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李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迷失与复苏之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降生、死亡与重生》（Il marxismo occidentale Come nacque, come morì, come puó rinascere，以下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是欧洲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1941~2018）在2017年出版的一部极具启示性的著作。中译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讨院谋划出版的“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研讨论丛”（姜辉主编）之一，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22年4月出版。

2018年，意大利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留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颇引人注目的观念——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重生，不只取决于西方共产党人的理论探求，还取决于他们能否“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吸取经验并自创相关历史阅历”，完成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改造。事实上，这正是洛苏尔多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中所讨论的主题。在其中，洛苏尔多重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展开进程，探求其如何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堕入西方中心主义迷思，如何因被自由主义蒙蔽而在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承认中从胜利走向衰亡，及其在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中取得重生的可能。

洛苏尔多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研讨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曾任乌尔比诺大学哲学史教授、教育学院院长，国际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思想学会主席。他是欧洲研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主题的重要学者，不时努力于经过对史料的解构，来应战在资本主义社会占领主导位置的认识形态。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中，洛苏尔多首先廓清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第一个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1955年的《辩证法的历险》中，他将卢卡奇（Georg Lukacs）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中止了比较，将其中一个指向辩证法范畴，另一个指向理论唯物主义范畴。但是，使这一概念更为知名的是《新左翼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他在1976年推出了一本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的著作，并很快得以在意大利出版。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始于两部巨大的作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认识》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它们聚焦于哲学共同的运用方式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尔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种精致的哲学。但同时，安德森宣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于“东方真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彻头彻尾的独立性和异质性”。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萨特（Jean Paul Sartre）、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和科莱蒂（Lucio Colletti），以至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都被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在该书中，洛苏尔多重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演化史，始于20世纪的两大划时期性事情——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17年11月俄国十月反动的胜利。随同着这两大历史事情所引发的历史潮流，马克思主义走出了西方的边疆，开端了全球性传播。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条件激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差别化进程，并爆发史无前例的矛盾。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民众对无尽屠戮的厌倦、憎恶和气愤，推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快速展开。在东方，俄国十月反动的胜利，给予备受帝国主义列强压榨的东方民族以重获独立的庞大希望。由此，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差别构成了：东方比西方有更多的人倾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系内民主自由的带有鲜明阶级属性的批判，有更多人努力于推进反殖民主义反动的胜利。

在西方，反战心情推进人们走向反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国度和军事机构方面。年轻时的布洛赫（Ernst Bloch）以为，“国度曾经显现出其内在的典型强迫性，野蛮和撒旦式的实质”，且有必要消灭这个“怪物”。在东方，十月反动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构成了这样的立场——从殖民压榨中取得民族独立才是被优先思索的。这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差别。

在洛苏尔多看来，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为帝国主义抵触的处置在于终结私有经济、货币及其相关权益；但对东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贸易、货币经济代表着反动事业的生存与持续。二是，在西方，战争的庞大破坏性使人担忧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而在东方，只需经济展开与科技进步，民族国度才干赢得独立的基础，满足人民的需求。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阅历使得欧洲开端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而东方欠兴隆国度在打败资本主义之前，要先展开消费力——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观念。

洛苏尔多以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不只有历史和物质条件的要素，还有文化传统的作用。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犹太基督教弥赛亚派的影响增强，进而将对世界的改造视为从消极和罪恶中的救赎。而在东方，没有这些弥赛亚意象，东方传统文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愈加务实的接受。固然列宁同很多布尔什维克指导人都曾在西方逃亡，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榨民族分离起来”的口号，包含了国度消亡与消弭殖民统治以树立独立民族国度间的辩证关系。因而，洛苏尔多指出，列宁及其跟随者都将殖民地问题视为无产阶级反动的中心问题。

在洛苏尔多看来，固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差别，但不应该产生矛盾。由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角是从殖民统治中争取独立自由的被压榨民族，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角是拒绝为精英战争而效劳的工人阶级。但是，从一开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列宁后来对殖民地问题和民族独立问题也有了更为前瞻性的思索，弱小民族不时面临着被大国欺凌、殖民和摆布的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丧失了与反殖民反动的衔接而走向了衰落。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科莱蒂讪笑不屈不挠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欠兴隆”国度、“农民”“乡村大众”的兴味，特隆蒂（Mario Tronti）炫耀自己从未跌入中国人的乡村包抄城市和万里长征的“圈套”。阿尔都塞在其著作中对世界反殖民主义反动所表白的敬意，却被其鲜明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破坏了。依据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批判理论”，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和“国度消亡”的理想面前，取得工业化树立成就、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杰出贡献的苏联与实施侵略、奴役和殖民的纳粹国度之间的庞大差别，是不那么紧要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识到了殖民问题的中心意义，但却狐疑越南人民取得的胜利及其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冷战爆发后，开端由对西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激烈批判转向美化自由主义西方、淡化其殖民传统的立场，并倾向于将共产主义视为20世纪纳粹主义的孪生兄弟。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殖民主义的剥离，障碍了对资本主义的恰当解读，使得其种族主义和生命政治的历史理论研讨效能削弱。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将以生物学概念准绳解释制度生成的政治社会达尔文主义注入历史唯物主义，以证明后者与生物种族主义之间存在连续性。而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高调赞扬了美国的反动与民主，却忽视了其真实含义——美利坚合众国的树立对遭遇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的殖民地人民而言，是反反动而非反动。齐泽克（Slavoj .i.ek）对殖民地人民的命运中止了笼统概括，肃清了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等概念范畴，仅仅对威权资本主义和非威权资本主义作了分辨。只需葛兰西和卢卡奇超越了这些论调。葛兰西明白，关于西方主流文化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对立其狂妄和成见的人道主义；卢卡奇并没有在《历史与阶级认识》及其成熟的著作中关注殖民地问题，而是在1924年特地写给列宁的一本书中描画和剖析了受资本主义压榨和盘剥的民族的反动作用。

在上述剖析的基础上，洛苏尔多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要归因于其对20世纪历史真正的转机点，即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忽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庞大伤亡，让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恐惧性，以及推翻这种制度的迫切性。布尔什维克立刻采取了行动，十月反动被欧洲视为阻止了战争且对宽广大众和学问分子产生了庞大吸收力的历史进程，也是推进亚洲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独立的现代国度转型的进程。但在这一进程中，西方无产阶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似乎消逝了。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完成了从反自由主义向靠拢自由主义的严重转变——这宣示了其死亡的到来。

洛苏尔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重生的三大准绳：一是黑格尔提出的“了解时期准绳”，即哲学要尽力了解自己的时期，同时要接受认识历史理想、历史矛盾和抵触之艰难；二是马克思提出的“改造世界准绳”，即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期，而其目的是改造世界；三是列宁提出的“反动改造准绳”，即谁对这种天堂般的世界充溢等候，就应该分明天文解到，它们都是想象的产物，只需反动改造，才干发明一个理想的世界。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重生的前景，洛苏尔多中止了这样的剖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完整不同的时间特征：一个是正在完成的未来，一个是行将完成或悠远的未来。在东方，社会主义的出路离不开反殖民主义反动的全面胜利；而在西方，社会主义经过反对构成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日益遭到军国主义诱惑）的资本主义的斗争来完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资本主义未来密切相关，但还没有处置好自身弥赛亚式的乌托邦问题，以及如何在正在完成的未来与悠远的未来之间搭建桥梁。西方马克思主义只需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哲学化”，了解并改造自身所处的时期，拒绝教条主义，才干完成重生。

十月反动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反帝国主义压榨的民族解放运动分离在一同（如中国、越南、古巴），并因而成为反殖民主义反动和20世纪历史转型的关键推进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点并非忽视。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从未放弃这一观念，即以为在20世纪，最应该改动的是最兴隆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假如说这与反帝反殖斗争的命运毫无关系，也不尽然。洛苏尔多对霍克海默、布洛赫、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以及科莱蒂等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他对齐泽克和巴迪欧（Alain Badiou）的批判却有过度之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始于20世纪的一种重要的哲学探求形态，即便是在西方，其重要意义也丝毫不亚于资产阶级的实质主义、现象学、逻辑阅历主义、适用主义等理论。中国的学者常常从这个意义上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沉淀，发掘其批判和改造世界的潜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的共同之处在于，从反殖民主义的角度，深化提示了浸淫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只未能对西方中心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作出充沛抵御，而且愈加丧失其“了解时期”“改造世界”“反动改造”的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要么以为反资本主义斗争只存在于兴隆资本主义大都市中，与弱小民族的反殖民主义反动无关；要么固然同情和支持反殖民主义反动，但以为取得民族独立后的殖民地人民树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想象相差甚远，是“不自由的”。正如罗马大学政治哲学系教授斯特凡诺·佩特鲁贾尼（Stefano Petrucciani）在左翼报刊《宣言报》上以《来自东方的反动》为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辩护那样——真正的症结在于如何了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自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东方的反动实践上不契合马克思头脑中（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置信）的自由准绳。对洛苏尔多而言，只需一种反动是理想的，历史上已阅历证的并取得胜利的——但假如它们暂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要对它们坚持耐烦。而这个问题曾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成为一种更普遍意义上的政管理论难题。

卢卡奇与柯尔施所提出的绝非地道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解释理想以及改造理想的问题。葛兰西在对理论哲学的研讨中，也强调了理论在沟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作用。固然从其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书斋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上并没有逃避理想的应战，但他们反映时期的言语和方式过于迂回，负载资本主义变更信息的思想过于深奥难懂。因而，往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问题在于其局限于学术范畴，完整或简直完整脱离了任何猛烈的社会运动，以及更普通意义上的政治背景——如全球错误等。这招致其无法胜任“了解时期”“改造世界”“反动改造”的重担。就此，意大利著名左翼评论家奥斯卡·欧迪（Oscar Oddi）指出，从东方社会主义国度的展开与变革中取得启示，或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取得重生的生机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