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丁：政治、模仿与品评：汉魏六朝赋体的经典化

政治、模仿与品评：汉魏六朝赋体的经典化

袁丁 孙晶琦 金文凤

（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

汉魏六朝赋体的经典化与政治、模仿习尚与艺术品评三个要素关系密切。在政治方面,除了经学之外,赋"下之史官"的制度与历代帝王持续推进也是影响赋体经典化的重要要素,前者保障赋体文本传播的稳定性,后者提供了耐久的政治环境。模仿是赋家创作的重要方式,赋家在模仿中发明经典,同时增强前代作品的传播,推进其经典化。同类题材的模仿,能够有效促进某些题材的经典化进程,是赋体经典化的重要途径。魏晋时期,赋体艺术品评之风渐盛,从理论层面推进了赋体的经典化进程。

原载《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9(03)

援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赋体是汉魏六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文体之一，它萌发于战国，昌盛于汉代。魏晋时期随着五言诗的昌盛，赋体位置遭到一定影响，但依然坚持着很强的文体优势。而且在诸多要素推进下，赋体在以唐诗为代表的诗体占主导位置之前，构成诸多经典作品，不时推进自身经典化进程。那么，赋体在汉魏六朝时期是如何完成经典化的呢?笔者打算从政治、模仿与品评三个维度予以探析。

一、政治与汉魏六朝赋体经典化

古代文体的展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与政治结缘常常能够快速进步文体位置。从历史上看，赋体的经典化受政治的影响很大。作为汉代官方认识形态的经学，是汉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人修习的基本学问，其与赋体关系密切，汉代文学家司马迁、扬雄、班固等早有揭橥。现代学界对此讨论也曾经十分深化，因而经学对赋体经典化的影响，在此不用赘述。笔者以为，除了经学之外， “赋下史官”的制度、帝王的持续推进对赋体经典化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首先，赋体能够取得经典的位置与赋“下之史官”的制度相关。“下之史官”这一说法出自范晔《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琅琊孝王刘京传载：“数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1]1451固然这只是个案，但是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赋体之所以能够传播下来，得益于朝廷珍藏与史官保存整理。汉代从树立之初，就开端有认识地整理书籍，到汉武帝时期树立了藏书的制度，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但是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2]1701汉武帝时期整理了哪些书籍，往常不得而知，但是司马迁《史记》中所录作品，有可能来自内府藏书。司马迁在贾谊、司马相如的传记中，都录入了他们的赋作。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个体抒情之作，没有上奏朝廷的记载，但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是汉武帝亲身阅读到的，《上林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都是直接上奏皇帝的，这些作品应藏于内府之中，《史记》所录可能出自内府藏书。另外，汉武帝十分珍爱司马相如的作品，本传记载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惧怕其著作丢失，特地派人到他家中搜集遗书：“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3]3063因而，司马相如的作品出自内府藏书可能性十分大。

汉成帝时期，官方展开大范围的书籍整理活动：“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2]1701在刘向等人整理的作品中，就有大量赋作。这些作品有的可能是来自陈农所求“天下遗书”,不全是内府所藏，但是极有可能很多作品应该被珍藏在宫中。经过这次整理，很多赋作被归入内府藏书序列。《汉书·艺文志》取自刘歆《七略》,在《汉书》人物传记中大量录入他们的作品，其中赋家的作品也很多。班固在汉明帝时入兰台，担任校勘皇家资料，其中不少赋家的作品资料可能为班固采择。后来，这些作品随着史书在后代得以传播。

由此可见，在汉代很多赋家作品很可能被皇家珍藏，并被史官记载下来。这些作品被史学家写入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后代普遍传播。自司马迁以来，这种写作方式成为一种传统。这种记载方式，为赋体经典化的构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固然魏晋以来，别集、总集逐步增加，赋体的传播途径变得多样化，但是作为记载一代史实的史书传播更具有稳定性，是赋体文本传播不可替代的载体。

其次，汉魏六朝赋体的经典化得益于帝王持续的推崇与倡导。汉武帝是第一个推崇赋体的帝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其“读《子虚赋》而善之”,当司马相如写了“天子游猎赋”,“奏之天子，天子大说”[3]3002。在汉武帝的推崇下，呈现了大量创作赋体的赋家，留下了很多作品。汉宣帝在文化方面与汉武帝有相似之处，他也十分喜欢辞赋，并且对赋体还有自己共同的认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2]2829汉宣帝将赋体与“古诗”(《诗经》相比附，能够说大大抬高了赋体的位置。汉宣帝不只个人喜好赋体，还让后来的汉元帝对赋体产生兴味，史载：“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萧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2]2829汉成帝也喜欢辞赋，史载：“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2]3522后来汉成帝从事祭奠、狩猎等严重政治活动时，都会带上扬雄，这与汉宣帝带上王褒等人随时赋写的行为相似。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都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东汉帝王依然对赋体十分喜好与推崇，例如汉章帝，史载：“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1]1373东汉末年汉灵帝开鸿都门学，颇引造作赋体之人，史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1]1992汉灵帝这一举措，遭到当时名臣杨赐、蔡邕、阳球等人的批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汉灵帝十分观赏赋体，对赋体的展开有推进作用。

汉代以后，随着文学创作习尚的昌盛，帝王不只推崇赋体，而且还亲身创作。如魏武帝曹操不只具有杰出的政治才气，而且“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4]54,曾作《沧海赋》《登台赋》《鹖鸡赋》《槐赋》。魏文帝曹丕擅长赋体创作，《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5]673在魏文帝众多文体中，特地突出赋体。魏明帝崇尚儒学，下诏请求 “贡士以经学为先”[4]94。刘勰评价称：“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映照。”[4]674“何刘”是指何晏与刘劭，他们都曾创作过散体大赋，遭到魏明帝观赏。晋代倡导赋体的帝王以晋明帝为代表，《晋书·明帝纪》载晋明帝“雅好文辞”[6]159,《文心雕龙时序》:“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5]674

南朝时期，文学创作之风大盛，帝王多有作品传世，而且不少帝王开端编辑赋集。《隋书·经籍志》在谢灵运所撰《赋集》小注有“梁又有《赋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赋集》四十卷，宋明帝撰”[7]1082,表明在梁代时分还传播南朝宋帝王、诸侯编辑的赋集。梁武帝也曾辑录过赋，《隋书·经籍志》载梁武帝撰《历代赋》十卷、《围棋赋》一卷。同时，南朝帝王还有很多赋作传世。在文学活动中，他们也经常以赋体唱和。这些创作、辑录赋体的活动，显现了南朝帝王对赋体的倡导与注重。

政治对文学经典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赋体之所以能够从汉代开端异峰突起，与向政治靠拢有着密切的关系。融经入赋，或依经立义，让赋体完成经典化。官方珍藏，史书传播，让赋文本传播更具有稳定性。帝王的持续倡导，从亲身创作到编辑赋集，为赋体经典化提供了稳定的政治保障。

二、模仿习尚与汉魏六朝赋体经典化

向政治靠拢，以经学为依托，这为赋体经典化提供了外部和思想条件，但是，赋体的经典化最终还要落实到赋体的创作，即如何将“修饰鸿业”的国度认识与继承圣人之言，经过文学的伎俩表白出来。古代赋家在创作赋的过程中，寻觅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即在模仿前人的基础上中止创作。不同时期作家对前人作品的模仿，让赋体在细致创作中逐步树立经典化位置。

模仿是赋体创作的重要途径，历史上很多经典的构成起初就是模仿。《汉书·扬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2]3515从扬雄所创作的大赋作品，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司马相如的影子。张衡的《二京赋》也是模仿班固《两都赋》而成，史载：“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载。”[1]1897陆机《遂志赋》序：“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8]120-121左思作《三都赋》,自称“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9]90,表示出模仿的盲目。其实，赋创作中的模仿现象远远不止这些，简直一切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自创前人的创作。

模仿关于经典的构成，能够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发明了新的经典；二是持续与扩展了前人作品的传播，利于前人作品的经典化。以下以曹植《洛神赋》的创作中止个案剖析。

《洛神赋》是赋体名篇，其言语瑰丽，形象生动，想象丰厚，十分有感染力。这篇赋无疑融入了曹植共同的艺术个性，但是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前人对此已有探析，如清代刘熙载指出：“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远矣。”[10]90阐明《洛神赋》与屈原作品之间的密切关系。沿此思绪，我们对《洛神赋》文本中止剖析，能够发现《洛神赋》与其之前作品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描写洛神形象的段落(见表1)。

表1 《洛神赋》与前代相似文本对照表

《洛神赋》原文语句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似乎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晚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秾纤得衷，修短合度。

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延颈秀项，皓质呈露。

芳泽无加，铅华弗御。

云髻峨峨，修眉联娟。

丹唇外朗，皓齿内鲜。

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瑰姿艳逸，仪静体闲。

柔情绰态，媚于言语。

奇服旷世，骨像应图。

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

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

曹植《洛神赋》写于黄初三年(222年),表1中所引作品都在曹植《洛神赋》之前，其中与曹植生活时间上有交集的作家陈琳、王粲都卒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他们的作品也都应在《洛神赋》之前创作。从中我们能够看出，《洛神赋》在语词、句式方面与前代文人创作关系十分密切，能够说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再创作。同时，我们经过这些文本的互文关系，也能够看到《洛神赋》构成了《神女赋》等作品传播的中间环节。曹植《洛神赋》在自创中发明，为其成为经典奠定了基础。而其对其他作品的援用或化用，让其他作品取得了传播的可能性，推进它们经典化的进程。

赋家模仿创作中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即同题材作品间的借用。赋家在创作赋时，固然他们参考的范围可能十分普遍，但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似乎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因而模仿更容易让同类题材及相关作品快速经典化。例如扬雄创作《蜀都赋》,对班固写作《两都赋》有一定影响，后来张衡模仿班固创作了《二京赋》,晋代左思在批判继承前人都城赋创作基础上又写出了《三都赋》,都城题材成为赋中经典题材，此类赋作也成为赋中经典。曹植《洛神赋》中大量拟用宋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美人赋》、傅毅《舞赋》、张衡《定情赋》等作品，不难看出这些作品都以女性为题材。后来陶渊明作《闲情赋》也是对这一题材的继承：“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因并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缺乏，庶不谬作者之意乎。”[11]448从宋玉到陶渊明，女性题材的叙写构成了一个经典方式。后出作品经过拟写，无论是模仿句式还是结构，都让前代文本在记忆中取得了经典化的可能。又如言志题材赋，陆机《遂志赋》序云：“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众多，《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何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平铺直叙，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8]120-121这里将书写内心失意情感的题材做了梳理，叙说中陆机明显表示出了对前人作品的批判与继承，其实也包含建构经典的认识。

模仿不只是作家写作水平进步的重要伎俩，同时作家也在不时模仿与重复阅读中，推进前人或同时期作家作品的传播，完成作品的经典化。无论是同时期人的模仿，还是后代人对前代人的自创，在有认识或无认识状态下，曾经在悄然地参与到某些作家作品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具有累积性，在不时被重复中，作品的生命力得以彰显。固然这种方式不能像依附政治、帝王、经学那样快速取得经典化的效果，但是它深存于文人群体的内心，传播更耐久，对作家作品经典化更有价值。

三、艺术性品评与汉魏六朝赋体经典化

赋体的政治性固然重要，但是它“体国经野”、颂美的品德在政治生活中才表示出来，而在日常生活中，文人更多地是想从赋中获取艺术滋养，学习赋体文辞之美，进步写作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赋体的艺术性更是文人关注的焦点。赋体的艺术性需求作家去体认，而当这种体认上升到理论层面，并经过历代批判家的不时深化，构成一种集体认识，作品的经典性才干得到确立。

赋体的艺术性不时存在于作品之中，但是被挖掘出来，并成为文学批判的一个向度，却经过了较长过程。在汉代，赋体的艺术性曾经被发现，但是在经学思想的桎梏下，这种艺术性依然处于遮盖状态。司马相如是汉赋大家，他对赋的创作应当最有心得，葛洪的《西京杂记》曾记叙他关于赋的见地，的确道出了作赋的门径和汉赋的艺术：“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义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涣但是兴，几百日然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牁牂名士，常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含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12]91所谓“赋迹”,就是赋的外在方式文辞；所谓“赋心”,就是作家经过丰厚的想象，在熔铸资料精心构思基础上所展示出的阔大意境。可见，华美的文辞、丰厚的想象和意境是汉赋不可短少的，这也正是汉赋艺术之所在。扬雄前期关于司马相如的赋推崇备至，于《答桓谭书》中说：“长卿赋不似从人世来，其神化所至邪。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13]535很显然，早期的扬雄早已陶醉于司马相如所发明的文辞和意境之中。后来扬雄对赋的认识有所变更，对司马相如赋“劝百讽一”的特性中止批判，并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4]49的著名观念，以为赋要对接《诗经》传统，契合儒家思想传统，不外其中并未承认赋的“丽”的艺术特性。

到了魏朝，曹丕则更是明白提出“诗赋欲丽”[9]976的审美规范，并且对楚辞与汉赋的艺术性有精妙论述：“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悠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13]1098这里明显能够看出，曹丕愈加推崇屈原善用譬喻、神韵悠长的作风，对司马相如中止批判，但是也看到了司马相如写物穷形尽相之“妙”。曹植是对赋体极端推崇的作家，他对赋体艺术高度赞扬，其《前录自序》云：“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素质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15]434曹植用生动笔法评价了赋体高明的艺术，并且将其进步到能够与《诗经》媲美的水平。晋代陆机《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16]99的观念是对诗赋的经典论述，其也是从诗赋的艺术性着眼。与其同时期的皇甫谧固然批判了自宋玉以来的辞赋创作，但是也看到了赋体的艺术特质，他在《三都赋序》中云：“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13]1872葛洪则从诗、赋比较的角度提示了赋的共同审美品德，其在《抱朴子·钧世》中云：“《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迭《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17]70“若夫具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何乎?同说游猎，而《叔田》、《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奠，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17]75葛氏以为赋与前代《诗经》相比，无论是在文辞的华美水平、内容的丰厚多彩还是局面的壮观方面都有过之。

假如说之前评赋还只是零散的论述，对赋体经典化的推进力度还有欠缺，那么齐梁时期刘勰对赋体较为系统性的评价，则极大地推进了赋体经典化进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诠赋”一篇，系统讨论了赋体源头、展开历史、创作特性与艺术特征，是赋体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标记。在论述中，刘勰将赋体源头追溯到《诗经》,是以经论文传统的持续，也是其文体源于五经思想的细致表示。这对赋体经典化意义严重。同时，刘勰也十分注重赋体艺术特性的阐发，以为赋体“铺彩摛文，体物写志”[5]134,以京都、狩猎题材为代表的散体大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5]135,小赋作品“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刘勰对不同作家的艺术作风有很深的评价，无论是《上林》赋的“艳”、《洞箫赋》的“穷变声貌”、《两都》赋的“雅赡”、张衡《二京》赋的“宏富”、扬雄赋的“深玮”、王延寿赋的“飞动”,都是从赋家作赋的艺术角度予以肯定的。

《诠赋》重在呈现赋体展开的概貌，赋体的艺术性并未充沛展开。但是在其他篇目中，刘勰对赋体的艺术性中止了充沛挖掘，如《夸饰》中对赋体夸大特性的论述：“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馀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魍魉，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5]608-609《通变》中云：“夫夸大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5]520其后依次所举枚乘《七发》、马融《广成颂》、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校猎赋》、张衡《西京赋》,都是赋体名篇。又如赋体的对偶特性，《丽词》篇中固然触及的文体不只赋体，但是明显倾向赋体：“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运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5]588固然对偶并不是从赋体开端，但是刘勰曾经留意到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蔡邕等赋家在对偶展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在论述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对偶方式时，前三种以司马相如《上林赋》、宋玉《神女赋》、王粲《登楼赋》为例，皆为赋体。又如赋体擅长比较的特性，刘勰《比兴》中论述了“比”的特性，特别指出了赋体在这方面的优势：“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5]602固然刘勰对赋体有些艺术特性是批判的，但是明显曾经感遭到赋体艺术的多样性与文学影响力。

从汉代到齐梁时期，赋体的艺术性逐步被挖掘出来。赋体在描写、铺陈、对偶等方面的共同魅力，在历代评论家总结、归结中逐步凸显，推进了赋体的经典化，让赋体产生了愈加耐久的影响力。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然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5]538刘勰持续了前代作家艺术评价的传统，从理论高度愈加系统地阐发了赋体共同的艺术魅力，这对赋体经典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赋体的经典化过程十分复杂，影响要素众多，而政治、模仿习尚与艺术性挖掘在赋体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三者在赋体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又不尽相同。赋体与政治结缘，使其取得了稳定的文本系统与有利的政治环境，是赋体经典化得以稳步推进的重要缘由。从汉代开端的模仿习尚支撑了赋体在文人中的传播，从写作层面推进了赋体经典化。魏晋以来赋体艺术性的挖掘，又在理论层面上推进了赋体经典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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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阅读

王勇：“浮华”观念的意义转移与汉魏思想的进路——兼论“浮华”与汉魏文学

主编：乐黛云

分册主编：胡士颍、潘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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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学衡》第一辑选登（查看>>>目录 ）

乐黛云：在汤一介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2015）

谷继明：惠栋的经学史研讨与经学史中的惠栋

杨少涵 ：“《中庸集释》编撰”的缘起、综述与内容

吕相国：“调和”还是“创新”：对孔颖达《周易正义》研讨理路的思索

钟治国：朱子之“戒惧”“慎独”观与邹守益之“戒惧”说比论

王成：朝鲜金泽荣对《诗经》《论语》等若干问题考论

毛竹：斯宾诺莎《梵蒂冈抄本》与“伦理学”问题的疑问

任利荣：清代官修经学文献出版及价值述略

崔文芊：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讨初探

胡士颍：《山东文献集成》易籍提要续录

任利荣：清代官修经学文献出版及价值述略

张克宾：智旭以禅解《易》理路刍议

彭 荣：张载的太虚、太极与太和

朱雷：获麟解:孔子的反动时辰

王正：从先秦儒学看时间

辛德勇：春天正是读书天

编后记：绍其先轨，再行于世

学 衡

论究学术、阐求谬误，昌明国粹，消融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学问为志业，营道同术，合志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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