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张鹏 |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辨——基于概念研讨的 ...

摘要：为理处置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概念旅游”后呈现的“概念延展”问题，研讨者们经过“概念加形容词”的方式提出了“民粹民族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这两类概念亚类型。但是，这并没有让两者之间的混杂问题得以处置。对此，我们能够运用“最小最大”战略的方式来剥离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相关属性，进而对比两者的异同。经过概念合成，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呈现概念混杂的缘由是两者在决议性属性中的家族相似性以及随同性属性间的共性。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民族主义紧紧盘绕民族与国度这两个决议性属性，民粹主义则以人民为中心中止概念建构，其各自的随同性属性主要盘绕决议性属性发挥作用。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概念辨析；概念研讨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研讨

三、“最小最大”战略下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概念合成

四、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概念辨析

五、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面对经济危机、难民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等不良事情的影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度中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正在同时兴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奇妙的联络招致两者在理想理论中以及学术文献概念定义上的混杂。对此，“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 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 民族民粹主义（ethnopopulism）”“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nationalist populism）”等概念纷繁呈现。在这些概念的部分研讨中，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互交错在一同，并指向一些共同的指称对象或外延（诸如 “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联盟运动”等事情），由此呈现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互为主要内涵的吊诡现象。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概念混杂体往常内涵属性紊乱与外延指涉含糊两个方面：一方面，原本边疆较为明显的两个概念在不同研讨者那里却互为概念的决议性属性；另一方面，在新呈现的“民粹民族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这一对亚类型中，外延指涉含糊或不明。而这种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概念混杂的现象也正对人们构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首先，普通民众容易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中止简单二分。这是由于任何概念都具有评价性的特征，即每一个概念在人们的观念中都有正负评价的区别。就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这两个概念而言，两者都具有贬义化的倾向，但民粹主义的负面性显然高于民族主义。而在当下中西方民众的日常观念中，两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同时，民众也容易将一些负面性的事情简单地归结为民粹主义。

其次，西方政客以民族主义之名行民粹主义之事。在民族国度时期，民族主义必定存在并且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用。相比民族主义，人们关于民粹主义的负面评价更多。为了更好地发起民众，民粹主义首领经常会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行事或将民族主义融入其民粹主义发起中。这些政客运用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增加其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这就招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政管理论中的合流，进而增加辨析两者的难度。

最后，学界关于两者的频繁误用。例如，在针对民粹主义类型学的研讨中，一种仇外以及反移民的民族主义被普遍视作右翼民粹主义的重要属性。而在另一部分的研讨中，则将民粹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针对这一问题，国外还存在其他视角的研讨。例如，从认识形态的角度，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了解为两种不同的认识形态。与西方学界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差别的猛烈讨论所不同，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关注目前仅有一篇述评以及一篇译作，缺乏原创性的研讨。目前，西方学界主要从话语理论的措施对这问题中止剖析。这些研讨固然经过建构垂直/水平话语结构或者对民族、国度、民众、精英等话语节点中止总结的方式展示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但依旧没有完整分辨出两者的差别以及“民粹民族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这些亚类型呈现的缘由。对此，本文试图回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概念生成的起点，经过概念合成的方式来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剖析“民粹民族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这些亚类型呈现的缘由。

二、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研讨

在社会科学的众多研讨范畴中，一个成熟的理论研讨常常需求一个或一套中心概念作为前提。当下，之所以呈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概念混杂的基本缘由在于它们在概念生成时便存在问题，即乔万尼·萨托利所谈论的“概念缺陷”问题。对此，我们需求运用“概念合成”（concept unraveling）的方式来回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概念自身，进而对两者中止辨析。

在已有概念剖析研讨中，最经典的“概念合成”结构是由查尔斯·凯·奥格登与艾·阿·理查兹这两位英国学者提出的：即代表传统语义学的“奥格登理查兹三角”（又名“语义三角论”）。依据他们的理论，概念能够被合成为三个基本元素：术语、意义以及指称对象。其中，意义又表示为内涵，而指称对象则表示为外延（后文统称为外延）。概念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讨中主要包含“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以及“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这两方面的问题：概念化是一个笼统的过程，主要肯定“奥格登理查兹三角”中的三个基本要素以及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区别；操作化主要在实证研讨阶段，行将笼统化的概念转化为可察看与可丈量指标的过程。对此，本文主要针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概念笼统化方面的区别。

在社会科学范畴中，萨托利是较早深思学界关于概念运用紊乱这一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从萨托利的视角来看，呈现概念紊乱的缘由除了前文所提及的概念缺陷之外，还在于概念在构成后所呈现的“概念旅游”（concept traveling）以及引发的“概念延展”（concept stretching）问题。在深思社会科学范畴关于概念运用的紊乱外，萨托利概念研讨中另一个重要贡献便是讨论了如何对概念中止剖析。首先，萨托利提出了“笼统阶梯”（ladder of abstraction）这一剖析工具，即界定了笼统的三种范畴，即普适性的概念化（高级范畴）、普通性的概念化（中级范畴）以及轮廓性的概念化（低级范畴），这三种范畴分别适用于跨地域比较、地域内比较以及国别剖析。其次，萨托利解释了如何重构概念。其中包含：对现存的权威定义的细究和罗列，将这些定义汇集并转化为一组经过选择的属性，以及依照有意义的规范，用矩阵来组织这些属性。最后，萨托利分辨了概念的重点定义以及属性。关于如何减少或消弭概念歧义以及如何界定概念，萨托利分辨了陈说性定义和指涉性定义以及决议性属性和随同性属性。

鉴于萨托利在概念研讨中的关键性贡献，戴维·科利尔及其协作者主要是在与萨托利对话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论文。科利尔最大的贡献是他归结了不同概念范畴类型及展开了萨托利的“笼统阶梯”。在科利尔看来，萨托利关于概念研讨的原初框架是树立在古典分类法的基础上，即依据范畴的分类等级方式，了解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但是，古典分类法所强调的每个范畴都具有明晰边疆和界定属性的这一特征被20世纪的言语哲学和当代认知科学所应战。因而，科利尔便用“家族相似性范畴”（family resemblance category）与“辐射型范畴”（radial category）这两个非传统范畴来质疑萨托利。此外，科利尔为了概念的精准化以及避免呈现概念延展，进一步展开了萨托利“笼统阶梯”这一剖析工具，并以等级、亚类型和总体性概念等为基础中止完善。在本文看来，固然家族相似范畴与辐射型范畴容易让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研讨者们达成最小限度的概念共识，但也更容易引发概念上的歧义。

与科利尔不同的是，约翰·吉尔林的研讨主要集中于概念审美规范与如何界定概念这两个方面。关于萨托利而言，明晰而简约的概念是评价一个概念好坏的规范，这惹起了吉尔林的质疑。吉尔林提出了一组界定概念恰当的综合规范，即一个好的概念应该具备熟习、音韵、简约、分歧、差别、深度、理论效果以及理想效果等规范。而针对如何界定概念，吉尔林与其协作者保罗·巴雷西则整合了萨托利与科利尔的相关研讨，提出了界定概念的“最小最大”这一综合战略。在概念研讨中，吉尔林是当下概念研讨的集大成者，其与协作者所提出的界定概念的“最小最大”战略为社会科学中概念的构成提供了新的措施。在本文看来，吉尔林等人的“最小最大”综合战略是对萨托利概念重构以及概念构成的改造，其最小属性对应的是萨托利提出的决议性属性，而最大属性则包含了决议性属性以及随同性属性。因而，运用这一措施战略能够剥离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决议性属性与随同性属性，然后在比较两者诸多属性的基础上，对两者概念中止廓清。

三、“最小最大”战略下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概念合成

吉尔林等人的“最小最大”战略立足于对最小定义和理想类型定义的分离运用。最小定义仅仅分辨出一个概念的“实质要素”（bare essentials），其包含的特性足以在外延上分离成一个概念，同时保存了一切与该概念相关的“非特质”（non-idiosyncractic）含义。而理想类型定义包含了一切属性，它们共同以一种最完整、最“理想”的方式为概念下定义。换言之，最小定义包含了最少的属性，但掩盖了最大的现象范围。例如，卡斯·穆得关于民粹主义的定义采取的便是“最小”定义的方式。而理想类型定义则包含了最多的属性，但掩盖的现象范围最小。对此，有关学者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一些综合论的总结则是理想类型定义的表示。在吉尔林等人看来，“最小最大”战略用于在语义和指示空间中分离构成一个概念，为一个概念提供最令人称心的广义定义。与此同时，吉尔林等人也指出了界定概念的三个步骤，即抽样性运用、类型化属性以及建构“最小最大”定义。本文也将在“最小最大”战略的措施下，剖析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决议性属性以及其随同性属性。

第一，民族主义的“最小最大属性”。民族主义一词最初是18世纪德国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等人率先运用，随后该词于19世纪中叶进入英语语境，并盛行至今。关于民族主义的最小和最大属性的界定是基于19名国内外研讨民族主义较具影响力的学者的著作与论文，这些研讨者都曾经对民族主义作出各自不同的界定。在这些定义中，民族与国度是最普遍的属性，明白或隐含的存在于一切文献之中。除此之外，合法性、共同体、排他性等8个较常见的随同性属性则散布在不同研讨者的定义中（见表1）。

首先，最小属性。在针对民族主义的经典定义中，简直一切文献都明白或隐含地将民族或国度或两者皆包含在内。对此，能够判别民族与国度是民族主义的决议性属性。在厄内斯特·盖尔纳关于民族主义的经典定义中，他以为民族主义首先是“这样一种政治假说，即主张政治与民族单位应当是重合分歧的”。在盖尔纳的定义中，民族这一属性是被明白提及的，但其民族单位则同时还涵盖着国度这一属性。盖尔纳进而总结道：“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请求族体的边疆不得超越政治的边疆，特别是在一个国度中，族体的边疆不能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别。”这是由于，民族与国度紧密相连，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国度建构的需求而产生的观念。另外，在卡尔顿·海斯针对民族主义概念全面系统的整理后，便将民族主义的概念归结为以下四种方式：作为一种历史进程；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作为一种情感。其中，在作为“历史进程”与“情感”时，民族与国度这两个属性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相似的定义也存在于国内学者宁骚关于民族主义的研讨中。

除了将民族与国度并列为决议性属性的定义外，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研讨选择其中一属性，或者是在明白一个属性的同时隐含另一个属性。例如，汉斯·科恩把民族主义总结为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的忠实高于一切。而埃里·凯杜里则将民族与合法性相分离，进而主张政府的独一合法方式便是民族自治政府。凯杜里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明白提及了民族这一属性，但是民族自治政府的树立却需求在现代国度的背景下，进而这一定义同时隐含了国度。在另一些学者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自上而下发明出来的产品，是国度政权在近代初期特殊环境下长期行使权益而产生的。对此，叶江以为，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思想认识形态，也是一种运动，其基本特征是强调全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而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民族必须树立自己的民族国度。因而，民族主义的中心问题是紧紧盘绕国度而讨论的，其中包含国度的建构、国度权益的合法性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等等。例如，弗洛里安·比伯便以为，民族主义是“寻务完成和维护国度的统一、自治和身份”。民族主义能够使得阶级不同、族群有别等身份不同的个体在民族认识中取得代表性，进而追求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的分歧性。

其次，最大属性。在针对民族主义已有文献的梳理后，本文以为民族主义理想类型定义中还包含8个通常随同的属性。这8个随同性属性不存在于一切的文献中，但每个属性都得到部分研讨者的认可。民族主义话语普通而言是关于权益和统治的。如盖尔纳所述，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而在众多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中，无论关于民族的还是关于国度的，都常常与合法性相关联，所以合法性是民族主义最重要的随同性属性。对此，在刘中民等人的归结中，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思想状态或理论学说，并以为经过思想或学说确认本族体存在展开、利益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合法性这一属性也存在于凯杜里、宁骚等人的定义中。在合法性之外，民族主义还存在一对十分重要的随同性属性，即共同体与排他性。在本尼德克特·安德森针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中，他以为先于民族存在的文化体系，在日后孕育了民族主义，而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需求从宗教共同体以及王朝等原有共同体位置的角度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共同体属性进而招致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属性。关于部分民族主义研讨者而言，“民族主义话语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的范例和样本”。埃尔登·迪基奇则直接以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排他主义概念而呈现并且将会在很大水平上继续存在”。由于民族主义的共同体与排他性这两种属性在理想中较为容易被察看，因而常常会在外延事情中与民粹主义相合流。

除此之外，在民族主义的众多理论流派中，存在一种从文化入手对民族主义中止讨论的流派，即“文化现代主义”。从文化入手对民族主义中止讨论，不可避免地会将文化作为民族主义的随同性属性。对此，盖尔纳与安德森便是其中的代表。盖尔纳将民族主义还看成一种统治的高级文化施加于全社会之上，而安德森则从探求民族主义文化本源的措施来了解民族主义。在现代主义范式看来，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族群认同和现代民族国度产生于中央集权国度的指导人与边沿族群群体的精英的相互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学者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剖析民族主义的实质与动力，并以为指导人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首领在民族主义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在民族主义研讨者关于民族主义的众多定义中（见表2），有的学者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认识形态。例如，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认识形态运动”；王延中以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强调本民族利益优先的思想观念”；严庆等人则主张，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韧性的认识形态，这种韧性来自于人们对民族群体的认同、忠实难以改动”。有的学者则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运动。在这部分学者看来，民族主义是以寻求和控制国度/民族权益为理由的社会理论运动。最后，包含凯杜里以及刘中民等在内的学者还将其定义为一种理论学说。

第二，民粹主义的“最小最大”属性。与民族主义一样，针对民粹主义研讨的学者们也并未就其概念达成统一。由于民粹主义的工具性，近年来民粹主义在欧美等西方国度正迎来第四波浪潮。针对民粹主义的最小属性和最大属性的界定，同样是经过16位这一范畴学者的已有研讨。这些研讨者，既有对民粹主义中止“纯真的人民”与“糜烂的精英”二分定义的穆得，也有国内研讨民粹主义极具影响力的林红。在这些定义中，“人民”这一属性曾经得到一切研讨者的共识，除此之外不同研讨者还会针对反精英、反建制等其他11个主要随同性属性中止有认识的选用（见表3）。

首先，最小属性。在本文所参考的关于民粹主义的一切定义和用法中，最普遍包含的属性便是人民。在民粹主义经典文献《置信人民！民粹主义与民主的两面性》中，玛格丽特·卡诺万直接指出，民粹主义“最好被视为对‘人民’的一种呼吁，既反对既定的权益结构，也反对社会的主导思想和价值观”。而在威廉·赖克看来，民粹主义是“政府政策应该是人民想要的，当人民的意愿成为法律时，人民是自由的这一主张”。对此，国内学者同样将人民视为民粹主义的决议性属性。例如，林红便主张“民粹主义以‘崇尚人民’为概念内涵”。除了针对民粹主义的种种定义外，人民这一属性关于民粹主义的重要性更是直接体往常民粹主义的术语中。例如，在现有的民粹主义术语中，除了民粹主义之外，还有人民主义、民众主义、平民主义等众多与人民这一属性直接相关的术语。

其次，最大属性。本文经过已有文献梳理了民粹主义11个随同性属性。在众多民粹主义外延事情中，精英作为运动或思潮的重要要素常常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而，在众多民粹主义定义中，针对精英存在首领与反精英这两个重要的随同性属性。一方面，民粹主义被描画为反对现有精英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这种政治运动又通常是由一位克里斯玛型首领所指导。例如，肯尼斯·罗伯茨将民粹主义了解为“由应战现有精英的个人主义指导人对大众选民的政治发起”；卡洛斯·德拉托雷则将民粹主义总结为“一种政治发起作风，基于对人民的激烈呼吁和代表指导人的大众行动。它是一种将政治建构为人民和寡头之间的道德和伦理斗争的修辞”。

而由于民粹主义普通强调社会最终被分红“纯真的人民”与“糜烂的精英”两个同质的对立阵营，因而与民族主义一样，民粹主义也具备共同体与排他性这两个随同性属性。对此，在扬维尔纳·米勒看来，固然民粹主义将社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同质阵营，但这里的人民却是虚拟的。此外，出于对现有掌权精英的不满，民粹主义在理想中常常表示为反建制的特性。因而，罗伯特·巴尔所做出的简明定义为：“由局外人或特立独行者指导的大众运动，试图经过反建制的呼吁和公民投票的联络来取得或维持权益。” 在西方国度的语境下，由于当下频繁呈现代表性危机，民粹主义者常常直接表示为一种直接民主的诉求。所以，娜迪亚·乌尔比纳蒂主张，民粹主义是“从共和体制以及政府和政治的角度解读民主”。但是，乌尔比纳蒂同时以为，民粹主义的参照节点是人民政府，而不是民主。这在于民粹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人民主权”这一政治合法性的追求。

最后，和民族主义一样，民粹主义学者也将民粹主义划分为认识形态、社会运动、政治话语以及政治战略等主要类别（见表4）。例如，在穆得的经典定义中，便将民粹主义总结为一种以薄为中心的认识形态。科恩·阿布茨与斯特凡·鲁门斯也有着相似的定义。他们以为，民粹主义是一种认识形态的同时，并主张人民作为一个同质的主体中止主权统治。而佟德志则主张民粹主义是一种信仰人民的认识形态。除了认识形态外，依据民粹主义的外延表示，部分学者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运动，部分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话语，还有部分则定义为一种政治战略。俞可平则指出，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战略”，这是一种综合论意义上的定义。

四、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概念辨析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概念上的混杂并不是当下才呈现的新现象。在已有的部分界定中，两者互为主要属性，同时在两者新呈现的亚类型中却又指向共同的外延。从概念研讨角度而言，“民粹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亚类型，而“民族民粹主义”则是民粹主义的亚类型。正如吉尔林的研讨所述，恰当的概念其中一个规范便是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差别，假如两者在指称对象上完整重合的话，那只能阐明在概念上存在缺陷。对此，需求回到概念自身中止调查，进而剖析为什么会呈现这一现象。

第一，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皆是实质上具有争议性的概念。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概念之间存在混杂的重要缘由之一，在于两者至今学界都没有统一的观念。从概念研讨的角度而言，这是由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实质上存在争议，而实质上争议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带来无止境的争论”。对此，固然民族主义自近代以来便不时影响着世界政治，但它“依旧是一个难以用实质性的术语来定义的概念”。民粹主义同样如此，早在196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便举行了一次关于民粹主义含义和特征的讨论会，而会议组织者在《民粹的含义与民族特征》一书中总结道：“目前，毫无疑问，人们都知道民粹主义的重要性。但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除了‘崇尚人民’外，似乎并没有统一的说法。”由于不同研讨者所持的观念以及评价性规范可能是相互抵触的，即便是持续的争论也无法让概念抵达规范化与分歧。这就招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研讨者遭到自身了解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进而作出将民粹主义当做民族主义的决议性属性或将民族主义当做民粹主义决议性属性的定义。

第二，学界试图处置“概念延展”问题所引发的悖论。任何概念在产生后常常会发作概念跨案例适用，这也就是萨托利所提出的“概念旅游”。由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等概念在产生之时是基于特定案例生成的，进而并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这就招致在中止跨案例运用的时分呈现“概念延展”现象，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能完整对应。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概念生成后便面临这样的问题，面对一些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二为一的运动或思潮，旧有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概念无法解释这些外延事情。从概念研讨的视角，普通经过“概念加/减形容词”的方式，来处置所呈现的“概念延展”问题。所谓“概念加形容词”是在旧有概念前增加一个新的属性。“概念减形容词”则是科利尔所提出的“缩减的亚类型”。当下所呈现的“民粹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民粹主义”等概念便是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前分别增加“民粹”与“民族”属性。固然，这有利于解释新呈现的外延事情，避免“概念延展”现象发作，但由于研讨者学科背景的不同，他们常常会分别在各自研讨的概念前增加属性。例如，民族主义研讨者常常会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增加“民粹”的属性，而民粹主义的研讨者则会以“民粹主义”为基础增加“民族”的属性。

第三，民族、国度以及人民的家族相似性。在前文中，本文经过“最小最大”战略剖析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各自的最小属性与最大属性，其中最小属性剥离的是概念的决议性属性，最大属性则同时剖析了概念的随同性属性。从概念研讨的角度动身，关联在某一概念中的属性与属性间存在逻辑差别，即任何概念都包含决议性属性与随同性属性这两类属性，其中决议性属性是分辨概念间边疆的关键。而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而言，民族与国度即为民族主义的决议性属性，人民则是民粹主义的决议性属性。因而，当民族、国度以及人民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时分，就容易构成二者之间的混杂。

首先，术语的家族相似性。在“奥格登理查兹三角”中，术语是概念三个基本元素之一，代表的是一个概念的称号。而在概念中，假如概念的内涵与术语之间关系不明白或者存在一词多义的歧义的话，那么这一对关系则是存在缺陷的。民族、国度以及人民不只分别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决议性属性，同时还是一个单独的概念。从汉语的角度，民族、国度以及人民这三个术语较为容易分辨。但是，在其他言语系统中，有时分辨则较为艰难。例如，诸如德语等言语，民族与人民被合成成一个共同的能指。在德语中，“Vok”就包含民族与人民这两个含义。与此同时，英语中的“Nation”则同时包含民族、国度以及国民等含义。这些都引发了术语与内涵之间存在一词多义的缺陷，同时也容易招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研讨在传播过程中呈现混杂。

其次，内涵意义的家族相似性。一方面，民族与人民内涵意义的家族相似性。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布鲁贝克以为，它既能够表示公民或以国度为框架的社群，又能够表示一种“前政治的”族群文化社群。而针对民粹主义中的人民，伊夫·梅尼与伊夫·苏雷尔在其著作中曾经以为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普通人的人民；二是作为主权意义上的人民；三是作为道德、文化或者政治共同体中的人民。当人民表示第一层含义的时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比较容易分辨的，但是当人民表示为第二、第三层含义的时分，作为社群的民族与人民则呈现主体上的堆叠。另一方面，则是国度与人民的家族相似性。无论是国度还是人民在政治范畴都意味着一种对政治合法性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也让两者之间的边疆呈现含糊，主要表往常两者关于“人民主权”的价值追求上。从已有研讨来看，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历史与人类追求“人民主权”的历史是分歧的。在现代民族国度呈现之前，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神权、宗族、王室血缘等等。但是现代民族国度的降生致使两者开端融合，并共同指向对“人民主权”的追求。对此，无论是在美国《1787年宪法》中，还是在1789年法国大反动《人权宣言》中都表示出国度与人民的融合。

最后，外延环境的家族相似性。任何外延事情都发作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下。当下关于民族、国度以及人民的讨论也同样如此，它们的外延事情常常都发作在现代国度这样的环境中。安东尼·吉登斯曾经将现代国度描画为一个“有边疆的权益容器”。无论是民族主义所主要跟随的“国度主权”，还是民粹主义跟随的“人民主权”都发作在这样的一个“权益容器”中。由于现代国度对外将本“民族/国度”与其他“民族/国度”中止分辨，对内将“纯真的人民”与“糜烂的精英”别分开。因而任何主张将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中止严厉分辨的学者也不得不招认两者的紧密关系，这是由于“民粹主义逻辑的执行常常取决于民族主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思索到民粹主义运动通常是在民族国度的背景下执行的”。换言之，共用现代国度这一背景致使民族、国度与人民在外延属性上存在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运动或思潮可能在共同的背景下同时发作，进而引发两者相互融合成为一场思潮或运动，这也给辨析两者带来艰难（见表5）。

第四，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随同性属性上的共性。固然在萨托利看来，概念的定义应该是充沛而简约的，其中简约是指决议性属性中不包含任何随同属性。不外需求阐明的是，随同性属性只是相关于决议性属性而言属于次要位置，关于解读概念依旧存在必要性。在前文中，本文经过“最小最大”战略的措施剥离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相关属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所以发作混杂不只是由于决议性属性的家族相似性，而且在随同属性上也存在共性。

首先，共同体与排他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都存在一对重要的随同性属性，即共同体与排他性。关于共同体，在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中都有所表示。民族主义强调在一个现代国度的世界中，本“民族/国度”与其他“民族/国度”间的区别，而民粹主义则强调在一个主权国度内作为同质的人民权益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由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共同体属性，因而关于社群之外的团体，两者普通都表示为排他性。固然一些民族主义学者对这一观念持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需求对公民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中止分辨：公民民族主义是容纳的，而种族民族主义则是更具有排他性。但是，这一观念遭到后期研讨民族主义学者的质疑。例如，梅根·廷斯利就以为，公民民族主义只是掩盖了国度内部的种族排斥方式，这些方式依赖于对“他者”的构建。而针对民粹主义的研讨更是对民粹主义具有排他性达成共识。例如，在穆得的经典定义中，“纯真的人民”与“糜烂的精英”便是两种同质而又对立的群体。对此，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都是排他的。而正是这两种随同属性，让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某些方面看似是分歧的，这种分歧性特别体往常关于右翼民粹主义的研讨中。但是回到概念自身后我们能够发现，右翼民粹主义所排斥的主体并不是外国移民或难民，而是主张接纳外国移民或难民的本国精英，其实质依旧是民族国度内部群体之间的对立。

其次，政治合法性与首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政治合法性这一随同属性，是由其决议性属性所引发的。史密斯曾以为，当下世界的每个国度无论其国度性质如何，其政治合法性都取决于能否代表特定的民族或人民。但是，需求留意的是，民族主义主要追求的是“国度主权”，而民粹主义则是“人民主权”。换言之，民族主义者试图经过诉诸国度主权，进而建构民族国度或者将民族恢复到民族主义者所以为的具备独立、主权以及文化共同性的状态，而民粹主义者则是请求恢复人民的权益，进而抵达“人民主权”。除此之外，首领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思潮及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已无须置疑。弗雷德里克·巴斯以为，族群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其主要特征是自我归属与他人归属，而族群发起是相关指导者刻意为之的结果。关于民粹主义，首领在其中的重要性则更是如此。民粹主义与精英政治之间有着特殊的关联，民粹主义固然反建制与反精英，但它依然需求克里斯玛型首领来激起大众的政治热情。并且，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细致外延表示中，发起两者运动及思潮的指导人可能是堆叠的。而为了获取更多民众的认可，一些民粹主义指导人、政党会直接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这就招致假如不从概念构成的视角动身，而单纯描画现象的话，容易将两者中止混杂。

最后，社会运动与认识形态。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最后存在共性的一组属性便是社会运动与认识形态。针对这两种属性，众多学者将两者总结为一场社会运动或者认识形态。与首领这一随同性属性一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常常在外延上表示为一种细致的社会运动与思潮。例如，欧洲的难民危机在引发民众关于欧洲一体化狐疑的同时，招致一种回归民族国度以及反对当任执政精英的思潮与运动的呈现。这种思潮与社会运动实质上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分离，但是由于外延属性的紧密联络，因而研讨者常常会处于自身研讨的学科与背景直接建构新的亚类型。对此，需求阐明的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固然都是一种社会运动或认识形态，其盘绕中心有着极大的区别：民族主义紧紧盘绕国度与民族，民粹主义紧紧盘绕人民，固然某一时期可能互为随同属性，但依旧不能成为决议概念的必要属性（见图1）。

五、结语

一个被严厉定义的概念需求在术语、内涵以及外延上与其他概念有着明白的边疆。关于大部分人而言，常常会直观地将一些负面性事情直接归结为民粹主义，这在加重民粹主义污名化的同时，也让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界线变得含糊。不可承认的是，由于决议性属性的家族相似性以及随同性属性的共性，很难严厉分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求对两者中止辨析。一方面，作为研讨者我们需求厘清两者各自的决议性属性，决议性属性是直接表示与其他概念差别的实质属性；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还需求展开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这两个基础概念，避免呈现“概念延展”问题。“民粹民族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这两类亚类型的呈现顺应了基础概念自身的展开以及外延环境的变更，但是在提出亚类型的同时，也必须精确对应细致外延事情。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概念混杂的历史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忽然遭到西方学界注重的缘由在于这种趋向正愈演愈烈。概念的展开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当下，西方国度中正呈现由于全球化、经济危机、难民危机以及移民问题所引发的政治骚动。且由于西式代议制民主所面临的困境，西方民众开端对执政精英丧失自信心。换言之，当下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混杂并不只仅是由于概念自身呈现问题，同时还是由于概念所对应的外延事情发作了变更。对此，我们在厘清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概念属性的同时，还需思索如何处置引发两者外延事情的种种危机。

〔 本文为国度社科基金严重研讨专项“积极参与全球管理变革与树立研讨”（18VZL020）、国度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数字化展开与树立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讨”（21AZD0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