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觉得：民国时期时局骚动、民生凋敝，这是一个不值得怀念的年代；也有人以为那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 傅国涌先生就曾说：“一个时期假如孕育出了姿势各异、生龙活虎般的各样人物，那个时期就值得我们重复回望、致敬。” 西南联大的故事起于忧患，1937年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请求：三校南迁长沙，分离组建长沙暂时大学。一个多月前，“七七事故”爆发，硝烟洋溢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 11月1日，长沙暂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进逼武汉，长沙危若累卵。“国度亡了能够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暂时大学决议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整徒步，翻山越岭3600余里才干抵达昆明。 他们开端了“中国教育史上最巨大的长征”。
▲ 西迁路上的盘山路 01 西南联巨匠生在“长征”路上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诗人陈三立。 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约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陈寅恪就含着悲愤悄然分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参与了长征。当时，日自己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障丰厚年金。”作为教授，闻一多能够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温馨又面子，但他只“呸”了一声就拂袖而去。 物理学家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风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 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由于他顾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 描画联巨匠生抵达昆明的油画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自己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形于色，撕掉了日本国旗。为规避清查，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 “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李政道简直和邓稼先有着相同阅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阅历九死终身，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六天后，国立西南分离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降生。
▲ 西南联大校门 02 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呼之欲出。 但这个一流设计计划立马被否，由于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尔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计划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树立长黄钰生满脸无法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能够运用青瓦，教室、实验室能够运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概掩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省事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样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哆嗦：“思成，等抗打败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 西南联大校舍 梅贻琦卖掉了汽车，解雇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效劳社，以赚取外快补贴教员们的困苦生活，他简直卖光了自己一切值钱的东西。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女儿是在清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掩埋了他一切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独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 “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数学巨匠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左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讨学术。 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普通。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迫不得已，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为规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巨匠生全体投票，分歧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议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 原国立西南分离大学校训，这四个字是20世纪惊心动魄历史的一个注脚 03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十分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分离大学，更是难上加难。分离大学，究竟该怎样管？ 一开端，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常常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端显现。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状况严重时，以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 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刻宁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两人把权益“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论联大事。蒋梦麟说：“不论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假如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胜利的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需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庚子赔款做后台，设备经费远胜其他两校，但三校共用之。
▲ 左起：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能够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讨《楚辞》，观念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 教员之间有如“摆擂台”普通，各自拿出绝活，吸收学生去听。这样的布置，岂但表示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起了学生的独立思索。 不只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员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论是进步的、激进的，还是中间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相互容纳。 正由于“兼容”，各方巨匠才纷繁投靠联大。由于她“协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 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04 大学之大，在于巨匠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巨匠之谓也。” 那时，大学教授能够自由活动，只需有才有实力，不用惧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梅贻琦很分明：“是由于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端推崇教授治校。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置学术事务。 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与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含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同商榷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联大学校里传播着一首诗：“大约或者或许是，不外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似乎不见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时然决议，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白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战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端坚决。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正由于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记。
▲ 西南联大教授会 陈寅恪说：“倘若一个政府的法令，能够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延聘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需28岁。”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先生说。 就由于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巨匠们的“向往之所”。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楠森，曾撰文回想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教员是沈从文，英语教员是李赋宁，物理教员是吴有训，中国通史教员是吴晗，公共伦理学教员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教员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这阵容，简直太奢华太朴素了。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往常只讲不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引经据典，指点中西，能完整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收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巨匠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 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员。“校长不外是带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 他不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集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教员。
▲ 西南联大文学系师生合影 05 据守“思想之独立”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参与国民党。”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悍然抵御：“假如让我参与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表示，“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不时拖延不理。联大教授会因而撰文说：“关于大学，国度社会要持不干预的态度，要予他们研讨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状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判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索，而不是思索什么。” 没有拒绝与权力苟合的信心，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所以西南联大一直据守“思想之独立”。 1941年，教育部强迫请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巨匠生的激烈抵御。 蒋介石想笼络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坚持名节： “借重先生，全为在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06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讨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育的人才，超越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员在讲授内容、教学措施和学业考评方面，简直具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议权。 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想说：“教员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样讲，全由自己控制。”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教授之间，观念争奇斗绝，蔚成习尚。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请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洗砦蟓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繁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
▲ 西南联大课堂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 “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则，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能够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一切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则？由于西南联大倡导“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 西南联大图书馆 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作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样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傲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 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辟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展开，就没有个人的发明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说。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气，独立思索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肉体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厉，学校、教员一点都不会容情。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想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窗，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迭格就要留级，1/2不迭格就要退学。” 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假如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经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需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厉。
▲ 联巨匠生庆祝抗打败利 07 西南联大的奇迹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诚。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分离大学到此终了。”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 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讨生共计3882名。这些学生，后来简直都成了各自范畴的巨匠。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具有巨匠，更在于他培育了许许多多的巨匠。 教授义务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讨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授课方式化、学术边沿化、科研虚伪化、设科短视化、学者江湖化的今天中国要完成大学的“双一流”目的，很多方面，真无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分离大学留念碑》。
▲ 国立西南分离大学留念碑 碑文上有一句广为传播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肉体，转移社会一时之习尚，内树学术自由之范围，外获民主碉堡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正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所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杨振宁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这座抗战时期组成的暂时大学，让我们至今为之入迷：固然它只存在了8年，却具有中国近现代最传奇的教员和教授；培育了最有成就的一批学者巨匠。 炮火中的满目疮痍处，居然呈现了这样一座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以至有人说，当时世界教育中心有三个，美国、英国、还有中国昆明。即便已过80年，依然挡不住老一辈的怀念，新一代的向往。 但是，怀念西南联大，却常常堕入过去的沉溺和追慕：推崇有之，膜拜有之，以至将那段历史送上中国教育的神坛；却很少有人试图了解它的意义，深思它的真正价值。 一个民族需求仰视星空的人，回眸历史，跟随西南联大的足迹，我们看到的不只仅只是一座学校的教育奇迹，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期中自由思想的潮流，以及它们对今天的意义。 为此，我们鼎力引荐《西南联大通识课》，这套书是为了留念西南联大建校85周年而出版（1937-2022），深化影响过杨振宁、邓稼先、许渊冲、汪曾祺的巨匠课，内容涵盖： 15位西南联大著名教授的作品和讲义，全7册，7大主题，平均每册2000+学问点……闻一多讲唐诗、朱自清讲古诗、冯友兰讲哲学…… 85年前 他们传道受业，为了走出战火 85年后 我们薪火相传，为了走向世界 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先辈们终身斗争而来的 今日之中国 是先辈们心向往之中国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斗争 中华民族终将重回世界之巅 一个民族 有一群仰视星空的人才会有希望 向先辈们致敬 缅怀永远的西南联大 — THE END — MORE 决议孩子终身的，并非家庭贫富，而是母亲身上的这些特质 他的猝然离世，让“阳康”们震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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