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 | 李零：重归古典——兼说冯、胡异同

2023-3-17 15:12| 发布者: fuwanbiao| 查看: 172| 评论: 0

摘要: 编者按假如要引荐中国历史典籍中最重要的几部书，李零引荐的是：《论语》《老子》《孙子》《周易》，经过它们能够看到背地更庞大的诸子之学的传统，是重归古典，反对专制，倡导思想解放的肉体。同时，对中国哲学、思 ...

编者按

假如要引荐中国历史典籍中最重要的几部书，李零引荐的是：《论语》《老子》《孙子》《周易》，经过它们能够看到背地更庞大的诸子之学的传统，是重归古典，反对专制，倡导思想解放的肉体。同时，对中国哲学、思想史处在传统与现代之交的胡适、冯友兰，做出了异同比较，并表白了自己的文化倾向。

重归古典——兼说冯、胡异同

文 | 李零

（原载《读书》2008年3期）

我们的经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不是五经，不是九经，不是四书五经，不是十三经，而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聪慧的书。

我向读者引荐四本书：《论语》、《老子》、《孙子》和《周易》。

为什么我把这四本书当经典阅读的基本教材，我想讲一下我的理由。

第一，这四本书，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代表作。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影响最大，是儒、道两家。《论语》是儒家的代表作，《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作。这两本书，毫无疑问是先秦思想的代表作。另外两本也很典型。古代有两门学问，一门是治国用兵，一门是数术方技。治国无经典（有也不能讲），用兵有，《孙子》是先秦兵学的代表作；数术方技，古代有个四处应用的理论，叫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也没有经典，只需《易经》，影响比较大，触及这个理论。

第二，这四本书，年代最早，篇幅最小，《论语》约有一万五千字，长一点。《老子》、《孙子》、《周易》，都是约五千字的小册子（今本《孙子》在六千字上下）。其他古书，如《管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哪一本都比这几本大。读经典，先读年代早的小书，再读年代晚的大书，顺着读，效果最好。

第三，这四本书最富聪慧。中国典籍传入欧洲，约四百年，他们挑来挑去，看中的正好是这四本书，译本最多。它们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

简单说，我的理由是这三点。

1987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丛书（来源：douban.com）

不外，我想把问题说得深一点、远一点。

我希望读者明白，这四本书，只是一个窗口。它们的背地，还有更庞大的背景。它们只是样品。

我想，没人狐疑，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最绚烂辉煌的时期，肯定是先秦时期。这个时期，人才辈出、思想生动。它和欧洲文化最巨大的古典时期一样，同样属于雅思贝斯所谓的“枢轴时期”（或译“轴心时期”），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先秦时期是子学时期，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相提并论，是一种自由学术。当时，六经是装在子学的瓶子里，是子学的一部分，不像汉代，独尊儒术，只需六经最重要。汉代学术是经学时期。经学时期和子学时期不一样。儒经第一，儒子第二（《论语》、《孟子》成为传记），其他流派，其他流派依托的各种技术，皆缺乏道，或存或亡，幸存者，只能降居儒学之附庸。这不是中国古典学术的原本面目。

世界文化的轴心时期（来源：researchgate.net）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重归古典，反宗教专制，倡思想解放，不是回到中世纪。

当今侈谈文艺复兴者，正好相反，此不可不察也。〔往常的复古，都是迷宗教、政治和道德，过去叫道统和治统。不是复汉学（汉今文、汉公羊，大吹康子、廖子者流），就是复宋学（程、朱、陆、王）。〕

研讨诸子之学，有六篇资料，是主干的东西。

（一）《庄子·天下》

《天下》说，天下治“方术”者太多，皆以其学为不可加。《天下》所谓的“方术”是古代的技术（比后来说的“方术”宽），即上面说的数术方技和治国用兵之术。它要讲的不是这些，而是“道术”。所谓“道术”，是思想，最初，只需“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学，就是从其中散出，“道术将为天下裂”。

它讲“道术”，主要有六个流派：

一、“邹鲁之士、绅先生”，是儒家。

二、墨翟、禽滑厘，是墨家。

三、宋、尹文，是接近墨家的流派。

四、彭蒙、田骈、慎到，是法家。

五、关尹、老聃，是道家。

六、惠施、桓团、公孙龙，

它没提到阴阳家。

（二）《荀子·非十二子》

《非十二子》不是泛论学术史，他只批判十二个人，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一、它嚣、魏牟，缺陷是纵容情性。《天下》没提到。

二、陈仲、史，缺陷是压制情性。《天下》也没提到。

三、墨翟、宋，缺陷是不讲差别。前者是墨家的开山祖师，后者和墨家有关。

四、惠施、邓析，缺陷是喜欢狡赖。他们是名家，《天下》没提到邓析。

五、慎到、田骈，缺陷是玩弄法律。他们是法家，

六、子思、孟轲，缺陷是编造传统，伪托圣贤。他们是儒家。

荀子是儒家。儒家各派，他最恨子思、孟子，斥之为儒家之罪人。子张、子夏、子游的后学，他也看不上，独一称道的是仲尼、子弓。

这篇东西，也没提到阴阳家。

（三）《韩非子·显学》

《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只讲儒、墨。先秦子学，早期，主要是儒、墨。儒分为八：

一、子张之儒，即子张（颛孙师）的后学。

二、子思之儒，即子思（孔子孙孔）的后学。

三、颜氏之儒，孔门八颜子，颜氏之儒，不一定是颜回的学生。

四、孟氏之儒，即孟子的后学。

五、漆雕氏之儒，可能是漆雕启的后学。

六、仲良氏之儒，即仲梁子的派系，仲梁子可能是曾子的学生。

七、孙氏之儒，孙氏是孙卿，这是荀子的后学。

八、乐正氏之儒，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的派系。

孔门七十子，子夏、子游、曾子、子张最后。子思、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后。《显学》无子夏之儒，最奇特。上博楚简，颜回的“颜”和言游的“言”写法一样，我很狐疑，颜氏之儒，或即子游的后学。这些派系，主要是战国晚期的儒家。

墨分为三，互称“别墨”：

一、相里氏之墨。《天下》称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二、相夫氏之墨。

三、邓陵氏之儒。《天下》提到“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四）刘安《淮南子·要略》

《要略》是分国叙说。它提到：

一、鲁国：“儒者之学”和“墨子”。

二、齐国：“管子之书”和“晏子之书”。

三、韩国：“申子刑名之书”。

四、秦国：“商鞅之法”。

另外，它还提到“纵横修短”之术，没说细致国度。

（五）司马谈《六家要指》

它有三种叙说次第：

一、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二、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阴阳家。

三、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

其中第三种是主要次第。

司马谈是史官，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最重阴阳家和道家。阴阳主于术，不是思想流派，放在最前。儒、墨是显学，称儒者、墨者，有别于后三家，放在其次。法、名是术，古人叫刑名法术，放在更其次。最后是归总于道家。

（六）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班固的分类是依据刘向、刘歆，他们把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门。其中子书，有所谓“九流十家”。十家，能够归为两类：

一、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这六家就是司马谈的六家，但次第不一样。西汉晚期，儒家最尊，其次是道家。当时盛行阴阳灾异，阴阳家也有一定位置。这是最主要的三家。法、名二家，属于刑名法术之学，秦代盛，汉代臭，简直成为酷吏的符号或代名词，排在后面。墨家则偃旗息鼓（《史记》无传），最后归宿是神仙家（东汉有墨子派的神仙家）。

二、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这四家，是新增。纵横家，见《要略》，是外交游说之术。杂家，是百科全书派。战国晚期，派系融合，很多思想家，都是通人。个人全能玩不下去，还有《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集体创作。农家，是重农派和农业技术混在一同。小说家，只是稗官野史、琐语丛谈，都不是思想流派。

班固说，九流十家，都是从古代的王官之学散出，每一家对应于一种王官，这是有名的王官说。

阅读经典，我们要知道，古人的思想分类法和学术分类法是什么样。

中国哲学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不论有什么过火之处，它的巨大成果是确立了新学的主导位置，这点不能抹杀。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而不是孔子。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意义十分大。别的不谈，光对恢复传统文化的真实容颜，就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由于，没有这一步，就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

明代《孔子燕居像》（来源：kzbwg.cn）

（一）说冯、胡异同。

中国哲学史的开山开山祖师有两位先生，一位是胡适，一位是冯友兰。他们的哲学史都是中西合璧的新学术，不是传统的经学，不是传统的子学。

当时，中国文运，一如国运，兵败如山倒。百废待兴，一无一切，大家是在中国的子学中寻觅对等于西方概念的“哲学”。子学之盛，清季已然，西学为它注入了新的生机。儒家独尊、死水一潭的局面，是被这种东西突破。

胡适，洋博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身。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版），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他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的讲义，讨论范围是先秦子学。后来，还有一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中国公学一九三○年油印本）。

1917年的胡适（来源：wikipedia.org）

冯友兰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一九一九年也负笈哥大。继胡适之后，他出版过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年版）和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四八年版）。冯氏青出于蓝，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比胡适影响大。（大陆批胡后，研讨中哲史的，更少想起胡。）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篇《子学时期》，还有《中国哲学简史》的前十六章，都是讨论先秦子学。冯氏三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此书是他一九四九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成果（如吸收《孙子》，论《老子》能否兵书），这里不讨论。

冯友兰（来源：wikipedia.org）

冯、胡异同，值得回味。

冯、胡二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留学美国，都钻故纸堆，作同样的题目。普通印象，胡适喜欢狐疑，比冯氏更美国；冯氏趋于激进，比胡适更中国。胡适捧戴东原，冯氏吹朱晦庵。冯氏解释说，这是汉、宋之别：胡适是汉学，他是宋学。其实，他们都是不中不西，不新不旧，唯激进、激进，水平不同耳。

他们有三大分歧：

一、诸子能否出于王官，胡说不出，冯加限定而招认。

二、先秦能否有六家，胡说没有，冯加限定而招认。

三、孔子和老子谁先谁后，胡说老先孔后，冯说孔先老后。

这三大问题，中国的学术界，西方的学术界，不时有争论。

（二）诸子出于王官吗？

《汉书·艺文志》的六种书，六艺、诸子、诗赋是学，古人叫文学；兵书、数术、方技是术，古人叫兵书和方术。前者是人文学术，相当今天的文、史、哲，后者是古代意义上的科学（和各种迷信）。班固说，诸子出于王官，即古代政府的职能部门，这从一开端就是惹起争论的话题。

中国哲学史，是西化的产物。开端搭架子，先要问什么叫哲学。哲学的概念，当然是从西方来，规范是形而上。胡适的哲学史，其实是子学，他从子学找哲学，主要是名学，但名学只是子学之一端，实难以此为范围。冯氏虽以发扬民族哲学为号召，也一样以西方的哲学概念为绳墨，明白阐明，他不讨论术。好比《孙子》，他就不收。他们的取材范围，都是狭义的诸子，重学不重术。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胡适的体系是基础，该讲的都已讲到，整个规划，粲然大备。儒家，孔、孟之间有七十子，孟、荀之间有儒家八派；墨家，有墨子、别墨；道家，有杨朱、老子、庄子。其他诸子交叉其间。这是基本框架。冯氏是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做，从子学到经学，从经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从理学奔近代，逆流而下，百川归海是归于儒，孔是思想教皇。他的三史，是直通六书，一切为尊孔做准备。书，越写越多，越写越大，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取胡适而代之。此公酷爱三段式，讲先秦儒家，讲先秦道家，都是三段。儒、墨、道，儒家是终结者。

胡适的规划，即便从今天看，也依旧有其优点。特别是儒家，从今天的出土资料看，讲完孔子，就是七十子，规划比较好，魄力也更庞大。胡适主张，中国哲学史，应改名叫思想史，把格局做大。冯氏关怀的却是重张儒学。名义上，胡小冯大，其实相反。

明人绘孔子讲学图轴（来源：kzbwg.cn）

往常，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扩展，改造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这个想法，来自胡适。怎样改造？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以为，关键是要吸收术。好比《孙子》，怎样没思想，怎样没哲学？阴阳五行说，是典型的自然哲学，分开数术、方技，怎样研讨？我研讨兵法，研讨方术，就是这个路。

总之，研讨中国学术，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学，什么是术。即便是《诸子略》，即便是九流十家，也有这个分别。好比，诸子能否出于王官，关键就在学与术的区别。术，跟王官有对应关系，但学不同，没法对号入座。

我们不要以为，古代的诸子能够分开术。弃绝术，学就架空了。我主张以术读学，以诸子读孔子。这样才有思想史。

诸子百家，他们的技术传统是什么？他们的学问结构是什么？这不是题外的问题。即便今天，思想和学问也是互为表里。

（三）先秦能否有六家？

先秦能否有六家，有人说有，岂但有，还有更多的家，一人一家，百家都嫌少；有人说没有，岂但道家没有，法、名、阴阳也没有，一无一切。这些说法，都源自冯、胡异同。胡适说，司马谈的分类，是汉代分类，不反映先秦，先秦无六家。近年，国内如任继愈（任继愈《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六家要指>》收入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433页），国外如苏德恺〔苏德恺《司马谈所发明的“六家”概念》，《中国文化》第七期一九九二年秋季号，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版，134—135页；Kidder Smith， “Sima Tan and the invention of Daoism，‘Legalism，’et ceter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no.1（February 2003），pp.129—156〕，都重张此说，西方汉学界，很多人都深信这一点。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来源：publish.ancientbooks.cn）

我的见地是，六家不是六个思想流派，而是半学半术各三家。司马谈讲六家，不是讲汉代学术，而是讲先秦学术。六家，不能说完整没有，如来源较早的儒、墨，就是最明显的两家，先秦诸子都这么讲，绝非虚拟。道家晚出，边沿含糊，不论叫什么，非儒非墨，自身就是一大类。这三家是一类。另一类是跟术有关的派系，法、名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不是思想派系。道家晚出，讲适用，与刑名法术和阴阳家说分不开，是个十分复杂的派系。

六家，其实是三家，儒家是古典派或激进派，道家是现代派或激进派，墨家是过渡。

无家说，全盘抹杀，不可取。百家说，像《汉志》那样讲，一人一家，一书一家，等于没家。这是白马非马之辨，同样不可取。

（四）孔、老先后的问题。

儒、墨、道，孰先孰后，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价值取向最明显。

胡适把《老子》摆在孔子前，是跟尊孔拧着来（胡适晚期，尊老敬孔贬墨。他说，老子是无政府主义，最高；孔子是个人主义，其次；墨子是集体主义，最下。并把秦政之失归罪于墨家，汉政之得归功于道家，都可反映他的价值取向，他不反对儒家，但也不独尊儒术）。冯氏把《老子》摆在《论语》后，胡适不服气，说他是信仰作祟。冯氏尊孔，不假，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

孔老先后，我的见地是，老子其人，或许比较早，但书是另一码事，绝不可能在儒、墨前。

学者狐疑《老子》晚出，有一个缘由是，老子的故事简直都是出自《庄子》，很有可能是庄子的虚拟。其实，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儒、墨、道对话的逻辑关系。冯氏把《老子》放在《论语》后，我同意。至于说，后到什么地步，能够讨论。近年，史华兹的书（Benjamin L.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Belknap Press，1985.《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葛瑞汉的书（A.C.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La Salle：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葛瑞汉著，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版），都是把《老子》往后摆。冯氏搁《孟子》后，还比较接近。葛瑞汉把它放在《庄子》后（钱穆已有这种见地），郭店楚简证明，太晚。

先秦诸子大争辩，《天下》讲得很分明，道术最初在儒，后来才散于天下。儒是第一发言者，最寂寞。孔子没有对话者。墨是跟儒对着干。对着干，才繁华，两者具有对称性。道不同，跳出儒、墨之争，超越儒、墨之争，走得最远。百家的基础是三家，先是儒、墨，后是道，百家争鸣由此起。

韦辛夷绘《稷下学宫》（来源：ishare.ifeng.com）

冯、胡异同，三大问题，在细致结论上，我更倾向冯氏。但我的了解，与信仰无关。

思想不能无的放矢。儒家是众矢之的。在先的意义是当靶子。射箭先要有靶子。靶子的意义很巨大。

好比，胡适就是冯氏的靶子。

激进与激进，常常能够互补。上述异同，前两条，胡适激进，冯氏激进；后一条，冯氏激进，胡适激进。西方汉学界，酷爱分，酷爱疑，前两条取胡适，后一条取冯氏，正在道理之中。他们的思想史，大框架，是源自冯、胡二氏。

冯、胡二氏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各有贡献，两者能够互补。但要说文化立场，我更赞同胡适。

胡适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也是开放性的。他是真正的巨匠。

巨匠的意义是倡习尚之先，为后世奠格局，不是收拢包圆儿，不是颠扑不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讲过四大优点，我看最重要，还是下面三点：

第一，胡适开创的中国哲学史，是以诸子为范围，把古史和古书分开来，直接从老、孔讲起，蔡元培说，这是截断众流，开习尚之先，厥功甚伟。这个格局是他开创的。冯氏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青出于蓝。

第二，胡适是把诸子摆平，有容乃大。蔡元培说，胡适的体系有“对等的眼光”，对儒家既不尊，也不批（见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的序文）。此语最为知言。胡适讲诸子对等，是真正对等。冯氏讲诸子，是“众生对等，唯我独尊”。他说，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就像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其他派系，则如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君主是万世一系，然治国之政策，常随内阁而改动。对等是儒家之下的对等。

第三，胡适想把子学做大，做成思想史，而不是相反，像冯氏那样，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他张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书越写越大，路越走越窄，失去中国思想的大魄力，失去中国思想的自由肉体。

中国哲学史，从一家之学，重归六家之学或百家之学，我们一定不要遗忘胡适。中国的学者要感激他，西方的学者也要感激他。

胡适不用气短。

由于胡适的呈现，中国的思想史才初具范围，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从此，岂但墨家的位置、道家的位置被重新估价，儒家自身，也面临重建。孔子和七十子，先进和后进，还有七十子之后，迈了辈儿的，都要重新理顺；被遗忘了的，都要重新找回。特别是宋儒痛恨，明代革出教门的荀子，也要恭恭敬敬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