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预售：对诗歌的叛变

《对诗歌的叛变：安托南·阿尔托文集》

作者: [法] 安托南·阿尔托

尉光吉 主编

王振、石可、马楠、宫林林 等译

新行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年10月版

特装版预售今日开启

“我活着，

而我不时以来都在那儿。”

——安托南·阿尔托《对诗歌的叛变》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戏剧理论家、剧作家、诗人、演员，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化参与者之一，终身饱受身心折磨，曾被囚于精神医院长达九年。他生前用整个生命铸成难以复刻的作品，死后在戏剧、哲学、诗歌、艺术各界惹起高能的涟波。

正如阿尔托对自己的称谓，一个“被遗忘了的诗人”，一个“戏剧的敌人”，“一个身体的对立者”，他已用他爆炸的神经和野兽的咆哮，给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留下了属于他的癫狂、叛逆又残酷的独一印记。在其痉挛的终身中，阿尔托，受困于虚弱的病躯和俗世的炼狱，经过他所执迷的鲜血的戏法，把手中的笔变成了一道照亮灵魂黑夜的闪电；其如阵痛来袭般频繁的写作，则以诅咒凝结的冰雹的密度，为这个仍睁着异化之眼的人世，准备了一场审问的风暴。

假如说我们还不熟习他，只是由于我们仍在接近风暴的途中。

特装版预售期为10月12日—11月11日，限时一个月，到期关闭，尔后永不加量。发货时间为11月中旬，按下单时间陆续发货。

召唤阿尔托

2014年，巴黎奥塞美术馆举行了一场展览，题为《梵高/阿尔托，被社会自杀的人》。展览期间，一张巨幅海报铺展在美术馆入口处，海报上，一半是梵高的自画像，另一半是剧作家、诗人安托南·阿尔托年轻俊秀的侧脸。两位历史上最著名的“疯子”注视着来交常常的人。

展品共有四十多幅梵高的名画，还有素描和书信，以及书阿尔托的作品手稿。此外还有一些阿尔托的照片，大多照片中的他形容干枯，满脸沟壑，与海报上判若两人。八个展厅，每个展厅都以阿尔托的一句标示性的宣言为中心，据本展策展人引见，整个展览正是依照阿尔托的逻辑和视角来展出的——一个“疯子”如何看待另一个“疯子”。这些语句，包含展览的总题目，都来自阿尔托1947年为橘园梵高作品展所写的《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那一年，他刚刚分开精神医院不久，而几个月后，52岁的他将迎来生命的终结。

梵高不用解释，但阿尔托是谁？

展览《梵高/阿尔托，被社会自杀的人》（图来自网络）

全面“失败”的人

一段客观概括：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戏剧理论家、剧作家、诗人、演员，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化参与者之一。他提出的“残酷戏剧”理论影响了尤内斯库、贝克特、热内、彼得·布鲁克、格洛托夫斯基等人。阿尔托终身饱受精神折磨，1937年被关进精神医院，在院中渡过了九年，1948年3月4日逝世。

一段客观概括：

1973年，苏珊·桑塔格在读完阿尔托全集后，大受震动，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长文《走近阿尔托》，尔后她编辑了《阿尔托文选》，便以此文为序文。以下是她的概述：

安托南·阿尔托是文学现代主义英雄阶段最后的巨大楷模之一，他的生活全面地概括了这些价值重估。 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生活，阿尔托都失败了。他的作品包含诗、散文诗、电影脚本、影评、画论、文学批判、随笔、讽刺文章和剧评；还包含几个剧本，许多没能完成的戏剧工程的笔记，这些工程中有一部歌剧，他还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四幕独角广播剧，关于塔拉乌马拉印第安人佩奥特仙人掌崇拜的论文，此外，他还在两部大片（冈斯的《拿破仑》和德莱叶的《圣女贞德的受难》）和多部短片中表演过光彩照人的角色；他还写过数百通讯札，书信是他最拿手的“戏剧”方式。一切这些加起来，构成了一部破碎的、含义丰厚的作品集——一部由残篇构成的卷帙浩繁的集子。 他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特别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

以上两种概述，都缺乏以让我们了解这个游离于理性之外的人。更令人困惑的是，自1948年逝世至今，阿尔托影响范围之广、水平之深，与他难懂的作品构成了庞大的反差。这种影响表往常诸多不同范畴：

首先是在戏剧界，苏珊·桑塔格以阿尔托为分水岭，将欧美严肃戏剧分为“阿尔托前和阿尔托后”，德里达把阿尔托当作戏剧界的尼采，关于尼采而言，生命的游戏就是艺术，关于阿尔托而言，生命自身就是一种游戏。近二十年来国内戏剧界还有一种观念，将阿尔托视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齐名的三大戏剧体系的开创者。

在诗歌界，阿尔托作为超理想主义的早期参与者，深受超理想主义领军人布勒东赞誉。

在哲学界，其“残酷戏剧”理论引申出的美学，以及其存在自身，引发了法国批判界浩荡的讨论。参与这场讨论的包含福柯、布朗肖、德勒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等。假如说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耀眼的法国后现代哲学群落，那么阿尔托无疑是这个群落的先驱，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和灵感资源。

在艺术界，阿尔托还启示了作曲家约翰·凯奇、视觉艺术家卡罗利·施尼曼、前卫表演艺术家瑞秋·罗森塔等。

阿尔托的戏剧理论并不系统，他的诗歌、散文常常无法解读，他的哲学也不成体系，以至他自己也被常规的社会次序判定为猖獗。桑塔格坦言即便是通读了他的一切作品也无法精确地掌握其思想深度，“通读阿尔托不啻为一种精神折磨”。阿尔托难以接近，难以阐释，致使于读不懂他才是“正常”的。

大卫·谢弗的传记《安托南·阿尔托》中写道：“生前，安托南·阿尔托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死后依旧是个谜。他为表演开的处方既不易取得也没有实效，他的目的比他所描画的抵达目的的措施更容易完成……阿尔托有时被误用，有时沦为老生常谈，有时则被不当地神化。”在这意义上，如桑塔格所说，阿尔托失败了，如巨星坍缩为黑洞，庞大而耀眼的失败。

德里达将阿尔托的失败上升为一个认识论的命题，他以为“ 阿尔托追求一种不是表白而是生命的某种地道发明的呈现，它永远不会远离身体而蜕化成符号或作品、客体”。从本书题目“对诗歌的叛变”，到他的名言“一切写作即猪粪”，都在坚决地远离言语、修辞、理性，反对艺术对生命的模仿以及矫饰，回到生命自身。言语（符号）不可能代表真实，因而每当阿尔托试图表白自己的时分，就背离了自己。

人即作品

桑塔格七十年代所读的《阿尔托全集》，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整理出版，当时只需十余卷，到九十年代，这套书才终于完好面世，前后破费近四十年，共26卷。这些文字雷霆般撼动世人，同时又令人晕头转向，似乎一个狂乱混沌的宇宙。固然我们无法用理性的方式去了解他，但阿尔托仍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表白方式，这些文字不是公式，更近似于咒语，我们无法推导他，只能召唤他。

2022年出版的《对诗歌的叛变》，是国内第一本从整体上梳理阿尔托作品的文集。在此之前只需《戏剧及其重影》有中译本，其中收入了关于“残酷戏剧”的一系列宣言，对中国先锋剧场产生了庞大的影响。而这本文集则是以法文版全集为基础，参考法国阿尔托专家格罗斯芒和美国知名作家桑塔格编选的作品集，以时间为序，精选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让中国读者第一次有机遇纵览阿尔托终身的创作。在前一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安托南·阿尔托》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依据传记作者大卫·谢弗的描画，1896年9月，阿尔托降生于一个严厉遵照19世纪资产阶级规范和价值观的家庭：“当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上升到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威的位置时，其文化货币成为权衡其社会霸权的规范。 次序、稳定、理性、消费主义和对进步的承诺——这些理想在家庭中孕育，由家长的权威来强迫完成和增强。”从一开端，阿尔托就站到了这一切的对立面。

1920年，青年阿尔托来到巴黎，初涉剧场工作，并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文学、戏剧、绘画的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阿尔托已提出戏剧必须“忽视布景”“消灭场景”，解脱对文本的依赖，摒弃虚假的幻觉，这些观念日后将撼动全世界的剧场。1924年，他跟当时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新法兰西杂志》的主编雅克·里维埃尔的一系列通讯发表，令他一鸣惊人。当时正在兴起的超理想主义运动首领安德烈·布勒东也因而留意到了阿尔托，约请阿尔托参与超理想主义团体。阿尔托从此撰写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文章。《对诗歌的叛变》前九章即这一时期的作品。

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时的剧照负片

1927年前后，由于观念分歧，阿尔托与超理想主义各奔前程。尔后，阿尔托暂时中止了主题纷杂的写作，生动在戏剧界和电影界。 关于阿尔托来说，视觉影像是理性帝国及言语表白的解毒剂，电影是一种新价值的呈现。

30年代，经过一系列剧场实验，阿尔托关于戏剧的思想逐步成型，发表了包含《残酷戏剧宣言》在内的一系列宣言，后结集出版，即《戏剧及其重影》。 在阿尔托看来，残酷与血腥无关，而意味着生命的实质，对必定性的屈从。理性无法抵达这种实质，唯有经过仪式与巫术。固然阿尔托一向远离政治，但我们却难以忽视这些主张的历史维度：这正是一战之后，欧洲一蹶不振之时。人民成了政治概念，那些巧言令色的政治家“公展开示对感知、修辞、情感的操控，精心铺设了一条进入二战的道路”，他们的言行恰恰是真实剧场中最虚伪、最恐惧的表演。第十章到第二十章，展示了这一时期阿尔托关于电影和戏剧的思索。

1937年是阿尔托人生的分水岭。秋天，阿尔托在逗留爱尔兰期间忽然精神解体，被驱赶出境。尔后，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被辗转关进法国几家精神医院，住院期间服用各种药物，被强迫注射药物昏迷，实施“惊厥疗法”，频繁接受电击治疗。1943年，阿尔托转入罗德兹医院，体重只剩53.5公斤，他应用尚存的自由和威严开端写作。

罗德兹的阿尔托

又过了三年，在阿达莫夫的奔忙下，纪德、马蒂斯、布拉克和毕加索等艺术家大方地捐出自己的手稿和画作，用拍卖得来的钱将阿尔托从罗德兹精神医院中挽救出来。除这些艺术家外，萨特和波伏娃也为他大方解囊，阿尔托的生活得到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出院不久后，他写出了《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即本文开头处的那次展览所征引的篇章。阿尔托和梵·高面临的是一种“有组织的立功”：“一个腐朽的社会发明了精神病学，以抵御某些头脑明晰的杰出之士的调查，他们的占卜才干让它忐忑不安。”写作随同他，直到生命止境。从二十一章到三十一章，即阿尔托生命后半段的作品。

无法异化的声音

20世纪60年代，彼得·布鲁克在《空的空间》里重提“崇高戏剧”概念，并赋予阿尔托先知般的角色。阿尔托三十年代提出的概念，在50年代末开端崛起的西方实验戏剧中产生了叠叠荡荡的回响。有学者以为，那些在60、70年代席卷欧美剧坛的实验戏剧浪潮中的每个演出活动，简直无一不是对阿尔托观念的理论。

60年代末法国的“五月事情”期间，叛变青年以阿尔托为精神首领，重新提出用舞台上的暴力来净化世界，经过 “残酷” 的宣泄取得解救和发明。他们以至把阿尔托的话写在旗帜上。阿尔托被一次次地误读，又在误读中指数级地扩散。他就像切·格瓦拉一样，成为了一个符号。阅历了两次大战，西方思想界开端对理性、对进步观进行漫长而痛苦的深思，阿尔托的身心痛苦，成为了这种深思的思想资源。

但是，阿尔托一直是一个无法异化的声音。人们想借用他的力气，但每当无法了解他时，便又想起他是个疯子。

阿尔托的确走到了某种视野视界，他在滑入永世黑洞的边沿挣扎，向我们发出断断续续的信号。但这些信号并不是猖獗。在福柯看来，阿尔托的艺术与他的猖獗是互斥的，他的写作总是力图坚持苏醒。阿尔托的 “悲剧体验” 是一种常人无法体会的“极限体验”。与他同行的还有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梵·高等人，他们的作品也常常表白一种充溢残酷可怕的幻想的狂乱状态，他们也都和阿尔托一样，在生命的某段时期被正式宣判为疯子。

谢弗在阿尔托传记中写道：“阿尔托的作品和思想一直如一；它们喊出了（有时真的是喊叫）异化和叛变；对他年轻时愚笨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叛变；对西方文化规范特权的叛变，包含理性（reason）和合理性（rationality）；对权威的叛变；对财富的力气的叛变；以及对自然的推翻。”更重要的是，阿尔托的反动不在政治范畴，而在意义、了解、表征和符号的文化空间。他书写的是一种地道的、笼统的、生命实质的痛苦。 在一切细致事物以至观念轮回流转时，在一切曾经叛变的举止成为常规后，阿尔托依旧是个异类。没有人能够把他的思想当作“便携式的学问商品”，“它是一次事情，而非一个物体。”

通读阿尔托的桑塔格坦言，体验他的作品不时是十分私人的事情。1996年，鲍德里亚则说：“每个人都应该和阿尔托有一种特别的个人关系。和他在一同，我们总是处于一种很不堪的境地。他成了一个非人格的存在。”

他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参照。

（文 | 王如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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