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天堂普通的嫉妒之火 本文转载自“见言读书会” 讨论成员:王威廉、陈崇正、冯娜、郑焕钊、杜小烨、欧阳佳子、李石、唐诗人 唐诗人(读书会学术掌管、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我们今天讨论一部外国小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蓝色东欧”系列中的一本,萨博·玛格达的《鹿》。我最初提出讨论这本书的时分,在座很多人,包含这本书的责编教员,都有些诧异,问我为什么会选这个?而不是我们大家都相对熟习的赫拉巴尔等人。 我其实没想那么多,只是阅读《鹿》的过程中觉得特别精彩,我是被这种叙说迷住的。我还没读完就有想法,应该讨论一下,这部小说有很多中央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最少在叙说层面,如此绵密,又如此锐利,这种文学性兼思想性都特别强的叙说,是很难读到的。在我读完小说后,我又想到,岂止叙说,就这种作风自身,也值得深化讨论。我们今天都在谈理想主义、谈文学要重新走向社会历史,于是我看到有些人就开端对写心理、写认识为重的现代主义一类作风展开批判、排斥。我觉得这种简单的排斥是幼稚的,我们都很希望文学有理想感,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维度,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到理想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写当下的理想的问题。 我觉得,玛格达这种写作,所谓“心理理想主义”,作为匈牙利文学界的“西方派”,她对西方二十世纪文学资源的吸取和改造,是很胜利的。在《壁画》里可能还相对蠢笨,但在《画》,我以为是应用得出神入化了。《鹿》的叙说,肯定是心理流露式的,完整是现代主义的,但是小说所流显露来的,那些细密的记忆,都是历史、是特定阶段内的精神理想。同时,玛格达所塑造的这个嫉妒人格,难道不是历史创伤?社会历史内容,如何真正成为文学内容,这是需求作家才气的,需求作家将外在的社会历史素材内化为文学精神内容,如此书写出来的,才有真正的文学魅力。 我就先讲这两点感触,大家能够从各方面展开。我们先请《鹿》的责编、《花城》编辑杜小烨来谈谈。 (萨博·玛格达,1917-2017) 杜小烨(《花城》编辑、《鹿》义务编辑): 《鹿》是匈牙利当代最富盛名的女作家萨博·玛格达的女性心理小说。小说描画贵族家庭出身的主人公艾丝特与她出身于高尚家庭的朋友安吉拉的友谊和纠葛。作者是当时“心理理想主义”写作的代表人物,特性是大量的心理独白,以回想和当下心情自述交叉中止,来推进情节的展开与塑造人物性格。这种创作措施往常看来并不新颖,但在匈牙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现代生活语境下,女主人公复杂、共同的人物形象也能取得当今读者的共鸣——在生活的重压下,自尊自傲又脆弱敏感,不计一切代价为了生存中止斗争,好像《飘》中的斯嘉丽,将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集于一身。由此可见萨博·玛格达笔下的角色具备了经典的魅力。 萨博·玛格达有三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品可供读者对比阅读。长篇处女作《壁画》(1958),成名作《鹿》(1959),以及暮年代表作《门》(1987)。《门》先后两次被翻译成英文,1995年在美国初次出版,2005年在英国出版,10年后在美国再版,并在2015年登上《纽约时报》年度10大好书。有趣的是,萨博写于42岁时的《鹿》与写于70岁时的《门》是有一定水平的文本互涉的。《鹿》是作者亲身阅历的投射——相同的女演员身份、相似的童年阅历以及对社会的控诉,还有一个较为负面的女仆角色。而《门》则将女仆人艾梅兰茨设定为主人公,小说家玛格达则成了映托女仆的镜子。《鹿》写于作者壮年时期,充溢锐气,大胆地披露人性中的嫉妒,而《门》写于暮年,温和内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者对比,能够看到一个女作家用终身的时间来中止的自我深思和自我超越。 唐诗人: 《鹿》与《门》的对比,我也认同。读《鹿》感遭到的是一个尖利的女性嫉妒者,看《门》则是经过一个性格怪异的女仆形象,对照叙说者自己,深思的是自己所置信的那套价值规范到底有何种问题。《门》里的女仆,她终身所遭遇的灾难,不比叙说者“我”轻和少,以至也要比《鹿》里的“我”更凄惨。但是,这个女仆却是终身在付出爱,固然名义上看起来十分冷漠。这个女仆识遍了世间灾难,但这种灾难成就的,不是一个异化的人,而是一个对他人的灾难更能给予同情和安慰的菩萨心肠的人。而“我”对生活灾难的愤懑,成就的却是一种虚伪的性格,或者是一种出于所谓正义感的慈悲表演,台面上义正言辞实践上却对他人生活并不尊重。所以,对比《门》和《鹿》,能发现两种不同的叙说作风,也是两种不同的看待灾难生命的态度,对我们的启示是十分大的。 郑焕钊(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艺学教研室主任): 今天我们讨论萨博·玛格达的《鹿》等为代表的“蓝色东欧”小说的时分,我们在谈论什么?在整体性上,东欧小说曾经很长时间被我们疏离以至遗忘,除了个别作家以外。因而,东欧文学与我们中国文学的关系,实践上不时以来远远超出文学的边疆,而跟20世纪中国自身的历史命运和精神资源之间构成了远为复杂的关系。从我熟习的晚清时期算起,中国人对东欧文学的关注,在20世纪至少有3次。 第一次是梁启超在倡导“政治小说”的时分,一方面经过译介日本政治小说以及对那些经过独立反动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度的英雄人物的书写的文学传记的译介,确立了中国民族独立的精神模范;另一方面则是关于那些与中国堕入相似命运的东欧国度及其惨状的书写,为中国现代命运的凄惨结构了另一面背面镜像。可能正是遭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对域外文学的翻译中,也格外关注东欧等国度的文学,作者大多是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的,像波兰的显克微支,波思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这些小说,均有一种灾难的认识,作品深处是底层的痛感,以及苍凉的精神。 从精神渊源上,这两次翻译均显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结构中所具有的“第三世界国度寓言”的颜色。因而,在建国后,特别是冷战认识形态背景下,第三次对东欧文学的关注也就在更普遍的认识形态背景下被开启。随着1980年代以后我们开启市场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整体上“告别反动”的影响下,重启了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在此前提下,东欧文学、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度文学、以至国内的工人文学等,都失却了时期焦点之光的烛照,淡出视野之外。 对这一背景的梳理,或许是我们解读萨博·玛格达的《鹿》等为代表的“蓝色东欧”小说需求具备的历史性视域,它能够开启一个新的问题维度:我们今天可能会在什么视域下来关注东欧文学?特别是“蓝色”的东欧文学。文学与思想的新的维度能否对蓝色东欧的解读与阐释而开启?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以为萨博·玛格达的《鹿》为我带来一种重要的维度:我们如何以更为个体化的书写去面对20世纪的历史、记忆,如何去面对那激动人心、理想主义却又充溢残酷的反动历史,以及我们能否可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整体性认识形态中,取得新的想象力的可能性?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萨博·玛格达在《鹿》中,固然书写的是极为细小的个人情感,特别是个体十分内在的“痛”的感受,但是这种“痛”却不只仅属于个人的,它实践上背地总是有一个自身国度在20世纪所遗留下来的历史与记忆的精神印记。其意义显然也是丰厚的,阅历了现代主义之后的理想主义书写,如何在个体的精神、历史的记忆与当下的深思性之间取得一种有效的分离。 唐诗人: 焕钊从历史背景动身,来看我们今天重拾东欧文学、读玛格达这类作品的历史意义,这个背景学问点是我没想到的,但他提出来的,指出我们如何更为个体化地去面对20世纪的历史、记忆,这却是我读玛格达、包含读东欧很多作家,好比昆德拉和山多尔,包含凯尔泰斯,都会想到的问题。这些作家,真正把自己民族的历史灾难化作了思想财富、精神财富,能够真正影响到他们民族的精神进程,而我们的当代文学,说实话,有些对不住我们的二十世纪历史,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缘由,但比较东欧民族的作家,包含比较俄罗斯文学,能够说,我们是做得很不理想的。这个不理想,不一定是作品不够好,更可能是我们的读者还不够理想。好比大众层面的读者普遍都了解不了莫言和阎连科,以至历来就不读文学,那即便有这种作品,也是影响有限,如此又何以有自己的历史思索。 陈崇正(作家,《花城》编辑): 假如我们从地图上看,总会觉得东欧是破碎的。但是从文化上,它又是自洽的。与我们的幅员广大相比,小国寡民有时分更容易取得文学上的条约数,更容易寻觅到他们的国族命运交汇点,从而取得集体的共鸣。但走近一看,又会发现这样一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作家又如此迥然不同,从我们熟习的昆德拉到米沃什,再到我们今天大家要讨论的萨博·玛格达,这位我们都十分陌生的作家,我们看到了斑斓多样而又自圆其说的景色。同样是战争的背景,同样是在二战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但男作家和女作家所关注的就完整不同。男作家可能会想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公开》那样去描画和想象战争,而女作家不时都在写家长里短,写身边的人和事,写家族史,写恋情。 《鹿》出版的时分,作家萨博·玛格达曾经42岁了,并不是一个少女,但她却保有一颗童心,一颗少女心。从这个角度上看,小说中的主人公艾丝特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女人。整部小说是在痛失爱人的悲痛基调之中推进,由第二人称“你”所指代的情人,成为主人公艾丝特内心浓烈情感的直接倾吐对象。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长大起来的女人,她内心的嫉妒是如何吞噬她自己。外部战争的环境曾经让这个世界失去次序,而她在内心其实是盼望次序,有激烈的道德请求,以为“通奸的人是应该下油锅的”。但理想中她表演的角色,就是一个通奸者,就是次序的破坏者,一个喜欢偷东西、具有强大占有欲的坏女人。她一边在内心等候次序,但一边又不时在理想中破坏次序。这样一个坏女人却在作者高明的叙说圈套中让我们产生激烈的同情和共鸣,读者逐步忍耐她的种种不堪,也认同她的一切行动都具有合理性。艾丝特太盼望得到,盼望爱,盼望她的小鹿,盼望她的情人,但是她又在不时消灭这些心爱之物。这些看似偶尔的失去,其实是嫉妒之火的必定结局。她“求不得”的爱与恨交错在一同,让她以至失望地爱上了这种痛苦,爱恨的边疆变得含糊不清。 只需女人才有权益永远拒绝长大,也只需女作家才有权应用女性的逻辑来重构破败世界之中的内心生活。这种完整内视的写法,自言自语,充溢独白的叙说方式,其实需求十分高的资源贮藏和叙事技巧。萨博·玛格达十分分明自己小说的制高点在什么中央,她笔下的人物是混沌的,她自己的艺术直觉却极端明晰,她并不是要和当时那样一个荒唐的世界直接决斗,而是经过一个女人的痛苦回望来完成对人性深度的勘探。这大约也是我们在几十年后读到这样一部小说依旧不会觉得老土过时的缘由。 唐诗人: 崇正讲到的这几点都特别好,其中谈到玛格达写出了这种嫉妒如何吞噬叙说者自己,也就是艾丝特这个叙说者,其实关于自己如此激烈的嫉妒心,她也是感到惊惶的。这就是说,玛格达的叙说带着激烈的自我审视、自我审问特征。这也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叙事精神。我前面说阅读过程中被这种叙事迷住,其中就有着这个缘由。她的叙事是向内发掘的,指向的是叙说者自己,从自己身上去发现一个时期、一段历史。我经常在文章中强调,写作是向自己开刀,解剖出自己身上的“病”,这“病”到底是你个人的还是一个时期的,这能看出你的思想才干和叙说才干。 冯娜(诗人): 萨博·玛格达的小说《鹿》的译者余泽民以为萨博的“文字里头有阳刚”,意即她的小说有一种中性风度,并不阴柔。但我以为《鹿》是一本女性化气质十分突出的小说,她以大量的内心独白、激烈丰满的心情挖掘了一个颜色感浓烈、高饱和度的女性心灵世界,讲述了一个“天堂的炼火”般的关于嫉妒的故事。 这部小说是萨博·玛格达40岁左右的作品,在此十年之前她是一个诗人。从《鹿》庞大的心灵独白;面对“你”、“她”、“他”这样人称中止倾吐等方式或答应看作是作者在早期写诗手法的赓续。我在看来整本小说,作家是以诗人的思想方式在写小说,也是以一种诗性的方式来推进和讲述整个故事和人物的命运。也正由于此,小说的时期背景弱化、人物的关系和命运相互交错又昏暗,只需作者自己所在乎的感情和心情如烈焰般灼灼,如地火蔓延,其他的一切,哪怕身后是战火纷飞、是众多家庭的破碎,“她”都毫不在意。她被败坏的内心世界却正是这一切的写照——这是一种女性的刚烈决绝,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碎片中个人的强大;这使得萨博的小说在其时具有十分共同的质量。 初读《鹿》这本小说时,那种亘古未有的独白和铺张的心情以至让我感到有些不适,随之联想到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同时,我很希望看一看萨博早期的诗作是什么样的作风。一位接近中国人所以为“不惑”之年的作家能有如此一以贯之的激情和激烈的表白意志和发明力都让人慨叹。 有意义的是,这本书的书名是《鹿》,这也是作者在小说中试图展示的人性温柔的、“天使”般(作品中有一个人物就叫做“安吉拉”,意为天使)的一面,她试图与内心世界近似猖獗的嫉妒达成和解,也忠实地祈祷。但是这种看似“向善”的解救并不能抑止被熄灭和损毁的心灵,她那炼狱普通的内在世界,是如此炫目,也如此独树一帜。 (《鹿》译者余泽民先生) 唐诗人: 作为诗人,冯娜关于玛格达的诗人身份特别敏感。这本小说叫《鹿》,我读的过程中就给冯娜引荐了,倡议她读一读。一个缘由是我知道冯娜也喜欢“鹿”这个意象,她的多首诗都呈现“鹿”,我还解读过她的一首叫《鹿群》的诗,写得很好,但很晦涩。而我引荐给冯娜的另一个缘由是,玛格达也是个诗人,她的这个小说,也特别女性化,言语也特别诗化。《鹿》里的“鹿”很惨,成了艾丝特嫉妒心理的受害者,但艾丝特是特别喜欢这头小鹿的,由于自己的缘故,它走向了不该走向的结局。这个“鹿”的意象,最典型地看到了玛格达这种自我审问的叙说精神,自己所钟爱的,却被自己所伤害。这种自己无法控制、令自己也惊惶的心理力气,它何以如此激烈?这种自噬,有着十分强的张力。试想,这整个小说,难道不是这样展开的?能够说,这个写嫉妒的小说,嫉妒的对象概括而言就是“鹿”,那些心爱的东西,却被我们这些被时期所扭曲的心灵所伤害。 另外,冯娜还读出玛格达这个小说的写作思想也是诗的,故事展开线索不像很多小说,是事情在推进,也不是性格在推进,而是觉得,一种言语的觉得或者说内心的觉得。诗歌的思想方式来写小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叙说如此诱人。 王威廉(作家): 在我看过的小说里,在表示随同着恋情而产生的嫉妒,《鹿》写的最深化、最生动,也是最丰厚的。嫉妒是恋情当中最常见的心情。恋情跟普泛的爱不一样,普泛的爱是没有特定对象的,但是恋情有着特定的生命对象,因而需求不时抑止与这种极端占有的情感相违犯的障碍。探测这样的障碍,需求我们有过撕心裂肺的情感体验。你会分明,嫉妒是一切的人类情感中最奇妙的琴弦,萨博·玛格达把琴弦弹拨得十分细腻、极端和残酷。玛格达自己这样谈论《鹿》:“我——写这本书的人,只需有可能避免,我就不会去读它:我怕它。”这其中天堂普通的嫉妒之火,出自她的笔下,也一定出自她的内心。这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深处压制着的黑暗洞穴,没有熊心豹子胆,没人敢探入那洞穴并回来通知我们里边的现象。就此而言,玛格达的勇气令人吃惊。这也是她要给这本充溢着嫉妒毒素的小说起名为“鹿”的缘由所在吧。这种心爱、无害和漂亮的动物,在书中只呈现了短暂的片段,可那才是希望和救赎。在鹿的纯真、脆弱跟极度的嫉妒、仇恨之间,是人性的挣扎进程,感激这书名、感激这生灵,让我们行将窒息之际,一头蹦蹦跳跳的小鹿忽然呈现了,它睁着硕大的萌萌的眼睛望着你,在那眼神里你暂时忘却了那些折磨着生命的利刃,也暂时饶恕了你对你自己的极端惩罚。 唐诗人: “在鹿的纯真、脆弱跟极度的嫉妒、仇恨之间,是人性的挣扎进程。”的确如此,“鹿”这个意象,包含用它来做书名,是极为精确的。整部小说就是叙说这样一个脆弱、纯真的心灵如何又残忍又悲痛。或许,嫉妒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为何嫉妒?由于自己脆弱、匮乏,自己无法得到,于是呈现了破坏与消灭,这里面有着丰厚的思索空间。 李石(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读《鹿》让我想到《安妮日记》和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这些作品采取的都是孩童化的视角来叙说自身长大的感受和体验。不同的是,安妮的写作和她的年龄是同步的,而萨博·玛格达的《鹿》出版于1959年,能够推知她很可能是在40岁左右的年岁才写作小说《鹿》,却依然保存着某种地道的孩童化视角。与此同时,《鹿》又充沛呈现出一个女性作家的叙事特征,其叙事完整依照内心的节拍和认识的活动而不时延伸,腾跃性的对话、碎片化的场景转换,构成小说的诗性化作风。 《鹿》的孩童化视角至少带来两种叙事效果。一方面,在叙说方式上,《鹿》在处置历史与个人的关系时常常采取的是一种“轻”叙说。我们在很多作品中感受过叙说之重,好比雨果的《凄惨世界》对人的灾难的描写,好比莫言在小说中写一个灾难的母亲时,用的是“跳蚤爬上母亲的阴道”这样的冲击力十足的言语。小说《鹿》也写到灾难,写战争的灾难,但采取的是一种“轻”叙说。好比少女艾丝特在叙说战争空袭她们的城市时,她们的房子被炸毁,她用的是“我们家的房子在奥姆布鲁什家和卡拉斯大婶家的院落之间,消逝的好像被风吹走了……”这样的描画。这种“轻”叙说反而更容易产生怜惜效果。 另一方面,艾丝特的灾难的人生、家庭、命运,以及个人长大上对爱的渴求以及爱的缺失,招致她的很多行为常常是非道德化的。孩童化叙说和非道德化视角,常常在叙说过程中能够一阵见血地道破社会道德的虚伪之处,由于童言无忌。同时容易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对她犯下的错误坚持一种容纳和同情。好比艾丝特的父亲是一名正直的律师,他拒绝打分歧理的官司,不愿收受客户的贿赂,父亲的正直不只使其成为人们的笑柄,也因而让艾丝特一家不时处于贫穷之中,而艾丝特常做的事情是趁机偷取客户贿赂父亲时带来的食物。艾丝特成果优秀,她能够为了挣零花钱而在学校考试时辅佐同窗们作弊。还有就是艾丝特对童年同伴安吉拉的不加掩饰的嫉妒。“小鹿”在小说中是艾丝特的嫉妒的一种重要投射。艾丝特嫉妒安吉拉有一只小鹿,因而在一天夜里她把小鹿偷偷放走了,结果第二天安吉拉通知她小鹿被火车撞死了,而小鹿的死亡并没有给艾丝特带来多大的心理负罪,从这能够看出她的嫉妒自身的破坏性——她要想尽措施剥夺同伴所占有的东西,包含后来安吉拉的丈夫。 (改编自玛格达《门》的电影《大门》,剧照) 《鹿》还值得留意的是作品中的“斧头”的意象。至少在前五六十页的叙说中,“斧头”的意象就呈现过多次,好比:
能够看出,艾丝特亲身目睹了一缘由偷情出轨而招致的杀人事情,这一事情对她的长大带来庞大的影响。她把自己视为“一个局外的偷窥者和无辜的目睹者”,从这次事情中,她逐步树立起某种道德审问认识。“斧头”意象的频频呈现,意味着她对世界的一种审问方式,即包含对周围世界的一种失望的恨意,同时也包含她在自我想象中按个人的道德准绳来判决一切的报复性快意,好比她对安吉拉的猖獗而偏执的嫉妒,“我想象自己是一个法官,宣布对安吉拉处以死刑”。但事实上,艾丝特又是非道德的,艾丝特对出轨有着本能嫉恨的同时,却又成为安吉拉婚姻的不道德的“第三者”。艾丝特这个人物自身的道德含糊性和含混性,或许恰恰构成一种解读的内在张力。 唐诗人: 李石读得细,从孩童视角、“斧头”意象这些,看到玛格达叙说上的特征。孩童化视角,其中一个效果,李石说是“轻”,这让我想到,这种“轻”化的描写,恰恰是写出了这般的历史留给孩子的心灵伤痕。由于战争,由于各种不可预期的事情,很多东西瞬间就没了,这培育或者强化了一个孩子的嫉妒心理。但我有点不同了解,我觉得这小说,整体上而言并不“轻”,只是部分描写用了以“轻”写重,大部分还是直接给人以繁重感的。由于玛格达是内心叙说,是独白式的写作,所以她对外在世界的描写,常常是淡化或者轻化,而是把心理、内心的那种被扭曲的状态写得特别精密、深邃。由此,你讲的第二个效果,非道德化,我觉得就正好对应上一种冷漠感,一种嫉妒心支配下对他人所遭遇灾难的冷漠无情,这并不是童言无忌或非道德化视角,背地反而是作家玛格达的一种十分尖利的道德审视,审视一种被嫉妒所扭曲的童心。由此也能够了解“斧头”意象的问题,失望的恨意、报复的快意,这些也都是冷漠化的、被扭曲了的、极致化的孩童嫉妒心理表示。 最后我们请这本书,包含花城出版社“蓝色东欧”系列作品的版权引进者、编辑欧阳佳子来说几句吧。 欧阳佳子(《花城》编辑,《壁画》义务编辑): 萨博·玛格达仰仗195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壁画》一举夺得了匈牙利最高文学奖——科苏特奖,是匈牙利当代最受海外关注的作家。2015年,她的自传体小说《门》在美国重版,并登上《纽约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榜首。但是令人诧异的是,这位作家的作品至今还未在国内翻译出版过。 “蓝色东欧”译丛的存在,正是为了填补东欧文学的空白。因而,译丛的主编快乐教员决议将萨博·玛格达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壁画》《鹿》)列入“蓝色东欧”译丛。《壁画》出版于1958年,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小说最鲜明的特性是采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式描画,这在当时十分具有实验文本的意义。由于文本中大量运用了第三人称叙说,初读起来可能会稍有障碍。 整部小说由十三个章节组成,没有特别紧凑的情节展开,前八章基本都从某一个家庭成员的视角,从各个角度圆满地描写每一个出场的人物形象,如思想顽固激进的退休教士、叛逆的离家出走的女儿安努诗卡,唯命是从的大女儿扬卡,等等。作者以女性特有的耐烦把日常细节、孩童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恢复了当时当地的氛围,再现了一个匈牙利新教家庭各色人物的人生轨迹及心路进程,历史的背景无声地影响着他们以及家族的走向。置信这部小说会得到中国读者的喜欢,也会让萨博·玛格达这位巨大的作家慢慢走进文学喜好者的视野。 我们行将原文翻译引进萨博·玛格达的第三部小说,在这先卖个关子不说书名,敬请等候! 唐诗人: 谢谢佳子,希望你们能够引进更多来自东欧的好作品,以后有机遇再选一些来讨论。谢谢大家。 *见言读书会ID:editor135 创于2017年5月,由唐诗人、郑焕钊、苏沙丽等人发起组织,邀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广州主要高校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相关方向青年学人以及广东青年作家参与。读书会以专业、独立、新锐为精神标杆,主要研讨当代文学新著以及相关文学前沿问题。读书会2018年5月参与广州图书馆-广州阅读联盟,同时分离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作主办单位。读书会约请谢有顺教授为指导教员。 置办方式 “蓝色东欧”部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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