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撷英】丁尔苏 | 暴力并非总是甘美——特里·伊格尔顿的 ...

暴力并非总是甘美

——特里·伊格尔顿的悲剧观

丁尔苏教授

作者简介：丁尔苏，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主要研讨范畴为悲剧文学、悲剧理论、符号学。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美学研讨》2022年第2期，感激作者受权推送。

摘要：与其教员雷蒙·威廉斯一样，特里·伊格尔顿特别关注悲剧这一重要社会和艺术问题。他先后发表《甘美的暴力——悲剧的观念》和《悲剧》两本专著，对西方主流悲剧观念提出严厉批判。自菲利普·锡德尼于16世纪发表《为诗辩护》以来，欧美主流评论家大多强调悲剧人物面临灾难和死亡时所表示出的大无畏精神，即悲剧的崇高感。伊格尔顿对西方悲剧艺术史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调查，并从历代守旧派理论家对悲剧的负面反响中得出相反结论，即暴力并不总是甘美。

关键词：伊格尔顿；悲剧；崇高；卡塔西斯；乌托邦倒影

《甘美的暴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03年，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批判家特里·伊格尔顿发表了一本特地讨论悲剧的著作，题为《甘美的暴力——悲剧的观念》。17年后，他经过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后续，取名《悲剧》。伊格尔顿在后一本书序文里坦言，他对悲剧的关注曾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悲剧比其他艺术门类都更多触及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问题，是我们的终极价值所在（a measure of what we ultimately value）[1]。

总的来看，西方学界对这两本书褒贬不一。喜欢伊格尔顿的评论家们叹为观止，赞扬他不把悲剧局限于单一艺术门类，而是将其扩展至小说、诗歌、哲学、神学、心理学、政治及其他人文范畴，他书尾的索引被喻为“西欧文化主要作家和思想家的完好清单。……在阅读过程中，哲学家（上至亚里士多德下至海德格尔）和剧作家（上至埃斯库罗斯下至田纳西·威廉斯）的名字频频呈现，有时以至令人目不暇接，而且妙语连珠，引人入胜。”[2]不喜欢或者不那么观赏这两本书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剑桥大学阿德里安·普尔（Adrian Poole）教授就指出，伊格尔顿固然引经据典，自如穿越于索福克勒斯、萨特、帕斯卡尔和昆德拉之间，但效果有时不理想。他“猛烈抨击大量笼统概念所带来的虚假安慰，自己却未能步人后尘。他严厉看待他人，却不以同样规范审视自己所依赖的某些概念，特别是‘愿望’‘法规’，以及尤为重要的‘他者’”。[3]普尔教授还对伊格尔顿的写作作风颇有微词，批判《甘美的暴力》多个章节“思绪过于含糊，近乎不知所云”（the lines of thought too often blur and threaten to turn into babble）。[4]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罗恩·马拉斯科（Ron Marasco）教授深有同感，他在一篇书评里埋怨：“《悲剧》读起来很累，既没有小题目，又缺乏足够的段落分隔引导我们走出伊格尔顿高度客观见地的迷宫。其篇章结构（倘若它存在）完整取决于作者想在某处徘徊多久，然后转入新话题。固然偶尔有单元十分精彩，但很少给读者留下坚实而系统的印象。”[5]这表明，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缺乏衔接而明晰的表述，读者必须认真梳理，方能得其要领。

与言语里大多数词语一样，“悲剧”（tragedy）一词也有多重含义，它既统称经过舞台展示人世灾难的艺术门类，又描画日常生活中令人伤心的事情。有趣的是，该词前一种含义先于后一种。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将其祖先祭奠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原始仪式从乡村移到城市，每年在依山而建的半圆形广场表演人神混杂的凄惨故事，这些演出就叫“trag(o)-aoidiā”。有学者将这一词语的源头解释成“山羊之歌”，即“tragos”（山羊）与“aeidein”（歌唱）的分离，其中的理据是，古希腊悲剧年度大赛的奖品为山羊。也有学者持不同观念，以为“trag(o)-aoidiā”源于更早的宗教仪式，该词前半部分代表“trygos”（葡萄歉收），后半部分代表“ode”（颂歌），祭奠酒神少不了葡萄歉收。另有学者提出，古希腊悲剧之所以被称作“山羊之歌”，是由于山羊的形象与身居高位的悲剧人物十分吻合，从前面看，山羊显得严肃而高尚，气势汹汹的羊角就像皇冠上的圆柱。山羊的后面则不堪入目，有点像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这些饶有兴味的词源猜测或许永远形不成定论，但有一个事实一直存在，即古希腊人曾用“悲剧”一词泛指经过舞台呈现的种种灾难。该用法不时持续至今，只不外在中世纪也被用来指称关于名人陨落的散文故事。

词义演化常常与比方相关，“悲剧”也不例外。该词起先仅仅指称一个艺术门类，但后来被用来形容与悲伤戏剧相似的真实事情。依据伊格尔顿的调查，最先记载“悲剧”比方用法的文献可追朔至12世纪。一个名叫奥图的弗雷辛人（Otto of Freising）曾用“悲剧”概括一篇关于理想灾难的报道。马尔米斯贝利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也借用同一词语描画英国诺曼王朝威廉一世之子遭遇海难而丧命的事情。[6]随着越来越多人采用“悲剧”的比方用法，该词转义与喻义之间的联络逐步消逝。也就是说，言语习气使得“不幸事情”成为“悲剧”的固定义项之一。少数辞海或解说相对详尽的大字典依旧交代词语多个义项之间的历史联络，例如《牛津英语词典》把“悲剧”解释为理想生活中某个或一系列不幸事情，但它同时提示读者这是始于16世纪的比方用法。出于这一缘由，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悲剧”时并不知道它还是一个文学术语，专指表演凄惨人生经验的舞台艺术。

我们中许多人曾亲身阅历或听说过理想生活中的悲剧，但由于在学校从未选修悲剧课程，所以不能将这两者联络起来。反过来的情形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不少学者深谙悲剧艺术，却矢口承认理想生活中存在悲剧。英国守旧派批判家麦克内尔·迪克森（McNeile Dixon）即其中之一，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理想生活中不存在悲剧”。[7]就连来自激进阵营的佛朗哥·莫瑞蒂（Franco Moretti）也以为悲剧不属于真实历史，而是“再现那个历史的一种特殊方式”（a particular form of representing that history）[8]这些评论家何以承认理想生活中的悲剧呢？我们无妨听一听他们的解释：

【理想】灾难常常是痛楚与低微之粗鄙分离，除怜惜之外，尽是缺乏挂齿、单调乏味的哀伤，悲剧作家不敢将其和盘尽出，担忧破坏作品：那样做会使人沉闷和沮丧。悲剧作家只从理想当选择其艺术所需，他需求的是出色的人和事。[9]

【悲剧】无疑源于理想，但比理想更典型、更集中，并以一种艺术审美的方式来表示，必定比普通事实具有更强大的感染力和撼动力。

所以，悲剧能使我们经过直视灾难而进一步看到社会、文化、人生等方面深深裂豁，重重矛盾，种种紊乱。经过美丽的被摧残、有价值的被消灭、正义的被陷害、忠良的被抂杀，使人们麻木、冷漠、平淡的心灵重新被震动，被鼓舞，而得到净化与升华，感到一种崇高的体验。[10]

以上两端引文均属于当代艺术评论，分别来自中、英两国。固然言语不同，却异文同声，把理想生活看成“粗鄙”的，“紊乱”的，悲剧艺术则描画“出色的人和事”，从而提供“崇高体验”。伊格尔顿以为，这种正统悲剧理论至少有两点站不住脚。

首先，理想生活并不像众多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紊乱”和“粗鄙”。伊格尔顿在《甘美的暴力》里罗列奥斯维辛大屠杀以及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为例，在那里我们同样能够见到顽强抵御和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丝毫不比悲剧舞台逊色。在《悲剧》一书中，伊格尔顿又以2001年发作在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惧攻击为例，强调理想生活中同样存在令人震动的悲剧。正如全世界电视观众所见证，当纽约世贸双塔遭到飞机撞击而熊熊熄灭时，众多警察和消防员冒着生命风险，冲进行将坍塌的高楼抢救平民。不论当事人认识形态背景如何，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总能感动人心。事发之后，由民间发起或政府组织的各项吊唁活动接连不时（安抚受难者家眷、建造英雄留念碑、设立遗物陈列馆立，等等），这表明理想生活并不总是那么粗鄙和紊乱，所以不应该被用作承认悲剧存在的理由。伊格尔顿如此讽刺精英悲剧理论：

不择手段的核战争不可能是悲剧性的，但是在艺术中以某种方式再现它则极有可能具有悲剧性。这种猖獗的想法只需受过特别教育的人才可能想得出来，在它后面存在一系列虚假的假定：理想生活是没有形态的，只需艺术才是有序的；而且只需在艺术中被解构释放的价值才干得到提示；理想的灾难是被动、丑恶、无威严的，而艺术中的痛苦却具有一种英雄式对立的辉煌。[11]

伊氏在此用“猖獗”（lunatic）二字来形容承认理想悲剧的做法，由于“英雄式对立”并非悲剧艺术专利，“我们无需将灾难搬上舞台也能见到超越痛苦的东西。”（We do not need suffering to be put on stage in order to see past the immediate pain.）[12]伊格尔顿进一步劝诫读者，把理想灾难与死亡说成无序的做法很容易被肇事者应用，以推脱罪行和义务。帝国主义分子经常将超越人类了解力的神秘感应用于历史灾难，把构成创伤和死亡的战争及种族清洗描画为毫无意义的“偶发事情”。事实上，欧洲人19世纪入侵非洲并非像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里白人从船上向岸边盲目扫射，它是系统而明晰的殖民勾当的一部分。曾于19世纪中叶饿死数百万爱尔兰人的“土豆饥馑”也不能完整归咎于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由于英国殖民者在当地实行了过于单一的产业政策，而且延迟调拨赈灾物资，以抵达减少原住民人口的目的。

其次，并非一切悲剧都鼓舞和升华观众心灵，克里斯多弗·马洛的《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即为一例。其主人公巴拉巴斯生性残忍，阴谋多端，为获取财富不惜女儿性命，最终自食其果，死于非命。该剧呈现的尽是人的贪婪和钩心斗角，很难与正义忠良挂起钩来。尤金·奥尼尔的三部曲《悲悼》更是如此。假定说马耳他岛犹太人的极端邪恶还能勉强地被说成“崇高”，《悲悼》这部作品毫无“出色”质量可言。剧中孟南祖孙三代无一不是平凡之辈，他们鬼使神差，勾心斗角，堕入不可自拔的乱伦关系。孤独的存在和盲目的愿望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自杀是独一解脱，观众很难从中取得任何崇高的体验。此外，呈现于悲剧作品中的灾难阅历大多与我们的日常遭遇没有太大差别。艺术家们心里很分明，远离真相的“崇高”缺乏压服力，因而不可取。

我们从这里的反驳还能够看出，伊格尔顿与正统悲剧理论的分歧不只在于能否正视理想悲剧，而且还对悲剧艺术有着不同的了解。熟习英国文学批判史的人或许知道，伊氏第一本悲剧论著的主题目源于其16世纪同胞菲利普·锡德尼（Phillip Sidney）《为诗辩护》一书，“sweet violence”这一矛盾概念最初出往常那里，被用来概括舞台悲剧既令人惨不忍睹又让人从中获益的重要特征，以下是锡德尼的相关文字：

悲剧揭开那最大的创伤，显现那为肌肉所掩盖的脓疮；它使得帝王不敢当暴君，使得暴君不敢裸露他们的肆虐心情；它凭激动惊惧和怜惜阐明世事的无常和金光闪闪的屋顶是建筑在何等脆弱的基础上；它使我们知道，“那用残酷的能力舞动着宝杖的野蛮的帝王惧怕着怕他的人，恐惧回到构成恐惧者的头上。“关于悲剧能够怎样感动人，普鲁塔克提出了值得留意的证据，这证据是关于那可恨的暴君亚历山大·菲里阿斯的；一个写得好，表演得好的悲剧会从他眼里引出大量眼泪，固然他无动于衷地谋杀了无数的人，有些还是自己的骨肉，就是不以制造悲剧题材为耻的人也不能抗拒悲剧的坦率的能力。[13]

此段译文出自钱学熙先生之笔，最后五个字“坦率的能力”即英语“sweet violence”[14]的中文对应，译成“甘美的暴力”更贴切。对应于第一句里“惊惧”一词的英语是“admiration”，译成“敬佩”似乎更妥。众所周知，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诗学》里提出影响深远的卡塔西斯理论，以为悲剧主要功用即“经过引发怜惜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5]与其他同时期评论家一样，锡德尼是中世纪基督教义长期熏陶的产物，因而十分注重悲剧给观众带来的道德效应。在他看来，悲剧固然触及痛苦和死亡，但它同时展示社会正义，特别是悲剧主人公的高尚道德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悲剧所呈现的暴力又是甘美的。也就是说，锡德尼修正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理论，在“恐惧”和“怜惜”的概念之上添加了“敬佩”的悲剧情感。这种将灾难高尚化的（the ennobling of suffering）的手法不时持续至今，并且在现代悲剧理论中占领主导位置。

纵观中西方舞台悲剧的历史，应用灾难和死亡反衬人类道德理想的作品的确多不胜数。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名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可谓首例，其主人公由于将火种带到人世而被主神宙斯困在山崖备受风雨和禽兽折磨，但他不屈不挠，力排众议，表示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出色范例，两位恋人不顾家人反对，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流芳千古的恋情之歌。伊格尔顿不承认相似的悲剧作品能够向观众和读者提示他们所珍爱的伦理价值，他在《甘美的暴力》中这样说：

悲剧的确能够是可贵的。毫无疑问，生活在一个非悲剧性社会中而拍手喝彩之前我们要深思熟虑，由于这或许会将悲剧感连同其价值观一并丢弃。 【此句译文稍有调整】要是没有必要救赎，或许只不外意味着没有任何值得救赎的东西。悲剧需求意义和价值，哪怕是为了冒犯它们也好。悲剧用它的过度和不公正破坏我们道德范畴的对称，但是其力气却取决于对那种公平的信任。要不然，“过度”和“不公正”一类的词语就毫无意义。在这种水平上，悲剧就有可能是一个乌托邦倒影 【此处译文稍有调整】：它让我们想起我们在目睹其消灭的一幕中所珍惜的一切。[16]

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鲁迅先生那句名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消灭给人看。”[17]许多悲剧人物不只为人正直，而且在与坏人坏事斗争的过程中表示出宁死不屈的顽强精神。他们的受难和消灭最不应该发作，所以伊格尔顿称之为“乌托邦倒影”（a negative image of utopia）。但是，许多批判家在强调悲剧的启迪作用时，简直彻底忘掉悲剧呈现的是令人十分不快的人生经验，有的批判家以至将悲剧看成锤炼意志和展示灵魂的难得机遇。这种以为“悲剧之欣喜胜过痛苦” （Tragedy is more about ecstasy than agony.）的观念被伊格尔顿讥讽为“十足的文人老生常谈”（the sheerest literary cliche）。[18]以下是他罗列的若干例子：

1. 多萝西娅·克鲁克（Dorothea Krook）：巨大悲剧似是而非的终极效应是让我们取得解放、恢复、振奋，而不是痛苦和压制。[19]

2. 大卫·拉斐尔（David Raphael）：悲剧的美属于崇高的一种……对崇高的反响未必总是诧异。可能只是敬佩。[20]

3.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大胆地做悲剧式人物，由于你必将得救！[21]

4.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希腊人那里，戏剧这一圆满的艺术品是希腊天性所能表白的一切东西的精髓和模范。其中映照的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民族自身，她自我对话，在短短几小时内饱阅自己最高尚的实质。[22]

5.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它使集体看到自身潜在的能力，从而鼓舞集体去英勇而狂妄地看待命运。而假如没有瘟疫和戏剧，这一点是不可能的。[23]

6.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悲剧的自身不是凄惨的，它是美丽的、温馨的和令人称心的——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意义来说，它是净化的。[24]

7. 托马斯·赫恩（Thomas Henn）：即便结局看上去达观，悲剧仍不接受这种限制。它所见证的人类理想破灭的表象背地不只存在救赎的可能性，而且还有精神的肯定：人在灰烬中照样辉煌，超越天性。[25]

8. 弗兰克·卢卡斯（Frank Lucas）：悲剧的目的【是】如此描写生活致使于它惹起的泪水成为一种永世的高兴。[26]

相似的浪漫主义论调多不胜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悲剧看成“一种永世的高兴”，悲剧非但“不是痛苦和压制”，反而是“美丽的、温馨的和令人称心的”。伊格尔顿对这种美化灾难的做法特别恶感，而且在学生年代就留意到学界这一倾向。他在《悲剧》序文里致谢两位深化影响其悲剧论述的人物，一位是已故教员和朋友雷蒙·威廉斯，另一位是专攻前拉斐尔画派的学者简·玛尔什（Jan Marsh）。后者是伊格尔顿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同窗，两人一同参与文学士荣誉学位悲剧卷考试。考试之后，玛尔什对伊格尔顿说，“这些考官似乎觉得悲剧是件好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简单而深邃的评论日后对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产生了严重影响。[27]依照伊氏的解释，假如我们接受上述说法，悲剧就无“悲”可言。那里的人物所面临的艰难困苦简直成为手中粘土，任其拿捏。英国公立学校历来传授旨在培育男童刚强意志的特殊故事（ripping yarns for boys），而常胜主义悲剧不外是其“高雅版本”（a high-brow version），[28]明显带有自虐倾向。《现代性情》作者约瑟夫·克鲁契（Joseph Krutch）更为夸大。在他眼里，灾难和死亡是对悲剧人物的考验，他们借此展示人的威严，所以“我们乐见朱丽叶死去，也乐见李尔在狂风骤雨之夜被赶出家门”（we are glad that Juliet dies and glad that Lear is turned out into the storm）。[29]伊格尔顿把这一类评论家讥讽为“绝对优待狂”（the positively sadistic）。[30]

在伊格尔顿看来，《新约》里上帝之子才是真正的悲剧性人物。耶稣不像尼采所鼓吹的那样拥抱灾难和死亡，所谓“大胆地做悲剧式人物”，而是尽力避免那些负面的东西。他在布道途中经常为残疾信徒治疗伤痛，但从不劝说他们逆来顺受，将残疾看成人生的应战或考验。疾病与死亡削弱和剥夺丰厚人生（abundance of life），是撒旦所为，应该被视为诅咒。耶稣的人生任务就是与邪恶作斗争，但他也历来不将其视为表示内在质量的机遇。固然他十分分明自己的传道事业不会好事多磨，但不主动欢送十字架的到来。《新约》里关于克西马尼园（Garden of Gethsemane）的那段描画很阐明问题。当他得知自己行将遭受酷刑，耶稣惊恐万分，手足无措，央求圣父让他免受折磨。也就是说，痛苦和死亡是迫不得已的事，固然我们也能从中吸取一些正面的东西。“这样的道德炼金术是众多悲剧行动的一个特征。”[31]

此外，“并非一切的悲剧都将灾难描写得那么高尚”。[32]早在古希腊时期，索福克勒斯就著有名作《特拉基斯少女》（The Women of Trachis）。剧中男主角赫拉克勒斯（Heracles）远征胜利后欲娶本地公主为妻，原妻得阿涅拉（Deianeira）为挽救婚姻托人送去袍服，希望唤醒丈夫旧情，没想到该袍因沾有赫拉克勒斯情敌的血迹而极具毒性，赫拉克勒斯穿戴后即刻血肉含糊，疼痛不已，他不停地嚎叫，诅咒得阿涅拉，直至儿子许洛斯（Hyllos）遵嘱将其放在火堆上。这里的悲剧人物因背离婚姻而遭受极度痛苦，而他对灾难的反响也算不上英雄壮举，可见暴力并非总是甘美。莎士比亚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李尔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固然小女儿考狄利娅在整个行动中表示出仁慈而坚毅的品德，但剧终时她的尸体被神志不清、年迈体衰的父王抱在怀里，观众很难从中体会到社会正义或宇宙次序。英国18世纪批判家塞缪尔·约翰逊之所以对《李尔王》进行改编，就是由于他觉得该剧原著所呈现的暴力过于酸苦。

事实上，西方历史上因悲剧过于消极和低沉而提出反对或遏止的声音远不止约翰逊一人。柏拉图早就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他人不幸都会声泪俱下，这是人的天性。悲剧诗人模仿日常生活，在舞台上“长时间地悲叹吟唱”，为的是满足那部分天性。但是，“在那种场所下滋长起来的悲痛之情，轮到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制服了”。[33]也就是说，悲剧传达的是哀怨之情，不利于培育公民战役意志，应该被遏止。约翰逊之后的反悲剧行动和心情更是随处可见。英国19世纪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之影响，其作品大多把人描画成上帝手中玩物，他们既无人生目的，又无生活保障，唯有服从残酷命运的摆布。哈代小说流露的达观心情显然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进取精神格格不入，招致出版商大范围抵御。生动于20世纪初的爱尔兰诗人威廉·叶芝同样遭到来自学界和社会的压力。在编选《牛津现代诗选》时，他决议舍去描写战争创伤的诗作，以迎合大众审美兴味。叶芝在导言里这样解释：“阿诺德曾从个人诗集中撤出《埃特纳山上的恩皮多克里斯》（Empedocles on Etna），我剔除这些诗作的理据与其相同：消极灾难不是诗的主题。在一切巨大悲剧中，悲剧对死去的人是一种高兴；在古希腊，悲剧歌队翩翩起舞。”[34]伊格尔顿罗列的另一个反悲剧例子来自当代南非，该国教育委员会前不久向所辖学校倡议，中止在课堂运用《哈姆莱特》，理由是该剧“不达观或令人振奋”。（not optimistic or uplifting）[35]我们当然不用认同上述抵御悲剧艺术的言行，但它们都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分明表明，悲剧所呈现的暴力远非正统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甘美。伊格尔顿在《悲剧》最后一章里讥讽道，倘若悲剧不使观众心情沮丧，柏拉图基本用不着倡议将其逐出理想国。席勒和谢林式的悲剧英雄临危不乱，不受外部力气影响，这“与柏拉图美好生活的理想曾经相去不远”（not far from the Platonic ideal of the good life）。[36]

Andrea Mantegna's Agony in the Garden , circa 1460, depicts Jesus praying in the Gethsemane while the disciples sleep and Judas leads the mob

注释：

[1]、 Terry Eagleton: Trage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viii.

[2]、 Nicholas Grene: “A Tragedy for All Seasons”, The Irish Times, October 26, 2002.

[3]、 Adrian Poole: “Review: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Volume 55, Issue 218, February 2004, p. 107.

[4]、 Ibid.

[5]、 Ron Marasco: “Gentrifying Tragedy on Intellectual Whim”, America Magazine, September 18, 2020.

[6]、 特里·伊格尔顿：《甘美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页.

[7]、 同上，15页.

[8]、 Franco Moretti: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London: Verso, 1988, p. 55.

[9]、 Clive Staples Lewis: 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78.

[10]、 王宏维：《命定与抗争》.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44页.

[11]、 特里·伊格尔顿：《甘美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页.

[12]、 Terry Eagleton: Trage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1.

[13]、 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37页.

[14]、 Phillip Sidney, The Defense of Poesy.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890, p. 29.

[15]、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3页.

[16]、 特里·伊格尔顿：《甘美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页.

[17]、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塌》，《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3页.

[18]、 Terry Eagleton,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 24.

[19]、 Dorothea Krook, Elements of Trage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39.

[20]、 David Raphael, The Paradox of Trage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7.

[21]、 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降生》，周国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89页.

[22]、 Richard Wagner, Wagner on Music and Dram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Inc. 1964, p. 63.

[23]、 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桂裕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0页.

[24]、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 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367页。

[25]、 Thomas Henn, The Harvest of Tragedy. London: Methuen, 1956, p. 288.

[26]、 Frank Lucas, Tragedy: Serious Drama in relation to Aristotle’s Poetic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2, p. 79.

[27]、 Terry Eagleton: Trage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ix.

[28]、 Ibid.

[29]、 Barrett Clark (ed.), European Theories of the Drama.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Inc., 1961, p. 520.

[30]、 Terry Eagleton,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 29.

[31]、 Terry Eagleton: Trage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05.

[32]、 特里·伊格尔顿：《甘美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33页.

[33]、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29页.

[34]、 William Butler Yeats (ed.), 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xxxiv.

[35]、 Terry Eagleton,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 25.

[36]、 Terry Eagleton: Trage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15.

编辑：闫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