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驿站 | 大运河与中国民歌

中国民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辈们留下的十分可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它既是一条城市兴起之路，也是经济展开之路，更是文化交流和融合之路。随着运河的开通，呈现出多元丰厚、杂糅融合的文化格局，这些也都鲜活地体往常了运河沿岸传播至今的民歌和音乐中。本期内容是田青先生近期在中国出版协会“远集坊”上的演讲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南北文化融合

中国文化历史长久、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统的格局。多元，指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厚性，如不同民族的文化样式、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等;一统，指的是固然我国各地文化丰厚多彩，各有不同，各美其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肉体内核和审美规范，这在全世界是无独有偶的。

在中华文化多元一统的格局中，又有很多区别，其中首要的区别便是南北之别。南北之别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构成，受团结局面及南北政治、经济、天文、气候、民族等要素的影响，南北文化也具有显著不同的特性和气势，于是产生了差别迥然的诗词和民歌。如，《敕勒歌》中描写的北方苍茫广大、气势澎湃，“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西洲曲》中的江南温婉动人、鲜丽明快，“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中国的文人，对南北文化差别有着明显的感知。在很多诗词中都有描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自然，这一文化上的差别，是与南北方的天文位置、地形地貌、风土人情以及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

一讲到中国文化，人们常常会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如从消费方式上看，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二者区别明显。而在农耕文化中，又可分为稻作文化和麦作文化，为此还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如陕北的民歌和江南的稻作文化里产生的民歌，就有很大不同。

产生这种不同格局的缘由，除了与天文要素有关外，文化传播学家以为：山隔绝文化——山阳山阴，直线距离不外数里，却言语不通;山上山下，同处于一个纬度，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却截然不同。而水则传播文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大河上下，常常有着惊人相近的习俗与歌声。如陕西省与山西省一河之隔，唱的歌是一样的，陕北叫信天游，过了河是山曲，再往北到内蒙古河套地域，所唱民歌是山调。不论是信天游还是山曲抑或山调，它们所唱的内容大都相同。可见，水在传播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中国幅员广大，由于地势缘由，绝大部分河流是自西向东流淌，使中国主体文化很早便构成了以东西向的水系为横轴的不同文化区，共同结构了诸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不同的区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流布与融合，今天的中华文化之所以呈现出一派既丰厚多彩又大同小异、既有南北之别又有大统一的格局，是和中国唯逐一条南北向的大河——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与运用分不开的。

大运河像一条穿越、编织众多纬线的经线，在中华文化的腹地流淌，突破了大自然的文化阻隔，直接促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它又像一根擎天的立柱，撑起了数根文化的“横梁”，构建了中华文化巍峨博大的格局。

烟波浩渺数千里，大运河的开凿和运用，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生命水系，哺养了运河沿岸的子子孙孙，更将燕赵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紧紧联络在一同，共同熔铸着中华民族绚烂辉煌的文化史诗。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端，这条承载着生机和希望的大运河经过隋代的展开、唐宋的繁荣、元明清的改造疏浚，不时奔跑到今天，历经了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见证着中华文化的历史变更，以人之伟力，促成和保障了中华文化的统一与调和。经过现存的《潞河督运图》，让我们看到了当时运河交通的兴隆与繁盛现象。

中国大运河不只是物质的，更是文化的。它从南方流到北方，从古代流到今天，流通着数不清的生活资料、消费资料和可贵财富，更孕育着无数同样可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催生了一座座珍珠般闪烁的名城古镇，向世人展示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勤劳、聪慧和巨大发明。

大运河沿岸的民歌

中华文化的重要特性，是文化形态上的多元统一。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吸收和交流，使中国南北相隔千里之遥的许多文化遗产在各有特征的同时坚持着惊人的相似性。大运河沿途两岸，这样的例子亘古未有。好比，均已列入我国国度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项目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和“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印刷术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假如说文字印刷的意义主要是传播思想、理念、概念的话，那么，图画的印刷，则在传播思想、理念、概念的同时，还更多地传播着美，滋养着人们的眼睛，它不只仅是艺术，不只仅是美的发明，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负着传播文化、教化民众、向普通庶民提高历史学问的任务。

再如，被列为国度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项目的“山东快书”和“扬州评话”，固然一个用山东口音，一个用扬州方言，但其表演的内容、方式、艺术伎俩、曲目，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长期以来，中国人特别喜欢用“南×北×”这样的词组来总结和形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代表性项目，诸如木板年画的“南有桃花坞，北有杨柳青”，刀剪制造工艺的“南有张小泉，北有王麻子”，乃至武术的“南拳北腿”、民族音乐的“南笛北管”……在构成这种文化状态的诸多缘由中，大运河的作用不可低估。

在我国，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同样主题，以至是同样内容的民歌，在不同的地域产生，都有其鲜明的特征，这种现象叫作同宗民歌。民歌，是老庶民在劳动和生活中发明出来的，表示自己心声的歌曲。如《茉莉花》沿京杭运河流域的流变具有多维性、扩散性和非单线性特征，在同宗下产生了嬗变，在京杭运河流域构成了形态万千的《茉莉花》，而且还被融合在许多艺术作品和音乐体裁中。

正是由于大运河的沟通，中国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从未有过的方便与顺畅。随着货物和人员的流通，不同地域的地域文化开端普遍进入“他乡”。与宋代的“花石纲”一同进入东京汴梁的，除了奇花异石、珍玩废物，还有数以千计的苏杭工匠和他们发明传承的手工技艺。在北宋众多大城市的勾栏瓦舍里，来自南方的戏剧及其优秀艺人充沛展示着他们炫目的光华。我们共同祖先留下的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历史故事、道德规范被艺人们用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旋律发扬唱颂。清代乾隆年间构成并生动在南方的“四大徽班”，在乾隆五十五年初次进京，经过几代艺术家的努力，经过不时的融合与发明，终于在北方的首善之区降生了后来被称为“国剧”的京剧。

民歌亦是如此。如前面提到的中国最为著名的民歌《茉莉花》，河北昌黎的《茉莉花》苍凉豪迈，江浙的《茉莉花》坦率秀丽，固然词句相同，但曲调不尽相同——前者是不为人知的“十三咳”，后者是举世皆知的熟习旋律，二者同名异曲，各美其美。《茉莉花》的前身，是南京六合民间传唱百年的《鲜花调》，二者异名同曲，改编成《茉莉花》后远播海内外。

明清以来，以沿运河两岸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民间音乐已逐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文化之一。民歌中的小调、俚曲、清曲，器乐中的丝竹乐器，各地的民间乐社，各类中央戏曲剧种、曲艺说唱等在都市、乡镇中得到很好的展开。好比来源在昆山地域的昆曲，经过运河进京，成为了全国性的剧种。

这就是大运河在中国文化传播上所起的作用，它们在融合、比较、彼此丰厚的基础上，保存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兴味和表示措施。反之，不论是北曲南鉴，还是南曲北鉴，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都在运河的流淌中悄然发作，并不时催生着新的文化。

民歌的传承与文化自信

一项项可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运河的滋养和灌溉下构成和展开，成为大运河及沿岸城市的文化名片，述说着运河沿岸特有的故事微风采。但是，随着大运河功用的减退和部分河段的干涸，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经济快速展开的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一元化趋向的冲击下，运河两岸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消逝的风险，如何更好地维护大运河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这些祖先们发明并赠予我们的可贵财富能够继续传承下去，牵动着运河两岸人民的心，更关系到大运河的文化命脉。

还拿中国民歌《茉莉花》来说。今天人们所能见到最早的与《茉莉花》相似的歌词，是明朝万历年间冯梦龙收编在《挂枝儿》中的一首有词无曲的《茉莉花》：“闷来时，到园中寻花儿戴。猛抬头，见茉莉花在两边排。将手儿采一朵花儿来戴。花儿采到手，花心还未开。早知道你无心也，花，我也究竟不来采。”

清乾隆年间的戏曲剧本集《缀白裘》是最早刊载《茉莉花》歌词的出版物。到了清道光年间，有一位“贮香主人”编写了一本小百科学问全书《小慧集》，其中收录了“箫卿主人”的《鲜花调》工尺谱，这是国内关于《茉莉花》最早的歌谱。

《茉莉花》在中国传播有多个版本，在海外传播的也很早。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92-1794年)，英国人约翰·巴罗来到中国，任英国首任驻华大使马戛尔尼伯爵的秘书。1794年，巴罗卸任，途经广州返回英国。在广州停留期间，巴罗与使团听事官听到了《茉莉花》，十分喜欢，就用五线谱记载了下来，收入10年之后出版的《中国旅游记》中。

1924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创作自己生前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时，发现了这首《茉莉花》，便运用了这首曲谱。在创作至第三幕第二场时，不幸病逝，留下了一部永远没有句号的《图兰朵》。后来，《图兰朵》剩余的部分由普契尼的学生、意大利作曲家阿尔法诺续写完成。1926年，《图兰朵》在意大利著名斯卡拉歌剧院首演，指挥巨匠托斯卡尼尼在第三幕临近结尾，放下了指挥棒。对听众说：“就在这里，普契尼放下了笔，巨匠的作品在这里终了。”然后傲然离场。

正是由于普契尼将它写进《图兰朵》中，从20世纪30年代起，《茉莉花》逐步被西方国度所熟知，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民歌。

1998年，由印度指挥家祖宾·梅塔指挥、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在北京演出。有意义的是，简直在同一时间，由著名戏剧家魏明伦编剧的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也在京演出。看完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我觉得中国的“图兰朵”也很美，为川剧争了光，为中国传统文化添了彩。作为一个学习西方音乐的人，很客观地讲，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的艺术性一点儿不比歌剧《图兰朵》差。这种来自厚植于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自信，我们是应该有的。

那么，如何才干做到这种自信呢?只需充沛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干真正做到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不同，无法做到“弯道超车”，也不能一蹴而就，只能经过日复一日的积聚和沉淀，才干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塌下心来，认真学习传统文化，吸取传统文化中的营养，丰厚自己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贡献力气，真正完成文化自信。

作者为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顾问，中国昆剧古琴研讨会会长，中国艺术研讨院音乐研讨所名誉所长、研讨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2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