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念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

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2023年1月27日清晨3点30分逝世，享年93岁。李文俊先生曾翻译过众多外国文学名作。

李文俊，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至《译文》（后改称《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1988—1993年任《世界文学》主编。

著有《妇女画廊》《纵浪大化集》《天凉好个秋》《福克纳评传》《寻觅与寻见》等。译有美英文学作品多种，如《老人与海》《逃离》《九故事》《变形记》《伤心咖啡馆之歌》等，包含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编有《福克纳评论集》《外国文学名著插图大典》等。

曾于1994年获“中国作协中美文学交流奖”。2005年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为“资深翻译家”。2011年获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翻译家余中先深切吊唁：

李先生是我的老指导，老同事，为人谦和，做事稳稳妥当，说话慢条斯理，其中不乏诙谐。1985年初，我到《世界文学》做编辑工作，李先生就送了我他翻译的福克纳名著《喧哗与骚动》，我当时读得很认真，还做了卡片，记下了书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外国散文名篇赏析》是我进入编辑部以后跟几个中青年编辑第一次在李老先生的细致指导下共同完成的一本书，它对我如何学会做编辑是一次很好的磨炼和理论。我翻译法国人的《理想藏书》时得到了李先生的鼎力支持和热情鼓舞。很久以后，我的两部集子有幸跟着李先生进入了同一套丛书中（1997年九洲图书出版社的“译人视界”中有李先生的那本《纵浪大化集》，2013年漓江出版社的“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中则有《李文俊译文自选集》）。

李文俊先生的文字永远留在读者的心中。

漓江出版社谋划编辑沈东子回想：

与李老的协作是很高兴的，他是福克纳专家，早年漓江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收入他译的《我弥留之际》，给这套书减色不少，近年做“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福克纳卷，他也慨然应允加盟，给漓江签下《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两本。福克纳的书许多社都在做，要想做出新意，得有新作才好，恰逢一位叫一熙的译者提出，想译福克纳的处女作长篇《士兵的报酬》，这书在国内尚无译本，当然是很好的创意。

问题是一熙是新手，我对其译文没掌握，于是请译者与李老联络，看看能不能请李老写个序，如能得到李老的肯定，福克纳的译本自然就得到了认可。李老很直爽，回信岂但允许写序，还回想起在桂林相聚的时光，真是友谊满满。他在信中呼吁要多扶持新人，给年轻译者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希望福克纳翻译后继有人。这本译著面世后得到读书界好评，荣登各种好书榜，取得了不少奖项。

李老不只是翻译高手，文章也出色，在做双子座丛书时，我自然想到了他。这套书的目标是跨界中西，著译两栖，意义是创作和翻译要同等出色，难度就在于写和译要水乳融合，写小说译小说，写散文译散文，写诗译诗。李老擅长写散文，那就要组合他翻译、创作的散文。这事说起来容易，操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他选了自己译的福克纳等人的散文精品，这个没问题，但是选的创作散文，多半是文论、国外游记，与我的谋划不分歧。

我选择的翻译散文，都是大作家的心血之作，自然希望翻译家写的散文，也要有同等的重量，光是散文还不够，最好还要相近的内容。李老好意地以为，文论评外国作家，游记写外国风情，可能更合适这套书，却不知我的企图，洋要洋到头，土要土到底，好比先前做的一本《我的保定，你的诺丁汉》，译者是保定人，所译作家劳伦斯是英国诺丁汉人，选的是译者写保定的文章，故而起了这么个书名。

李老听我阐明企图后，说我把书都给你，你来选吧。这是对我的信任，我当然不敢疏忽。李老寄来了五六本散文选，这些作品记载了其终身的不同际遇，所思所想，有对师友的追述，对亲情的回想，对自己终身的总结。我比较喜欢的是当中的童年回想，那些文字最能反映作者的心境，内容接地气，描写也动人。

《故乡水》

李文俊 著/译

李老祖籍广东香山，在上海出生长大，写了不少苏州河边的弄堂故事，也有对广东老家白藤湖的描写，于是这本书的轮廓构成了。这是一本很别致的书，我选了他写的这些文字，又选了他翻译的福克纳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描画，取了个书名叫《故乡水》。后来有南宁同事赴京探望他，回来对我说，李教员好几次提到你，说他一切的文选中，最称心的就是《故乡水》。我把李先生这句评价，视作对我编辑生活的莫大夸奖。

在《故乡水》一文中，李文俊曾回想自己的创作生活，我们谨以此文留念先生。

我这一辈子

李文俊

承漓江出版社厚爱，愿意出版一部自己的著、译文集，对此我一方面深表感激，但同时又难免愧疚有加，由于在中国，比我优秀、高明与勤奋的译家大有人在。不外对我自己来说，能有机遇将自己六十年来的翻译进程作番整理，找出些阅历经验，也是一件好事，因而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样的一本书，前面似乎总应该有一篇引见性的文章，那就且让我顺着记忆小溪的流淌，简单说上几句吧。

自己祖籍广东中山，出生地则是上海。偶尔在地摊上买到一本1996年出版的《中山文艺家名典》，里面的条目里收有与我同在外国文学所工作过的老乡郑克鲁先生，却没有我。想必是他后来上别处去高就，成果斐然，影响庞大，收入他是理所应该的。我做助理编辑（比助教还要低一等）不时做到变革开放，仅仅是译过、写过几本书，乡里没留意到我是理所当然的。近年新发的二代户口本上表明我出生地是上海。我的确是在上海出生长大，念完大学后才北上的。但多年来从未在新闻界工作。或许正因如此，不论是上海的外国文学界与母校的新闻系（往常是“学院”了）都未将我视为嫡系子弟兵，难免使我感到有点像个“没有影子的人”。以上闲话，不外是正文前的信口胡诌，看官看过，一笑便可。

至于我的生辰，家母曾在一封信中明白通知我，“汝于庚午（1930）年十月十九日子时（十一时三刻）出生”。后来我将此事写入一本小书，出版后寄了一册给杨绛先生。不料她老人家还真的抽空翻看了，并特地电召我与妻子前去她家，道貌岸然地向我们指出：既已是子时，那便不能视作十九日了，而应算是下一天亦即二十日出生，也就是说，华诞是与钱锺书先生在同一天，只不外是比他晚了二十年。我得知后当然感到很光彩，但是心知单凭华诞同天这一点，是绝无可能在资质或成就方面，沾到前辈大学者的一丝光彩的。

少年李文俊

我的父亲是上海英商洋行的一个职员。抗战时期租界沦陷后，失业在家，一时无事可做，便找了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青鸟》（比利时梅特林克所作儿童剧）英译注释本，在暑期给我补习英语。或许正是这个机遇使我从此对外语和外国文学感兴味，致使于日后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抗打败利后，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上海弄堂小孩均蔑称之为“小萝卜头”）不见了，街头呈现了吉普车上举着酒瓶呼哨呼喊的美国水兵，电影院里也开端上映好莱坞电影。这应该是我对美国文化的最初接触了。记得我当时最崇拜的不是什么美艳女明星，而是一位叫亨弗利·鲍嘉的硬派男星，他总是嘴角叼了根烟说话从不张口，让我心仪不止。而《乱世佳人》里克拉克·盖博从沙发背地爬起身的那个反讽镜头，也给我留下深化印象。想不到四十年后自己翻译福克纳的著作时，还能从记忆深处发掘到一些该片所反映的美国南北战争的情形。当时路边地摊上有的是过时的美国杂志，价钱低价，我哥哥买了不少。我有空也经常翻看。同班同窗中，有一两个英文成果较好的，会从美国旧刊物当选译些短文，投寄给报纸杂志，常被采用。我看了学样，也编译了一些电影资料投寄给某家晚报，居然也登出来了，给我赚到几个够吃花生米的小钱。这些豆腐干般的“报屁股”文章也算是我最早发表的译作了。不久，上海解放，涌现出一批私营出版社，纷繁译介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国度的进步文学。我与同窗蔡慧、陈松雪合译了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历史小说《最后的边疆》与《没有被降服的人》，投出后竟也分别蒙新文艺出版社与平明出版社接受出版。第一本出版于1952年，当时我仍是复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另一本则于1953年出版，当时我已进了《译文》编辑部。

说不定与这样的“课余作业”有关，我大学毕业并从中宣部办的一个学习班结业后，同窗们纷繁分配到宣传新闻单位，我却进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久决议要兴办《译文》杂志，我又被调到同属作协的该编辑部工作。《译文》创刊号是1953 年7 月出版的，我则是4月间到的编辑部，往常随着真正筹办刊物的老先生们陆续离世，我竟成为存世的独一“元老”了。

我在该刊（后改称《世界文学》）做足四十年，直到1993 年以主编身份办完“创刊四十周年留念会”后，才得以退休。最初的二十多年，我们“年轻人”素以处置杂务与下放劳动、参与各种项目的运动为主，个人业余从事翻译是不受鼓舞以至要受批判的。记得直到1959 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由我提出选题自己仅承译半本的《加兰短篇小说选》（与常健——即老翻译家张友松——合译，我还不敢一人独译呢）。此外，朱海观、庄寿慈、萧乾、邹荻帆、陈敬容等老一辈人的宽松优待，也让我得有机遇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译作，特别是一些少有人供稿的小国度的作品（我将其中的几篇收入本文集，不然怕是真的要湮灭了）。稍后，文坛氛围愈益慌张。小编辑得以发表的机遇更少了。幸亏当时高层指导决议为了反帝反修需选译一些“毒草”供内部发行，这倒使“年轻人”有了一些做文学翻译的机遇。像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作品便是当时我提出选题，自己翻译了五个中短篇，在1966 年由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以《审问及其他》为书名出版的。我记得亦曾与施咸荣、黄雨石、刘慧琴等人协作，节译出版了“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有一点须得阐明。当时自己翻译机遇固然未几，但是做外国文学编辑工作自身对小编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它使我什么都懂得一点，也知道什么叫高质量的精品，而且还有机遇与周作人、傅雷、杨绛、丽尼、王佐良等老前辈接触，他们的来信较早时还是用毛笔书写的，保存至今都是能够上拍的墨宝了。而编辑部老先生们的耳提面命以至痛斥批判，往常想来，也能算是不出学费的特殊个别讲授了。

应该说，我在文学翻译方面所得到的主要成果，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取得的。随着国度整体形势的改动，不论是外国文学出版的宽松度方面还是读者的需求方面，都起了庞大的变更。往常想想，最初应袁可嘉等人之约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翻译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一个部分，也可算是变革开放浪潮推及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个小小微澜了。在译了这个段落并遭到留意后我便像是不由自主，跟着大潮往前漂流了。

在正式翻译福克纳作品之前，我先编译过一本《福克纳评论集》，收集了美、英、法、苏等国知名批判家的论文与有关资料。在前言中我写道：“从许多方面看，他（指福克纳）都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题材、构思的首创性以及他的特殊的艺术作风，使他在瞬息万变的西方文学潮流中，像一块耸立不动的孤独的礁石。”这句话直到往常似乎仍未过时，由于我还经常见到有人在写文章时征引。这本评论集出版于1980年。

李文俊、张佩芬夫妇

评论集出版后，我愈加觉得如再不完好译介福克纳的作品，难免“贻人以舍近求远之讥”，于是便将其他几个部分译出，后又依据美国1987年新出的“校勘本”自始至终校改一遍，交出版社改排出版。

除了将《喧哗与骚动》译成出版，我还曾应漓江出版社之约，编过一本“诺贝尔奖”版的《我弥留之际》，内中除收入福克纳的这部作品，还有他的《没有被降服的》（王义国译）与《巴黎评论》对他的访问记以及法国学者米·格里赛所编写的《福克纳年表》等重要资料。我在书前写了一篇较长文章《一个自己的天地》，据莫言说，他即是经过拙文悟知，既然福克纳能经过自己家乡那枚“小小的邮票”，生发出一个“自己的天地”，那么他也大可经由老家高密东北乡，发明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

接下去我又译出了福克纳的《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与《福克纳随笔》以及《大森林》等作品。遇到的艰难与挣扎时的苦况这里就不逐一细说了。我只想指出一点：我特别留意搜集与引见福克纳的随笔、书信以及他人回想与评论他的资料。这个做法我是从老前辈汝龙先生那里学来的。他20世纪50年代初在平明出版社，每出一本契诃夫小说集，都要附上一些有关资料。后来他又学会俄文，穷终身之力，译出契诃夫的简直全部作品，似乎还出了一本其他人论契诃夫的文集，这样的精心呈献使我深感敬佩。2000年我得了一场大病，之前刚写完一本《福克纳评传》，记得住病房时还经过电话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王雯雯女士核对校样，当时的窘状，似乎犹在目前。身体稍好后，我又贾余勇给新世界出版社编写了一本《福克纳传》（2003年），增加了《艺术成就》《言语艺术》《走进中国》等章节，并插入百余幅插图。2008年，我翻译与编译的《福克纳随笔》与《福克纳的神话》在延搁数年后终于出版。后来又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连写带译了一本《威廉·福克纳》，内收继承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留念福克纳的演说。能够说，这又是学习与继承汝龙老先生传统的结果。

和杨绛先生在一同

到往常，福克纳还有几部长篇尚未有中译。这项工程太艰巨，实非年已老迈的我所能承担，所以倘然能够有重生力气毛遂自荐参与到翻译福作的队伍里来，我当然乐见其成。不外，让我感到快乐的是，目前已有多位高校教员撰写出或正在写有关福克纳及其作品翻译问题的研讨专著，深度远远超越我，使我敬佩。除了福克纳，我对美国其他南方文学作家也很有接近感，曾译过生平与作品都有点怪异的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短篇小说集《伤心咖啡馆之歌》，听说还颇受我国中青年作家的喜欢。年轻人爱读老友施咸荣译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社约我译了他“次优秀”作品《九故事》。不久前，塞林格逝世。他其他作品写得太怪异，太钻牛角尖，都让人难以卒读了。

我病后身体稍稍好转，又不由手痒，便开端译一些另一个路子的作品，如英国19世纪初闺秀作家简·奥斯丁的代表作《爱玛》、20世纪初英国儿童文学作家A . A. 米尔恩的《小熊维尼阿噗》等童书以及弗·霍·伯 纳特夫人所著的《小爵爷》《小公主》《秘密花园》等。译这些作品适合于我疗养身心，也让我重温年轻时所曾接触过的英国洋行气度。其实我病后译出的第一部书还是美国前总统里根太太编的《我爱你，罗尼》。我觉得西方政治家能写出这样的书真实难得，内中又谈到阿尔茨海默病，目前已成为进入老年社会的中国的留意中心。我最近比较称心的译作有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逃离》（本文集中收入了她另一个中篇《熊从山那边来》）、 托·斯·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我以为 自己留意到了原作内在的音韵），以及复译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作品里大海的涛声有如巴赫的赋格曲）与《忆巴黎》（时不时能闻到面包店飘出的香味）。我这样做，有点像是个盼能尽量拓宽自己戏路的老演员。说真实的，我不太甘心让自己，说得难听些，成为一位大作家的“跟包”或是“马仔”。假如我是演员，我但愿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性与独立品德的演员。假如我是音乐演奏家，我一定努力使自己能具有个人的演绎方式。我特别观赏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格仑·古尔德（Glenn Gould）。他弹奏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极富个人特征，简直能令人心驰神往。他宁愿专心宁静地在录音室中工作，而不爱在音乐厅里抛头出面，去享用众多观众的大声喝彩。莫里哀是位巨大的戏剧作家，但又是极具演绎才干的有发明性的演员。他最后还坚持带病演出，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就咯血而亡。关于这样为艺术献出生命的态度，我一直怀着一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崇敬感情。

为了力争自己翻译工作上的多面性，我在译小说之外也译过好几百首诗歌以及一些美丽的散文。这部集子里也选收了一些。选登了《爱玛》的一章，由于这是我与老友蔡慧协作译成的最后的一本书（此处发表的属于我译的前半部）。他已于几年前离世。他为读者贡献了许多优秀译作，自己一直独身，没有享遭到家室的暖和。我祈愿在“那边”，他能不再那么落落寡合，生活得愈加繁华欢欣。

（2012 年重阳节后一日）

《故乡水》

定价：38.00元

《故乡水》，是“无法寻觅到故园”的游子李文俊老先生年届九十高龄遴选出的一本特别的散文集——创作散文加翻译散文。

创作散文部分，涵盖回想童年在上海的生活，充溢酸甜苦辣的工作和学习，与译界同仁如钱锺书夫妇、萧乾等人的真诚友谊，也有旧时光里淘书、玩古董、出国奇遇等生活记趣。所选篇目文采斐然，言语质朴无华又生动生动，有情味有史料，正如作者所希望的，“花些力气，把数年前的种种琐事逐一变为能够稍久保存的铅字”，从某种水平上真实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生活侧面。

翻译散文部分，读者能够静心倾听女作家威拉·凯瑟那场神秘而美丽动人的“邂逅”，或者跟随 法利·莫瓦特前去领略诗普通“雪”的王国，更可翻开《密西西比》，走进文学巨匠福克纳隐秘的个性世界。

编辑 | 宋国竹、杜渝

校审 | 黄彦、张英杰

终审 | 张谦、秦玉珍

漓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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