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188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詹家山一个小学问分子家庭。
詹大悲，湖北蕲春人。记者，反动家，中国民主反动烈士，辛亥反动先驱。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年代，人民大众的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当时的湖北是反动党人十分生动的地域之一。 詹大悲在黄州府中学堂读书时，遭到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影响，秘密研读《反动军》、《猛回头》等进步书籍，逐步倾向反动，产生了爱国反清思想，并和宛思演、方子樵、梅宝玑、何亚新同等学一同组织证人学会，积极延展会员，传播反动思想。 1908年，他因宣传反动被学校开除而分开黄州到武汉，进入武昌自治研讨所学习，结识了一些反动党人，在交谈中詹大悲以为：反动活动必须求有报纸进行怂恿，从唤醒国民，构成强大的反清力气。 后詹大悲被聘为武汉地域最早的反动报纸《商务报》的主笔。从此，他踏上新的征途——以新闻做职业的爱国反清的反动生活，应用报纸宣传反动，以揭露帝国主义的残暴和清政府的糜烂而喧腾于报界。 由他主编的《商务报》以新的容颜重新出版，很快成为湖北新军中反动团体群治学社的战役舌喉，进而大肆鼓吹反动，行动激昂，抨击无所忌讳，深得民意，盛行江汉，被报界誉为“反动先锋”。
群治学社是清末湖北资产阶级反动团体。1908年12月13日，于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 1910年，《商务报》因鼎力谴责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及群治学社的裸露，即遭查封，詹大悲应邀担任《大江文言报》主笔，兼发行人。 其时，汉口发作了英国巡捕无理打死人力车夫事情，反动当局通电全国各报不得评价此事。各家报馆沉默寡言，唯詹主编的该报“据实直书，无所畏惮”，著文指出“外人这样优待我们，与当局的腐朽无能是分不开的”，因而获罪于中外反动派。 该报经理畏祸弃职，报纸被迫停刊。詹遂于1911年1月3日将《大江文言报》改名为《大江报》，充做宣传阵地，并成为他亲身发起和掌管的文学社的机关报和战役工具。 同年7月26日，詹大悲为支持和援助湘、鄂、川、粤人民反卖国争国权的保路运动，在《大江报》上刊出黄侃所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和《亡中国战争也》两篇时评，号召“爱国志士”、“救中国之健儿”构成“极大之震动”，奋起进行“极烈之变革”，“以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丢弃战争的幻想，用暴力反动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该文刺中了清政府的关键，反动中央官吏整天惶惶，畏报如虎，恨报入骨。湖广总督瑞澂见报惊恐万状，立命封报捕人。于是，《大江报》即遭查禁，詹大悲和编辑何海鸣也同时被捕。
博尔济吉特·瑞澂，清末大臣。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琦善之孙，黑龙江将军恭镗之子。 他虽在狱中，却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延展，与常到狱中探望他的反动党人剖析形势，及时了解外间状况，运筹反动大计，使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反动团体疾速分离起来，力图大举，终于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提早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消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胜利，詹大悲被迎出狱。他以文学社和共进会成员为主，组建汉口军政分府，自任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领导汉口军民首当其冲援助前方战争，筹措军费军粮，组织调派民军，抵御清军的反扑和北洋军阀的进攻，屏障武昌。 他出狱后，对起义军的行动和武汉三镇的形势极为关切地说：“武、夏一衣带水，岂有闭城造反而不急遣一兵占领汉口乎？”次日，起义军疾速渡江攻战汉口，及时扫除了市内剩余敌人，维护市面次序和治安，保障了人民生命财富的保险，深受汉口军民的反对。 但是，湖北军政府黎元洪等人对詹大悲“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虑，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驻汉鄂军支部，仍以詹大悲为支部长，专管政事。”收回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派其心腹张景良任汉口军事暂时总指挥。 在抵御冯国璋部时，张景良非但不督战力拒，反而通敌策应，致汉口30日沦陷。詹大悲依军民所请，立斩张景良然后上报，遂为黎元洪不容，密谋缉杀詹大悲。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 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 詹大悲在新军中所进行的长期有效的反动活动，不只保障了辛亥反动首义的胜利，而且促进了全国的响应。他所领导的汉口军政分府，在反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时人称誉詹大悲“在武汉鼓吹筹策之功，与江河不朽。” 辛亥反动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詹大悲跟随孙中山，参与了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长、湖北省议员。 “宋教仁案”以后，詹大悲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兴师讨袁主张，并联络原文学社社员杨王鹏、王宪章、温楚珩等密商在汉首先发难，议定由“詹、杨等担任鄂西、鄂北军事，蔡济民秘密内应”，后被黎元洪侦破，并悬重赏缉拿詹大悲。” “二次反动”期间，他又分别在江西和南京资助李烈钧和黄兴的讨袁军事活动，遭袁世凯通缉，亡命日本，参与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新成立的中华反动党。 后奉孙中山之命，与王宪章等回上海谋划起义，由于计划泄露，王宪章在上海惨遭杀害，詹大悲侥幸逃脱，再走日本。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詹大悲再次归国，拟返鄂发难讨袁世凯，1916年1月16日至上海后被捕，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王宪章，贵州安龙人，中国近代民主反动家。1914年参与中华反动党，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到上海，事泄被捕。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詹大悲与何成浚、蔡济民、潘康时等研讨护法军事斗争问题，经他与孔庚的共同努力，终使北洋军八师师长王汝贤通电休战。 后詹大悲被派往川边，从事争取川军的工作。次年，桂系军阀经过改组军政府的元帅制为合议制，迫孙中山辞职离粤。詹大悲不满桂系军阀的飞扬专横，于1919年到上海住在李汉俊的家里。 由于他阅历了辛亥反动的胜利和失败，“二次反动”的夭亡，护法战争的波折，因而思想十分苦闷。 他同董必武、李汉俊一同研读了很多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书籍和杂志，并从俄国十月反动的胜利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中遭到鼓舞，积极探求中国反动失败的经验经验和俄国十月反动胜利的经验，寻觅中国反动的正确道路和反动的力气。 1919年10月，孙中山再次改组中华反动党为中国国民党，詹大悲随之转党。次年冬，詹又返粤辅佐孙中山重建军政府，任大本营宣传委员，并受孙的指派，二次进川，联络川军，策应北伐。 1922年6月，陈炯明勾搭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离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避难永丰舰50多天，詹大悲为跟随者之一，并对孙说：“反动而不置基础于大多数痛苦民众，徒为军阀造机遇而已。”
陈炯明，广东海丰人。 粤系军事将领，中华民国时期军政代表人物之一。 孙中山深以为然，点头答是，并决议同共产党协作，后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次年，詹大悲奉孙中山之命赴泉州，与何成浚共商榷伐陈炯明事宜。 1924年1月，孙中山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辅佐，在广州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参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 詹大悲由孙中山指定为湖北代表，列席大会并参与大会重要文件的起草等工作。他积极支持和赞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保障大会任务的完成作了不懈的努力。 1925年初，詹大悲任国民政府刑事审问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参事。这年秋，广东反动军东征，他奉命前往江西，联络方本仁合击陈炯明。 当时广东反动依据空中临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四面包抄，方本仁对广州国民政府实行的政策持狐疑态度。 在詹大悲的耐烦解释和劝诫下，方本仁疑团冰解，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从而使广州国民政府东北方面有了一个屏障，为东征陈炯明发明了有利条件。
方本仁，湖北黄冈人。1925年，兼任东南五省联防军江西军总司令。配合国民反动军第二次东征合击陈炯明。 孙中山逝世和廖仲恺被暗害后，国民党新老右派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协作，妄图攫取统一阵线的领导权。 这时，詹大悲与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等联名发表《反段（祺瑞）通电》。为了回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詹大悲与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共同努力，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詹大悲作为鄂军特别党部代表列席了这次大会，并被到会代表推为大会政治决议案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大会各代表团“分离办事处”主任。 会上，经过了由他担任起草的大会政治讲演和由他提出的针对“西山会议派”非法活动，速予纠正居正等解散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等决议案，及由他提议的遏止蒋介石作完军事讲演全体代表起立致敬的错误做法。 会上，詹大悲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沪代表，与各方联络。 同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詹大悲又从上海辗转广州，一路栉风沐雨，日夜兼程，赶到长沙北伐军总司令部。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胡宗铎是桂系早期的主干将领。 他扶病跟随胡宗铎部作战，出没枪林弹雨之中；他一马当先，不佩带符号，经常深化到兵营和阵地做宣传鼓开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昌时，他不时视察前线；汉口克复后，他代表总司令部慰劳刘佐龙部……詹大悲在士兵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詹大悲又回到了他曾经战役过多年的城市。从此，他在这里为了解放民众，稳定和扩展反动的胜利成果，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坚持国共协作，支持工农运动；延展爱国统一阵线，维护党权，反对个人独制；谋划市政树立，廉洁营私，竭心尽力地工作，成果卓著。 他先后担任湖北省政务委员、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省官产清算委员会主任、树立科长、矿务局长，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 詹大悲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及三中全会上，站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边，针对蒋介石的个人独制，主张“把党的职权行使起来”，“不能只看见个人活动，看不见党的活动”。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及军事人物，任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他目睹蒋介石蹂躏党纪，忽视中央，深化认识到办党的重要性，特别是进步党员的政治思想醒悟看待反动成败的极端重要性。 他辞去了一切兼职，集中精力领导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作，亲身制定细致的党务工作计划，在组织内设锻炼干事，对党员进行政治检验和注销，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清算了一些猖狂反对“三大政策”的反共分子，吸收了大批反动的工商业者入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改造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次日，詹大悲掌管召开了汉口特别市党部会议，并与在汉的其他中央执委委员和国民政府军委委员联名通电讨蒋介石。 通电历数了蒋介石的反同事实，再请中央免职查办，并开除其党籍；并通告下级党员分歧反帝、反蒋，去此总理之叛徒，民众之蟊贼。 5月10日，詹大悲在汉口特别市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的讲演中指出，须增强国共两党分离的必要。 针对武汉内外的国民党右派攻击湖北省政府对工农反动运动“不加制裁，致反动愈加艰难”的谣言，他指出：工农运动的兴起，此种现象，并不是分歧于反动的需求的，由于要摧毁封建的基础，绝不是省政府几个人员的力气所能做到的。 过去的政治环境，人民丝毫不敢对立，要使民众认识自己的力气，用其力气构成新的环境，因而，对工农运动不能压制。直到汪精卫公开叛改造命的那一天，他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的所属各级党部执监委员联席会上大声疾呼要“加紧农工运动”。
汪精卫，又名汪兆铭，出生于广东三水。中国头号大汉奸，汪伪国民政府主席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詹大悲应用合法的身份和位置，在新的复杂形势下继续坚持反动的立场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应用蒋介石、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益的矛盾，同省市党部和政府内的反共右派权力进行了斗争。 在西征军未到汉的前夕，他同董必武、李汉俊下令将当时在汉被捕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名全部释放，掩护了一大批在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党员和反动党人。 詹大悲在武汉的言行，深为蒋介石、汪精卫和国民党右派所敌视。9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暂时会议，经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检查詹大悲的“附逆嫌疑”的决议。11月西征军进汉，满城贴满了缉拿詹大悲等人的标语口号。 12 月27日下午5时许，詹大悲、李汉俊等被胡宗铎部以“赤化分子”、“共产党首领”和“希图暴动”的罪名拘捕，当晚9时许詹大悲、李汉俊壮烈牺牲。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杰出贡献。 临刑前，詹大悲对同捕的潘怡如、危诰生二人说：“吾辈欲与枭獍同群宜有今日！尔等如幸免，须秉承总理遗志，继续国民反动。”至此，詹大悲走完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反动战士的全部进程。 感激大家的支持，由于有你们发表对这篇文章的观感，才有持续不时更新的动力。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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