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这千年的“古文““篆书”：古意源于古典

2023-3-28 15:55| 发布者: 夏梦飞雨| 查看: 157| 评论: 0

摘要: 篆书须有古意。无古意则无底蕴，无肉体，无魂魄。古意就是篆书的字里行间所氤氲、洋溢、包含着的庙堂之气、雄古之气。诸如沉古遒厚、肃括宏深、笔意古朴、雄壮雍穆、苍劲古拙等等。据专家考证，中国“文字的发作，总 ...

篆书须有古意。无古意则无底蕴，无肉体，无魂魄。

古意就是篆书的字里行间所氤氲、洋溢、包含着的庙堂之气、雄古之气。诸如沉古遒厚、肃括宏深、笔意古朴、雄壮雍穆、苍劲古拙等等。

据专家考证，中国“文字的发作，总远在夏以前”。“文字起于图画，愈古的文字，就愈像图画。图画本没有一定的方式，所以，上古的文字，在方式上最自由。”（1）远古不可考，夏、商、周三代，在文字学上的贡献，以史籀最为有名。史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他在古文象形的基础上，创渎格式，简省笔画，著成《大篆》十五篇。大篆是相对秦代小篆而言：秦统一六国后，鉴于“文字异形”，秦始皇下令，凡与“秦文异者罢之”，命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以史籀的大篆为依据，稍加省改，规范统一，通行天下。其中李斯厥功至伟，是为小篆。

小篆源于大篆，大篆源于古文。那么，古文从何而来？

一

古文相关于今文，指上古时期的文字，包含传说中伏羲、神农、仓颉创设的文字，以及甲骨文、金文（钟鼎文）、石鼓文（石刻）等。关于文字的来源，学术界普通有三种说法。

1、伏羲画卦说

考诸史册，典籍上有这样的描画：“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3）

“伏羲画八卦，为万世文字之祖，人皆知其然，一定皆知其所以然也。夫八卦之画，有何文字哉？盖因而曲屈之，因而转移之，因而兼并交互之，而文字起兴焉。”（4）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在《文学教科书》亦持此论。

柳怡征以为：“后世之篆隶因袭卦象颠倒屈曲”之形，但不能视“八卦为字”。（5）这一说法得到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的高度认同：“八卦的一画和字的一画，很难区别。所以，即便它们自身不是文字，也常被以为是文字所取材的一种形象。”（6）

由此可见，八卦为后世提供了“造字”的想象：将线条依照某种既定方式组构的八卦，为强调线条效果的书法艺术奠定了外型线韵的基础；而八卦以阴阳构线的观念，则奠定了书法艺术的哲学架构。

假如再深究之，“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7）八卦将阳爻的外扬、显露、雄强、方直、纵逸、厚重、霸悍、强劲、躁动，与阴爻的内含、蕴藉、雌柔、圆曲、敛凝、轻快、温雅、柔婉、静止融入线条，构成了后世书法的观念形态、肉体系统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玄辨特征，胎孕出刚柔相济、意象共生、对立统一、“中和”为美的书法精髓。难怪有人说“中国美学的基础是书法”；（8）更有甚者，“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假定谈中国艺术而拒绝玄的心灵状态，那等于研讨一座建筑物而只肯在大门口徘徊，再不肯进到门内。”（9）

从“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能够推测，作为文化意味的文字，从开创之日起，不只是经世治国的基本，也是感天动神的中介，人与天地鬼神均赖文字得以沟通。因而，中国人自古对文字就怀有敬畏、崇拜、尊重等宗教般的崇高情感，即便后来注入了审美的情味，依然在潜认识中隐隐地含有远古肉体的遗绪和本源。

2、神农结绳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世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10）“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栗陆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11）

3、仓颉造字说

仓颉造字，看似言之凿凿。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12）《荀子·解薮篇》、《韩非子·五蠹篇》等，都作如是观。

“仓颉视龟而作书”。（13）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14）王充称仓颉造字之功“业与天地同，指（同旨）与鬼神合”。（15）

“古文者，黄帝史仓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16）

唐代张彦远以为，自仓颉造字后，“造化不能藏其秘”，所以“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所以“鬼夜哭”。

蒙昧时期，以文字为沟通人、神的灵具；文化时期，即以文字为“道之显者”，一切文化现象，都可用文字去意味。

从汉字展开的进程看，大致经过了“描写符号的雏形期，阅历了图画文字的框形期，然后迈入了文字书写的成熟期。”（17）能够说，“当中国文化以书面方式累积、传承时，也便有了书法艺术的萌芽。”（18）殷商、西周时期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要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构成，方式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

当然，还有大量原始图画、陶器刻文、以及图腾意象，由于史无可考而湮没于岁月的深处，无从稽核。

二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体系较为完好的文字。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的这一严重发现，在中国考古史、文化史上具有划时期的意义。

在商代以前，线条无论运用于文字还是其他，都已趋于成熟。到甲骨时期，作为书法的线条曾经而且必须就范于汉字的结构。在此以前，字、画难分。线条如何组织，并无相对统一的方式。甲骨文的呈现，使字与画各奔前程，“书法感”由此孳乳、构成。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展开阶段。

汉字以“象形”、“指事”为本源，“象形”有如绘画，来自对客观事物的模仿写实。但是，好像传说中的结绳记事一样，从一开端，象形字就已包含有超越被模仿对象的符号意义。一个字表示的不只是一个或一种现象，而且也经常是一类事实或过程，也包含客观的意味、请求和希冀。从篆书开端，书家和书法必须留意对客观世界各种对象、形体、姿势的模仿和吸取。另一方面，“象形”作为“文”的本意，是汉字的始源。后世“文”的概念便扩而充之相当于“美”。其实，汉字书法的美就是树立在从象形基础演出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体结构上，即曲直适合，纵横合度，结体自如，规划圆满，而甲骨文即为其肇端。“至其悬针垂韭之笔致，横直转机，布置紧凑，又如三等角之配合。空间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段文字以全篇之美观。此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精意结构可知也。”（19）线条与结构，是书法的两大要素，缺一不可。没有文字结构约束的线条，无论怎样书写，也不能算是书法；蠢笨的线条虽用之于组构文字，也只需交流的价值，而无审美的意义。汉字何以成为“方块”，与刀刻关系极大。有专家对一千个甲骨文中止剖析，结果是“正方形和准正方形的字二百九十七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长方形和准长方形的字以及准横长方形的字七百七十五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五”。（20）甲骨的契刻者因工具而取方势为字，在书法艺术审美上，使稳定、平正成为最基本的中心理念。固然后来也揉入了圆势的成分，而主导方面依然是“方块”，间架规律的立足点还是方形框架的外型范围。特别重要的是，甲骨文的偏旁部首已有规律可循，这是书法线条从“自由”走向规范的标记。在殷墟甲骨发现之前，笔的发明权由秦代蒙恬所擅。甲骨发现之后，证明了早于蒙恬千年之前，笔已用于书写。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的“笔”，正像管端束毛之形。因而，最早的笔字，应当为“聿”。“工具中最重要的是毛笔所写字迹的发现，这是用朱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起讫、笔锋收放都十分分明。因而能够判定，殷代写字确是用着精良的毛笔。”（21）乃至，有的写后未经契刻的甲片，“用笔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简直与往常的写字笔顺无异。”（22）书写工具上用刀和用笔的分辨，就有了笔画先后次序的差别。这种差别又直接影响到字的形态，审美要素自此托体萌胎。“所谓字体有三种不同含义：文字的形体、书写的字体、书法家的字体，三者又有很密切的联络。”（23）有趣的是，郭沫若从十万多片甲骨中发现了一片练字骨（即《殷契萃编》第1486片），该片内容从甲乙到癸酉的十个干支，在骨板的正反两面重复刻了好几行，“其中有一行特别规整，字既秀丽，文亦贯行；其他则歪倾斜斜，不能成字，且不贯行。”“从这里能够看出，规整的一行是教员刻的，倾斜的几行是徒弟的学刻。但在倾斜者中，又偶有数字贯行而且规整，这则表明教员在一旁捉刀。这种情形完整和后来初学者的描红一样。”（24）写字作为一种技艺，从不会到会，从会到好，都离不开练习。郭沫若发现的教员的字，或许就是后世用来临摹的范本，即“书法家的字体”了。

最新的研讨成果表明，“到目前为止，出土的有字甲骨总数为154604片，发现的单个汉字4500余个，已辨认的1500个单字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和用字措施；从语法方面来看，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等实词及介词、助词等虚词曾经完备；基本的句子方式也曾经构成”。（25）总体而言，甲骨文的书法特性分为五个时期：一期即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国势昌隆，趋于鼎盛。这一阶段（约100年左右）的字体有大有小，以大居多。大字者气度恢弘，朴厚自然，气候浑穆，雄伟瑰丽；小字者秀丽典雅，婉转流利，俊秀精劲，工整秀美。大有大的开阔之姿，小有小的灵巧之妙。二期即祖庚、祖甲时期（约40年），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绝后展开，社会稳定，生活富庶。书法作风也由大器天成、矛头外露转向工整严谨、方正轨矩，规划的划一和笔画的前后呼应，于“谨饰中包含飘逸之风姿，工稳里益显温厚静穆之神采，清新秀丽，开启了后代二王、赵孟頫、董其昌、乾隆帝书风流派。”（26）三期即廪辛、康丁时期（约14年），殷商王朝开端全面走向衰落，表往常文字上，字体仍以前朝工整之风为尚，但随时期变更逐步流于草率，行款不齐，书风趋向颓靡懦弱。四期即武乙、文丁时期（约17年），“前期粗疏古拙，后期日趋严整。”在这一时期，武丁时期的雄强博大，祖甲时期的秀丽典雅以及康丁时期的求新求变，都得到了充沛展示。武乙时期以大字居多，一触即发，长枪大戟。即便很少的几个小字，也写得婉转畅达，丝丝入扣。在刻写作风上，或瘦劲险绝，风骨凝重；或清远萧散，神韵多姿；或自然浑成，纵横有象。五期即帝乙、帝辛时期（约87年），殷商的政治和经济由于帝乙穷兵黩武、帝辛荒淫无度而堕入衰亡和解体，但甲骨文却走向了全面成熟。这一阶段字体以小字居多，严整细密，放逸清秀，一丝不苟。用笔法度森严又婀娜多姿，中规中矩又豪纵豪迈，甲骨文与金文的继承关系已初露端倪。其字形在结构上曾经对疏密、大小、分协作了艺术的变更处置，有些文字固然参差划一，但在整体上却气脉贯串，整体精巧，基本具备阳刚与阴柔、雄奇与妩媚的不同作风，“显显露原始文化古朴而又烂漫的情味。”（27）帝辛时期的《宰辛骨匕刻辞》规划精妙奇美，疏密得当，结体参差有致，显现出卜辞书法的成熟之美。

三

甲骨文之后，金文发明了属于一个时期的辉煌。

金文专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礼器以鼎为重，乐器以钟居多，又称为“钟鼎文”。钟鼎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能够辨认的字有2420个，基本上属于籀篆体。历史地看，金文兴于商代中期，盛于周代，衰于秦汉。据史料记载，夏代就已开端青铜的冶炼和铸造，在商和西周两代构成了光辉绚烂的青铜文化。只需留心就会发现，商代金文仍可看到甲骨文的笔意，笔画首尾尖利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行款参差划一，气候雄奇瑰丽。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是中国上古史中最详赡的实录，也是汉字溯源里最绚烂的奇葩。据专家考证，古人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主要为了记彰功烈、鼓吹孝道、赞颂美德，祈求祖先荫佑，利于子孙繁衍。铭文之所以镌刻在青铜器上，正如《礼记·祭统》所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铭焉，以祀其先祖者，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墨子也说：“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

周代是金文的黄金期，尤以西周的金文最具代表性。

早期（武王、成王、康王）金文主要记叙战事，犹存甲骨遗风。笔道厚重，笔法严谨，波磔笔意明显。结字大小不一，结体端庄严谨，章法参差自然，行款布白茂密且渐趋齐整。书风淳厚凝重，瑰丽恣肆，劲健质朴，雍容大度，是周王朝建国初期国运昌盛、雄强蓬勃的时期风貌的表示。康王时期的《大盂鼎》，字形端庄瑰丽，结体生动奇崛，书风凝重浑朴，敦厚规整，冷峻劲挺，瘦硬通神。线条多露锋，转机处以方为主，为西周早期金文书法之冠。

中期（昭王、穆王）字形发作了较大的简化和线条化：随同着安定盛世的奋发蹈厉，西周金文波磔笔意逐步减少，笔画由厚重趋向匀细圆润，结体规整，章法秀逸，整体书风已由雄奇恣肆转向雍容平和。

到了晚期（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周王朝由盛转衰，而金文却已展开到高峰！成熟时期的金文“点画写法、单字结构、章法规划都有严厉的规律可循。其作风与青铜时期狞厉、威严、神秘沉静的美的总趋向相顺应，线条厚重，结体严谨，章法茂密、庄严、雍容、雄厚。”（28）好比恭王时期的《强盘》端严整饬，雍穆静娴，字形排列划一划一。不只线条粗细一概，结体大小分歧，就是章法也竖成行，横成排，以至画有整划一齐的界格，表示出一种紧密的理性和次序。笔画宛转圆融，笔势流利，结字方整，精巧秀雅，有后世小篆笔意。孝王时期的《大克鼎》伸展遒美，魄力雄壮，威严繁重，端正质朴，笔道平均遒健，形体伸展有度。因字与字之间画有划一的长方形格子，一字一格，所以行款纵横疏密有致，格局严谨，为西周大篆的模范之作。厉王时期的《散氏盘》，用笔恣肆放逸，线条淳厚伸展，结字圆润奇古，宽舒隽美。字体多取横势，形方势圆。乍看上去似乎横不平，竖不直，但左右相倚，上下相形，变不平为平，不直为直，奇姿跌出，妙趣横生，奇肆诡异，跌宕豪迈，充溢了奇特的想象和浪漫的肉体；章法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奇幻飞动，妙趣横生，随性率意而不失稳健端庄。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用笔瘦劲挺拔，结体细长秀逸，书风雍容平和，气候庄严，大气澎湃。就章法而言，疏密有致，成行成列，灵秀自然中不失规矩严谨，显现出周代追求划一、规范的文化风貌。周人的进退有节、“莫不令仪”鲜活地展往常眼前，于雄伟的整体视觉中显现出严肃威严、尊贵超拔的庙堂之气。近代书家李瑞清对毛公鼎极为推崇：“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由此可见毛公鼎在书法史上的出色位置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虢季子白盘》用笔温婉圆润，结体严谨遒丽，书风潇洒灵动。在西周晚期金文书法中，白盘铭文作风样式与诸器区别很大：用笔上，已找不到西周金文象形的痕迹，也不存在肥重之笔，线条丰满圆润，遒劲流利，笔意浓厚，和后来的秦系篆书十分接近。能够说，此铭已开端解脱西周金文的影响，并开启了《石鼓文》、《秦公簋》书风之先河。后世起笔粗、收笔细的篆书用笔特性于此盘铭文已初现端倪，史书所谓之籀文，或其滥觞。结体上，《虢季子白盘》稍取纵势，间或有平正之字，这也是秦系篆书在结体上和楚系篆书的区别所在。线条之间的组合，明显呈现排叠之势。每个单字于匀称中见疏密，组合理性，有规律可循。理性是西周晚期金文书法的人文背景，于此可见一斑。章法上，白盘铭文布白疏朗，反差较大，但毫无凋疏之感。这种宽松的章法规划，在西周金文书法中并未几见。“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示章法的美，令人置信仓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取得自然界最深妙的方式的秘密。”“经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中抽出噪音来，展开这噪音间相互分离的规律，用强弱、上下、节拍、旋律等有规律的变更来表示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29）

四

金文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呈现了盟书、简牍和帛书。作为历史的过渡，文化很快就由登上历史舞台的秦人所主导。秦在文化范畴最突出的建树就是“书同文”。依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的判别，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太史令胡毋敬的三篇字书，“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即李斯等经过删繁就简，对秦系文字中止了整理与创新。规范后的小篆比先秦时期的大篆易写易认，更显方正典雅，线条光亮，结构划一；就字形而言，各种偏旁形体统一，位置固定，每个字的笔画和笔顺也基本固定。“自尔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30）这里的八体是从两个角度来分类的：大篆、小篆、隶书指汉字展开不同时期的字体，其他五种是不同用处的特殊字体。“篆者，引也”。意指引笔而书、笔画盘区，基本概括了篆书的基本特征。篆书书体带有明显的象形再现的意味，尤为注重空间结构，线条细曲柔长，字体结构也呈现简省化、固定化趋向。“小篆书体作为书体演化进程中的第一个正体，除了在形态的规整匀称上确立了审美意义外，还以纯真简约的线条美感和纵势的字形笔画，对以后的书法作风产生了深化的影响。”（31）秦篆之后，还有唐篆、明篆、清篆之体，此不赘述。从甲骨文到小篆，是我国文字展开的古文字阶段，小篆是古体书的终结。

溯源中国汉字，除了甲骨文、钟鼎文，还有石鼓文。所谓“刻镂于金石”，即指铸刻在钟鼎和石头上。石鼓不是器物，而是十个馒头型石，每个石头上刻有四言诗一首。刻石的兴起关于中国书法有着庞大的意义。石鼓为纪功刻石，可视为秦刻石之祖。自秦始皇六巡刻石纪功之后，汉承其他脉，蔚然成风。《石鼓文》为我国现存的最早文字刻石，从字法上看，字形划一规范，结构严谨；从笔法上看，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转机处竖画内收，下行时逐步向下伸展。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蕴蓄着秦朝强悍的霸主气势。就章法而言，整篇纵横有致，间架均衡；气候则高尚安定，端庄雅丽，朴茂自然。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史称李斯为小篆之祖，唐人张怀瓘以为石鼓乃小篆之祖，足见其在书史上的划时期意义。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信体结构，自称篇章；小大正敧，不律而合。至若钩引纷披，作云舒卷；依倚磊落，如危崖乍阙。施用无定方，立旁有成法，圆不致规，方不致渠。——遂为书家旨归。”（32）张怀瓘则指其“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若取于诗人，则《雅》《颂》之作也。”（33）近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不只富寓目之美，而且极具庙堂之气。这种高尚气度，对后来的秦代刻石影响极深。

秦皇刻石的小篆书法，全然一派贵族书风。好比《泰山刻石》，公元前219年为“颂秦德而立”。四面环刻，为李斯所书。该石字形平正匀称，细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外拙内巧，疏密得宜。作为小篆存世未几的经典作品，上承两周籀文之遗绪，下开汉篆之新风，为历来习篆者之佳皋。南梁袁昂《古今书评》评价李斯“世为冠盖，不易施平。”唐代李嗣真《书后品》中称其“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再深化探求，就不难发现《泰山刻石》有直线和弧线两种基本笔画，用笔藏头护尾，笔笔中锋；裹锋行笔并微有提按，线条淳厚圆劲，字势通达。行笔中和弯曲处的处置，或用提转之法，以见圆畅；或用先停后转，以见外圆内方；或用顿挫之法，而显方劲。收笔采用“平出”之法，于笔画末端戛但是止，稍停后即回锋提笔。假如临帖，其中弧笔的运用难度较大，书写时应在转弯处调整笔锋，略驻后用捻笔，坚持圆转的笔势。关于不规则的弧形，书写时要针对其环转的水平，分作两笔或多笔来完成，尽量做到搭笔处不露痕迹。

同样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琅琊台刻石》，用笔流利纵容，笔法敦古，于简易中洋溢浑朴之气。结体上密下疏，章法严谨规范，表示出凛然大国的巍巍气候。杨守敬赞扬说：“嬴秦之迹，唯此巍然。虽磨泐甚，然古厚之气自由，信为无上神品。”此石横画均呈弧形，用笔“沉实雄媚，婉转郁拔，气候高古而庞大，可谓百代楷模。”（34）道出了李斯书法的谬误。今天看来，李斯书写的秦篆，笔道平均遒健，气度庄严庄严。章法严整，古拙苍简。这种作风，一定是基于严肃用处的需求，也是统治者威严与尊贵的艺术反响。

古文概略，粗略如上文所述。篆书的古意，即从古文中来。

五

远的不说，殷商、西周时期，人类社会逐步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人与神共存、服从与解脱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性。但在更大水平上，人类还必须以崇敬而忠实的眼光审视大自然，以自然的变更更替来决议自身的行为，“巫史文化”垄断了国度和民间的一切事务，占卜在殷商时期是十分崇高的国度大事。“在上层建筑和认识形态范畴，以‘礼’为旗帜，以祖先祭奠为中心，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巫史文化开端了。它的特性是，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者阶级的宗教政治宰辅。”（35）《礼记·表记》上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然后礼。”甲骨文就是神的启示实录——卜辞。书写神的启示录，必定心存敬畏。其书法特性，非古意盎然无以彰其形，显其质，示其诚，壮其威。进而言之，商周青铜器上那些朴拙雄健的文字，深沉凸出的刻饰，恰到益处地表示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宗教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冷静、坚实、稳定的器物外型，沉淀着一种庞大的超世间的权威神力。书写这种历史必定的命运力气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没有古意，何以表示“其虔秉钺，如火烈烈”的时期肉体？何以昭示文化绚烂、文化勃兴而衍进的壮阔征程？

书者如也，书的任务是如，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关于物象的掌握和了解。特别是写篆书，更要像古人那样，规矩从心，中和为的：“书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36）。书写到了这么高远的境地，这么深邃的修为，这么高雅的气质，这么高古的内蕴，字里行间必定融聚古朴，蕴蓄古拙，摄纳庙堂之气，涵泳雄古之威——古意盎然是也。正由于如此，“凡书学《石林三经》限三岁，《说文》二岁，《学林》一岁”。（37）“书学习篆、隶、草三体，明《论文》、《学林》、《尔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38）请求学书者一要能写，二要通文字学，始于唐代。到了宋代，请求更高，除文字学学问外，还要懂得训诂学、言语学，并通儒家经典。古人强调书学涵养与人格涵养的分离，注重审美认识与人生阅历的融汇。当代书坛大家沈鹏先生对此也有深化的感悟：“学习古人的创作认识，创作心态，让书法从焦躁不安中解脱出来，恢复到书法本体应有的美学意义与美育价值”。（39）反观当下，篆书创作普遍存在耐烦、油滑，不能沉下心来临帖，眼光多集中在参展获奖。篆书中高古神秘的气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近于工艺的、极富现代意味的“金文类”作品，而对秦汉时期的金石铭记如《秦诏版》、两汉篆书、石刻铭文等关注不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参与全国第二届篆书评选的上万件作品中，真正从《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史墙盘》、《虢季子白盘》等金文国宝重器的文字中走出来，表示大篆的雄壮、厚重、苍茫、端庄、朴茂等正大气候的作品寥若晨星，以至错别字也屡见不鲜。源之不存，遑论古意！主流的金文在哪里？就在西周那一系列“盘”、“鼎”、“簋”、“鬲”、“彝”、“壶”等浇铸有文字的青铜器上。这才是习练篆书吸取精义、承古开新的肥美土壤。分开本源，篆书就失了根脉，走了容颜，文化传承也会因而而改头换面。正如著名书法家林岫所批判的那样：“从门而入岂家珍？摄得精魂是要津。不识西天菩萨面，却亲泥塑说真身。”（40）

篆书为各体之首，是书法艺术的源头。只需用心，习练篆书能够直接领略远古文字神秘与高古的气息。当然，入古必须知古。广义的篆书指小篆及小篆以前一切的古文字：包含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各国的文字、秦小篆、秦诏版、权量、武器、印符、瓦当、印玺文字及汉唐以来碑石上的篆额文字等流派篆书。狭义的篆书单指大篆和小篆。但是，无论甲骨、金文、石鼓还是大（小）篆，都是凭一根起止无痕又极富弹力的线条在做无量的变更。胡小石在《书艺略论》中谈到：“有一要义，须深切留意者，凡用笔作书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厚之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譬言之，即如钟表中常运之发条，不可如汤锅烂煮之面条。如此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抵达用笔之最高请求。”古人关于文字，简直怀有一种宗教般的崇高情感。文字不只是人际之间的交流工具，更是沟通人、神意志的伎俩；文字不只足以祛邪驱鬼，通达人神音讯，而且能够昭示人或社会的吉凶休咎。“敬惜字纸”作为民间忌习，并不只仅是从经济观念动身的节约训诫，更深层的含义则隐喻着灵魂深处对忤神招祸的恐惧和忧思。古文之所以古意盎然，大致与此有关。今人习练篆书，字里行间要想充溢着浓浓的古意，就须直溯古典的源头：法之所在，道必存焉！

窦德盛 2016年8月28日

注释：

（1）唐兰《中国文字学》

（2）《易·系辞传》

（3）《尚书·序》

（4）赵增望《窕言》

（5）柳怡征《中国文化史》

（6）唐兰《中国文字学》

（7）刘熙载《艺概·书论》

（8）林语堂《中国人》

（9）徐复观《中国艺术肉体》

（10）《周易·系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