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与遗忘：雅典大赦与吕西阿斯的修辞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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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历史与遗忘：雅典大赦与吕西阿斯的修辞战略

内容提要公元前403年，在阅历了三十寡头短暂的“残暴”统治之后，雅典民主政制得以再次重建。与其他希腊城邦不同，雅典并未因而堕入公民相互复仇的恶性循环之中，相反，内战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并立下大赦誓词，完成了城邦内部相对的战争。吕西阿斯诉讼演说辞中对大赦相关事情的叙说展示了民主政制重建后法庭演出说者关于正义以及和解所运用的修辞战略，反映了诉讼演说对内战后民众集体记忆与雅典公民身份的塑造过程及其对城邦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雅典大赦 吕西阿斯 修辞战略 集体记忆 三十寡头

公元前5世纪末期，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日益加剧，党争在希腊世界大肆蔓延，给公民政治生活与城邦法律次序构成严重危害。在修昔底德笔下，科西拉（Corcyra）城邦的内部抵触充溢暴力，血腥复仇似乎永无止境。但是，在阅历了帝国的覆亡与政体的更迭后，雅典并没有由于“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而堕入长期的骚动与紊乱，相反，城邦很快迎来战争的曙光，完成了公民和解。公元前403年，在斯巴达国王保桑尼阿斯（Pausanias）的干预下，“比雷埃夫斯港的一派”与“城市的一派”达成和解协议。协议主要规则了恢复民主政体后的雅典与仍被寡头派占领的埃琉西斯今后的共存关系，但同时也包含一则赦免条款，规则那些曾经参与寡头政权的人，不会由于他们之前所犯的罪行而遭到控诉和惩罚。随后，全体雅典人汇集在神庙举行和解仪式，公民依次宣誓“不再记起旧日的伤害”，雅典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选择遗忘而非牢记此前的伤害，公元前403年雅典的公民和解因而在古代世界常被视为胜利停息内乱的道德范例。

不外，需求指出的是，大赦的真正企图并不在于阻止公民回想之前的遭遇，而是遏止将记忆当作复仇的武器，避免任何人针对内乱期间犯下的罪行提起诉讼。因而，在法庭上雅典人如何应对过去，如何在不遗忘过去的状况下维持当下内部的战争，如何在新的法律、政治语境下“述往事，思来者”，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自然成为学者们在解读大赦何以取得胜利时必定要面对的应战。早期学者对此多持承认态度，以为法庭演出说者对内战的回想是对诉讼程序的滥用，目的在于经过怂恿公民陪审员的情感从而左右最终的投票结果，因而法律沦为公民寻求报复的工具。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雅典民主政治与法律研讨理论与措施的转变，学者们愈加关注诉讼演说在维护大赦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沃尔伯特的研讨。在《回想战败：古代雅典的内战与公民记忆》一书中，借助现当代关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理论，沃尔珀特（A. Wolpert）将雅典大赦与世界近现代史中呈现的内战、和解事情进行比较，并以此来阐明古代雅典政治文化的特别性。在他看来，内战后雅典的公共话语（civic discourse）弥补了大赦誓词与和解协议的缺乏，由于单纯依托法律规范与政治制度的约束无法完成城邦内部的统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大赦与和解具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为敌对双方发明了对话的机遇，经过演说者个人对过去的再现，和解得以从一种被迫的妥协转变为民众取得胜利的标记。沃尔珀特的研讨表明，固然遭到大赦的限制，法庭却为雅典公民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因而在如何回想这场血腥的抵触上，双方能够不时进行商谈，从而化解仇恨。

在和解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剖析诉讼演说辞中有关内战与战败的修辞战略，借此调查雅典人如何在集体层面回想他们的过去，进而剖析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在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发作的转变，沃尔珀特的研讨能够说为了解公元前403年之后雅典的法律与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但是，略显缺乏的是，沃尔珀特在研讨中更为关注诉讼演说辞在修辞战略上所具有的共性，关于演说辞文本自身的法律语境，以及不同演说家在看待大赦问题上所采取的特有的修辞战略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注重。因而，本文拟将吕西阿斯演说辞作为个案进行研讨，分别从阴谋叙事、公民身份的构建以及调和分歧观念的鼓吹这三个方面调查吕西阿斯如何重构雅典民众的集体记忆，并进而剖析在大赦的语境下，这种有选择的回想（或遗忘战略）如何起到维护城邦内部稳定的作用 。

一、三十寡头政变与阴谋叙事

公元前403年民主制重建之后，如何回想、深思民主制的解体成为雅典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由于无论是战败协议的签署，还是三十寡头的任命，都是经过民众同意以合法手段达成的。据色诺芬记载：羊河战役（Aegospotami）失败后，雅典遭受斯巴达军队的重重围困，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得到民众受权出使和谈，并最终带回缔结和约的条件，大多数雅典人对投诚提议表示同意，并且投票同意接受和约；之后斯巴达将军吕山德（Lysander）带领舰队驶入比雷埃夫斯港，掌管拆毁意味雅典帝国双腿的长城，在他逗留雅典期间，民众选出三十人，委以起草祖宗之法的重担，只是后来三十人非但不实行职责，还对内实行暴政，蜕变为三十寡头。在史家色诺芬的叙事中，关于城邦遭遇的种种不幸，民众多少有点难辞其咎。作为一名遭到城邦流放，长期在斯巴达生活的雅典人，色诺芬在“秉笔挺书”时显然不用太过顾忌这样书写能否会触怒雅典大众，但是，作为一名诉讼演说辞撰写者，吕西阿斯则必须求为他的当事人思索，顾及作为陪审员的民众的感受。

固然关于如何重构与解读内战，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并没有独一的规范，但是将三十寡头政变构建为一场反民主的阴谋，并由此将与诉讼相关的证据串联在一同，则是吕西阿斯在多篇演说辞中常会采取的一种修辞战略。在阴谋叙事中，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并不是招致三十寡头上台与民主制被推翻的直接缘由，相反，正是由于内乱才使得城邦与民众处于危难之中。达成和解的苛刻的条件，特别是民主制的垮台以及长城的拆毁，这些都被有意地置放到反民主的阴谋产生之后，从而构成了与其他古典作家完整不同的内战叙事的版本；以至在法庭演出说者也会指出，正是由于对手的背离行为才招致了羊河战役的惨败。经过这些方式，吕西阿斯试图讲述一个更能够被雅典宽广民众接受的关于战败与内战的故事，一方面能够将对手之前的行为与反民主政治阴谋的动机联络在一同，另一方面也能够辅佐雅典民众解脱种种义务。

在《诉阿格拉图斯》演说辞中，吕西阿斯所采取的战略是将阿格拉图斯（Agoratus）的告密行为归入到三十寡头阴谋推翻民主制的叙事之中。首先，演说者以公元前405年雅典羊河战役的失败作为回想的起点。他指出，在雅典人的战舰被摧毁之后，雅典城邦内部形势发作恶化，当斯巴达的舰队抵达比雷埃夫斯港时，双方展开和谈，与此同时一部分人企图阴谋政变，想要抓住这个“最好的机遇”，依照自己意愿重新布置公同事务。与古典史家更为关注海战之后雅典面临的外部困境不同的是，吕西阿斯将此作为内乱开端的标记。在演说辞中，演说者之所以勇于冒着惹怒民众的风险提起这次海战，其目的显然不是要对其进行描画，而是试图经过唤起法庭上听众的共同情感，将他们带入到自己的叙事情境中，虚拟陪审员作为事情发作的亲身阅历者与见证者的身份，“为听众构建一种回想过去的思想框架”。经过这种方式，演说者试图重塑法庭陪审员关于内战的记忆。

为了向陪审员细致呈现阿格拉图斯如何杀害了狄奥尼索多罗斯（Dionysodorus）与其他民众首领，演说者将回想定格在了雅典与斯巴达进行和谈的这段时间。不外，演说者回想的重点并不是展示雅典人对和谈协约细致内容的反对，而是试图将和谈签署的过程描画成盘绕雅典民主制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首先，寡头派为了肃清障碍，他们用阴谋与非法的手段杀害了民众首领与军事将领；其次，为了上台，他们背离城邦，迫使民众接受斯巴达提出的苛刻条件，拆毁长城。在演说辞中，当斯巴达提出将拆毁长城作为和谈的条件时，遭到了以克列奥丰（Cleophon）为首的民众首领与那些军事将领的坚决反对，但是为了促使雅典人接受战败的条件，寡头派谋划了一系列的阴谋。首先，塞拉麦涅斯主动请缨，希望承担出使和谈的任务，他用言辞迷惑民众，取得民众信任，但是却故意在斯巴达停留三个月之久，为的是使民众更为疲敝与失望，从而更愿意接受和谈的条件。同时，在城邦内部，阴谋叛变的人诬害克列奥丰逃避兵役，并且经过支配法庭审问处死了他。当塞拉麦涅斯返回雅典后，他带回了较之前更为屈辱的和约，因而遭到民众首领与军事将领们的猛烈反对。为了能够在公民大会上讨论经过和约，阴谋叛变者试图诬害与伤害这些人。塞拉麦涅斯与阴谋叛变者应用阿格拉图斯，将他作为揭露民众首领与军事将领的工具，同时勾搭曾经寡头化的五百人议事会，最终置这些人于死地。以上的叙说框架只是吕西阿斯寡头阴谋叙事的一个缩影，但从中或可管窥，演说者依照紧凑的逻辑推理与时间上的前后次第对事情进行了编排，从事情的结果推导出对手的动机，以此将雅典的战败塑造为城邦内部团结的结果，进而将战败的罪责归结为对手与寡头派的阴谋，用以开脱民众在城邦剧变中的被动与“无能为力”。

从演说者所讲述的这个情节复杂的故事来看，羊河战役之后雅典城邦内部的团结与政治对立无疑是故事的内核，在这之中阿格拉图斯的揭露则成为构成雅典战败投诚与民主制被推翻的关键要素。经过选取克列奥丰与塞拉麦涅斯这两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分别作为“民主派”与“寡头派”的代表，吕西阿斯试图向听众提示这种对立的张力，以及对立背地所躲藏的推翻民主制的阴谋。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其他古典作家笔下，民主政体呈现危机的时间并不在雅典被斯巴达封锁、围困之时，而是在雅典与斯巴达签署战败协议之后。

依据其他古典史料的记载，固然完整堕入困境，雅典人似乎也没有打算就此投诚。城邦内部依然是分歧对外的，并没有呈现严重的对立和团结。相反，为了增强团结，“雅典人恢复了那些之前被剥夺了政治权益的人的公民身份”，而这些人中很可能包含那些参与四百寡头政变的成员。这项由帕特洛克里德斯提出的动议，之所以能够顺利经过，公之于众，与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公元前405年初演出的喜剧《蛙》或许有着密切关联。剧中，诗人劝谏雅典人不要再清查此前遭受的不幸，应当原谅“那些遭到弗吕尼库斯（Phrynichus）诈骗的人”，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海战之后，随着剧作的演出，雅典人不只接受了诗人提出的倡议，发布帕特洛克里德斯（Patrocleides）法令，并且还因而授予阿里斯托芬橄榄桂冠。至少直到这一刻，雅典内部依然还是一派分歧对外的现象。

同时，在遭受围困之时，雅典人真正关怀的是城邦的存亡，而非政体的更替。盘绕能否接受斯巴达提出的战争协议，雅典内部存在猛烈的争论，但是克列奥丰与塞拉麦涅斯之间的对立，实践上是双方在战争协议细致条款上存在的分歧，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接受条约中有关拆毁长城与上缴战舰的部分。这种分歧，是由当时雅典人所面对的特殊形势构成的：遭到斯巴达的围困，雅典人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一方面城邦内部粮食日益耗尽，接受媾和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关于斯巴达人提出的议和条件，雅典人存在狐疑，担忧一旦进入比雷埃夫斯港斯巴达人就会生死与共。主张拒绝接受战争协议的一派起初占领上风，阿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在议事会上提议接受议和，并因而获罪入狱，随后雅典人发布法令遏止任何人再做相似提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雅典内部的饥馑日益加剧，塞拉麦涅斯主动央求出使和谈，并促使雅典人最终接受了议和条件。当塞拉麦涅斯及其他使节返回雅典之后的第二天，雅典就召开了公民大会讨论和谈问题，即便一些人——其中包含阿格拉图斯的那些受害者——依旧投票反对接受和谈条件的动议，但大多数公民投了同意票。

能够说，在雅典正式战败投诚与三十寡头上台之前，城邦内部并不存在试图推翻民主制的寡头的阴谋，将海战之后雅典内部关于议和条件的争论描画成一场事关民主制危殆存亡的政治斗争，以及将克列奥丰与其他反对接受和谈的人塑造为寡头派的敌人，是吕西阿斯所采用的一种修辞战略，一种对时间有意的错置。不同于色诺芬，在演说辞中这场公民大会似乎是“只闻其声”，但却从未真正呈现。首先，他将狄奥尼索多罗斯等少数人的反对，布置在塞拉麦涅斯刚一回到雅典之后，而不是一天之后的公民大会上，从而制造出一种错觉：似乎这些“对民主制忠实的人”已预先知道塞拉麦涅斯的“阴谋”，并试图阻止他。其次，在色诺芬的笔下，少数人的反对与大多数人的投票经过，简直不存在时间上的距离，但是在吕西阿斯的叙说中，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则在客观上被无限地拉长，嵌入其中的是阿格拉图斯揭露事情的始末。关于最终决议接受和谈的公民大会，演说者的讳莫如深，一方面是为了制造出一种民众从未主动接受过和谈协议的假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构建一种猛烈的对立关系，将阿格拉图斯的揭露构建为影响雅典城邦以及民主制命运的重要事情。

在演说辞中，雅典的战败和政体的改造都被归因于三十寡头的阴谋，而他们阴谋发起政变的动机成了解释事情缘由卓有成效的修辞战略，使得雅典人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理由来接受城邦所遭受的不幸，并同时掩饰民众自身的过错，以及和解协议达成前后所阅历的团结。不外，这种阴谋叙事自身是吕西阿斯对雅典人不久前历史经验的一种简化和重构，对雅典人集体记忆的某种重塑，而非基于事实的历史书写。经过回想寡头政变的经过，吕西阿斯巧妙地将当事人与对手的品德证据嵌入其中，让他们的行为都发作在恰当的时间点，贴合每个诉讼案件自身的语境，并且在其中添加大量的历史事实，以使故事故得更为可信 。

二、三千人与雅典的内战与和解

内战使得城邦作为政治共同体呈现严重的决裂。为了扩展自身统治的基础，三十寡头在上台后不久就着手创建三千人公民团体，允许这些人一同参与城邦事务。与其他扫除在名单之外的公民不同，三千人并没有遭受三十寡头的迫害，相反，他们不只是寡头制的支持者，以至其中一些人还参与内战，为三十寡头效能，即便是在三十寡头被驱赶到埃琉西斯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不愿恢复战争。当逃亡的民主派在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的带领下取得穆尼基亚（Munichia）战役的胜利，民主派急切盼望和谈，而此时雅典城内的寡头派团结成不同的团体，他们“相互争论”。色诺芬剖析了这些人的心理，并将他们大致分为两类：那些曾经做出过暴行的人和那些自信没有任何过错的人。不外，固然三千人内部并非“狼狈为奸”，但此时他们依然支持寡头政制。因而，固然他们最终投票分歧决议废黜三十寡头，成立十人委员会，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同民主派试图和解，而只是出于对三十寡头的不满，由于后者在与逃亡民主派的对立上多次失利。事实上，十人委员会刚一成立，他们就派遣使节去斯巴达央求军事援助。依托吕山德的支持，雅典城内的寡头派再次恢复斗志，继续与逃亡的民主派抗衡。在色诺芬笔下，雅典城内的寡头派首领（）在道德上显得十分低劣，他们不只向斯巴达人无条件投诚，而且希望民主派也和他们坚持分歧，献出比雷埃夫斯港和穆尼基亚。不论怎样，留在雅典城内的寡头派并没有由于三十寡头的下台而想要中止内战，至少三千人中的一部分红员并不想回到民主派的统治之下。

和解之后，民主制得以重建，民主派首领阿尔克努斯（Archinus）运用十分手段，将那些犹疑不决的三千人成员强行留在雅典城内。固然在和解协议中，并没有条文化白规则留在雅典城内的寡头派成员依旧有资历行使他们的政治权益，但是从古典史料的记载来看，三千人并没有被完整扫除在重建的民主体制之外。依据色诺芬的描画，在民主政制重建之后，似乎一切公民共同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此外，《雅典政制》还提到，当那些曾经在三十寡头统治下担任过官职的人接受述职检查时，法庭陪审员将会从这些留在雅典城内的人之当选出。因而，内战后的诉讼审问中，法庭上的陪审员既有那些之前逃亡的民主派成员，也有曾经支持过三十寡头的三千人。

不同于色诺芬的描画，三千人的形象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显得并不那么消极，相反，演说者以至有时会赞扬他们对城邦的统一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在第12篇演说辞中，吕西阿斯宣称三千人选出十人委员会为的是进行和谈，但后者南辕北辙，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内战。从演说者的叙事来看，似乎和解谈判早在三千人废黜三十寡头之前就曾经开端了，当时寡头派的一方还未返回雅典城内。在演说辞中留在城内的人作为三十寡头的对立面，与逃亡的民主派有着共同的目的，双方都对和解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三千人之所以成立十人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希望能够经过这些人与逃亡的民主派树立友好的关系，就如在《雅典政制》中所描画的那样，最终目的是终了战争。

此外，在面对这些留在雅典城内的人时，吕西阿斯并没有诉诸仇恨与愤恨的情感，也没有请求他们回想（ ）过往的不幸，而是央求他们依据自身的利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演说辞中，三千人似乎是被三十寡头蒙骗的人，后者不只独占利益，而且迫使三千人与他们“一同背负恶名”（ ）。经过对比民主政制和三十寡头统治下三千人可能会阅历的不同命运，演说者将三千人塑造为三十寡头政变的受害者，刻意地掩饰他们曾经作为寡头政制支持者的形象，以这种方式将三千人重新归入到城邦共同体中。

如何了解吕西阿斯与色诺芬对三千人所做的不同描画？在罗兹看来，三千人此时并没有做好战争谈判的准备，而十人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完成和解的这种说法很可能来源于特拉叙布鲁斯所带领的逃亡民主派在当时情境下的想法，他们原本以为三十寡头的下台预示了雅典城内的人态度的转变，但是最终的结果却让他们很失望。但是，假如从演说辞发表的历史语境来看，或许我们能够将这看作吕西阿斯对雅典人集体记忆的一种构建，旨在处置内战双方在此时依旧存在的隔阂，以此将他们重新统一成一个公民团体。

在吕西阿斯第26篇诉讼演说辞中，欧安德罗斯（Euandrus）在任职资历检查中遭到指控。作为控诉方，演说者劝诫议事会议员，对手很可能分辩说此次检查不只牵涉他一个人，而是会影响一切留在雅典城内的人，并且对手将提示议事会议员不要遗忘大赦誓词与和解协议（ ），以此取得那些待在城市中的人对他在资历检查中的支持。显然，吕西阿斯预见到对手将试图寻求大赦的维护，并且后者将会劝诫陪审员此次审问事关一切留在雅典城内的人。

为了证明对手并不受大赦的庇佑，演说者将留在雅典城内的人分为对立的两部分：“做了许多坏事的人”以及“与三十寡头作对的人”，以此将对手从三千人中分别出来。首先，吕西阿斯肯定了那些留在雅典城内的人当中的许多人是忠实于民主制的，并且以为他们应当遭到大赦的维护。经过将三千人中品德优秀的人与逃亡的民主派进行对比，演说者以至将公元前403年的和解归功于这些留在城内的寡头派：正是这些人选择与那些从逃亡中归来的人一同分享公民权，而不是和三十寡头一同遭到斯巴达人的奴役，才促成了民主制的恢复。在演说者口中，三千人中品德优秀的人不只在道德上可能胜过那些逃亡的民主派，而且在民主政制重建后这些人较之于后者也应当享用更高的光彩。

紧接着，吕西阿斯对大赦与任职资历检查法令设立的目的进行了发明性的解读。为了反驳对手对大赦法令的征引，演说者力图压服陪审员，大赦维护的对象并不是一切留在雅典城内的人，而仅仅是那些没有犯过错的人，而立法者设立任职资历检查的目的则是将那些做过坏事的人扫除在外。演说者对大赦的这一解读，固然在某一部分的公民群体看来是名正言顺的，但是从严厉的法律层面来看，这却并不契合大赦发布的真实企图，以至能够说是与后者的精神相背离的。但是，演说者的这一做法不只不会给他自己带来风险，还有助于缓解内战后民众对寡头制支持者的猜疑之情，维护雅典公民内部的团结。经过对三千人历史形象的重塑，演说者一定水平上夸大了他们在民主政制重建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营造了一个民主制从始至终遭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假象” 。

三、大赦与城邦的调和分歧

公元前5世纪末，面对日益普遍与恶化的党争，调和分歧的观念由此产生。民主制重建后，雅典人更为激烈地认识到调和分歧的重要性。和解之初，雅典人就用公库的钱支付了寡头派所欠斯巴达的债务，固然和解协议规则这笔内战借款由城内一方与比雷埃夫斯港一方各自出借。亚里士多德指出，雅典人之所以会如此大方，显然是出于维护城邦内部战争的目的，由于在雅典人看来，“这样做是取得调和（）的首要步骤”。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将这件事看作表示雅典人“宽厚”（）品德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他教导雅典人，“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才使雅典人如此和睦”（），使城邦变得强大。在古典作家眼中，调和分歧是公民彼此相处的一种理想方式。

在公元前403年后，大赦事情更被看作雅典人调和分歧的模范与历史性的时辰。在演说辞中，调和分歧与内讧常常构成一组相对的概念，成为决议城邦向“好”与“坏”方面延展的关键要素。正如在《论尼西亚斯兄弟的财富》中，演说者指出，每一个雅典人都会同意，“内乱”（ ）是一切危害的本源，与此相对，“调和分歧”（ ）则是城邦最大的善。分离之前所发作的内战与公民和解，演说者进一步指出，在阅历逃亡返回城邦，并遭到良好倡议后，民众自己得出了这样的认识。经过再现、重构民众发布大赦前的心理活动，演说者将雅典大赦转变为雅典人在阅历不幸后，为了恢复城邦内部的调和分歧，消弭内乱，而单独做出的崇高的决议。

演说者之所以如此鼓吹调和分歧的重要性，与这篇演说辞的法律语境密不可分。《论尼西亚斯兄弟的财富》是吕西阿斯在公元前395年之前不久为雅典著名将军尼西亚斯（Nicias）的外甥撰写的一篇有关财富充公诉讼的演说。从演说辞中可知，对手曾先后两次提起诉讼请求没收尼西亚斯的弟弟欧克拉泰斯（Eucrates）的财富，并且责备尼西亚斯家族曾经是寡头政体的支持者。在财富充公案件中，假如起诉的一方获胜，就将取得被告所充公财富的四分之三作为奖励，因而起诉人提起控诉的动机很容易被狐疑是为了牟取私利。基于这一点，吕西阿斯所采用的战略是将对手塑造为迷惑民众的人，同时指出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中饱私囊。在演说辞中，这些人名义上以民众的名义提出起诉，实践上却是寡头制忠实的反对者。经过这种方式，吕西阿斯将民主政制被推翻的缘由解释为政治首领的投机行为，从而强调维护内部的调和分歧是雅典人最应当服从的“正直的倡议”。

在伊索克拉底第18篇演说辞《诉卡里玛库斯》中，违背大赦誓词的行为被看作使城邦再次堕入内战的风险举措。演说者以一种极为肯定的口吻陈说了这样一个“事实”：雅典人无须从其他希腊人那里学习就曾经十分分明，“调和分歧（ ）是美好的，而内乱是邪恶的”。演说者央求民众回想达成和解前后双方关系发作的转变：在彼此交流誓词之前，公民分红敌对的两派，他们“彼此仇恨”，彼此势同水火，关系比世仇还要不容，但是在和解之后，他们再次合二为一，“全体公民以正直的方式以及为了公共的利益共同管理城邦”，这些努力消弭了人们关于过去不幸的回想，并且使雅典人因而成为全希腊人中“最幸福与最明智的人”。雅典人的这种特殊性在于：在其他希腊城邦，和解协议增加了内乱（ ）的水平，“但是在雅典它却带来了调和”（ ）。在演说辞中，演说者将恪守或违犯大赦誓词的行为与城邦的团结与调和紧密联络在一同，他以此劝诫民众，假如有人对一位公民在内战期间所立功行提起控诉，这种诉讼行为应当被遏止，由于它会离间城市里的人与其他民众的关系，在全体公民内部制造不和，加深彼此的敌意。因而在法庭上，陪审员的投票不只仅是在正义与不义之间做出宣判，更是在城邦的调和（ ）与团结（ ）之间进行抉择。

在葬礼演说中，吕西阿斯则将“调和分歧”塑构成雅典的先辈们所遵照的一项重要的行为规范。调和分歧成为雅典人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道德准绳，并且也将成为雅典人重建昔日帝国的基础。演说家指出，不同于其他城邦，雅典人的祖先们之所以能够“众志一心”（ ）追求正义，是由于一切雅典公民都是地生的（ ），他们因而具有同一块土地，既作为母亲也作为父亲。雅典人的团结，源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为了能够维护公民间的调和，雅典的先辈们率先驱赶了他们中的那些掌权者，树立了民主政制，这是由于他们深信“最大的调和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自由”（ ）。此外，在探求雅典先辈们何以取得如此这般的丰功伟业上，演说者更是将此归结为他们“出身高尚，思想分歧”（ ）。这种“万众一心”（ ）使得他们成为全希腊的英雄，以少胜多，取得了对蛮族的胜利。

正是由于城邦内部的调和，才使得演说者在公元前395年科林斯战役的国葬仪式上，勇于直面雅典之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并且让雅典人重拾自信，再去追逐曾经的帝国梦。在演说辞的第63至65节，演说者的叙说紧紧盘绕大赦展开，而城邦的调和与强大则成为民主派的一项重要业绩，这是由于从逃亡中回归的民主派所做的决议，与这些先烈的业绩是不相上下的，他们放弃了复仇和惩罚他们的对手，努力于挽救城邦。以这样一种方式，他们向世人证明，雅典是强大的，而不是弱小的，城邦并没有因内乱而堕入紊乱，而是恢复了调和。在演说辞中，吕西阿斯剖析了雅典为何会战败：城邦之所以遭遇不幸，并不是由于它自己的怯懦，或者敌人的英勇而构成的。假如不是由于内乱（ ），假如逃亡者与城市里的人并肩作战、团结分歧（ ）的话，雅典人就有可能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击败斯巴达与其同盟者。在这篇演说辞中，调和这一术语之所以会被重复重申，并且贯串全文，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在大赦之后，随同着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制的重建，这个词语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形象具有了一种积极的面向。

在公元前4世纪初，吕西阿斯等演说家常常在其演说辞中鼓吹城邦的调和，反对城邦的团结，这对大赦令发布后的雅典城邦社会调和思想的建构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创作演说辞时，吕西阿斯是以实行“大赦”誓词为目标的前提下，以完成城邦内部的和解为目的的。在其演说辞中，他重复提及城邦的两种状态：“调和”与“团结”，并借此分辨了两类人：团结城邦之人和危害城邦之人。经过演说辞，他试图表明达成普遍的和解才是雅典民众的十万火急，完成久远的调和才是民众应该等候和努力的城邦未来 。

结论

公元前403年雅典“大赦”的发布，在古代雅典的政治演进中既可被视为一个断裂的节点，也可被视为一座衔接过去的桥梁，这种双向的特性是由其自身的含义所决议的。“大赦”将一种人类记忆自然的消弭过程变为一种客观意志主宰下的活动，这就请求人们有选择地去记忆自己所需求的历史。民主政治所需求做的不只是不去清查寡头派所犯下的罪行，避免流血复仇，更重要的是解释城邦阅历这一切不幸的缘由，从认识形态层面构建一个统一的民主城邦。因而，仅凭外部要素（如斯巴达）、法律乃至雅典人的品德都无法完成真正的大赦和解，大赦和解条约的制度意义也远不如其文化意义重要。但是，作为城邦认识形态主要的沟通与交流方式——诉讼演说，成了一个重要渠道。

固然大赦誓词的含义是遏止人们为不久前遭到的伤害寻求报复，公民意中的伤口既然曾经因内战而产生，就不会随意地由于和解程序的“魔法”而自动愈合。经过对回想的掌控，正如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所呈现的那样，这种关于过去的重构，提示了其自身作为一条“曲径”，却有可能是通向“遗忘”不久前的创伤的理想之路。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遗忘，并不是彻底、全然地遗忘，而是部分地、有选择地回想，从而遮掩内战中那些令人感到搅扰和不快的部分。固然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一些演说者在法庭上央求雅典人去“回想”（ ）和“惩罚”（ ），但是我们有理由置信吕西阿斯没有违犯大赦誓词，相反，经过回想和重构公元前404年的战败、内战、大赦与和解等事情，吕西阿斯不只展示了雅典人如何应用这一系列历史事情处置当下的抵触，更经过其个人出色的修辞技艺，影响着当时城邦的政治局势 。

本文作者李雄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讲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援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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