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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丹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外关系史、敦煌吐鲁番文书和隋唐史。 内容提要: 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造就了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辉煌文化。以往的研究视阈局限于传统中国，而事实上，整个欧亚大陆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剧变，诗歌的创作和审美也呈现出新旧共生的杂糅状态。新疆吐鲁番地区保存的摩尼教写本见证了伊斯兰前后丝路沿线诗律的变迁。 关键词: 阿鲁孜；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吐鲁番文书；摩尼教写本 文学发展和政治、社会、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 化的时期，造就了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辉煌文化。以往的研究视阈局限于传统中国乃至汉文化 圈，而事实上整个欧亚大陆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剧变，诗歌的创作和审美呈现出新旧共生的杂糅 状态。唐宋两代有着频繁而深入的对外交流，新疆吐鲁番地区保存的摩尼教写本见证了伊斯兰前 后丝路沿线诗律的变迁，勾勒出唐诗宋词的华章之外更广阔天地中诗歌风潮的变迁。 一、解题：阿鲁孜、中古波斯语、中古伊朗语 阿鲁孜 格律是伊斯兰世界古典文学的基本诗律，一般认为是 8 世纪阿拉伯文学 理论家、语言学家海利勒 ( al-Khalīl，公元 718 ～ 789 年) 在广泛搜集、整理历代阿拉伯诗歌的 基础上整理归纳出来的。这种诗律不仅是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圭臬，而且是中古时期阿拉伯大帝国 的形成、大片地区伊斯兰化的结果。它也成了波斯语、乌尔都语、土耳其语、维吾尔语、库尔德 语、普什图语等多种语言古典诗歌的格律基础。 权威的伊朗学家博伊斯 ( M. Boyce) 在 《东方学手册》 (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中对中 古波斯语 ( Middle Persian) 作了这样的时间界定: “‘中古波斯语’这个术语是用以指称公元前300年左右到公元 950 年的波斯语。”大致说来，就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经历安息王朝 ( 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即帕提亚帝国) 、萨珊王朝 ( 公元 3 ～ 7 世纪) 、阿拉伯征服，整个中 亚伊斯兰化之前的历史时期行用的波斯语。而直到较晚的萨珊时期，中古波斯语文学才从纯粹依 赖口耳相传转化为一种书面传统。这一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宗教出于自身传承发展的 需求而推动的。因此，中古波斯语包含不同的宗教团体用各自的字母拼写的类型，主要有琐罗亚 斯德教徒的巴列维语 ( Pahlavi) 、摩尼教徒的中古波斯语及犹太教徒的犹太波斯语等。 中古伊朗语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中古波斯语，还包括同属中古伊朗语西支的 帕提亚语及东支的粟特语、于阗语等方言。本文主要讨论西支的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两种方 言。中古波斯语是以中古时期伊朗西南方言为基础发展而成的萨珊王朝的官方语言。而帕提亚语 曾是安息王朝的官方语言，在萨珊王朝作为呼罗珊地区的方言依旧占据重要地位。萨珊早期诸王的碑铭皆同时使用官方通行的中古波斯语和呼罗珊方言帕提亚语。“呼罗珊”一词意为 “日升之 地、东方”，其首府木鹿城 ( 今土库曼斯坦马雷) 是萨珊波斯东境的军政中心，也曾是摩尼教 东方教团的重要中心，所以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帕提亚语的。在语言学 上，帕提亚语和中古波斯语在诸多方面十分接近，而且摩尼教徒同时使用这两种语言作为创作赞 美诗的教会用语，所以本文将这两种方言一并讨论。 二、摩尼教文献与萨珊文化史 伊朗诗歌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圣歌集 《阿维斯塔》 ( Avesta) 。从考古学上 的证据看，琐罗亚斯德教创立者琐罗亚斯德生活的时空大致对应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文化 ( Andronovo Culture) 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某种类型。在从阿契美尼德王朝 ( 公元前 6 至前 4 世纪) 、安息王朝到萨珊王朝的漫长岁月中， 《阿维斯塔》是琐罗亚斯德教徒最主要的诗歌类 型。但作为一种圣歌，《阿维斯塔》是一种被严格遵循的传统。在流传千年之后，它逐渐成为一 种化石，与用当代语言创作的、不断发展的、流行于世俗的宫廷和民间的诗歌 “天人两隔”。 巴列维语文献中也保留了凤毛麟角的世俗诗歌作品。然而，传世的巴列维语写本年代较晚、 数量稀少，很多文献无法进行版本校勘，难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可靠基础。再加上其书写系统 并不是一种标音的书写系统，大量使用非音形对应拼写 ( hetergram ) ，无法反映词汇的音，给诗 律分析 造 成 了 极 大阻 碍。率先尝试对巴列维语诗律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邦旺尼斯特 ( E. Benveniste ) 。他试图通过重构对话体寓言诗 《亚述之树》 ( Draxt ī Asūrīg ) 、史诗雏形 《缅怀扎里尔》( Ayādgār ī Zarērān) 的诗律来探索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古伊朗诗律，但结果不甚理想。 而摩尼教原始文献的发现为解开中古伊朗诗律的谜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公元3世纪，摩尼教 在萨珊波斯创教，由于在萨珊波斯本土受到迫害，一批摩尼教徒沿着丝绸之路东迁，在呼罗珊乃至中亚的广大地域内传教。尤其是8世纪后半叶安史之乱以后，在回鹘的推动下，一度盛行于丝绸之路。 摩尼教早已灭亡，以往对这个宗教的认知多来源于传世的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对立宗 教的外部记载。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法、德、俄、日等国在我国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了 大量古代文书。尤其是 1902 ～ 1914 年，德国探险队的四次探险在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约四 万件古代文书残片，其中包含了大量摩尼教文献，使世人真正能够从这个宗教自身的文献出发来 进行观察，开启了摩尼教研究的新篇章。 摩尼教对于萨珊波斯史研究有着独特的意义。摩尼出生于安息王朝末年，他从少年长大为青 年期间，西南波西斯 ( Persis，今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 的地方统治者阿达希尔 ( Ardashīr) 加冕为王，宣告了安息王朝的结束和萨珊王朝的开启。而后阿达希尔之子沙卜尔一世 ( Shāpūr I) 东西征战，战功彪炳，将帝国东部边疆拓展到巴克特里亚，西线则多次与罗马交战，双方各有输赢。 摩尼的一生和萨珊早期政治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在时间线上紧密交错，下表清晰地梳理了摩尼 和萨珊的前三代君王阿达希尔、沙卜尔一世、巴赫兰一世 ( Bahrām I) 执政、加冕、去世的重大事件的时序: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摩尼在萨珊宗教舞台的登场和沙卜尔一世在萨珊政治舞台的登场几乎是 同时的。记载摩尼青年时代最为详尽的文献希腊语 《科隆摩尼抄本》 ( Cologne Mani Codex) 中，以摩尼本人的口吻叙述了他的出场和沙卜尔一世登场的平行性——“当我二十四岁时，这一年， 波斯王达里—阿达希尔占领了哈特拉 ( Hatra) 城，他的儿子沙卜尔王，戴上了伟大的王冠，在 法尔穆提 ( pharmuthi) 月的星期一，我最受称颂的主怜悯我，召唤了我，赐予我他的恩典。”这种叙事方式明确地指向摩尼创教与沙卜尔一世的政治活动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在俘虏罗马 皇帝瓦勒良 ( Valerian) 之后，沙卜尔一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内的思想文化方面。而众所 周知，摩尼曾向沙卜尔一世进献中古波斯语经典 《沙卜拉干》 ( ābuhragān) 来解说摩尼教的基 本教义，以争取其支持。沙卜尔一世治下，摩尼活跃于萨珊王廷，力图在宫廷政治、文化圈中施 展影响。帕提亚语残片 M4576 就记载了摩尼在沙卜尔一世的宫廷中传教的轶事。文书的下半部分被裁剪过，所以故事缺失了一部分。 转写凡例：( ) 字母部分残损; ［ ］ 字母完全残损
故事的残损实乃遗憾，但从这个片段不难看出，摩尼出入于萨珊王廷，对萨珊上层的文化生活有直接的体认。再加上摩尼教在传教策略的混合主义和开放性，使其赞美诗在根本特性上完全 迥异于琐罗亚斯德教圣歌 《阿维斯塔》，不仅主题丰富、题材多样，而且新诗创作一直持续性地 进行。摩尼教这个萨珊波斯新兴的宗教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艺术的综合体，成为了萨珊波斯文 化的资料库，对萨珊文化史的研究独具价值。 而另一方面，现存最早的新波斯语 ( 伊斯兰时期的波斯语) 文学作品大致创作于 9 世纪中期，10世纪到15世纪是波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诞生了鲁达基、菲尔多西、海亚姆等文学巨匠，对世界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正如拉扎德 ( G. Lazard) 在 《剑桥伊朗史》中所 说，波斯古典诗歌 ( 伊斯兰时期用阿鲁孜格律写的新波斯语诗歌) 的诞生过程充满着诸多谜题。它发源于伊朗东部的锡斯坦、呼罗珊和中亚的河中地区，几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丰富的写作技巧、诗句形式、修辞、类型和主题，就像罗马神话中身为智慧女神和战神的弥涅尔瓦从其父朱庇 特的头颅中横空出世一样。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看，3 ～ 11 世纪的摩尼教诗歌写本，是揭示伊朗文学在伊斯兰前后的延续和嬗变的关键。 三、中古伊朗语诗律 公元 10 世纪的伊斯法罕尼 对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古伊朗语诗歌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提到波斯人，他们零散的历史记录和爱情故事都被写成了献给君王的诗，记在书中，永久地保存在图书馆里。书册不计其数。它们大都随着王国的逝去而一起消失了。尽管如此，残存的部分还是超过一万页，用他们的波斯字母拼写。这些诗歌都是用同一种格律写成的， 类似于谣律。与阿拉伯诗歌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格律也是规则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押韵。”在他的眼里，中古伊朗语诗歌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不押韵，第二，有规则的格律，且类似于阿鲁孜格律系统中的谣律。但这样的表述太过模糊，我们从中看到更多的是伊斯兰前后伊朗语诗歌格律的隔阂。 前文已述，邦旺尼斯特从巴列维语文献入手探索中古伊朗诗律的尝试遭遇了一定程度的挫折。而真正奠定中古伊朗语诗歌格律研究基础的人是亨宁 ( W. B. Henning) 。他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文中古伊朗语文献，这种标音的书写体系为格律研究提供了更加理想的研究对象。 亨宁于 1932 年初步分析了俄藏吐鲁番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字母诗 S9 的格律。当时他认为摩尼教中古伊朗语赞美诗的格律是以音节数为基础的。但一年之后，他否定了自己最初的观点。在探讨德藏帕提亚语字母诗 M10 时，他指出：“这种格律既不是基于音节的音值，也不是基于音节数量，而是一种以节奏为基础的格律。” 换句话说，就是在一首诗中，每一个诗行的重音数量相对固定。后来，他以这种格律分析方式探讨了更多的中古伊朗语诗歌及晚期 《阿维斯塔》。在重新分析巴列维语 《亚述之树》的格律的过程中，他进一步指出，虽然重音数量是这种格律体系中决定性要素，但另一方面，每首诗的诗句长度大致固定，其音节数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浮动。换句话说，一首诗中虽然不是每一句的音节数都相等，但最长的诗句与最短的诗句和诗句平均长度相差的音节数相当。 在亨宁上述诸篇论文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种格律通行于晚期 《阿维斯塔》、巴列维文献中 残存的世俗诗歌和中古波斯语及帕提亚语的摩尼教赞美诗中。而这种以重音分布为基础的格律一定程度上说明以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为代表的中古伊朗语重读音节间的时距大体上相等，是重音等时语言 ( stress-timed language) ，类似于现在的英语、德语。换句话说，中古伊朗语重音等 时的语音特性决定了这种基于语言的重音分布模式的格律。 芮柯则在整理摩尼教节日赞美诗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了摩尼教中古伊朗语赞美诗的格律。在对三十多首节日赞美诗进行系统的格律分析后，她得出结论：两种长度的联句最为普遍。一种的 长度大致为十个音节，每句五个音节，其中有两个重音音节。另一种联句的长度大概是十五个音节，每句七个音节左右，其中包括三个重音。 因为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词汇中绝大部分的实词 ( 动词、名词、形容词、代词) 都是双音节或三音节，重音大都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而虚词一般为一个音节，不承载重音。芮柯的观察也可以换一种视角来解释，即两种诗句长度最为普遍，一种包含两个实词；另一种稍长，包含 三个实词。当然，因为句法的限制，句子的构建必须有虚词的参与。但虚词往往不承载重音，在 这个格律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远不及实词。以下列举两个不同诗句长度的摩尼教赞美诗片段作为示 例。第一首编号 M554，每句两个重音。以下为译音加格律分析 ( + 表示非重音音节，/表示重 音音节) ：
四、阿鲁孜的东传 萨珊波斯和罗马、拜占庭绵延数个世纪的对抗给阿拉伯的兴起创造了机会。637年5 月末的卡迪西亚 (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 战役敲响了萨珊波斯的丧钟。《新唐书》载：“贞观十二 年 ( 638) ，( 萨珊波斯) 遣使者没似半朝贡，又献活褥蛇，状类鼠，色正青，长九寸，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 可见萨珊波斯在最后时刻还曾向唐朝求援，但被高宗以路途太远，不可进军的理由拒绝。此事也充分显示在阿拉伯的压力之下，萨珊波斯的上层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将唐朝的援助视为最后的希望。 651年，伊嗣俟三世在萨珊东境呼罗珊的木鹿城被杀，宣告萨珊波斯灭亡。其原本的国境内开始了官方推动的伊斯兰化进程。661 年，倭马亚王朝建立。到 7 世纪末，帝国的行政用语由巴列维语变为阿拉伯语 ( 呼罗珊地区稍晚，从 740 年前后起) 。但拉扎德论证，在诸如民间文学等其他层面，中古波斯语正逐步向新波斯语转变。在 9 ～ 11 世纪的两百年中，新波斯语从一种广泛使用的口语逐渐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伊朗文化共同语。其间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诗歌由俗到雅的转化。而后，新波斯语从雅文学的范畴重新回到科学和行政的场域。并且，这一过程在地理空间上是自东向西发生的。 拉扎德引用了一个故事来阐释新波斯语诗歌雅化的发生机制：一位伊朗裔的地方统治者因为 不懂阿拉伯语而拒绝接受阿拉伯语的颂赞，诗人只得用波斯语仿照阿拉伯语颂赞诗的文体为其创 作了一首盖绥达 。前文已述，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古伊朗语诗律是基于语言自然的节奏 重音，而阿鲁孜格律体系的基础在于音节的音值。换句话说，这种新的格律体系所追求的是长短音节的搭配组合，每个诗句由若干长短音节构成，短音节由一个单独的短元音或一个短元音加一 个辅音构成，在阿鲁孜格律体系中通常标为
，长音节由一个单独的长元音或一个长元音加 一个辅音，又或一个短元音加两个辅音构成，通常标为 “—”。不同的长短音节组合称为不同的 “律”。在使用阿鲁孜的过程中，波斯诗人不断地调和波斯语自然的语音特点和外来的新诗律， 逐渐发展出独特的波斯诗律。 在萨曼王朝 ( 阿拔斯王朝时期波斯人在中亚建立的政权) 的支持和推动之下，新波斯语雅诗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 9、10 世纪的呼罗珊。吐鲁番摩尼教写本中保存了少量断代到 9、10 世纪的新波斯语写本，反映出呼罗珊新诗风的影响。一个典例就是 M786，该写本是世界上现存最 早的新波斯语盖绥达写本之一。盖绥达是阿拉伯传统长诗的形式。简单说来，这种文体的特点是 每首诗由数个联句组成。这里的联句和我国古典诗歌中的联句概念相近，即每联包含两句。每联的两句使用相同的律，后一句句末押韵，每首诗都要一韵到底。M786 所用的长短音节组合为—
如前所述，摩尼文是摩尼教徒使用的字母体系，是一种从右往左书写的闪米特字母，源自隶 属于阿拉美文 ( Aramaic ) 的帕尔米拉文 ( Palmyrenian ) ，外观形态近似于叙利亚文的 福音体字母 ( Estrangelo ) ，包含基本字母 22 个。这个写本中，有一些在基本字母上方添加 了变音点 ( diacritic points) 的特殊字母，如第 3 行 ，第 18 行的
。在释读中我们发现 是 用来表示 阿拉伯文中的
( q) ，
则是表示阿拉伯文中的 ( f) 。这就从正字法的角度清晰地 标记了外来的阿拉伯语借词，也说明这个写本所使用的语言是新波斯 语而非大部分摩尼文写本所用的中古波斯语或帕提亚语。 以下是保存相对较好的片段的译音及翻译。有一些词只残余了部分字母，由亨宁根据语境、语法及格律等方面的信息重构，这些词以星号 ( * ) 标记；他本人称一些琐碎的重构没有标记，笔者据原卷标出，亦用星号标记；另外，亨宁还补入了书手遗漏的一些诸如耶扎菲之类的词，以方括号标记。 这首诗以一个被埋葬的灵魂的口吻讲述了死后的经历，不仅格律上完全遵循阿鲁孜，而且使用伊斯兰的圣剑意象和优素福被投入深井的典故，与摩尼教赞美诗迥然不同。若非写本使用了摩尼教徒特殊的字母，很难想象这是摩尼教徒的写本。 五、余论：扭曲的印象与混沌的真实 吉田丰先生曾指出，以往很多学者在探讨丝路史时，对安史之乱以后的时间段着墨甚少，而 这又恰巧是中亚伊斯兰化的时期，因此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扭曲的印象，即 “伴随着伊斯兰化， 丝路贸易也便达至终点。” 荣新江先生 《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一文曾系统梳理过吐蕃占领时期 ( 786 ～ 848 年) 和归义军时期 ( 848 ～ 1036 年) 丝绸之西来敦煌的货品，尤其是这一时期佛寺中供养的 “末禄 ( 即呼罗珊首府木鹿的异译) 緤画” “末禄緤绣”及大量粟特—波斯金银器，从物质交流的层面证明了丝路贸易的延续发展。而吉 丰先生本人又从吐鲁番发现的粟特语摩尼教徒书信的角度证明了摩尼教团在这一时期的丝路文 化交流中扮演着结构性的角色。但这一时期丝路沿线的文化交往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伊斯兰 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等诸多宗教的文化在丝路之上如何相遇、交锋、竞争、共融? 《群书类述》中有一个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片段，记载了 10 世纪初摩尼教徒被驱逐，导致 阿拔斯王朝和高昌回鹘汗国发生外交冲突之事：“他们最后一次露面是在穆克塔迪尔治下时期的 呼罗珊附近。因为要保全性命，那些留下的人销毁了个人物件，在那个地区东西飘泊。( 也许) 大约有五百人一起流落到撒马尔罕。后来他们的事业为人所知，呼罗珊总督决定处死他们。中国王——我想 ( 其实) 是九姓回鹘的首领——得知此事，就派遣使者去告诉他 ‘在我的国内，穆 斯林的人数要比贵国所有的我的宗教的信徒多。’他发下誓言，倘若呼罗珊总督胆敢杀掉一个人，他就会杀绝所有在他国家的穆斯林。” 这样的记载又难免使我们产生另一种印象，即摩尼 教和伊斯兰教决然对立，两者在方方面面都完全割裂。 但摩尼教新波斯语诗歌写本揭示了更为复杂、混沌的真实，即丝路沿线新旧共融的文化生态。摩尼教团的传教网络始终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传播的管道，直到伊斯兰时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兴的伊斯兰文化，也为摩尼教徒所传播。在一件中古波斯语文书中，摩尼曾宣称 “过去宗教的所有经典、智慧和寓言都被添加到我的宗教”，充分显示了摩尼教在传教策略上的开放性与混合性。摩尼教新波斯语诗歌写本让我们重新审视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在公元 9、10 世纪的摩尼教徒眼中，阿鲁孜作为一种新的诗律，已然突破了宗教的边界。 【注】文章原载于《西域研究》2023 年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 【边疆时空】范传南 | 清代中前期北疆治边政策及其影响 【边疆时空】陈庆元 | 东海擒倭与董应举《海石铭》——纪念东沙大捷四百周年 【边疆时空】李红阳 | 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基于《元史》《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 【边疆时空】张保平 | 海上犯罪的特点与海上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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