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 | 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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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即埃德蒙特·胡塞尔逝世的前三年，他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有关欧洲人性危机的著名讲演。对胡塞尔来说，作为形容词的“欧洲”意味着这样一种肉体上的同一性，它延伸到天文学意义上的欧洲之外（如美国），并和古希腊哲学一同降生。

依照他的观念，这种哲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世界（作为整体的世界）了解成一个需求解答的问题。它之所以追问世界，并非为了满足这种或那种实践的需求，而是出于“曾经支配过人类的求知欲”。

胡塞尔所说的这种危机对他来说，是如此之深，致使他狐疑欧洲能否还能幸免于难。在他看来，这种危机根植于现代纪元开创之初，根植于伽利略和笛卡尔，根植于欧洲科学的片面天性；这种片面天性把世界简化为技术和数学研讨的单纯对象，并把人生的细致世界，即他所谓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置之度外。

科学的兴起把人推人一条特地化锻炼的隧道。人越在学问方面有所停顿，就越看不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看不清他自己，于是就进一步堕入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 用漂亮的、近乎神秘的术语所称的“存在的遗忘”（the forgetting of being）。

人曾经被笛卡尔提升为“自然的主人和一切者”，往常却已变成单纯的物，而为种种（技术的、政治和历史的）力气所忽视、超越和占有。对这些力气来说，人的细致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兴味：它从一开端就被遮盖、遗忘了。

2

但是我想，接受这种猛烈的观念，只去谴责现代纪元，将会是幼稚的。我宁可说那两个巨大的哲学家提示了这个时期的不置可否。这个时期同时具有衰退和进步的趋向，并且像人类一切的时期一样，在其开端就播下了却局的种子。

对我来说，这种不置可否并没有贬损四百年来的欧洲文化。对此，我有更多的感触，由于我不是个哲学家，而是个小说家。在我看来，现代纪元的奠基者不只包含笛卡尔，还包含塞万提斯。

或许，上面提到的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纪元下判别时忽视了塞万提斯。我这样说的意义是：假如哲学和科学真的曾经遗忘了人的存在，那就愈加分明地暴显露问题的全部所在，即经由塞万提斯，一种巨大的欧洲艺术得以构成；这种艺术不是别的，它正是对被遗忘的存在的探寻。

实践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剖析的全部巨大的存在主题——思索到它们曾经被先前一切的欧洲哲学所忽视——都在这四个世纪（欧洲小说再生的四个世纪）的小说中得到了揭露、展示和澄明。

以自己的方式，经过自身的逻辑，小说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存在的各个方面：经由塞万提斯和他的同代人，它深化探求了冒险的天性；经由理查森，它开端省察“内心事情”，以提示情感的隐秘状态；经由巴尔扎克，它发现了人在历史中的根基；经由福楼拜，它研讨了过去不曾探明的日常生活的未知范畴；经由托尔斯泰，它全神贯注于人类行为和决议中的非理性的侵入。

它探求时间：普鲁斯特处置了难以捉摸的过去，乔伊斯处置了难以捉摸的往常。而经过托马斯·曼，它又调查了控制我们当下行为的悠远过去的神话规则。等等，等等。

从现代纪元初始，小说就不连续地、忠实地陪伴着人。正是胡塞尔在思索欧洲肉体实质时所讲到的，“求知欲”抓住了小说，并引导它认真调查人类的细致生活，抵御“存在的遗忘”，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了解并赞同赫尔曼·布罗赫 重复坚持过的观念：小说之“存在”的独一“理由”，在于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假如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认识是小说的独一道义。

我还要弥补一点：小说是欧洲的发明；固然以形形色色的言语写成，它的种种发现却属于整个欧洲。这种发现的序列（而不是被写下的总和）构成了欧洲小说的历史。只需在这样一种超国界的传承关系中，一部作品的价值（亦即其发现的意义）才干被充沛看清和了解。

3

当上帝慢慢地分开他的宝座时——在这个宝座上，他曾经布置过大干世界和它的价值次序，把善与恶分开，并赋予每一事物以意义——堂·吉诃德也动身离家，来到一个他不再能辨认的世界上。

在首席法官缺席的状况下，世界忽然显现出可怕的不置可否：单一的崇高“谬误”被人们合成、分割成无数相对谬误。这就化育了现代纪元的世界，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个世界的想像和模型——小说。

像笛卡尔那样，把“我思”当作万物的基础，并由此而单独面对世界，这样一种姿势被黑格尔正确地称为英雄的姿势。

像塞万提斯那样，把世界当作不置可否的东西，被迫不是面对单一的绝对谬误，而是面对种种相互矛盾的谬误紊乱状态（表示于“想像的自我”中的谬误称为性格），并且被迫保有作为个人之独一肯定性的“不肯定的聪慧”，这需求同样的勇气。

塞万提斯的巨大小说意味着什么呢？他笔下的许多东西都惹起了争论。一些人在其中看到了对堂·吉诃德那种雾蒙蒙的理想主义的理性批判；另一些人又将其视为这种理想主义的庆典。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由于它们都是依据一种道德的而非探求的立场来挖掘小说的内核。

人们向往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由于在了解之前，他有一种天生的、抑止不住的判别请求。宗教和认识形态即树立在这种请求之上。它们只需能把小说的相对和不置可否的言语译成它们自己的绝对肯定和武断的论述，便能对付得了小说。

它们需求某些人是正确的：要么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头脑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要么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要么K 是被不公正的法庭碾碎的一个无辜的男人，要么法庭代表了崇高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这种“非此即彼”的公式包藏着一种忍耐人世事理之基原形对性的无能，一种直面首席法官缺席的无能。这种无能使得小说的聪慧（不肯定的聪慧）很难被接受和了解。

4

堂·吉诃德起身进人一个在他面前宽广敞开的世界。他能够自由地外出，也能够在他快乐时回家。早期的欧洲小说都是写穿越世界的旅游，而这个世界看上去无边无边。

一翻开《宿命论者雅克》 ，就碰上两个半路上的主人公；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去往哪里。他们生存于一种没有一直的时间和没有边疆的空间之中，介身于一个前程未可限量的欧洲之中。

在狄德罗身后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笔下，这条悠远的地平线曾经像一片景色一样消逝了。它消逝在那些现代组织和社会制度（警察、法律、金钱和立功的世界、军队、国度）背地。

在巴尔扎克的世界里，时间不再像在塞万提斯和狄德罗的作品中那般优哉游哉。它曾经动身乘上了被称为历史的火车。这列火车坐上容易，下来就难了。不外，这还不是很可怕，它以至还有它自身的吸收力；它许愿每一位乘客以历险，以及与历险相连的名声和运气。

再往后，对爱玛·包法利 来说，这条地平线缩成了一点，看上去像是道屏障，历险是那屏障之外的事，从而渴求变得不堪忍耐。

在平凡的单调中，梦和白日梦呈现出重要性。外部世界失去的无限性被灵魂的无限性取代。个人之无可替代的独一性的庞大幻觉——欧洲最精妙的幻觉之一——绽放了花朵。

但是，当历史（或它的存留物：某种全能社会的超人类力气）控制住人的时分，灵魂的无限之梦就失去了它的魔力。历史不再许愿他成名或走运；它只给他一份土地丈量员的工作。

在法庭或城堡面前，K能干什么呢？未几了。他不能至少像爱玛·包法利那样经常做梦吗？是的，不能，环境的圈套太可怕了，它像一只真空吸尘器那样抽取着他的全部思想和感情：他能想到的一切只是他的审问，他的丈量工作。灵魂的无限性——假如它曾经存在过的话——变成了一种几近无用的隶属物。

5

小说的进程与现代的历史纪元相平行。当我回想它时，它看起来令人惊异地急促和有限。难道不是堂·吉诃德自己，在阅历了为时三百年的旅游之后，又乔装成一个土地丈量员，回到了那个村庄吗？从前他曾出门寻求自己所选择的历险，可往常，在城堡脚下的那个村庄里，他却一无选择。

历险诈骗了他：就连跟当局的几句鸡毛蒜皮的口角，都比其档案中的某次错误还严重。那么，经过了三个世纪，关于历险——这个小说的最初主题——发作了什么问题？难道它已变成了它自身的滑稽模仿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小说的进程要在某种悖谬中终结吗？

是的，看来确乎如此。而且这绝不是无独有偶的悖谬。《好兵帅克》或许是最后一部巨大的浅显小说。这部喜剧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小说，其情节在军队和前线展开，这一点难道不令人惊奇么？假如连战争及其恐惧都成了可笑的事，那么其中发作了什么呢？

在荷马和托尔斯泰那里，战争有一种能够充沛了解的意义：人们为海伦或是为俄国而战。帅克和他的同伴去前线时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以至连什么是震惊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

那么，假如不是为了海伦或国度，什么是战争的动力呢？是地道暴力决意要维护作为暴力的自身吗？是海德格尔后来写到的“为了意志的意志”吗？但是，那不正是有史以来不时躲藏在一切战争背地的吗？

是的，当然是这样。但是这次，在哈谢克的笔下，它被剥夺了一切理性的口实。再没有人置信宣传机构的胡说八道，就连那些制造它的人也不信。暴力在这里是赤裸裸的，正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

其实，法庭处死K并没有什么收益，城堡折磨土地丈量员也得不到什么。为什么过去的德国人、今天的俄国人想统乱世界？是想更富有些？抑或更幸福些？基本不是。暴力的侵略是彻头彻尾的无利益、无动机；它只服从它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彻头彻尾的非理性。

卡夫卡和哈谢克就这样把我们带到一个庞大的悖谬面前：在现代纪元的进程中，笛卡尔的理性逐一销蚀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全部价值。但是，合理理性赢得决议性的胜利之时，地道的非理性（暴力意志是它的独一意志）却占领了世界舞台，由于不再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挡它的道碍手碍脚了。

在赫尔曼·布罗赫的《梦游者》中得到了巧妙阐明的这种悖谬，是那些我喜欢称为“极限”的例子之一。还有另外一些。例如：现代纪元培育了这样一种幻想：被团结成各种文化的人类，终有一天会在分离体和永世战争中济济一堂。

今天，这个星球的历史终于曾经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但是，正是战争，此起彼伏和无休无止的战争，表示和保障着这种盼望已久的人类分离体。人类分离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中央都无可逃脱。

6

胡塞尔关于欧洲危机和欧洲人有可能消逝的讲演是他的哲学遗言。他的那些讲演发表在中欧的两个首都。这种巧合有着深长的意味，由于正是在同一个中欧，西方在现代史上曾头一次得以看到自身的死亡，或者讲得更精确些，是其一部分的被肢解，那是在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被俄帝国吞并的时分。

这场灾难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的。由哈布斯堡帝国发起的这场战争招致了该帝国的消亡，并使衰弱的欧洲永远失去了均衡。

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战争常期——那时人们只是与自己灵魂中的怪物格斗——已成为过去。在卡夫卡、哈谢克、穆西尔和布罗赫的小说中，这个怪物来自身外，被称为历史。

它和历险家们过去惯常搭乘的那种火车不再有什么关系；它是非个人的，无可控制、无可预测、无从了解和无可逃脱的。正是在这个关头（恰值一战之后），巨大的中欧小说家群体察看、体验并掌握住了现代纪元的“极限悖谬”。

但是，假如把他们的小说当成奥威尔 式的社会和政治预言来读，就大谬不然了！奥威尔所通知我们的东西，用一篇论文或一本小册子能够说得一样好（以至好得多）。与此相反，这些小说家却发现了“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他们证明了。

在“极限悖谬”的状况下，一切那些存在的范畴怎样忽然改动了它们的涵义：假如某个K的行动自由乃是彻头彻尾的虚幻，那么，“历险”意味着什么？假如《没有质量的人》中的学问分子对明天行将把他们的生活一扫而空的战争没有丝毫的察觉，那么，“出路”意味着什么？

假如布罗赫笔下的胡格诺不只不后悔，而且事实上也忘掉了他所干过的谋杀，那么，“立功”意味着什么？而假如这一时期独一的巨大喜剧小说——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把战争用作它的布景，那么，“喜剧”出了什么问题？假如K——以至在和一个女人上床时——从未解脱过城堡里的两个密探，那么，“公众的”和“私人的”区别又在哪里？在这种状况下，什么是“孤独”？是一种担负、一种痛苦、一种诅咒——好像某些人让我们置信的那样——还是恰恰相反，是一种被无所不在的集体摧毁了的、生存过程中高高在上的可贵价值？

小说的历史周期都很长（它们和那种走红的、闹哄哄的流变无关），其特征取决于被小说全力描写的有关生存的共同方面。因而，福楼拜的日常发现的可能性，只是在其后七十年，才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庞大作品中得到充沛展示。这个七十年前由中欧小说家群体所开创的时期（“极限悖谬”的时期），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终了。

7

长期以来，曾经有了很多关于小说死亡的谈论：著名的有未来主义、超理想主义以及简直一切的先锋派。他们看到小说正在脱离行进的轨道，正在让位给一种激进的新未来和一种决不容忍与已有艺术相相似的艺术。

小说正在历史正义的名义下，像贫穷、统治阶级、老式汽车或大礼帽一样被掩埋。

但是，假如认识到塞万提斯也是现代纪元的奠基者，那么，他的遗产的终端所标记的，就不应该仅仅止于文学方式史的某个阶段；它或许还预示了现代纪元的终结。

正由于如此，人们随同着小说死亡讣告的狂喜笑容，照我看来毫无意义。之所以毫无意义，是由于在那个我耐久生活过的、通常被称之为极权主义的世界里，我早已看到过和阅历过小说的死亡——一种横死（受刑于取消、检查制度和认识形态的压力）。

早在那时，小说终有一死就已变得十分分明，好像现代纪元的西方终有一死一样。作为西方世界的——这个世界根植于人类事物的相对性和多义性——一种模型，小说和极权主义世界是不相容的。

这种不相容性比从一个政府的下属机构中分别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或从一个施刑者中分别出一个人权运动分子来得愈加深化。由于它不只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不相容，而且是本体论的不相容。

据此我的意义是：单一谬误的世界与小说的相对和多义的世界被铸成了完整不同的实体。极权主义的“谬误”拒绝相对性、狐疑和提问，它永远不会接纳我称之为“小说肉体”的东西。

但是，在俄国，不是有成千上万得以大量出版和被普遍阅读的小说吗？是这样；但是，这些小说没有给生存的取得带来任何东西。它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存在；它们只是在进一步确证那些业已说过的东西；此外，它们经过进一步确证每个人都在说（都必须说）的东西，完成它们的目的、它们的光彩、它们的社会功用。

由于一无发现，它们缺乏以参与“发现的序列”，而对我来说，这种序列构成了小说的历史；它们将自己置身于此种历史之外，或者这么说——假如你愿意的话——它们是些“小说史屁股后面的小说”。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小说史在苏俄帝国趋于停滞。这关于自果戈理到布宁 的巨大俄国小说来说，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因而小说的死亡绝不是一个想像出来的念头。它曾经发作过了。往常我们知道小说是怎样死亡的；它并没有消逝，而是被它的历史丢弃。它悄然地死去，不为人知，也无人为之惋惜。

8

但是，小说曾经依据自己的内在逻辑走到道路止境了吗？它能否曾经穷尽了其全部可能性、全部认识和全部方式？我听说有人把小说的历史比作因长期开采而被耗尽的煤田。但是，它不是更像一块错过机遇、听不见呼吁的墓地吗？这里，我想对四种呼吁作出特别应对。

游戏的呼吁：劳伦斯·斯特恩 的《项狄传》和丹尼斯·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在我看来是18世纪最巨大的两部小说，两部被想象为美好游戏的小说。它们都抵达了绝后绝后的游戏高度、轻快高度。

后来，小说把自己和真切的律令、理想主义的布景、年代学的次第绑在了一同。它丢弃了这两部杰作所开创的，或许会招致小说以一种不同方式展开的可能性（是的，完整能够想像欧洲小说的历史整个儿是另一种样子……）。

幻想的呼吁：19世纪的睡眠式想像被弗朗兹·卡夫卡忽然唤醒，他做成了后来超理想主义者召唤过，却从未真正完成过的事：幻想和理想的融合。这实践上是小说长期存在的美学野心。

诺瓦利斯早已提到过这一点，但真要完成它，却需求一个世纪后为卡夫卡所单独发现的特殊的炼金术。他的庞大贡献不只在于完成了历史展开中的决议性步骤，更在于提供了一幅不期然翻开的现象，即小说是这样一块地域，在那里，想像能够像在梦中那样爆发，并且，小说能够自由地突破看似不可逃脱的真切的律令。

思想的呼吁：穆西尔和布罗赫把一种高高在上和光辉四射的聪慧交给小说承担。这不是要把小说变成哲学，而是要让故事汇合起全部意义——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叙说的和沉思的——这些意义能阐明人类的生存，能以最高的智力综合处置小说。他们的成就究竟是小说史的完善，还是要把小说引向另一条长长的旅途呢？

时间的呼吁：“极限悖谬”的时期鼓舞小说家们超出普鲁斯特式个人回想的困惑，把时间之争扩展成集体的时间之谜，扩展成欧洲的——好像一个于某一瞬间省察其终身的老人，正回首自身的过去，权衡其历史的欧洲——时间。

由此希冀逾越个人生活的现世限制，过去小说曾被囿闭于此；同时，希冀把众多历史时期嵌进自己的空间（阿拉贡和富恩特斯 曾经这样尝试过）。

但是，我不想预测小说的未来，对此我不得而知；我所说的全部意义是：假如小说真的会消亡，那绝不是由于它曾经耗尽了它的能量，而是由于它存在于一个跟它日益格格不入的世界中。

9

人道主义者的梦境——这个星球在历史中走向统一——曾经上帝的狠毒允许成为理想，而这种统逐一直随同着令人晕眩的简化过程。

真的，“简化”的白蚁总是在啃啮着生活：以至最巨大的恋情最终也被啃得犹如一具仅有微小记忆的骷髅。但是，现代社会的特质又耸人听闻地深化了这句咒语：它使人类生活简化成其社会功用；使一个人的历史简化成一连串微缺乏道的事情，而事情自身又被简化成一种倾向性的解释；社会生活被简化成政治斗争，接下来又简化成只是两种庞大的全球力气的对立。

人们被一种名不虚传的“简化漩涡”抓住，在这个漩涡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一定被含糊，而存在被遗忘。

既然说小说之“存在的理由”是在不灭的光照下守护“生活世界”，那么今天，小说不是应该较之以往任何时分更有存在的必要吗？

是的，在我看来正该如此。但可叹的是，小说同样也在遭受“简化”的白蚁的蹂躏，其结果岂但降低了世界的意义，而且也降低了艺术作品的意义。

像一切的文化一样，小说越来越控制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手中；好像影响这个星球之历史统一的诸多力气一样，大众传播媒介增强和引导着上述简化过程；它们在全世界散布同样的简单化和老一套的东西，而这类东西很容易被绝大多数人，被每个人，被全人类所接受。

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呈现于形形色色的传播工具中其实并无大碍。在这些名义的不同背地，一种共同的肉体占了上风。你只需对美国或欧洲的政治性周刊瞥上一眼——不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就会发现：在同样的题目下，在同样的报刊特有的短语、同样的词汇、同样的作风中，在同样的艺术兴味，以及对据以为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事情的同样编排中，它们竟有着经过同样的目录次第反映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

这种被政治的多样化所掩盖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共同肉体，正是我们的时期肉体。在我看来，这种肉体与小说的肉体是水火不容的。

小说的肉体是复杂的肉体。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世谬误，不外越来越听不到了；它被淹没在信口作答的喧嚣中并遭到封锁，然后者简直来得比问题还快。

在我们时期的肉体中，不是安娜正确便是卡列宁正确，而塞万提斯的古老聪慧——它通知我们认识的艰难和谬误的难以捉摸——似乎成了担负和无用之物。

小说的肉体是具有连续性的肉体：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此前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一切先前的小说阅历。但是，我们时期的肉体却严厉地限定于往常，它是如此朴素和挥霍，致使把过去推出了我们的地平线，把时间简化成仅仅是当下即刻。

在这个系统中，小说不再是一种构成持续性的、联络起过去和未来的工作，而是诸多时势之一，是一种没有明天的表示。

10

这能否意味着“在一个跟它日益格格不入的世界中”，小说将要消亡呢？能否意味着它将听任欧洲陷进“存在的遗忘”呢？能否意味着，除了书写狂们没完没了的胡言乱语就什么都剩不下，除了“小说史屁股后面的小说”就一无一切呢？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我知道小说不可能与我们时期的肉体战争共处：假如它将继续发现那些尚未被发现的，继续作为小说而“行进”，那么，它只能去对立这个世界的进程。

先锋派可不这样看；它被一种与未来谐和分歧的野心迷住了心窍。不错，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确曾发明过一些有勇气、有难度、有应战性和嘲讽性的作品，但他们是出于深信“时期肉体”与他们同在，并将很快证明其正确才这么做的。

从前，我也曾以为，未来是我们的作品和行为的独一胜任的法官。后来我明白了，追逐未来是一切盲从态度中最糟糕的一种，是胆小鬼对强力的奉承。由于未来总是比往常更强有力。当然，它将对我们执行判决，并且是在没有任何资历的状况下。

但是，假如未来对我不是一种价值，我又归属于什么呢？上帝？国度？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是——其荒唐的水平一如其真诚——除了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外，我一无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