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隆｜不朽之笔传不朽之人：约翰生与《约翰生传》（下）

《约翰生传》（全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3月行将出版

“留念馆”与“建馆人”兼“解说员”

关于《约翰生传》，我前面援用过卡莱尔评述约翰生《词典》的话，假如把其中的“词典”改换成“传记”，再把专用于词典的几个词恰当改换一下，整个评语完整适用于《约翰生传》。这段谈论把《词典》比作一座巨大的建筑。译完《约翰生传》后，我的觉得似乎是被鲍斯威尔引领着参观了一座范围庞大、内容丰厚、规划完善的现代化的约翰生留念馆。鲍斯威尔既是建馆人，又是解说员。跟一切的留念馆一样，解说员首先给观众诵读一篇“前言”，触及建馆的宗旨、成因、措施、特性。前言特别指出，人们将会看到的是原原本本的约翰生，不掩过、不饰非、不涂彩、不描金。接下去解说员就引领我们参观一间间展室，按年月次第排列，从约翰生出生到约翰生逝世，埋葬在西敏寺，最后是一段“终了语”。

二十五岁的鲍斯威尔

书商戴维斯的书店，约翰生和鲍斯威尔在此地初次相逢。

在留念馆里，陈列着约翰生先后出版的作品，鲍斯威尔给出了扼要的点评，同时给出了写作该作品的动机、经过与出版后的反响。如，约翰生之所以写《拉塞拉斯》，目的是用这笔收益筹办他母亲的丧事，并出借她留下的几笔小小的债务。这本书是他在一个星期内的每个晚上写的，一边写，一边把成稿拿去付印，没有通读过。书商给他的酬金是一百镑。

这里还有鲍斯威尔挖掘出的大量匿名文章，或替他人代写，或送给他人以人家的名义发表，有他早年的翻译，有他的祈祷文，笔记，有约翰生口授、鲍斯威尔笔录的法律辩护词。

这里有大量的约翰生书信原件或抄件，有约翰生的朋友提供的关于约翰生的行动和活动的文字记载。

假如我把鲍斯威尔写进传记的约翰生对往事的追想和约翰生的同窗和朋友给鲍斯威尔口头提供的轶事比作留念馆中的图片的话，那么鲍斯威尔记载下来的他亲耳听见和亲眼看见以至参与其中的场景就是留念馆中的原声录音和实况录像了。

我们先来看几段录像：

巴克莱以为宇宙万物仅仅是想象而已，“他用脚用力猛踢一块大石头，把自己弹了回来”，以此加以驳斥。

为了显现自己是一个有骑士风度的男人，他把访问过他的一位法国贵妇领到她的马车前。“他穿的是一件陈旧的棕色晨衣，趿着一双当拖鞋用的旧鞋，一顶干缩的小假发挑在脑袋上，衬衫的袖子和裤子的膝盖松垮垮地吊着。”

他坦言：“我认真认真地关怀自己的肠胃，由于，我以为，不关怀自己肠胃的人很难关怀其他事情。”且看他是如何关怀自己的肠胃的：“一上餐桌，他就全身心肠投入当前的任务；他的眼光似乎钉到了盘子上。他吃起饭来完整是一副狼吞虎咽、狼吞虎咽的架势。吃的时分，脑门上青筋暴起，普通都是大汗淋漓。”

“他的性情有严重的病态，致使于压根儿就不知道自由、用力运用肢体的自然高兴：他走起路来，步态就像一个人戴着脚镣苦苦挣扎；骑在马上，无法驾驭他的坐骑，似乎坐在气球里被带着行进。”

这几个镜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举止的确不够潇洒、娴雅，但也显现他是个率性、随意之人，绝不装模作样。

鲍斯威尔以为：“约翰生的言谈或许比他的作品更令人赞扬，不论他的作品有多么优秀。”我们无妨听几段录音：

“父子之间一定总有斗争，一个一心要权威，一个一心要独立。”

问及给孩子先教什么最好，他的回答是：“你给他们先教什么就像你先把哪条腿伸进裤子一样无关紧要。先生，你能够站着争论先伸哪条腿最好，可在此期间，你的裤子却是空的。先生，当你思索在两样东西当选哪一样给孩子先教时，另一个孩子曾经把两样东西全学会了。”

“一个人应当只读自己喜欢的书籍；由于阅读成了一种任务，对他没有多大益处。”

“没有真情实话，社会必定土崩瓦解。实践上，真话如此之少，我们简直惧怕置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假如谎言翻上十番，我们该如何是好？社会是由交流和信息分离起来的。”

“一个人宁可让他人说有关他的一百个谎言，也不愿让人说他不希望人家说的关于他的一句真话。”

“浮华之风永远也根治不了，那是心理的顽症，就像身体上的顽症一样，永远也纠正不外来，一旦是个纨绔子弟，永远是个纨绔子弟。”

“粗话伤人和雅语损人之间的区别就像被棒子打伤和被毒箭射伤的区别。”

“一只苍蝇能够叮一匹骏马，让它瑟缩；但一个只不外是只昆虫，一个依旧是匹马。”

“总的来说，一个人的消极质量比积极质量更会讨人喜欢，从不得罪人比给人大量欢乐更会讨人喜欢。首先，人们的恨比爱愈加稳定，假如我曾经说过什么话伤了一个人，我就是千言万语取悦他也无法让他遗忘这句伤人的话。”

“男人行坏，女人羡慕；她们没有我们坏，不是出于选择，而是由于我们限制了她们；她们是次序和时兴的奴婢；就这个世界而言，她们的德行关于我们比我们自己的德行还重要。”

谈及男女交欢之事，他把其中的欢乐主要归因于想象。“要不是想象，先生，（他说）一个男人被女仆抱在怀里与被公爵夫人抱在怀里一样高兴。但是想象的附加魅力如此之大：所以我们发现有些人为了能够占有一位贵妇，违犯了最好的社会准绳，被搞得声名狼藉，倾家荡产。”

有人说贪婪是某些人的天性，约翰生回应：“谁也不是天生的败家子，由于人终身下来一无一切。每个人生下来，就cupidus——希望获取；而不是avarus——希望守成。”

“一个既会花钱又会省钱的人才是最高兴的人，由于他享遭到了两种高兴。”

“耗散钱财就是蒸发，有成千种神不知鬼不觉的伎俩。假如它是一股溪水，人们能够堵住它。”

“关于有限的人类而言，地道的慈悲行为是不可能的。人的慈悲掺杂着虚荣、利益或其他动机。”

“一个老人应当防备的莫过于把自己交给保姆。”

“我宁愿把钱托付给一个没有手的人，也就是身体不具备偷窃的可能性的人，也不愿交给最讲诚实准绳的人。”

“一个人怕干不道德的事而进了加尔都西修道院，这就像一个人怕偷盗剁掉了自己的双手一样，毫无道理可言。弄残自己的断然行动中的确有大决计；但是事情一旦完成，他就不再有任何能耐了：固然他没有才干偷盗，但或许在他心里，他一辈子都是个贼。”

“一个人不能恰如其分地谈论自己，除了陈说一些单纯的事实，如‘我当时在里士满’，或者取决于丈量的状况；如‘我有六英尺高’。他肯定到过里士满；他肯定他有六英尺高；但他不能肯定他聪明，或者他有其他什么优秀质量。而一个人对自己的一切贬损其实是拐弯抹角的赞扬，是为了表示他能宽容到什么水平。他能招致自我惩处所惹起的一切不满和对虚伪的种种责难。”

“一个孩子挨教鞭远远赶不上成人遭世界的嘘声反对那么残酷。成人对声名耿耿于心，名气愈大就失去它愈快。”

“权益越收缩，就越容易被摧毁。被一个暴君统治的国度是一个倒置的圆锥体。那里的政府不可能像它安置在一个逐步收缩的宽广的基础上时那样稳定。”

有人说：“有一种怕死的论调，当然十分荒唐；而且那就是惧怕灵与肉俱灭，死亡不外是一场不做梦的熟睡。”约翰生则说：“它既不酣畅，也不是睡眠。它是乌有。单纯的存在比乌有好得多。所以一个人宁可在痛苦中存在，也不愿不存在。”

“现代作家是文学月亮，他们闪烁的是反射光，是从古人那里借来的光。我觉得希腊是学问的源泉；罗马是典雅的源泉。”

“什么是诗？嘿，先生，说什么不是诗要容易得多。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光；但要说什么是光却不容易。”

谈及慢待过他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他说：“此公我本以为是才子中的公侯；往常我才发现，他只不外是公侯中的才子！”

说他的《教子家书》：“这些信在教妓女贞节，教舞师仪态。”

有人问及他对某两位诗人的见地，他答道：“虱子和跳蚤孰优孰劣还真没有定论。”

“马奇的布道文好是好，但不适用。他抓住的觉得多，控制的少；他拿到的粮食多，能做成的饭少；他翻开一片宽广的前景，但太悠远，看不分明。”

“理查逊的一封信里对人心的认知比整部《汤姆·琼斯》里的还多。”

“酒使一个人更喜欢自己。我不是说它使一个人更招他人喜欢，固然有时分是这样。但风险在于，一个人变得更喜欢自己的时分，他也就变得不大招人喜欢了。酒不能给人任何东西。它给不了学问，也给不了巧智；它只能使人生动起来，使他能把怯场压制住的东西发挥出来。它只能使锁在寒霜中的东西活动起来。不外这能够是好事，也能够是坏事。”有人插话道：“这么说来，先生，酒是一把能翻开箱子的钥匙；不外这只箱子或许不是满的就是空的。”约翰生：“错误，先生，话才是那把钥匙，酒是一把撬锁的工具，它硬生生地把箱子撬开了，也把它损坏了。一个人应当修身养性，哪怕不喝酒也具备酒给人的那种自信和矫捷。”

“酒使人把说法错当成想法。”

“谁投一个人所好而饮酒，谁就做了那个人的奴隶。”

为了显现辩才而故意持错误立场

但是，这样摘录约翰生言谈的片段还缺乏以反映他说话的全部巧智、机警和雄辩的气势。这些特性在争辩中更能得到淋漓尽致地表示。约翰生对说话的注重非同寻常。他说他尽可能地要让说话既在思想感情上，又在表白方式上精彩生动，他把这定为一个常规，这样一来原本要费力的东西，就变得潇洒自如。他说：“关于说话，第一，得有学问，得有谈资；第二，得有驾驭言词的才干；第三，得有想象力，把事物置于常人看不见的境地；第四，得镇定自如，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决计：这最后一项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因而约翰生总把说话看成一种智力和技巧的竞赛，他总是“为胜利而谈”。在很多场所，为了显现自己的辩才，故意持错误立场，但总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且听众越多，对手越强，便越起劲。

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笔下的约翰生与鲍斯威尔

约翰生心情好时，有问必答，无所不谈。鲍斯威尔突发奇想，问约翰生假如把他和一个婴儿关在一座城堡里，他将如何看待这个婴儿，约翰生也诲人不倦做了回答。他们以至在一同讨论公鸡为什么不吃食，先让给母鸡吃，母鸡为什么自己不吃，让小鸡吃。

假如心情不好，他就会好好经验一顿提问者：“讯问不是君子说话的方式。那是在显优越，讯问一个人的私事特别错误。或许他先前生活中的事情不想让他人知道，以至自己也不想回想。”或者他痛快拦头一棒呵责道，他不愿意受“是什么”“为什么”的折磨。“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为什么母牛的尾巴长、为什么狐狸的尾巴毛烘烘？”

一名作家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那都是废品，它们是终年研讨思索的结果，还是一时灵感突现的记载，细致过程只需作者自己知道。说话的状况就不一样了，说话者学问能否广博、记忆力能否牢靠，应对能否机警，见解能否正确，立马就会给在场的人流显露来。约翰生随口援用荷马、维吉尔、贺拉斯、莎士比亚，这关于当时的英国文人来说，缺乏为奇，就像过去中国文人启齿“子曰”，闭口“诗云”一样。但约翰生能把偶尔听过或读过的无名之辈的顺口溜都记在心里，在恰当的场所拿出来逗笑，难怪尤以演喜剧见长的戏剧巨匠加里克说：“拉伯雷和其他一切的智趣巨匠跟他一比都算不了什么。你能够被他们逗乐；但约翰生却把你紧紧一抱，摇得你哈哈大笑，不论你想不想笑。”

被约翰生视为独一的争辩劲敌的著名演说家伯克说：“约翰生的言谈有力而明晰，能够把它比作一尊古代的雕像，每一根血管和肌肉都明晰凸显：普通的言谈就像一种低级的铸型。”

我们固然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但比起私自的言谈来，面世的文章究竟有所顾忌。约翰生原本就心直口快，私自交谈更是口无遮拦，狂妄与成见原形毕露。他说“法国作家浮浅”，“卢梭是坏中之坏”，说“菲尔丁是个榆木脑瓜”，意义就是他是个不中用的无赖。

“成见”是个见解上的问题。但对事实的真假的严厉关注他是毫不含糊的。他参与调查伦敦公鸡巷（Cock Lane）闹鬼的事情，最后亲身写了调查纪要，拆穿了这一骗局。

苏格兰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60年发表《苏格兰高地古诗片段集成》，后来又发表《芬戈尔》和《提摩拉》，假托是公元三世纪苏格兰说唱诗人莪相（Ossian）的作品，麦克弗森自称是从盖尔语翻译成英语的。一向注重事实依据的约翰生依据他对这种言语的了解，一眼看出这是冒充，非要译者出示翻译所依据的手稿。其实这种言语基本就没有文字，哪有手稿可言。假如是口头传播的史诗，民间总会有人背诵，但是游历过苏格兰及其西部群岛的约翰生对此却不足为奇。

但是约翰生对这种言语的研讨却大加鼓舞和支持。他说：“我很不甘愿让任何言语彻底消亡。言语的相似和派生提供了国度传承和人类血缘的明白无误的证据。它们常常给历史证据增加了物质的肯定性；常常提供了古人迁移的独一证据，以及没有留下文字遗址的时期演化的独一证据。

“我希望每种言语会持续下去，不论它的范围怎样狭窄，或者无论关于共同目的来说是怎样不便，直到它被贮存到某种版本的为人所知的书里，这样，以后它能够时时被调查，并与其他言语中止比较，然后允许它被废弃。”

形象如熊，内心良善

在这座雄伟的约翰生留念馆里我们曾经阅读过约翰生的各种著作，看到了他的行为举止的录像，听到了他的言谈的录音，那么他的内心世界如何呢？这是他人无法看到的，但它却表往常他的行为上。

约翰生长得五大三粗，我们曾经知道他的举止不够娴雅，加之脾气又火爆，在争辩中声如洪钟，而且有时不是辩倒对方，而是吼倒对方，于是有人给他一个形象的称号——“熊”。他的朋友哥尔德斯密斯说：“当然，约翰生的举止里有种粗鲁；但他的心肠比谁都软。他除了表皮，没有一点熊的成分。”

他的住宅里长期收留着一位盲女安娜·威廉斯。她逝世后他充溢悲情地说：“三十年来，我靠她寻觅家庭的乐趣，她全面的学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她顶替着我的一个妹妹。”还有一个无照行医的独身男子莱韦特，他逝世后，约翰生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悼亡诗。此外，他的教父的女儿德穆兰夫人也常来久住。

约翰生的仁爱之心时时处处都在显露，有次深夜回家，发现一名女子倒在街上，他便背回家中照料了很长时间，花销不少，直到她恢复健康，知道她是个烟花女子后，还把她引见到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去。

由于没有近亲属，逝世前他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财富遗赠给了他的黑人仆人，这使他的遗言管理人之一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觉得过于出格。

约翰生柔肠侠胆乐于助人，他应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写信求人辅佐许多生活困顿或事业上遇阻的人，当然对有些无理的请求也会拒绝，但还是诲人不倦回信阐明缘由，而不是置之不理。如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士写信求他走后门送她的儿子上牛津大学，约翰生写信陈说了不能遵命的理由。

他文思泉涌，走笔如神，给他人的著作写的序和献辞更是数不胜数，如书商们要他给一本《新商贸大词典》写篇序，他没有见过作者，也没有读过该书，却能在序文中对这一学科的学问展示得淋漓尽致，读者还以为序文的作者是个倾其他生从事商贸的人。他以至设身处地地替被判处死刑的英国国教会牧师多德给国王写过请求免于处死的央求书和其他文书。

当我们听解说员鲍斯威尔读完那篇总结性的终了语从这座雄伟的留念馆里走出来的时分，又想起了本文开头所援用的那句话：“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慢慢的不甚了然起来。”但有一种印象是肯定的；那就是，留念馆里有许多从约翰生的作品中看不到的东西，特别是在那里听到的约翰生的言谈。让我们不要疏忽传记临终了时作者加的这么一条注：

把贝勒对梅纳热的记叙援用来记叙本传的巨大传主，也是极端适用的：“他的出色的朋友们在题为《梅纳热杂谈录》的文集里为他树起了一座无限光彩的留念碑。那些正确判别事物的人将会招认这本文集十分合适展示自身就是梅纳热性格的天才和学问的那种广度。我无妨大胆地说，他出版的那些优秀的作品不会像这本文集一样使他与其他学者相比有鹤立鸡群之势。出版具有庞大学术价值的书，把希腊和拉丁诗作译得极端到位，不是一种平常的才干，我招认；但也不是极为稀有的。有人能对无数的事物发表谈论，能显现它们的绰约多姿，要找这样的人就比较艰难了。有多少作家其作品为人叹服，由于里面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学问，他们却支撑不住一段说话。那些只凭梅纳热的书认识他的人或许以为他跟那些学者大同小异：但是假如你把《梅纳热杂谈录》拿出来，你就把他和他们分辨开了，使他凭一种很少学者具备的天赋知名。似乎他是一个随口就能说千百件开心事的人。他的记忆博览群书；上通朝廷，下达市井；死言语活言语融会贯串；正派事，玩笑事，兼容并包；一言蔽之：应有尽有。《梅纳热杂谈录》的有些读者觉得是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却惹起了另一些读者的叹赏，由于前者不思索状况，后者却在意一个人不假思索说出的话与准备付梓的话之间的差别。因而他出色的朋友们树立一座能够给他不朽的荣光的留念碑所用的心机，我们是称誉不够的。他们没有必要纠正他们听到的他说的原话；由于，假如这样做了，他们就不是他的言谈的忠实记载者了。”

当然，约翰生的不朽首先依赖他的作品，但正如韦恩所说：

假如没有鲍斯威尔，约翰生还会是英国文坛上最著名的名字之一；但他的名字变得众所周知，历来不会读一行他的作品的人知道他，那全是机缘在1763年5月16日星期一的下午把他带进汤姆·戴维斯书铺的后客厅与鲍斯威尔见面。

“传记作家中的莎士比亚”

世界上的传记作品多如牛毛，我们普通看到的都是以全知型的第三人称视角叙说的，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却用第一人称叙事，因而，这本传记能够说是“我所知道的约翰生”。作者是采访者、记载者、见证人、评论者、参与者，有时还是导演，如他处心积虑把约翰生和威尔克斯（John Wilkes）这两个见解不同、积怨很深的出色人物拉到一同，抵达和解，取得了化仇为友，变酸为甜的良好效果。什么事情是约翰生讲的他亲耳听到的，还是他人听到转述给他的，是口头讲的，还是用书信、笔录提供的，都有交代。鲍斯威尔屡受约翰生的教导，要严厉关注真相，以至最细微的事情也不放过。约翰生说：“世界上虚假之所以众多成灾，与其说由于蓄意撒谎，不如说由于对真相的疏忽。”鲍斯威尔是律师，律师最注重证据，他访问约翰生的同窗故旧了解他们知道的约翰生的状况时，他作笔录，最后还要口述者签字认可。所以他的叙事手法名义上是客观的、实践上更有依据，愈加可信。

爱默生说：“严厉地讲，没有历史，只需传记。”我国司马迁的《史记》开创的纪传体正史，实践上就是大量传记的集成。历史只不外是一些著名人物的传记。约翰生是英国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文坛坛主，又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文学批判家，因而他的著述和言谈包罗了从莎士比亚到他那个时期的英国文学史。从约翰生的阅历和谈论反映出英国从斯图亚特王朝到汉诺威王朝更替的状况，辉格和托利两党斗争的状况。约翰生是正统的英国国教会高教派信徒，从他跟形形色色其他宗教派系信徒的交往和谈论中，我们能了解到当时英国的宗教概略。约翰生出身低微，但依托天赋，仰仗努力成了文化名人，但从经济位置上讲，固然有了每年三百镑的恩俸，但还是属于无房无车的小康阶级。他接触过的人上至国王，下至苦力、妓女，他知道穷人捡骨头有什么用，他记载了举国震惊的戈登骚乱的详情，他知道伦敦一年死于饥饿的有上千人，从他的谈论中我们知道的当时英国政治、经济、商贸、外交、战争、教育、慈悲、殖民、法律、选举、出版、新闻、结社、文娱、航海、探险、建筑、园林、习俗、人情等方面的状况或许比读一部英国历史或有关专著知道的还多。约翰生生活的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的“乾隆盛世”，有兴味的人无妨将当时中英两国的状况加以比较。有意义的是，以约翰生为中心的文学俱乐部成员马戛尔尼勋爵还带领使团到中国祝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

《约翰生传》使其作者鲍斯威尔成了忠实的传记作家的代名词。美国著名女作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在她的《回想》一书的“亨利·詹姆斯”一章中说：“我和两三位巨大的智者结成了一面之交；但是我自己不是鲍斯威尔，而且也不曾有过自己的鲍斯威尔，关于这两种状况我都抱憾终身，由于在第一种状况下我能够记载下众多使人心驰神往的时辰里洗耳恭听到的精彩说话，在第二种状况下我能够把这种说话传达给我的记事侍从。”

关于约翰生和鲍斯威尔，最后让我援用两句概括性的评语。

美国当代文学批判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说：“约翰生之于英国，犹如爱默生之于美国，歌德之于德国，蒙田之于法国：他们都是民族的圣贤。”而英国诗人、散文家兼历史学家麦考莱则称鲍斯威尔为“传记作家中的莎士比亚”。

启迪读者，满足读者的猎奇心

普通来说，一部传记应当有三个作用，首先是对传主的留念作用，其次是对读者的教育启迪作用，最后是满足读者猎奇心的作用。

我在前面把这部传记比作“约翰生留念馆”，把作者鲍斯威尔比作建馆人兼解说员，所以第一个作用是了如指掌的，这里不用多说。该传问世后，同样崇拜约翰生、有“利奇菲尔德的天鹅”之称的女作家苏厄德小姐以为它是“盲目崇拜”。崇拜之情作者毫不隐讳，但并不“盲目”，如他对约翰生贬损伏尔泰、卢梭、斯威夫特、菲尔丁、格雷等作家，敌视美利坚人等并不认同。

至于第二个作用，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着眼点。在这里，我想谈自己的两点感受。首先，约翰生的阅历使我想起了韩愈的名言：“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约翰生于1728年10月31日上了牛津大学。鲍斯威尔这样写道：“一个像迈克尔·约翰生先生那样家境的人居然想到送儿子上昂贵的牛津大学自费读书似乎不大可能。这个问题太敏感，不好向约翰生提起。但是泰勒博士曾向我保障，要不是什罗普郡的一位绅士、他的一个同窗，主动提出资助他以其陪读的身份上牛津，这个计划永远不会实施；不外，事实上，他历来没有从那位绅士手中接到任何资助。”

鲍斯威尔明白写道：“他于1731年秋天赋开学院，没有学位，由于只勉勉强强念了三年。”（不是我国各种引见约翰生的文章中说的“一年”）在这三年里他的文学才气曾经矛头毕露，最突出的表示是他把蒲柏的《弥赛亚》译成拉丁文，作为圣诞作业。他完成得异常疾速，而且技艺娴熟，为此得到了高度的赞扬，而且尔后，不只在学院里，而且在全大学享有盛誉，听说蒲柏也对译文大加赞同。但是，三年后他因贫穷而不得不停学时，谁也没看出这是个天才，应当帮扶一把。

1738年，约翰生追求一个学校的教职，必备的条件是要有硕士学位，当时约翰生曾经因发表过诗作《伦敦》而声名鹊起，一位朋友向牛津大学的亚当斯博士接洽，想知道牛津大学能否出于照顾，授予约翰生硕士学位，相关的人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不好启齿。蒲柏由于知道约翰生是《伦敦》的作者，便把他向高尔伯爵引荐，高尔伯爵特地向斯威夫特教长的一位朋友致函，想从都柏林大学为他谋取学位，依旧没有结果。

到了1755年，《英语词典》出版在即，为了增大该著作及其作者的重量，需求在扉页的作者姓名后面缀上“文学硕士”头衔，约翰生又托人调停，这次总算如愿。过了十年，1765年，都柏林大学的三一学院主动授予约翰生“法学博士”学位。又过了十年，他的母校也主动把同样的学位授予他，证书上说约翰生“被公以为文坛首领”，约翰生自己也说“上面的溢美之辞或许应当叫我脸红”。这时约翰生已功成名就，这一举措给授学位者带来的光彩或许更多。约翰生没有炫耀这一头衔。鲍斯威尔说约翰生不时自称先生，没有用过博士称号。我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倒是发现了一例：“约翰生博士敬悉波特莫尔勋爵手谕……”

1747年，约翰生把《英语词典编写计划》提交给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计划》不只具有广博、明白、精确这样一些实质性的优点，而且它的言语精彩特殊，庄严奉承的语气也是绝无仅有的，目的就是想得到勋爵大人的资助，结果勋爵大人仅仅给了区区十镑。1754年得知《词典》出版在即，此公两次著文鼎力引荐，显然有冒充伯乐的意向，或许还希望约翰生把它题献给他，结果招致约翰生写了著名的“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书”予以回敬。可见古今中外，雪中送炭者少，如虎添翼者多。

切斯特菲尔德勋爵

约翰生等在切斯特菲尔德勋爵门口

显然，约翰生身上有中国人推崇的那种“媚骨”。寻求辅佐却遭冷落，咽不下这口吻，除了写信回敬，语带讥刺，他还将他的《人愿皆空》中的一个词做到了针对性的交流。第一版中有这么两行：

想一想什么样的祸害把学人的终身搅扰，

狂妄、嫉妒、贫穷、阁楼，还有狱牢。

《词典》问世后，该诗新版后面一行被改为“辛劳，嫉妒，贫穷，资助人，还有狱牢”。

1762年，约翰生被国王授予一年三百镑的恩俸，相当于我国往常的政府津贴，但享用的人数比我们享用政府津贴的人数肯定少得多。关于这一恩施，约翰生接受不接受还有过猛烈的思想斗争。由于他的《词典》给pension（恩俸）下了这样的定义：“一种发放给随意什么人的津贴，没有意义相同的词。在英国，普通了解指付给一个国度雇用的叛国者的费用。”最后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还是接受了这笔恩俸，但在后来的各版的《词典》中，这个定义一直未改。在这种“改动”与“不改”之间我们能够看出约翰生的个性。

还在牛津上学的时分，约翰生家庭艰难，穿的一双鞋破得脚趾头都露了出来，有人怕伤约翰生的自尊心，把一双鞋搁在他住室的门口，约翰生看见，顿时怒火中烧，把鞋从窗户扔了进来。关于这种辅佐，约翰生为何如此恶感？约翰生生命的最后一年，鲍斯威尔和雷诺兹在约翰生不知情的状况下写信给大法官瑟洛，请求政府提供补贴送约翰生去意大利疗养，后来约翰生得知此事后，并未表示反对，最后事情没有办成，约翰生仍表示得十分得体，用圆通的言语向大法官表示感激，但内心里却以为大法官这次并没有诚心成全此事。约翰生关于辅佐的态度前后并不分歧，一种是主动寻求辅佐，未得到满足而心生怨气；一种是得到自己原先并不赞扬的辅佐，却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一种是对他人好意的辅佐，以为凌辱了自己的人格，而对思雷尔的辅佐，又接受得心安理得；一种是等候他人的辅佐，未取得难免有点怅然若失之感。难道说接受小惠羞耻，接受大恩光彩？还是施惠的方式有问题？而约翰生自己也乐善好施，但又以为慈悲是受虚荣或其他利益的差遣的，可见人的见解和表示是多么的复杂矛盾。

至于最后一个作用，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约翰生传》内容如此丰厚翔实，毫无疑问，极大地满足了大家对约翰生这样一位伟人的猎奇心，但还是不可能满足一切猎奇心理。

譬如说，约翰生怕死，严厉地说，他惧怕的是“死后的某些状况”。他说：“我没有掌握我曾经抵达了准予救赎的条件，我担忧我可能是被罚入天堂的人中的一个。”鲍斯威尔对这个问题一再讨论，直到最后仍无答案，作者连自己的猎奇心也满足不了，更别说满足读者的猎奇心了。要知道，对约翰生来说，宗教信仰是头号大事。

约翰生是个专业文人，前期生活来源全靠卖文所得，日子过得十分宽裕。1762年，约翰生开端享用一年三百镑的恩俸，从此能够说脱了贫，开端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我们国内有人用“小”来形容这个数字。那么三百镑是个什么概念呢？韦恩在他的《塞缪尔·约翰生》一书中做了阐明，他说，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由于当时一年三十英镑就足够让一个人过上不遭人白眼的日子，还说当时的三百镑能够抵达上世纪七十年代六千镑的置办力。鲍斯威尔也说：“借助皇家厚禄得到的安适和独立却增强了他的惰性。”

我国的普通读者或许对约翰生的私生活更为猎奇，由于《传》中触及未几。约翰生二十六岁时与一个比他大二十五岁的寡妇结了婚。这是一桩以恋情为基础的婚姻，还是约翰生看上了寡妇的经济实力？由于我们从其他中央得知，结婚时女方带过来七八百镑。约翰生对他的朋友博克莱尔说，这是“双方的恋情姻缘”。加里克说这位寡妇“论长相论风度，都不是人见人爱的那种人”。约翰生的继女露茜·波特说她母亲对约翰生的言谈过于入迷，所以疏忽了他的种种外在缺陷，更对女儿说：“这是我一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可见这个女人肯定有很强的了解力和才具。鲍斯威尔说：“爱不是一个推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感知的问题。各人自有各人的感受，知道怎样被自己所倾慕的人身上的特殊质量感动，这些质量的印象过于奇妙，难以言传。”他据此来驳斥约翰·霍金斯的《约翰生博士传》中说约翰生对妻子感情不笃，他后来的言行只不外是惺惺作态的说法，辩称约翰生一直都是一个对妻子温情脉脉、万般娇宠的好丈夫。他的依据是约翰生如何珍爱、保存亡妻的结婚戒指，并在他的祈祷文和其他文字中多有提及，念念不忘。当然，也有可能她活着的时分他对她有所亏欠，死后他屡屡想起，总要表示追悔，由于约翰生与生活放浪形骸的诗人萨维奇密切交往的一个阶段正好在他的婚后，他怕上帝不接纳他或许就是由于在此期间他的生活脱离了宗教、道德规范。当然，这仅仅是推测。

约翰生的妻子伊丽莎白·“泰蒂”·波特（Elizabeth “Tetty” Porter）

鲍斯威尔曾向约翰生埋怨一位熟人（其实是他父亲）在妻子死后很快续了弦，这表明他对前妻不论不顾。约翰生说：“恰恰相反，假如他不再婚，能够认定他的前妻给他的是一种对婚姻的厌恶，可是经过再娶，他就表示了对前妻的高度赞扬、表明她使他感到结婚的男人无比幸福，所以希望再次享用这种幸福。”假如说这话地道是为了安慰鲍斯威尔，约翰生说得太高明；假如是由衷之言，约翰生再不续弦难道能够被认定他的亡妻生前给他的是一种对婚姻的厌恶？他说过：“再不般配的婚姻也比苍凉的独身强。”他宁可过苍凉的独身生活，也不再婚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更敏感，鲍斯威尔更是不敢问，就是问了，约翰生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有出其不意的应对，但一定是实情。鲍斯威尔以为绝对依赖传说的证据和巧妙的推断都是风险的，所以这类事情不论人们多么猎奇，只能永付阙如。这类事情，正如我们的俗话说的，鞋合不适合，只需脚知道。我们应当留意的是约翰生的行动和观念，常常是针对某事即兴发表的，讲得头头是道，貌似有理，但一定都是谬误，更不是他一向的见地。如约翰生有几次谈到中国人，有时他把中国人归入“野蛮人”，但在著作中又说“礼数完善、百科皆通的中国人”，并且表示想参观长城。他对法国人也是时而责难，时而赞扬。

结语

普通译者序总会用不少篇幅引见作者。假如读完《约翰生传》，读者也就了解鲍斯威尔半生的行状了，我翻译的附录《年表》补足了早年和约翰生逝世后的鲍斯威尔的主要事迹，因而这里就不打算再赘述了。需求弥补的一点是，鲍斯威尔的遗稿于1927年发现，现藏美国耶鲁大学，学者司各特和波特尔编成《詹姆斯·鲍斯威尔遗稿》十八卷，从1928年到1934年陆续出齐，然后耶鲁大学出版社又先后推出了各种单行本，其中《鲍斯威尔的欧游纪事》记载了鲍斯威尔访问伏尔泰和卢梭的详情。该社后来又出版了鲍斯威尔日记。

最后，让我交代一下有关本书翻译的几项事宜。

译文的主要依据是“企鹅经典”版，我对原书的格式、与现代英语在标点和表白方式上（如引号内往常用“我”的中央本书有时用“他”等等）都十分拘泥，由于那是作者的行文特性之一，也表示了那个时期行文的一种特性，有必要让读者有所了解。况且，这部书的读者通常是成年人，没有误导读者模仿的风险。这个版本的编者大卫·沃默斯利的工作具有鲍斯威尔一丝不苟的遗风，他对原著时间上的差错做了更正，对有意隐去的人名给出提示，对英文以外的希腊、拉丁等文字做了注释，对书中呈现的人物写了比普通传记词典还要细致的小传。这些内容，我都照译了过来。

我还参考了“人人文库”版，这个版本依照鲍斯威尔的朋友马隆编的第三版给原书添加了鲍斯威尔不曾发现的重要资料，有的插入正文，有的插入注译。添加的正文未几，我将其全部译出，注释选译了一部分，依照原文，放在方括号内。方括号内的注释后面不具名的，全是马隆的手笔。依照企鹅版的做法，原来三版中作者和马隆等人的原注用拉丁字母标出。企鹅版编者的注用阿拉伯数字标出；标有阿拉伯数字并放在方括号里的注是译者作的。《年表》的原文见“人人文库”版（1992）。

翻译这部巨著的工作十分艰苦，由于不只量大，而且触及的范围极广。工程总算竣工了，至于质量如何，那就靠专家和读者审定了。让我援用未取得预期名次的运发起答记者问经常说的一句话：“反正我是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