自己的中心，然后力图坚持。”

在加缪的终身中，这个“需求作总结”的时间来得难免早了些，但是，他究竟总结了，他接近了自己的中心；他究竟坚持了，谁知道这是不是冥冥中一定了的事呢？《反与正》初版印量极少，读者求之若渴，以至有人以为，这本小书包含了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加缪一直拒绝再版，理由是文章写得“蠢笨”。可是，20年后，《反与正》居然再版了，他不得不写了这篇长序。这篇序明白地指出了加缪思想的源头，这个源头能够用一句话概括：美与历史的博弈。

加缪在这篇序中说，每一个艺术家都“在他的内心深处保存着一眼独一的泉水，在其终身中滋养着他之所是和他之所说”，“关于我，我知道我的泉水在《反与正》之中，在这个交错着贫穷和光明的世界之中，我曾长期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其回想依旧对我坚持着两种相互对立的风险，这风险要挟着每一个艺术家，就是仇恨和满足”。

关于“贫穷”，加缪没有“仇恨”，关于“光明”，加缪从不“满足”，这两种相互对立的“风险”，乃是加缪终身避之生怕不迭的圈套：由于没有仇恨，加缪义无返顾地投入每日的生活；由于从不满足，加缪时时辰刻地捍卫个人的自由；他是一位感到幸福的西绪福斯。这眼滋养着他的终身的泉水是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基本的、原初的动力，这种动力的称号叫做学问分子的“良知”。

郭宏安（1997年）

由于这种良知，他能够在斯德哥尔摩面对一位阿拉伯激进分子说：“我不时谴责恐惧，我也谴责盲目地发作在阿尔及尔街头的恐惧主义，有朝一日它会危及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置信正义，但是我在捍卫正义之前要捍卫我的母亲。”

有人责备加缪，说他居然把母亲置于正义之前，但是，试想一个人能够不顾母亲的安危而奢谈正义，他的正义不成了虚伪吗？连母亲都不爱的正义还是正义吗？加缪的话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话，这是他内心最隐秘处的呼喊，而说出这样的话是需求勇气的，这种勇气非有良知者不办。

《〈反与正〉序》开宗明义，首先说的是“贫穷”，他说：“贫穷对我来说历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以至我的对立也被照亮了。”的确，在取得诺贝尔奖之前，加缪不时是贫穷的。幼年的加缪，家里以至没有一张写字的桌子。

但是，贫穷使他懂得了“自由”，他说过：“我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学到自由的，我是在贫穷中学到的。”加缪并不赞誉以至炫耀贫穷，他只是不任劳任怨，也不仇恨财富，不嫉妒他人的富有，不把贫穷当做享用生活追求幸福的障碍……如此而已。“在非洲，大海和阳光不费分文；障碍反倒在于成见或愚笨”；加缪免于成见和愚笨的折磨，一是在于他的亲人，他的家庭简直什么都缺，却什么也不羡慕；二是他“忙于觉得，无暇梦及其它”，一句话，“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羡慕”，他没有时间糜费在察看、觊觎、以至掠取他人的财富上，所以，当他在巴黎看见“很奢华的生活”时，他产生的是“疏远”中的一丝“怜惜”。

在他看来，困顿和高兴并不总是对立的，他说：“我历来也不能陶醉于人们所说的室内生活（它常常与内心生活相反）；所谓的资产者的幸福使我厌倦，使我惧怕。”加缪在17岁的时分，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疾病使他“恐惧和失望”，却没有使他“悲伤”，最后竟辅佐他构成了一种“心灵的自由”，避免了“仇恨之心”，从而愈加热情地投入到灵与肉的狂欢之中。

阿尔贝·加缪

他的灾难，他的高兴，都来源于他所生活的世界，所以他说：“我生活在困顿之中，生活在某种高兴之中。”改动生活，是的，但不要改动他生活的“世界”，这就是说，生活是人能够决议的，但是世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灾难使他不能以为“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阳光通知他“历史不就是一切”。

历史的细致表示是政治、政府、政党以及他们从事的活动，例如战争，因而，历史常常但是没有权益干预个人的生活。我们常说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人的生活能够自外于历史的限制，就是说，试图以历史的名义限制人的自由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希腊人是个幸福的民族，他们没有历史”（《笔记Ⅰ》）。他在《普罗米修斯在天堂》中说：“历史是一片瘠薄的土地，连欧石南也不长。但是今天的人还是选择了历史，他不能也不该分开它；但是，他不是让历史为自己效劳，反而日益成为它的奴隶。”

人类发明历史，人类赋予历史以某种意义，人类也在历史的演进中完成或摧毁某种价值，但是，人类常常不能驾驭历史，反而成为他的奴隶或成为某些人假历史之名成一己之私的工具。加缪并非一概地承认或反对历史，他承认或反对的是崇拜以至神化历史的历史决谈论，即人不能违犯历史的所谓目的。

郭宏安在让·斯塔罗宾斯基家

他问道：“我们会有力气让欧石南再生吗？”他用欧石南这种野花意味人的鲜活的生命。他召唤“正义之子”，“他们恰恰知道没有盲目的正义，知道历史没有眼睛，因而必须丢弃它的正义，尽可能地代之以肉体孕育的正义”。加缪以为，未来的日子“可能摧毁”他的一切，恰恰没有摧毁他对生活的“无节制的愿望”。“未来的日子”可能就是历史的种种表示，如暴政、战争等，而“无节制的愿望”却“在《反与正》的最阴霾的篇章中爆发出来”。

《反与正》的五篇随笔，简直都是阴霾的，但是在阴霾的背景上，有几抹亮色，悲伤和高兴构成激烈、鲜明的对比。在《是与否之间》中，一个人回到了故乡，在一间摩尔人的咖啡馆里，他看到，“在一片大榕树间，有天空”。我们发现，这个人就是加缪。他感到，“在贫穷中有孤独，一种给每一件事物以价值的孤独”。

固然贫穷，但是“在财富的某种水平上，天空自身和布满星星的夜似乎是一种自然的财富。在等级的底部，天空重获它的全部含义：一种无价的恩德”。“在匮乏的某种水平上，希望和失望似乎都没有依据，全部的生活归结为一个形象”，什么形象？童年的形象，从这种形象中，人们“吸取关于爱和贫穷的教导”。

《西绪福斯神话》

作者: [法] 阿尔贝·加缪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译者: 郭宏安

出版年: 2014-1

在《反与正》中，作者说：“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只能投入这枝叶和阳光的游戏之中。化作一片光，我的香烟在其中熄灭；化作一股温柔和激情，它们在空气中呼吸。倘若我想认识我自己，那就是在这光的深处；倘若我想了解和享用这种交出了世界的奇妙的滋味，那就是我在宇宙的深处所发现的我自己，也就是说，我自己就是使我从环境中解脱出来的这种极度的感动。”阳光似乎能够“捏碎”，雨把大海“打湿了”，空气终于“能喝了”，太阳在天上“爬了一步”，白天重新“上路了”（《重返蒂巴萨》），等等，假如他不是处于物我两忘的境地，假如他不是全身心肠沉浸在自然的感受中，他怎样能够有如此细致的、细微的、富有质感的阅历？此时此刻，他的“全部王国在这世界上”。

他说，阴影，酷热，冰冷，在世界的这些正与反之间，他“不愿选择”，他“不喜欢人们选择”。在《西绪福斯神话》的篇首，加缪引了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的两句诗：“我的灵魂啊，勿求永生，穷尽一切可能的范畴吧！”这两句诗是《西绪福斯神话》的中心，也是加缪思想的中心，“说到底，问题在于如何指明这种对生活的酷爱和这种隐秘的失望之间的联络”。

三

对生活的酷爱和隐秘的失望，这是两种共生共存的质量，这在《婚礼集》一书中得到了充沛的反映。《婚礼集》是一本包含四篇随笔的书，出版于1939年，其中的《蒂巴萨的婚礼》最为著名。蒂巴萨是距阿尔及尔69公里的一处古罗马遗址，濒临大海，安定宁静，但是在阳光的映照下，天空，大海，废墟，田野，神殿的遗址，芳香的植物，绚烂的鲜花，火热的石头，都沐浴在滚烫的热浪里，这是一次在古罗马的遗址举行的婚礼，是一次灵与肉的狂欢，是一次由狂欢复归宁静的阅历。

加缪和他的朋友们来到这里，且看他如何描写：“走了几步，苦艾的气息就呛得我们喉咙难受。它那灰色的绒毛盖满了无边的废墟。它的精髓在热气中蒸腾，从地上到天上洋溢着一片大方的酒气，天都为之摇晃了。我们向恋情和愿望走去。”晋人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不是说没有喜悦，也不是说没有恐惧，而是说喜到了极致，惧到了极致，喜和惧都消融在自然的大调和之中。

这些“回头浪子”早把“苦涩的哲学”抛到无影无踪，由于“这是自然的大纵容，这是大海的大纵容，我整个儿地被抓住了”。“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与这种深沉的力气分开，这力气把它们引向事物的中心”，“中心”就是每日的生活。“一切都是简单的，是人把事情弄复杂了。”（《是与否之间》）丢弃了一切笼统的思辨，一头扎进有血有肉的感受，果真如加缪所说：“对我来说，用我全部的身体生活，用我全部的心作证，这就足够了。

郭宏安1975在瑞士洛桑

留学期间在法国

首先是体验蒂巴萨，然后自然会有作证和艺术品。这里有一种自由。”但是，宇宙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蒂巴萨是什么？原来它们什么也不是，重要的是它们和我之间“产生恋情的那种调和与沉寂”：“大海，田野，沉寂，土地的芬芳，我周身充溢着香气四溢的生命，我咬住了世界这枚金色的果子，心潮澎湃，感到它那甜而浓的汁液顺着嘴唇流淌。”

他在《重返蒂巴萨》一文中，写下了极端动人的“回想和感受”：“狂暴的童年，卡车轰鸣中少年的梦境，清晨，鲜丽的姑娘，海滩，总是处于颠峰状态的年轻的肌肉，晚上一颗十六岁的心的淡淡的焦虑，生之愿望，光彩；还有那岁岁年年总是一样的天空，充溢了汲不尽的力气和光明，永不满足；一连数月，一个一个地吞噬着在正午那阴霾的时辰摆在海滩上的呈十字状的祭品。”

这是人类在进入历史之前的状态，加缪称之为“无邪”。无邪的时期曾经远去了，他不再能享用“节制和次序”所带来的狂喜。由狂热趋于宁静，终于，“我们又感到了孤独，但是是在满足之中”。

《杰米拉的风》中说：“世界究竟要打败历史。杰米拉投向群山的庞大的石头的呼喊，天空和沉寂，我牢牢地抓住了它们的诗意：苏醒，冷漠，乃是失望或美的真正的意味。”的确，历史不就是一切，换句话说，政治不就是一切，政党不就是一切，政府不就是一切，在“一切”之外，还有生活，还有自由，还有美，还有美所意味着的东西。

《阳光与阴影的交错》

副题目: 郭宏安读加缪

作者: 郭宏安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21-5-1

四

二十年之后，故地重游，加缪回到了蒂巴萨。他写下了《重返蒂巴萨》，收在1954年出版的随笔集《夏天》之中，这个集子里还有《巴旦杏树》、《普罗米修斯在天堂》、《海伦的流放》，等等。今天我们读《夏天》，最突出的感受是：这本集子呈现了加缪思想源头的另一面，即拒绝屈从于历史的同时，在贫穷中张扬对美的追求，能够说，在加缪思想的源头上中止着美与历史的大博弈。

他在《普罗米修斯在天堂》中指出了现代世界中人的基本特性：“今天，人类却只需求、只关怀技术。他在机器中对立，他把艺术和艺术意味着的东西视为障碍和奴役的标记。相反，普罗米修斯的特性在于他不能把技术和艺术分开。他以为能够同时解放肉体和肉体。”因而，“在历史的最黯淡的中心，普罗米修斯的人一面继续他们艰难的工作，一面继续望着大地，望着不疲倦的草。被缚的英雄在神的霹雳闪电中坚持着他对人的沉静的信心；因而，他比岩石还要坚硬，比秃鹫还要耐烦”。

《局外人鼠疫》

作者: (法) 阿尔贝·加缪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郭宏安 / 陆洵

出版年: 2020-6-1

《海伦的流放》发表于1948年，是一篇美的颂歌，加缪以为，希腊人的美是一种包含着“太阳的悲剧性”的“界线”：“希腊的思想总是固守着界线这一概念。它什么都不推向极端，无论是崇高，还是理性，由于它什么都不承认，无论是崇高，还是理性。它思索到整体，用光明均衡黑暗。相反，我们的欧洲投入了总体的降服，它是过度的女儿。它承认美，正如它承认一切它不赞扬的东西；固然它以不同的方式仅仅赞扬一个东西，即理性的未来王国。”

总之，“我们流放了美，而希腊人为她拿起了武器”，欧洲的黑暗与希腊的光明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和美以及美所意味的自由，是加缪义无返顾地生活的基本缘由。“上帝死了，只剩下历史和权益。很久以来，我们的哲学家的一切努力只想着如何用形势来取代人性的概念，用偶尔性的紊乱的激动和理性的无情的运动来取代古老的调和。”

文学艺术的活动也不例外：“人们在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来的欧洲文学中找不到景色。故事解释不了先于它的自然界，也解释不了高于它的美，于是就选择了忽视自然界和美。柏拉图容纳一切：荒唐、理性和神话；而我们的哲学家只需荒唐和理性，由于他们对剩下的一切闭上了眼睛。”

历史肉体和艺术家都想重新发明世界，然然后者知道界线，前者却承认界线，一个以自由充任鼓舞的动力，另一个却走向暴政，所以，“今天一切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最终都是为了美而战”。

蒂巴萨是古罗马遗址，但是，加缪愿意把它看成希腊遗址，他在那里找到了美，那美是界线，是节制，是均衡，是希腊人的中心价值，加缪将此作为他的思想的源头。《重返蒂巴萨》是加缪故地重游的记载和思索。他“逃离了欧洲的黑夜，逃离了人世的寒冬”，来到了阿尔及尔，来到了蒂巴萨，重温他“生活过”的日子。但是，今非昔比，“废墟已被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只能从被特许的入口进去”，他“发现了那阻隔在火热的废墟和铁丝网之间的距离和岁月”。

《加缪文集》

作者: ［法国］阿尔贝·加缪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郭宏安

出版年: 2021-6-1

火热的废墟意味着“美的风光”，铁丝网代表着“暴政，战争，警察，对立的时期”。泥泞的蒂巴萨依然遮不住昔日的“美、丰厚、青春”，可是，“在大火熊熊的映照下，世界顿时现出了它的皱纹和创伤，旧的和新的”。世界和他，“一下子老了”，我们听到加缪这样低声倾吐，似乎看见他的眼眶内有泪水在打转。

加缪说：“当人们一旦有机遇激烈地爱过，就将终身去跟随那种热情和那种光明。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专注地为不幸效劳，这请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这种“崇高”正是历史强迫人们做出的样子。美离不开人的盼望，正义也离不开人的自由，“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榨。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为双倍的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火的生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惹起人们的赞扬，一切都缺乏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端。那将是流放的时期，生命干枯的时期，灵魂死灭的时期”。但是，他终于“重新发现了过去的美和一片年轻的天空”，明白了在“猖獗肆虐的那些年里”，他从未放弃过这段使他从不失望的“回想”，分明“蒂巴萨的废墟比我们的工地和瓦砾都年轻”。

他进入了蒂巴萨这座“包庇所和避风港”，他又“认出了沉寂构成的难于察觉的声音”：“鸟儿的持续的低音，悬崖下大海清而急促的嗟叹，树的哆嗦，圆助的盲目的歌唱，苦艾的摩擦，倏忽即逝的蜥蜴。我听见了这一切，我也在倾听我身上涌起的幸福的波澜。”但是，这个世界同时存在着“令人振奋的东西”和“令人沮丧的东西”，他学会了“用白线和黑线打同一根绷得要断的绳子”，由于要“放弃存在的一部分，他就必须放弃存在，也就必须放弃生活或者直接的爱”：“我不能承认我生于其中的光明，但是我也不愿拒绝这个时期的奴役。”“是的，有美，也有屈辱。无论做起来多么难，我愿永不背离任何一方。”于是，“在隆冬，我终于知道了，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打败的夏天”。美与历史，是相互对立的，又是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这个统一体就是人。

1945年，加缪在《笔记Ⅱ》中写道：“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由于我是依据词而不是概念来思想的。”词是肉体的血肉，概念是理想的骨架，这就是加缪为什么要用“独一的泉水”来形容他的思想的原点，用宋代朱熹的一句诗来说，就是：“问渠那得清多么，为有源头死水来”。这死水是词，是美，是细致的生活的感受，而不是概念，不是历史，不是笼统的哲学的推演。

本文选自《阳光与阴影的交错》

（郭宏安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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