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有钱人炫富指南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中称银子、剪银子的场景

剧集《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有许多有趣的细节：明代如何税收、普通人怎样花钱、各个阶级的人怎样穿、徽州商人如何做生意......让我们一窥明朝的商业社会。

《纵乐的困惑》一书的作者、汉学家卜正民说 明朝是最有意义的朝代。

明代中晚期阅历了一次经济改造，商业蓬勃展开，改动了明朝人日常劳作、旅游和消费的方式。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各类人物，组成了丰厚多彩的明朝社会。

繁华的杭州城，对商人们来说，是庞大的商品集散地，商船载着书籍和纺织品来回穿越；对士绅来说，杭州古刹林立、景色宜人，是游玩、置办朴素品的好去处。

固然文化人总会对“蜕化的”商业社会透显露担忧，但不论是old money还是new money，明朝的有钱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彰显社会位置。

衣着华裳、 珍藏文玩、囤书出书、捐功德......19世纪末凡勃伦提到的“炫耀性消费”，早就被明朝人玩明白了。

本期划重点：

1、明朝，真正的时兴之都在苏州，上海只需跟随的份儿

2、附庸风雅玩文物，也可能遇上文物造假的骗子

3、书籍，总是能彰显一个人的终极品味

4、现代人有电子木鱼，明朝人有“功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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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卜正民《纵乐的困惑》

有钱阶级引领社会习尚

明代前期，国度规则遏止穿戴一些特定方式的服装，限定特定的阶级要穿特定的服饰。但是到了 16 世纪 60 年代，这些禁令已失去效能，不论是士绅还是平民，都同样地穿用他们喜欢的奢华服饰，在江南特别如此。

16 世纪 70 年代，进士陈尧写道，对奢华衣着的时兴追逐不时升级，磨灭了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士绅战争民之间以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界线。在街上，人们的社会位置再也不能不言自明地经过服饰表示出来。衣着分歧规矩的平民庶民，在陈尧看来，是社会道德准绳被推翻的有力证明。 商业消费的庞大能量最终打败了传统的身份位置规范。

《南都繁会图》卷（部分）明（公元1368年-1644年）佚名绘，纵44厘米，横350厘米，现藏国度博物馆。图卷描画了明代南京商业昌盛的局面，画卷内共绘有1000余位人物和109个商店的招幌牌匾。

二十年后，张瀚记叙了从 朴素品消费中心苏州向外传播的时兴扩散过程：

“ 至于民间习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特，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

张瀚不单单是简单地描画苏州衣饰的习尚标位置，他还是认识到追逐时兴的过程曾经成为商品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海模仿苏州的样式，但总是慢半拍一样，平民庶民仿效士绅的衣着，也总是略胜一筹。清初散文作家叶梦珠回想明朝后期他的家乡上海的情形：在追逐时兴的愿望面前，士绅与其他人一样摧枯拉朽，他们不时将新的华美的样式传播到社会其他阶级中去， 从而引发了全社会追逐时兴的狂热。

置办高级文玩

进入贵重物品的范畴后，时兴追逐的人群就变得小了。 在这一范畴，要说有谁永不疲惫地追求社会位置，就只需那些能够以大量的金钱置办可贵物品的人了。古董、字画，被大量地带到了处于道德真空地带的金钱世界。这些物品向应邀前来参观或运用的人们展示着珍藏者的独到鉴赏力和不俗的文化品位。

艺术家兼政府官员李日华在日记里，无意中记下了1603年先后十三次古董字画商向他兜售古董字画的事。在李日华的圈子以外的有钱人都没有他那样的对文化物品的鉴赏力，他们会很痛快地为那些 看上去值钱和高档的东西掏腰包——金银做成的东西，好比金质餐具、银质香炉、用金线织成的锦缎。这些物质财富肯定会令普通的平民庶民眼花纷乱，但在那些代表高水平文化品位的士绅眼中，它仅仅是金钱的糜费：有钱人借此谋取社会位置的尝试失败了。

拜有文化的士绅为师。品位鉴赏手册的作者们都生活在江南城镇的浓厚文化氛围之中，多数是文人学者，也有一些商人。他们教读者什么是雅、什么是俗的时分，有钱人能够从这些书中学到：搜集什么？什么时分向人展示？怎样展示？其鉴赏价值何在？如何鉴别其质量的优劣？换句话说就是，怎样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看上去文雅。

明 仇英 《竹院品古》册页，故宫博物院藏

猛烈的社会位置竞争火上浇油，赝品充溢朴素品市场，置办者必须加倍当心。明后期社会生活中的这个方面吸收了利玛窦的留意力，他写道，中国人“以极大的技巧和发明力争相仿制古代的物品”。刘侗在他1635年出版的《帝京景物略》中，用大量的篇幅向那些对鉴赏有兴味的人细致解释如何分辨市场中出卖的这类物品的真伪。

一些文人也参与造假的行列，万历年间，许多苏州文人都被卷进了以临摹名人字画牟利的活动中。

多囤点书，是品味的表示

不论是技术类的、谶纬类的，还是儒家经典，各种各样的书都在印刷销售；无论是从数量上讲，还是从种类上讲，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

商业刻书构成了地域特征，苏州地域高质量的书坊多散布于南京、无锡和歙县一带。劣质书籍的出版商多在福建，尤以全国性的刻书中心建阳县为多。

《明人十八学士图》共有四卷，现藏台北故宫，主题包含听琴、下棋、观书、品画等儒雅乐事。

大量书籍投入印刷，在这样的条件下，关于真正的学者和藏书家来说，藏书万卷不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得的幻想。明朝后期，江南的私人藏书抵达了三万、四万以至五万卷。当时最大的藏书家要算扬州学者葛涧了，他的个人藏书达一万种（不是“卷”）。

明朝后期的藏书家特别热衷于将他们私人藏书中的珍本结集出版，常常以丛书的方式刊行。据研讨，南京学者司马泰编辑了五套相互独立的丛书，每种丛书收书三十到一百卷不等。但是，直到出版商们确信在学问阶级中有足够的市场、印行这些大部头的多卷本丛书有利可图时，这些书才会被印行。

在士人中，书籍出版逐步由纯学术转向商业性，这种趋向也推进了许多人在生前就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陆续出版，而不是等死后由他们的门徒或后代集中印行。

做大慈悲家

明朝后期经济中大量的白银流通惹起了社会行为的庞大改造，16 世纪 70 年代，福建沿海惠安县知县叶春及担忧银子会破坏道德准绳，他决议要在该县实行一个自愿的俭省行动计划，这类俭省倡议对那些口袋里装满了银子的有钱人并无吸收力，他们热衷于积聚白银，基本不愁怎样花。 儒士们则寻求更为有效的措施，来均衡金钱和道德的关系。

浙江沿海北部嘉善县人袁黄发明和推行了一种“ 功过格”的儒家道德自修措施。儒士们记载下他做的一切的善事和恶事，每件事都打上一个分数，这样就能够计算出他道德生活的质量水平。

明 袁黄《功过格》样式

袁黄力图找到一种在慈悲捐款和道德价值间相均衡的体系。他的兑换率是每一千文铜钱的慈悲捐献相当于一分的功德。 固然袁黄坚持说钱并不是积聚功德所必须的东西，但他的体系使得有钱人取得功德容易得多。

明代后期的许多士绅正在使这种可能变成理想。他们捐献大量的、有时是数百两的银子建造或重修佛教寺院（包含铜钟和铜像）和其他公用设备，或是用于它种慈悲项目。正是明朝后期的寺院施主们培育了大量的闲置贵金属，其中有些佛像十分之大，如 1602 年为浙江一寺院铸造的一口钟，耗用纯铜两千三百斤、锡四百多斤，共运用金属一千六百公斤。

烧香、游玩

杭州的春天，西湖湖畔的寺院举行庙会，从农历二月中旬不时到五月初。 杭州的女人们这时都来到寺院烧香、游玩、寄宿僧舍。这时还是北方人长途南下到浙江沿海的佛教圣地普陀岛进香的时节。江南的佛教律宗的中心大昭庆律寺，成了出卖古玩和留念品的大市场。成千上万的都市人穿越其中，选购废物，沐浴阳光。

这幅作风共同的图画描画了杭州昭庆寺的大庙会，其中，第一张桌子边站着的人在卖扇子。（《海内奇迹》）

张岱是我们了解明王朝最后几十年杭州骚动岁月的最好的导游之一。浙江的富有人家都在杭州有宅第，士绅们不在家的时分，多到西湖边的景点去旅游，最著名的就是城南的龙山。1622 年张岱和他叔父参与了龙山上的一个斗鸡社，张岱所压赌注的鸡总是斗赢，而他叔父则运气极差，最终他赢去了他叔父一切的东西——古董、书画、文锦、川扇。

张岱描写龙山篇幅最长的文章要算对花灯节的描写了，每年正月十五在这里举行的为期四天的喜庆活动。在花灯节，人们做好灯笼，在城隍庙门到蓬莱冈的路上展出。灯笼的主人与亲朋好友坐在灯下的垫席上，唱歌饮酒。

杭州的金钱吃苦也很快成为历史。在 1640 年春天，范围庞大的庙会所在地昭庆寺毁于大火。同年，杭州饥馑。即便富有人家也不得不食粗茶淡饭，乡村的贫穷人煮食蚕茧充饥。灾荒持续了两年，街道上四处是倒下的衰弱尸体。北方的香客减少了，当 1642 年初满人攻打山东的时分，就彻底没有香客南来了。庙会消逝了。

三年之后，清军来到杭州，张岱带着几箱子书逃到家乡绍兴的山林中，而其他的三万卷留在书楼里未能带走。在新王朝的冬天里，占领杭州的清军用这些书作燃料来取暖。

延伸阅读

阅读原文，《纵乐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