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蹒跚学步 （1833—1862） 这样的冬日，在希腊语里被称为“美好安宁的时刻”。太阳暖暖的，大海静静的，海水蓝蓝的。3 000名士兵已经上岸，他们是来自德国的雇佣兵。来自几个国家的70多艘船只停泊在纳夫普利奥的海港，帆索上装饰着彩旗。一声接一声的炮响向年轻的未来国王致敬，欢迎他的驾临。枪筒里冒出的白烟遮掩了远处的风景。所有的人都来到城外，在史前的梯林斯城墙附近迎接未来国王及其随从的到来，并陪同他们入城。这是一片颜色亮丽、欢快雀跃、人声鼎沸的景象，是12年战争结束以后的胜利庆祝。17岁的奥托身材高挑、修长，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身穿天蓝色的制服，被轻骑兵簇拥着，后边跟着3位巴伐利亚摄政，这些摄政将在奥托成年以前执掌希腊王国的权力。 希腊革命所有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躬身前来，表达自己的敬意。科洛科特罗尼斯戴着华美的头盔，好像一直看着别处。马夫罗科扎托斯戴着高高的帽子和厚厚的眼镜，科莱特斯戴着他的红色土耳其毡帽。两人都半转着身，向那位他们从现在起就要效力的统治者投以疑惑和敬畏的目光。这些一直为这片土地的未来筹划的人，现在已经行动起来，将自己的权力让给命运的新人。而在路的旁边，是一队骆驼，它们耐心地等着帮主人们驮东西。此后不久，这片景象就被描绘在一幅四米高、两米长的油画上，今天还挂在慕尼黑的美术馆里。这幅画的作者是彼得·冯·赫斯，他当时参加了欢迎宴会。 乔治·芬利是另一位见证者，他在他的历史著作《希腊革命的历史》中用罕见的一段抒情文字来描述这一盛况。他在将近30年后写道：“不同军队和海军的制服，不同的语言都证明，大多数文明国家派遣代表来参加希腊再生的盛典。”芬利继续回忆，从那时起，人们“都希望希腊第三次焕发活力，再一次在世界上取得灿烂的成就，占据重要的位置”。盛典结束一年后，年轻的、在欧洲接受教育的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用希腊语在自己的小说里描述了亲临现场后的激动。因为事情仅隔一年，所以他无法预知数十年后的情况。他的小说是希腊王国独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发出了激情洋溢的欢呼： 噢，希腊国王！旧的希腊将知识的灯光馈赠给德国。因为您的到来，德国加倍地回馈了那份馈赠，以此表示感激。您就是那位要复兴地球长子的人。 欧洲欠希腊债务的说法，早在一个世纪前的欧洲旅行者那里就有了，现在更是深入地、真正地进入现代希腊人的意识中了。这种认识会一直流传下去。所以说，欧洲的未来和希腊的未来已经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其实，这只不过是希腊获得独立后的一个逻辑上的推论，那么“再生”或“复兴”这两个主题既然在欧洲欠债和未来交织这两个叙事中占主导地位，情况亦然。 那些提着脑袋闹革命并生存下来的希腊领导人成功实施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策略，说服现代最保守的3个强国接受一个观点，那就是3个强国的革命不是自由的、全国的革命（当然是了），而是一种古老时代的复苏。希腊领导人的策略起作用了。在整个欧洲“复苏”的气候下，一个全新的希腊国家的降生可以被看作一个终极的复苏，这种复苏比欧洲现存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复苏都古老。 事情并不是这样。在欧洲于1830年承认希腊的独立后，一种新的政体进入欧洲的地缘政治中，那就是民族国家。一年以后，欧洲大陆出现了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利奥波德国王领导下的比利时。这种体制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直到1848年才变得明显起来，因为1848年是欧洲大陆革命风起云涌的一年。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分别进行了成功的“统一”以后，民族国家才成为一种新的模式，从而荡涤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存在的多国组合而成的帝国模式，而且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依然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方面，希腊是先行者。 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的政治氛围下，希腊探索国家体制建设实践的成功依赖于低调的风格。的确，在那个时候，官方叙事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扎下了根，影响大而深，所以欧洲研究国家建设的历史学家对1830年希腊独立所取得的成就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希腊历史学家对此也不愿意多费口舌，因为直到20世纪末，他们几乎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特例，特别古老，因此与其他国家都不一样。新的希腊王国降生后的20年里，孕育了长盛不衰的概念“希腊国家”以及更宽泛的、更难定义的概念“希腊民族国家”。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这些概念。 在西方的目光下 选择巴伐利亚的奥托作为希腊的第一个国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实政治的考量所决定的。当然，机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路德维希一世的第二个儿子正好合适。巴伐利亚皇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作为希腊新王国保护人的3个对立的强国，都没有任何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的选择能被各方接受。对于被选中的人的品行和素质，似乎没有人在意。奥托在年轻的时候被描述为“自负、固执、轻浮”，后来则是“不可救药的优柔寡断”。不过，在这种形势下，不论哪个人被指定为君王，他都别无选择，只有边干边学，就像奥托那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国王统治国家近30年，那么他的性格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到底有多大？尽管奥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统治下的希腊要比之前的卡波迪斯特里斯治理时期的希腊好得多。毫无疑问，奥托对他移居的国家希腊感情深厚，他在出生地巴伐利亚流放的时候，也穿着希腊的民族服装，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当1832年机遇来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促使巴伐利亚年轻的王子，或者是他的父亲代表他，接受了希腊的王位。此前10年，亲希腊主义就在巴伐利亚泛滥，并进入政府高层，影响了很多国家政策。就这方面来说，巴伐利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亲希腊主义”这个词本来的意义是指“对希腊一切东西的热爱”。希腊革命前，这个词用来指被温克尔曼思想感染的那些人。德国的亲希腊主义主要是指对古典希腊所取得的成就的敬仰。对于希腊古典成就的仰慕，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巴伐利亚当时的首都慕尼黑。如今慕尼黑很多的纪念碑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 路德维希一世对奥托的王国也感兴趣，为奥托指定3个摄政（都是巴伐利亚人）的人就是他。路德维希一世甚至参与希腊王国具体的事务，比如，王宫在雅典的选址。奥托的统治中未设立议会、未实行宪法的决定就出自路德维希一世。1832年的条约的条款对君王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定。考虑到希腊的无法无纪状态以及政治秩序已滑落到绝境，路德维希一世给予了奥托充分的支持——派了3 000人的德国军队，为奥托的赴任保驾护航，并让军队在希腊驻留了好几年。同样，他还让精明强干的几位顾问陪同奥托，帮助奥托站稳脚跟。 在第一个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王国与其说是条约里描述的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殖民地。这个特点被历史学家讨论过很多次，的确在大众记忆中留下了印痕，给这一时期贴上了一个与其说是慈爱不如说是感伤的标签——“巴伐利亚统治”。但是，这些安排的重要性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如果说殖民统治者的本性是强加给统治对象什么东西，那么那个东西就是德国的亲希腊主义，这在慕尼黑路德维希一世宫廷里盛行一时。婴儿般的希腊王国刚迈出的几步，是在具有高度保护意识的保姆的照顾下实现的。保姆以自己的生活为示范，认为她照看的孩子应该长成她喜欢的样子。俗话说得好：“保姆懂得最多。” 希腊要变成西方的、欧洲的、现代的国家。但矛盾的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要往回转，回到遥远的过去，“要由古人领导现代的人奔向现代化”。变成现代国家要付出的部分代价是，希腊和希腊人不辜负革命期间给他们带来很大帮助的宏大叙事。对此，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大部分精英都认可。新的国家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都是“希腊”的。我们必须记住，采用“希腊”这个古代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发展，第一次通过的1822年临时宪法实现了国家名字的法定化。不仅如此，这个新的国家还必须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民族”的。 拿破仑战争期间，说德语的人生活在法国的统治之下，德国几乎已经完整地发展并宣传了民族主义，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思想。不管1833年来希腊的那些人是否在统一德国方面有着同样的激情，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长大起来的。而希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试着了解在他们自己国家30年后才出现的那些思想。从这个方面来说，希腊再一次成为先行者，尽管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想起那个不怎么让人痛快的比喻“天竺鼠”，特别是在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可以经常听到这个比喻。这就说来话长了。 在奥托成年以前，摄政统治已经为国家军队和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系统奠定了基础，至少在理论上到达了王国的各个角落。希腊王国要建一个国家银行，已经通过制定政策来处理以前属于奥斯曼帝国或穆斯林地主、现在属于“国家”的土地。卡波迪斯特里斯建立的全国货币“凤凰”，被重新命名为“德拉克马”。 很多举措从王国初年就开始实施了，但要开花结果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土地分配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画上句号。德拉克马一直到王国结束后才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取代传统的奥斯曼帝国的货币。这再次提醒大家，愿望和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但是，决心从一开始就有了，所有国家化的项目最终都能实现。 在所有国家化的项目中，重中之重的是国家军队。在军队方面的大力投入不是为了保护王国的边境安全，因为所有的边境安全都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保证。王国的敌人在国内。与此前的卡波迪斯特里斯一样，巴伐利亚人下决心清除军阀割据的地方权力基础和只效忠其头领的非正规武装部队。在创建国家军队的过程中，他们确定要对王国军队的指挥实行一元化领导，这也许是一个现代国家正常运作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也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才能取得结果。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新的国家机构就发展起来了，甚至比巴伐利亚王朝的还要强大，并最终见证了巴伐利亚王朝的覆亡。1843—1974年，希腊的国家军队反复不断地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巴伐利亚人10年统治的另一个遗产。 东正教会也国家化了。教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希腊公民与东正教联邦的其他教徒相隔离了。但是，在巴伐利亚人以及在巴黎生活的科拉伊斯等很多希腊爱国者眼里，东正教联邦的领导人，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已经有了污名，因为他们效忠于那个可恶的奥斯曼帝国。教会国家化的措施是有争议的。因为毕竟在希腊革命中，多数战士都是以他们宗教的名义，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对穆斯林的屠杀和驱逐。在雅典的希腊自治教会和在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之间的正式分裂只是延续到1850年。但即便在今天，雅典和全希腊教会大主教依然对19世纪构成希腊王国的那些地盘实行宗教统治，而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对其余地区实行宗教管理。教会和国家在希腊从来就没有完全分离，这两者之间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希腊革命时期。但是，在巴伐利亚摄政时期，随着1833年“自治的”国家教会的创立，这个认同就变得体制化了。 新王国的认同在把雅典建设成首都的计划中体现得无以复加，其形式的凸显度和长久度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从纳夫普利奥迁都的决定是在1833年做出的。奥斯曼帝国位于雅典的部队在卫城坚固的城堡要塞中坚持了很长时间，最后宁愿向巴伐利亚人投降，也不向希腊人投降。新首都的庆典仪式在第二年的12月举行。除了地上的古代神庙，希腊城的大部分建筑都已成为废墟。在希腊革命期间，雅典被希腊军队围困和抢掠了两次，被奥斯曼帝国军队围困和抢掠了一次。在这样一个地方建设现代都市，需要极大的信仰力量。 都市新规划的布局和公共建筑的规模远远超出了这个小王国的比例，也超出了这个小王国的实力。尽管都市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缩水，但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出最初的建设雄心有多么大。新的城市面貌直到20世纪初才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必须再一次提醒，这些基础都是在奥托统治的第一个10年奠定的。新都市不仅有建设的问题，还有保护的问题。选择雅典作为首都的总体考虑是因为它有着众多的、卓越的遗迹以及这座城市在古希腊文明历史（也是所有欧洲国家的文明历史）中的作用。这些废墟、遗迹必须成为焦点。这恰如国家本身。矛盾的是，雅典不仅要变为一个完全现代的城市，还要再现其早就丧失的古代荣耀。因此，保护和采用各种措施全面展示能够体现希腊荣耀的一切东西，在新政府的规划中占据核心位置。 为达到这个目的，新政府的有关机构在希腊语中引入一个新词，向公民的心中植入了一个新概念。这个词是“考古学”，其词根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对古代的研究”，只是后来才进入西方语言的词汇表中。从语义上说，这个词在希腊语里完全是一个新词。1833年年初，希腊设立了考古服务局，第二年颁布了第一部考古法律，此后陆续公布实施了一系列考古方面的法律规章。1837年，雅典考古协会成立，《考古学报》创刊。考古学成为将未来规划与展现古代文化联系起来的新科学。截至目前，它一直发展得很好。但是，考古学也见证了一些毁坏。实现国家复兴，将新的和古代的进行无缝对接，从客观上要求把过去2 000年时间里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所有人类活动痕迹统统抹去。保护古典和建设新城固然好，但更让人痛心的是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破坏。 人们常说，在希腊王国的最初几年，为了给新的雅典城市规划让位，几十座精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拜占庭教堂被夷为平地。其实，破坏的程度被夸大了，因为教堂中的“精华”，比如位于厄鲁姆大道上的卡普尼卡里亚教堂就逃脱了厄运。实际上，大多数极端地去除“所有野蛮时代遗迹”的行动都发生在卫城。王国首都迁都后，城市兴建工作就立即开始了。雅典曾是一座拥挤的城堡，街道、房屋和花园与古代建筑杂乱地拥挤在一起。现在，晚于罗马时代的一切东西都被清除了。地基甚至一直被挖到基岩，也就是今天游客可以走到的位置，那些地方在此前3 000年的人类居住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完整地暴露过。1843年，建在帕特农神庙里面的小清真寺消失了。雅典城里引人注目的地标是14世纪由佛罗伦萨公爵主持建造的法兰西塔，到了1874年，这座塔也不见了踪影。巴伐利亚建筑师利奥·冯·克伦泽主持推动的都城修建计划，得到了当时主要的希腊知识分子的支持，这让希腊形成了自己的建筑风格。从19世纪下半叶的照片来看，巨量的建筑垃圾和废料堆砌在卫城的南墙下，等着被运走。当时的卫城被彻底拆除。今天的考古学家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在废墟里辨认着那些证据。但是，19世纪30年代的做法就是，城市里的一切威胁很古老的和很新的东西并存的事物都要被清除。 宽阔的、笔直的大道铺设起来了，新的建筑物开始出现，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建筑是王宫，奠基仪式于1836年举行。奥托的王宫坚固魁伟，被有些人比喻成一个兵营，在1842年完工。（今天，希腊议会在这幢建筑物内办公。）紧接着完工的是希腊的第一所大学和天文台。那所大学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是希腊唯一的大学。新的国家的重点在这些建筑中得到完美的体现。除了在1862年建成的新拜占庭东正教大教堂，其他公共建筑物的设计都呈现出了古典风格。包括大教堂在内，这些建筑物都是德国训练的建筑师设计的，其中多数建筑师是德国人或丹麦人。私人建筑也遵循这个原则，从最宏伟的大楼开始建设。那是建成于1842年的王宫广场对面的建筑，后来它成为大不列颠酒店。就这样，虽然新古典主义的楼堂馆所的单个规模比不上王宫，但逐渐在雅典市中心和多数省城如雨后春笋般建成了，主导着希腊的城市风景。20世纪50—70年代，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才被钢筋混凝土大楼取代。 不管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其设计风格让古典建筑形式得以复兴。但是，它们是在同时代其他国家推动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复兴的精神下实现的。所以，希腊建筑在致敬古代的时候表面上像是欧洲前一个世纪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这不是说希腊落后了。建筑设计师深知浪漫主义运动及其对本地传统的影响。但是希腊的本地传统直接对应着古代，中间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插入。所以，王宫、天文台、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国家议会（后来的名字）、考古博物馆、理工学院、雅典市剧院以及扎皮翁展览馆等，都必须看起来像那些曾经为古希腊风景带来荣耀的神庙。 新国家的语言也经受了同样的待遇。在这方面，障碍更加难以克服。语言有自己的生命，而建筑物却没有。语言的反击会在百年的后半叶到来。但是在最初的10年里，希腊王国不遗余力地让国家语言的书写形式看起来尽可能地像古代希腊语言，虽然古代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在词汇、语法和句式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两者的发音也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些不同从来没有受到重视，因为政府只考虑了语言的书写形式。没有人建议对希腊语的书写系统进行改革，其现代书写形式（今天依然如此）与古代书写形式完全相同。与建筑物一样，书写是可看见的，而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总是最重要的。除了最开始的阶段，后来希腊的建筑师不是德国人，而是在欧洲接受教育的希腊人。 1834年，希腊王国颁布实施7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该法律同时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古代希腊语的语法规则，不能按照现代希腊语的规则阅读和书写。很快，古代希腊语不仅在受教育的人中间，而且在各行各业成为时尚，大家都用古代的词汇替代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词汇，用古代的语法规则替代现行的词法和句法规则。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复古从未在19世纪成为官方政策，却是那个世纪初远在巴黎的科拉伊斯积极倡导的——要对一个现代语言进行“修改”，对它进行搽脂抹粉，因为那个现代语言在几百年里已经失去了古典神韵。不论在科拉伊斯的理论上，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中，这听起来都像一个美容过程，正如一个世纪后的诗人乔治·塞菲里斯所观察到的，这就是在现代建筑上粘贴一些古代的山花。 在19世纪50年代，曾经为奥托和巴伐利亚人的到来大唱赞美诗的小说家和诗人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在语言复古方面走得更远，宣称要实现“古代希腊语言的复兴”。苏索斯在1853年写的一个小册子中说：“古代希腊的语言和我们自己的语言应该是同一种语言。他们的语法和我们的语法也应该是同一种语法。”他使用将来时的时态表述这番话，完美地展现了当时的精神追求，那就是默默地接受看起来即将繁荣复兴的对立面。我们再一次看到，通往未来的道路看起来是要复兴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 但是，这样的复兴道路太漫长了。科拉伊斯自己都承认，复兴一门已经死亡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在语言方面采用的都是科拉伊斯建议的零散式的、化妆式的措施。不久，这种混合式的书写形式（塞菲里斯称之为“雅典科学院的建筑”）就广为人知，且有一个名字“katharevousa”（净化语），直译就是一种“正在纯化、规范”的语言。 所有这些重大的变革都是从上而下的，多数是巴伐利亚人启动的。他们带着欧洲人偏爱古代希腊的先入之见，并利用这些观念为一个功能健全的现代国家奠定基础。那些支持并实施变革措施的希腊人都是在欧洲接受教育的。他们也希望新的希腊成为一个西方国家，并尽自己的最大力量让希腊至少看起来像一个西方国家。就这一点来看，他们与巴伐利亚人是一样的。因此，“希腊民族国家建设”从本质上就变成了“希腊国家建设”。希腊这个民族国家就被定义为希腊国家。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或者说即便有人这么想，他们也不总是这么想。 东方地平线 巴伐利亚人启动的国家建设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一面。这个希腊新王国的机构还应该定义为“民族的”，但是民族国家本身的含义更难确定。国家的地理边界已经确定了，但也是随意确定的。直到最后一刻，也就是1832年尘埃落定之前，哪些希腊族人口应该包括在希腊公民之中一直都没有确定。如果以语言、宗教或者两者兼顾为标准，那么大致还有3倍多的可以被称为“希腊人”的人生活在希腊王国的边界之外，比如西边有爱奥尼亚群岛（当时依然是英国的保护领地），北边、南边，特别是东边有奥斯曼帝国。所以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多地方，希腊王国的建立被看作未完成的事业。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那以后，这种观点一直在希腊流行。2013年出版的一本为儿童撰写的通俗希腊革命史的著作的副标题是“从未完成的开始”。 在希腊革命期间，很多人认为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所有说希腊语的、东正教世界的人都得到解放。数百年来，那个世界历史上的首都一直都是君士坦丁堡，其名字的意思是“君士坦丁的城市”，在希腊语传统中被简称为“城市”。君士坦丁堡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的所在地。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东正教联邦中，从来都只有一个“城市”。雅典在希腊革命前大约有1.2万人口，从来没有被当作东正教联邦的中心。因此，在1833年第一次讨论将国家首都从纳夫普利奥迁到雅典的时候，资深革命领导人扬尼斯·科莱特斯提出反对意见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希腊唯一可能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科莱特斯反驳道：“如果君士坦丁堡不可能成为首都，那么新的希腊就不应该有首都。”在希腊革命爆发5周年时，希腊举行了第一次纪念活动，人群中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口号：“到城市去。” 赢得君士坦丁堡的这个长久的、强烈的愿望可以追溯到1821年的希腊革命以前。从1824年开始，希腊快速发展的新闻媒体对此推波助澜。1833年以后，对巴伐利亚人的西方化统治最为不满的那些人是所谓的“俄国党”的领导人，他们被称为“纳皮斯特”。这些人集聚在资深军阀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及其儿子根奈奥斯的周围，是那些关于山贼强盗以及后来的山区游击队的歌曲所颂扬的自足自立理想的继承者。他们矢志不渝地把目光投向东方，既希望得到俄国的保护，又希望通过谋占奥斯曼帝国的地盘来扩大希腊王国的疆域。 刚开始的时候，新政府下决心给这些人一些颜色瞧瞧。巴伐利亚人抵达希腊7个月后，科洛科特罗尼斯及他的一些追随者就被捕了。1834年，他们被公开判处死刑。这个判决是有风险的，因为有些被判刑的人是最受希腊人尊敬的革命英雄。也许，判决只是奥托所展示的宽宏仁慈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事实上，在那些人服刑一年后，奥托就赦免了他们。同时，奥托给予了曾经很自由的新闻媒体严厉的限制。事实上，公审和大度赦免是权势力量的一种展现，但其背后隐藏着10年前内战期间的第一次裂开的缝隙。科洛科特罗尼斯及其随从犯有叛国罪，他们对抗奥托王朝，竭力策动民众，呼吁俄国助其将奥托和摄政驱逐出去。他们甚至还煽动山里的土匪。巴伐利亚人如果要活下来，就必须应对这个威胁。但是，科洛科特罗尼斯一直忠于“民族国家”的理念，这个国家主要是以东正教来定义的，远远超出了希腊国家的范围。 对科洛科特罗尼斯的逮捕、审判和监禁以最冷冰冰的形式显示了那道裂痕。但是，所有怀着更大、更强烈愿望的人并不都反对巴伐利亚人或他们的建国大业。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的小说用充满热情的笔触描述了奥托的到来，其中一位农民对新国王的权力表达了单纯的信仰：“他的手一动，就能搅动整个希腊民族，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克里特岛；他的头一点，就是发起全面革命的信号。”人民群众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而不是以反对者的姿态）纪念1821年的革命，并喊出了“到城市去”的口号。第二年，苏丹驾崩后，奥托本人甚至冒出一个念头，要乘船去君士坦丁堡继承苏丹的王位。这个传言大致如此，当时的一个记录很有可信度。 不久，机会降临，人们再次考虑利用国际政治实现希腊王国扩张的可能性。1839年，马哈穆德的继任者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面临着来自埃及总督的挑战，那个总督就是曾经率大军蹂躏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帮助征服迈索隆吉翁的易卜拉辛。有一段时间的欧洲强国外交处于混乱之中。在雅典，秘密社团不断兴起，都以参与过希腊革命的友谊社为样板，其中一个社团是纳皮斯特，它积极推动与俄国的亲密联系，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态度。科洛科特罗尼斯的儿子是该社团的领导人之一，热爱东正教协会，密谋废黜奥托国王，很快便声名扫地，其中的内幕直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热爱东正教协会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对相邻奥斯曼帝国行省的秘密战争，从而将其地盘归入希腊的版图中。 此后不久，色萨利和克里特就发生了叛乱。尽管政府对其自由横加制裁，但雅典的新闻媒体达成了罕见的共识，依然给予了战争激情洋溢的支持。在1840年和1841年较短的时间里，克里特至少是具备与希腊实现统一的条件的。当时，欧洲列强的意见不统一，奥斯曼帝国前途未卜，希腊可能会有获得更大地盘的机会。就奥托本人来说，虽然他一开始有点儿手足无措，但一直对希腊王国的开疆拓土投以极大的热情。事实上，这是奥托统治期间为数不多的获得民众欢迎的领域之一。至少当时在首都精英圈之外发行量不大的一份报纸是这样说的：“我们就姑且信之吧。” 下面发生的就是对奥托及其顾问的警告了。危机又一次在远离希腊的欧洲国家中消失了。1841年，欧洲强国再度走到一起，支持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老政策。奥托进退维谷，两面不讨好。欧洲强国认为他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欧洲协调机制之上，对此感到很失望。但在国内，这恰恰是希腊民众希望他做而他又没有做好的事。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奥托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受任何宪法或议会的约束和限制的好日子屈指可数了。半殖民地形式的巴伐利亚统治模式要让位于更像本国统治的模式。如果你冒险将传记的类比延伸到如此之远的话，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年幼的王国会本能地投向东方，因为那里有它的母亲。只是这种往东方的转向，引发了变革。 变革是从一次金融危机开始的。随着1832年国民议会事件的解决，希腊背负了6万法郎的新贷款，这是由欧洲强国担保的。从那以后，债务还本付息就成为希腊财政最大的开支项目之一。为了弥补亏空，实现收支相抵，希腊政府每年都被迫申请新的贷款。1843年，在国际危机发生以后，欧洲强国变得严厉起来，不再给希腊新的贷款来弥补其资金缺口，而是再度聚首，召开了曾经首先保证希腊独立的伦敦会议。无奈绝望之下，奥托采取了财政紧缩的措施，但是马上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不过，这些措施远远不够。1843年夏，国王被迫同意屈辱的条件；国家未来税收的一部分要归债权者所有，直接支付给他们在雅典的代理人。而且在350万法郎的经费支出方面，希腊必须厉行节约。希腊的这种处境与其在2015年7月遭遇的所谓第三次紧急援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15年，希腊政府同样被迫将自己的财政自主权拱手交给了欧洲债权者。 欧洲强国1843年的这次出手相救不是针对某个国王，所以即便奥托不服从命令，它们也会施以援手。只是这次奥托在国内的对手要造反了。9月14日晚，驻扎在雅典的骑兵上尉迪米特利亚斯·凯勒基斯观看葛塔诺·多尼采蒂首次排演的歌剧《卢克雷齐娅·波吉亚》。（那标志着巴伐利亚人到来以后的10年里，“有文化”的希腊人所发生的变化。）歌剧结束后，上尉回到他的兵营。他犹豫了几分钟，嘟囔了几个词，举起他手中的剑，然后高呼“宪法万岁”。骑兵和步兵一起大步走到王宫，从一扇窗户里向国王递上了他们的一系列要求。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士兵们递上的诉求来自因奥托独裁统治而靠边站的政客们。但是，将这些诉求付诸实施并确保成功的是军人，而军人正是巴伐利亚人创建的用以维持他们带来的新秩序的那个力量。奥托会保有他的王位，但是说话算数的是军人和政客们。10年的独裁统治走到了终点。希腊要拥有赢得独立后的首部宪法了。根据某些资料，这次政变的第二天（按照现在的历法是9月3日）代表希腊革命的真正结束。雅典市中心的一个主要大街直到今天还以这个日期作为它的名字。王宫前面的那片开阔空地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相当迷人的名字——“缪斯的花园”，后来被改名为“锡塔玛广场”，也就是“宪法广场”。 1843年11月，来自希腊王国各地的被选代表开始陆续抵达雅典。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844年3月底完成。相较于改变国家治理的方式，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一个词语，这个词语是“伟大理想”。它是在宪法的酝酿和起草过程中被提出来的，自那以后就是指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从一开始就被忽略的所有未完成的希望、渴望和愿望。 紧接着的建议是只有出生在希腊王国的人才能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除了希腊教会自治外，这又在希腊民族化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其造成的影响是继续缩小希腊民族的定义，甚至将希腊局限于国家的范围之内。主持全国国民议会的人是当时已经70岁的科莱特斯，他依然穿着他的家乡伊庇鲁斯山区的褶裥裙，那个地方还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与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马夫罗科扎托斯以及其他优秀的议员一样，科莱特斯议长提出那样的建议时，也冒着这个建议被采纳后自己要告别议会的风险。在时人的眼里，科莱特斯有着准确拿捏公众情绪的本能，并具有将此天赋化为政治优势的技巧。希腊革命期间，他一直是现代化促进者一派在1824年内战中赢得胜利的主要设计师。20年后，他依旧是一位有着令人敬畏的力量的人物。 在1844年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科莱特斯一开始就提到他和很多人（包括已经不在世的人）在希腊革命初期许下的誓言：“这个誓言是为了支持祖国的自由，我们发誓，为了希腊的自由，我们愿意做出一切牺牲，甚至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他继续阐述祖国在那个时候的世界地位： 从地理位置上看，希腊是欧洲的中心，东方在它的右边，西方在它的左边。通过衰落和覆亡，希腊注定启蒙了西方；但是，希腊要通过再生，来为东方启蒙。这两个使命中的第一个，是我们的祖先完成的；第二个使命，要由我们来完成。 这番话再一次说明希腊革命的国际维度。在这个世界上，希腊远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地球的中心。科莱特斯继续说道： 根据这个誓言和这个伟大理想的精神，我看到我们国家的全权代表们相聚在这儿，这不仅为了决定希腊政权的命运，还为了决定希腊民族的命运。 在定义国家时，科莱特斯远远不是依据国家的地理边界，而是依据当时人们说的国家语言来定义的，他寻求民族的、基于种族的身份认同。这方面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不怎么清楚的是，这个身份认同与那个古怪地飘荡在空中的词语“伟大理想”到底怎样联系起来呢？ “伟大理想”这几个字又出现了，这一次我们哀叹“自己已经偏离祖国的伟大理想那么远了，而那个伟大理想，我们知道最先是在维莱斯汀利斯的歌曲中表达出来的”。这里指的是“战歌”，它是维莱斯汀利斯注定失败的政治规划中唯一被广泛传播的东西。对于这份政治规划，我们要比科莱特斯或与他同时代的人了解得更多。事实上，这首“战歌”根本没有提出什么清晰的“祖国理想”。但是，这首战歌的确在奥斯曼帝国不同的人群中传唱。从地理上说，维莱斯汀利斯的“战歌”从贝尔格莱德一直唱到了埃及。当然，维莱斯汀利斯并没有促进任何一个民族或种族的事业，而是恰恰起到相反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新世界里，这一点可以轻易地忽略。毕竟，维莱斯汀利斯已经明显地呼吁解放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统治的整个帝国。这一点也被附加到“伟大理想”的含义中了。 “伟大理想”这个词语现在在希腊通常用大写字母来书写，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使命，不仅要“教化”东方，还要扩展国家的边界，从而惠及民族国家所有的成员，而不管他们在哪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这种使命感是那样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不断衰落的、从来没有体制化的“英国党”“法国党”“俄国党”逐渐归于一个新的二元对立，不再是赞成还是反对伟大理想，而是制定怎样的政策来实现它。马夫罗科扎托斯是在此后的80年里实施“小心翼翼”政策的第一位领导人，他在巩固已取得成果的同时，通过外交手段慢慢扩大帝国的边界。科莱特斯是根据1844年宪法当选第一位总理的人，他在执政方面的态度更加雄心勃勃，尽管他在议会中的讲话经过精雕细琢而显得很温和。 从科莱特斯1847年去世到20世纪初，“伟大理想”就简化为一个国家扩展计划，扩展的视野注目着东方。为什么年轻的希腊王国长大后要变成一个像它的祖先拜占庭那样的帝国呢？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位于东方的基督教大国，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 新的国家叙事 在19世纪50年代初，基于西方的希腊国家在融合统一广泛分散的希腊民族国家方面变得更加步履维艰，因为希腊民族大多数依旧被奥斯曼人统治，民族国家的中心地带还属于东方。希腊国家建设所依据的复兴叙事，一下子把希腊中间的2 000多年的历史抹掉了，而民族国家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叙述或政治规划。 巴伐利亚人启动的规划已经受到了攻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攻击来自巴伐利亚。1830年（在欧洲强国的保证下希腊第一次实现独立的那一年）以及早在巴伐利亚人被任命为希腊第一个国王之前好几年，有一位名叫雅各布·菲利普·伐尔麦耶的年轻的奥地利教师在慕尼黑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中世纪摩里亚半岛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在6年后出版，完成了这段历史的全部书写。这是一段充满论争的历史，是从政治议程的角度写的。伐尔麦耶撰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针对希腊，因为他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希腊这个独立的国家几乎还不存在。让他如鲠在喉的是在他寄居的国家巴伐利亚到处弥漫的亲希腊主义的氛围。伐尔麦耶试图在他的著作中证实，亲希腊主义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古希腊精神的每一处痕迹、古希腊人的每一滴血迹，都被数百年来罗马人、哥特人、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伯罗奔尼撒征服者们彻底抹去了。因此，所谓希腊的复兴或再生，从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复兴的事物了。 伐尔麦耶的理论是无法自证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不恰当的，因为现在没有人认为文化是由种族决定的。但是，他的抨击的确击中了希腊国家叙事中的一个薄弱点。当然，实现长久湮灭的古代文明的“复兴”、“再生”或“复苏”，甚至设计建设都城作为古代文明可视的代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些有着历史观念的人迟早会问，“现代和古代中间发生了什么”。毕竟，根据19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多数历史书籍（包括希腊人自己撰写的历史），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在维奥蒂亚的凯罗尼亚战役中击败希腊城邦联军时，古代文明的光荣时代就结束了。这是发生在公元前338年的事。那时与1821年希腊革命爆发之间，有一个太大的时间缺口，这需要某种解释。 其他历史学家在讲述这段历史时采取了不那么锋芒毕露的方式。尽管雅典的建设和城市规划或者语言改革的计划可以不张扬地、无挂碍地进行，但缺口一旦打开便再也合不上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新的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都需要它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打通的不仅有那些“丢失的”世纪，而且更明显的是，希腊民族和希腊国家这两个认同要素之间的协作也需要打通。这个缺口或鸿沟不仅是历史上的，还有地理上和观念上的，存在于公元前338年和1821年之间、雅典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以及在对希腊人的两种不同的认识之间。 对此，有两位学者迎难而上，接受了这个挑战，他们来自老东正教联邦地域的两头。斯皮里宗·赞贝利奥斯是一位来自爱奥尼亚群岛莱夫卡达的贵族；康斯坦提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则生于君士坦丁堡，他的家人在奥斯曼人1821年的报复中幸存下来，避难于俄国，并在希腊独立后回到希腊生活。这两人都出生于1815年，年轻时在欧洲学习和游历。赞贝利奥斯利用其家族优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依然是英国保护领地的爱奥尼亚群岛首都科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小说家。帕帕里戈普洛斯则不得不自己谋生，早期是中学老师，后从1851年开始在雅典大学担任了40年历史学教授，直到去世。 新的历史就这样形成了，没有任何先兆，几乎是完全建立了起来。完成决定性一步的人是赞贝利奥斯。他于1852年在科孚出版了一本700多页的书，他写道：“希腊文明的选民在神秘地触及并走过那段朦胧的、未被探索的历史后，才将文明的薪火从古代传递到现代，使之来到自由的时代。”这是关于那些“迷失的”世纪的第一次论述。寻找希腊历史有两个路径。这本书的书名是《希腊的民歌》。普罗大众的口头传统直到现在都被希腊人忽视，但是在欧洲其他地方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口头传统的研究是寻找希腊历史的一个路径。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希腊口头传唱的民歌。另一个路径是“关于中世纪希腊主义的历史研究”，这个研究对象所占的空间相比第一个路径，就大得多了。因此，口头传统歌谣中的民间的、大众的历史和拜占庭时代的文献记录的历史，共同填补了这个缺口或空白。 希腊的历史思考就这样猛然往前迈进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希腊”突然重生的叙事开始被赞贝利奥斯所称的“希腊主义”“长时段历史”取代。像考古学一样，“希腊主义”是另外一个词，看起来像古代的词语，但实际上在当时是新词语，至少从那以后所具有的含义是新的。希腊精神开始出现于德国的历史书写中。对于将这一术语用于系统阐释基于希腊语言持续性的身份认同这个最重要的概念，赞贝利奥斯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人。在今天的希腊语中，“希腊主义”被定义为“生活在世界上的全部希腊人、希腊民族的总和”，或“希腊文明以及承载那个文明的所有希腊人的总和”。赞贝利奥斯还是将新命名的“希腊主义”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3个时期的第一人。他宣称，基督教已经“成为希腊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来的“中世纪希腊主义”也是现代希腊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所获得的权利是一样的。他说：“不管喜欢与否，我们都是中世纪的孩子……我们不能丢掉那个将我们与拜占庭中世纪联系起来的东方特征。”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综合推论的开始。 帕帕里戈普洛斯是一位历史学家，已经出版了历史著作，其中第一部著作就是对伐尔麦耶的回应。但是，帕帕里戈普洛斯在读了赞贝利奥斯的书以后，其思想才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很薄的书，起了个很平和的书名《儿童版希腊史：从最遥远的古代到现代》。需要指出的是，帕帕里戈普洛斯第一次讲述的故事的文本只有230页，而且是大字版，遵循的是赞贝利奥斯前一年详述历史的路子。两者不同的是，帕帕里戈普洛斯对一种设想给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他的故事有始有终（舍弃了民歌的内容，毕竟他是历史学家）。为了让“希腊主义”听起来不那么抽象，帕帕里戈普洛斯讲述的是希腊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且在第一页就非常简洁地给出了定义：“希腊民族国家是所有将希腊语作为自己语言的人的名字。” 这个历史叙事后来被扩展为五卷本著作，著作于1860—1874年出版。这部巨著不再是儿童读物，而是有着最广大的读者群的通俗易懂的历史类图书，没有烦琐的文献来源等信息，也没有学术争辩的莫测高深的观点。这部五卷本著作进一步深化和阐述了19世纪50年代初就出现的新思考。帕帕里戈普洛斯还是推动另一种新观念的第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这种新观念在最近几十年的德国历史书写中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这种新观念就是“历史相对论”，它把历史定义为一个过程。进化的理论还没有诞生，但是德国历史相对论从知识方面看与进化理论属于同一个框架，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连续演进的变化模式的一部分。把希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时代发展连续过程中的持续叙事来讲述，是帕帕里戈普洛斯的独特贡献。他的历史讲述将历史相对论的新视野系统应用于3 000年来保存在希腊语言里的历史记录中。一位现代思想史学家将这一创新盛赞为“19世纪希腊学术最重要的成就”，帕帕里戈普洛斯受之无愧。 在新的研究体系中，“复兴”被“持续”代替。被重新纳入视野进行研究的那些世纪，说希腊语的拜占庭国王统治的时代，那些一直为人所忽视的尴尬的空白岁月，现在已成为最终被1821年希腊革命和新王国建立证实的几百年历程的组成部分。 帕帕里戈普洛斯在其儿童版著作第一页的简明定义发表以后，一切就随之而来。如果语言是定义民族国家的唯一条件，那么希腊和语言就必然一样古老。扣人心弦的、经久不衰的历史叙事也由此产生，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复杂多变的世事变革沉浮中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的时候像古典时期和19世纪20年代的革命时期那样取得了胜利，更多的时候成为其他国家胜利的陪葬品。但无论如何，它都一直坚守着“国家品格”，并在严峻的历史熔炉里不断地进行自我磨炼。这是一个大胆的、与时俱进的观念，与“国家历史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书写的”的理论不谋而合。到了这个时候，历史书写的主体部分在1874年就完成了，进而转入对“伟大理想”这个理论进行必要学术支持的阶段。希腊国家不再与希腊民族的主张相冲突，而是为其做好服务工作。在无限古老的历史框架和极其辽阔的地理空间中，希腊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现有边界以外寻求自己的命运，这包括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说希腊语的地方。 那时可能会诞生一个新的朝代，年轻的希腊王国的历史将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回到19世纪50年代，看看那段历史是怎样终结的。 现实的考验 1839年的《伦敦议定书》向希腊国家承诺“完全的独立”。前10年里，在巴伐利亚人的托管之下，希腊并没有体会到完全的独立。随着1843年的暴动，巴伐利亚人的影响结束了。除了国王本人，他的亲属和几个亲近的随从以及其他的巴伐利亚人都被遣送回国了。但是，如果“保姆”被解雇了，为人“父母”的欧洲强国就应该比以前“照料”得更多。19世纪40年代初的事件对奥托和他的大臣来说，应该是一个警醒，因为后面还有更严重的事件等着他们。 伟大理想的局限性在实践中还没来得及检验，奥托的国家主义就与另一个著名的、更加有权势的人的思想产生了冲突。这个人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是“炮舰外交”的发明者，是英国公民在全世界的权利和自由的坚定实施者。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人，希腊这个小王国根本不是其对手。奥托和英国驻希腊的大使相互憎恶。在希腊的英国人，包括大使自己，一直受到冷漠、傲慢的对待。到了1850年，英国人的几次抱怨终于引起了其国内的注意，得到了外交部的重视。在向国内抱怨的人中，有一位是历史学家乔治·芬利，他的一些土地被政府征用，用于建设新的王室花园（现在是国家花园），但政府不给予任何补偿。这个花园就在王宫的旁边。 最终激发英国政府采取行动的事件是，在1847年复活节庆典期间，一个犹太商人的家遭到焚掠。唐·帕西菲科在直布罗陀出生，所以在英国的保护之下，他在自己的家被焚以后要求希腊政府赔偿，但是两年多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于是，帕麦斯顿命令英国皇家海军采取行动。1850年1月，英国皇家海军将比雷埃夫斯港口封锁。希腊船长拒绝封锁，所以几艘希腊商船被英国用武力扣押。这一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在法国的斡旋下才得以解决。 唐·帕西菲科事件后来人尽皆知，这是希腊王国遭受的最痛彻心扉的耻辱。奥托和他的大臣再一次希望利用欧洲强国之间的利益竞争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为自己的国家赢得好处。但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新情况，因为有一个欧洲强国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要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这一事件开了一个丑陋的先例。更难看的是，焚掠帕西菲科家的事件让希腊隐藏的反犹太主义露出水面，从而揭穿了人们通常听到的希腊没有反犹太主义传统的谎言。对此，英国也是有反响的。应议会的要求，帕麦斯顿为自己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最全面的雄辩。不过在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说服了。英国讽刺杂志《笨拙》刊载的一幅漫画把希腊描述成失败者，上面写着“你怎么不攻打与你规模相当的国家呢？”唐·帕西菲科事件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可能正因如此，希腊才相对轻易地过关，同时也因国家小而免于命运变得更坏的惩罚。 3年后，当黎凡特爆发新的国际危机时，这个事件依然让希腊人觉得恍如昨日。新的危机起源于俄国和法国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圣地监护权而起的争议。由于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奥斯曼政府不得不充当裁决人。苏丹站到法国那一边，就相当于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让俄国和奥斯曼这两个多年的宿敌再次进入战争，并于1853年10月宣战。对奥托和希腊政府的很多人以及新闻媒体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机。在上一次这两个帝国打仗的时候，希腊就从战后的和平条款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那是1829年。现在希腊独立了，支持俄国抗击共同的敌人，对希腊来说是更加自然的事。如果这回把宝押对了，那么希腊一定会再一次获得回报。 到了1853年年底，希腊的非正规部队跨越了边界以北的奥斯曼人控制的地盘。19世纪40年代初发生的危机又重演了，北面的伊庇鲁斯和南面的克里特都发生叛乱，而且都得到了希腊政府的支持。但是这一次，希腊无法得到其他两个欧洲强国的支持。法国这个时候正在拿破仑三世的领导下忙于建立“第二帝国”。在英国，掌权的依然是帕麦斯顿的辉格党。英国和法国共同决定，俄国不能肢解奥斯曼帝国，同时，这个帝国第一次被戴上了“欧洲病夫”的帽子。早在19世纪20年代，马夫罗科扎托斯就竭力说服英国外交大臣相信，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希腊如果站在逐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和拥有扩张雄心的俄国之间，就会成为解决“东方问题”最好的方案。1829年，威灵顿公爵曾经差一点儿就让这个方案成为现实。但是，时移世易，时势异也。解决“东方问题”的好方案再一次变成以前采取的措施，那就是让那个“病人”活着。因为那是保持欧洲和平的唯一办法，即便这会使另一个欧洲强国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 英国和法国在1854年的春天参战，站在奥斯曼人的一边，很快就派兵登陆克里米亚半岛。这是多数战役爆发的地方。在希腊，英法两国的外交代表要求奥托宣布中立，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撤回所有的非正规武装。遭到奥托拒绝后，英法向比雷埃夫斯港派遣联合海军舰队，去保护奥斯曼人的侧翼。希腊的这个主要港口又一次被封锁了，而且这一次还被占领了。奥托别无选择，只能撤退他的军队。后来，收拾残局的活儿落到倒霉的马夫罗科扎托斯身上，他是当时最温和的、最具外交智慧的政治领导人，组建了政府，推行了引发众怒的中立政策。 这一次，希腊没有一点儿颜面可以挽回。雪上加霜的是，英法还以1832年条约的条款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明其正当性，这就赋予了它们以武力强行要求希腊每年归还所贷款项60 000法郎本息的权力。1843年，欧洲强国曾威胁要冻结希腊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一直都没有执行。现在，这些强国根据法律条款，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种威胁，那就是入侵行为。希腊王国的财政状况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在英法两个强国眼里，希腊就是一个还未长大却要求自主的孩子。这两个大人派兵的做法似乎是捏着闹事的年轻人的鼻子说：“翅膀还没长硬，你怎么能乱飞呢？国家都还没有实现收支平衡，怎么能养得起军队去开疆拓土呢？”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在双方的筋疲力尽中结束了，俄国惜败。《巴黎条约》再次确认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对希腊人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伟大理想的实现似乎不可能了。英法联军继续封锁希腊，在占领比雷埃夫斯港之后，封锁又持续了一整年的时间，直到“控制委员会”能够监管希腊债务的最近偿还安排，英法联军才解除封锁。这之后，奥托在民众眼里的威望惨不忍睹，掉到了冰谷里。 这不是奥托的错。夹在群情激奋的国内舆论和两大欧洲强国“不可抗力”的国际势力之间，不论谁领导希腊政府，都很难有所作为。不过，英法这两大强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政策也经不起历史的评价。对于后面发生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原因。 奥托在1836年回德国的旅程中迎娶了来自奥登堡的阿马利娅。20年后，这对夫妻依旧没有生养一男半女，因此从嫡系上看，奥托一世不会有直接的继承人。此外，奥托是天主教徒，他的王后是路德教徒，两个人都更适应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风俗习惯，包括语言和服饰，但他们都不愿意皈依东正教。希腊东正教会名义上的首脑属于对立的、传统上不被信任的基督教分支，这个事实一直是很多地方还有不满情绪的根源。这一点让那些亲俄国的“纳皮斯特”尤其感到愤怒，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以后的时间里，他们是最为痛苦和焦虑的人。 到了1859年，欧洲协调机制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很快就被证明是致命的。南欧的一个小王国要挑战欧洲强国，且看起来大有占上风的势头。撒丁岛王国和皮埃蒙特王国成为长期酝酿的“意大利统一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运动的先锋。这次运动的名字是“Risorgimento”，意思是“复兴”。只是，这里要复兴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古代文明——罗马帝国。作为这次运动的思想领袖之一，朱塞佩·马志尼年轻的时候在希腊求学，对希腊的“复兴”充满仰慕。在革命早期的关键阶段，意大利得到了法国的帮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与撒丁岛王国精明地结成了联盟。1861年，意大利王国在皮埃蒙特王国的首都都灵宣布成立。但是很显然，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方案。意大利王国希望罗马成为首都，不过这要在10年后，待意大利彻底统一的时候，罗马成为首都的愿望才能实现。对任何一位能够读报纸的希腊人而言，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是相似的，意大利的统一历程让他们的眼睛熠熠发光。截至1861年，意大利人已经站到了希腊人1833年站到的那个位置。新的意大利王国正像希腊王国一样，也把视角投向了那个古代的帝国之都，希望它成为自己未来的首都，毕竟，在过去的1 000年里，君士坦丁堡不是一直被称为“新罗马”吗？这好像没有被阻止，那么为什么希腊不能这样做呢？ 对奥托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机会，可以挽救他的王位。虽然希腊人弱小贫困，但能帮助意大利的人也不多，只有一些个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意大利的统一大业，就像意大利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一样。但是奥托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奥地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意大利赢得了统一复兴的斗争，那么这对奥地利的统治是不利的，因为奥地利从1815年就管辖着意大利北部大片的土地。当关键的站队时刻到来的时候，希腊政府站到了奥地利的一边，本来它可以一劳永逸地宣布自己的革命理念以及与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共同拥有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两大“统一”运动风起云涌，标志着多民族帝国的老欧洲向我们今天所知道的1918年后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大陆转折。奥托本可以率领希腊人民在这一伟大的社会进程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样的话，他的前途就会变得明亮起来。毕竟，希腊人是先行者。不过，在希腊这个多灾多难的小王国所犯的错误中，这个错误也许是最大的。 世事如昨，总是有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即便宪法已于1844年生效，奥托也依然没有失去对独裁政府的兴趣。1859年的议会选举受到了很多干预和恐吓。那年夏天，雅典大学的学生中形成了骚动，这标志着一种力量开始进入政治。以后的每一代希腊政治家都不得不应对这种力量。1861年的前几个月，由于拒绝接受最温和的改革，奥托几乎遭到了整个统治阶层的反对。2月，有位心怀不满的、支持“伟大理想”的狂热大学生，差点儿成功刺杀阿马利娅王后。 1862年年初，纳夫普利奥的卫戍部队爆发骚乱，政治气候不断恶化。到了秋天，国王和王后乘坐游艇，泛舟伯罗奔尼撒海岸，其目的是亲近他们的人民，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当他们乘船向民众示好的时候，有几个省的军人进行反叛。10月22日，致命的一击发生了。就像1843年的叛乱一样，这次反抗巴伐利亚人统治的依然是国家军队，是被巴伐利亚人招募和严格训练的士兵。只是这次，领导造反的不是将军，而是中层的指挥官。第二天，新的“革命政府”在雅典宣布成立。当国王和他的王后乘船返回比雷埃夫斯的时候，他们的船被一艘英国战舰礼貌地拦住了。欧洲3个强国都不支持奥托继续担任国王。就这样，奥托在英国皇家海军的目送下黯然离开了希腊。 就像奥托的英国死敌帕麦斯顿说得那样，希腊“长大了”。 帕麦斯顿的断言可能为时尚早。但是，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里，奥托到底有哪些成就？不论持何种态度，各类证据都相互交叉着，剪不断，理还乱。19世纪30年代实施的很多项目在奥托扩张的时代依然在进行。很多中央政治和行政机构还不完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需要进一步强化。但是，从政治上看，奥托就像他之前的卡波迪斯特里斯一样，是一个落伍的人。希腊的情况是小国寡民，主权不完全独立。几百年来，在这样的王国中担任具有启蒙思想的专制统治者，曾是德国的君主们所熟悉和适应的，但是到了1833年，这种情况就遇到压力了。30年以后，那些小国君主被集中到一个新的“王国”中，只是这个王国只有名，没有实。在希腊，1822年第一个临时宪法标明的进步政治，在1828年卡波迪斯特里斯上台后就被压制，一直持续到现在。改变这种情况，是下一个王朝非常重要的任务。 希腊的变革是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至少对在雅典和其他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对散居在山谷和岛屿村庄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好像没有改变多少。很显然，除了精英阶层能推动变革，其他人都是随波逐流。 19世纪60年代初，精英阶层中的顽强固执的乐观主义和一种神秘的期待更好未来的希望携手并进。“伟大理想”正好为这些希望提供了一个聚焦点。但是，与这些希望并存的，还有公众幻灭、嘲讽以及自怨自艾的暗流。在奥托统治的最后几个月，报纸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新的氛围： 希腊曾经是欧洲世界梦寐以求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统一的中心，但是如今的它如此狼狈，被欧洲世界看作一个负担，以及一个实现东方未来的障碍。 这份报纸甚至还指出，希腊“在奔向文明的进程中”，竟然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很多好的东西”。这种阴郁并不是过眼云烟，未能随风散去。整整10年后，在对另一个“危机”的评价中，这种阴郁的氛围再度升起，依然在希腊的上空飘浮：“希腊自从解放后一事无成。” 这种心灵追寻的内在原因之一，并非源自那些谴责或谩骂，而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希腊王国只是在蹒跚学步，它的老对手奥斯曼帝国却并没有停滞不前。1839—1856年，奥斯曼帝国推动了被统称为“重组”的系列改革，以确保帝国的非穆斯林臣民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这个“欧洲病夫”以自己的方式在推进现代化进程。这些改革对奥斯曼帝国中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的影响，远大于希腊王国的影响或以“伟大理想”的名义所说或所做的，这些教徒人数3倍于希腊人口。法纳尔阶层在1821年爆发的报复行动中几乎被消灭殆尽，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他们就像其先辈一样，再次受到社会的青睐。东正教徒又一次在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统治下的具有改良主义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中占据了很高的职位。 乔治·芬利在奥托国王被驱逐后不久提出，奥托统治下的希腊最大的失败是，其在革命之后“没有建立起一个人口增长、领土扩张的民族国家……没有形成数百万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奴役之中的希腊人在定居希腊后能享受自由的洪流”。与此相反，希腊王国的公民却常常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君士坦丁堡、士麦那、萨洛尼卡等日益现代化的、发展繁荣的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中讨生活。直到19世纪70年代，包括雅典和海港城市比雷埃夫斯在内的大都市才开始有了能与其他地方相媲美的发展。 1862年10月，希腊再一次群龙无首。与卡波迪斯特里斯被刺杀以后发生的情况一样，社会秩序的溃败好像一触即发。由于新的历史叙事及伟大理想的普及，希腊没有重蹈覆辙，而是很快稳定了局面。但是，它的未来如何？在“通向现代化”（变得更像西欧那样）的比赛中，谁也说不准哪一方会率先抵达——是老态龙钟的“欧洲病夫”，还是新的“东方模范王国”？因为希腊就要有一个新的国王了。 第五章 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痛苦 （1862—1897） 1862年年底，没有人能说出下一步谁会坐上希腊已经空缺的王位。希腊公众看好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二个儿子阿尔弗雷德王子。挑选新国王的会议是由曾经废黜奥托国王的临时政府在12月召集的。在将近25万张选票中，95%的人支持阿尔弗雷德王子。这一民意选择让当时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这种对英国突如其来的热情，至今依旧是一个谜团。在英国出生的君王可能会在统治中比奥托更加尊重议会和宪法。这其中还有爱奥尼亚群岛的因素。10年前，希腊人就心生不满，希望英国结束对爱奥尼亚群岛的领地保护，使其与希腊统一。传言说，在领地保护将近50年后，英国准备放弃了。也许由英国皇室的人担任希腊国王会有助于说服帕麦斯顿爵士领导的政府将爱奥尼亚群岛归还给希腊。若情况真是这样的，那就对了，尽管归还的方式是所有人都无法预见的。 这次选举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只有93个选民希望由本国公民来担任国王，这些选民的人数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奥托后来的人望很低，他的统治还有那么多让人不愉快的回忆，但是仅仅两年前才开始实行的选举依然被深深嵌入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君主统治；另一个原则是国家的首脑应该是外来者，远离或超脱于对立激烈的希腊政治生活。这两个原则之间当然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只是那要等到20世纪了。 3个为希腊作保的欧洲强国签署了一个约定，约定声明“法国、英国和俄国的王室和皇室成员都不能接受希腊的王冠”。这个消息传到希腊的时候，希腊选举国王的投票还没有结束。在任何情况下，维多利亚女王都不会让她的儿子去冒风险，重蹈不幸的奥托的覆辙。1863年2月，希腊宣布选举结果的时候，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英国不允许希腊人选举的阿尔弗雷德王子担任希腊国王。但是，这次选举结果让英国政府有了信心，要为希腊选择下一个国王。只不过，英国的选择要经过希腊国民议会的批准。在1832年，国民议会的批准仅仅是一个程序而已，但现在不是了。让希腊国民议会接受英国选择的动力是爱奥尼亚群岛。 这样就只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找一位合适的候选人。基督徒威廉·费迪南德·阿道夫斯·乔治·格鲁克斯堡是丹麦王子（和哈姆雷特一样），年龄为17岁（也许更年轻些）。他的姐姐是亚历山德拉，将嫁给威尔斯王子爱德华，从而会成为英国的未来王后。威廉（人们一般这样称呼他）和奥托被任命担任希腊国王时的年龄是一样的。早在1862年12月希腊选举的时候，他就是候选人之一，获得了6票。让丹麦皇室的成员担任希腊国王不是希腊人的主意，而是英国政府的想法。在雅典，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深知风是往哪儿刮的。所以，选举结果宣布还不到两个月，甚至在威廉王子还没有正式接受担任国王的邀约时，希腊国民议会就一致同意，选举他作为希腊国王。在丹麦王子的名字中，只有“乔治”可以融入希腊语中，它也是东正教历法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圣人的名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丹麦王子在1863年10月30日踏上他的王国后，希腊就在乔治一世的统治之下了。 乔治一世抵达后，希腊政府就立刻获得了在革命后期被拒绝的一部分自决权力。1864年批准的宪法是希腊议会的成果，20年前，奥托控制了对宪法的修改，此后，他以对自己有利与否为前提随意地操纵宪法。现在，国民议会决定，国王再也无权干涉宪法。乔治一世在上任的第一天发表公开讲话，以誓言约束自己，接受新的国家体制和机制的安排。这一次，国家主权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1864年版的宪法比上一个版本更进步的是，将投票权赋予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成年女性获得投票权要等到1952年）。在那个时候，希腊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体制之一。希腊又一次成为先行者。 希腊的另一个创新是国王头衔的名称，这也是国民议会的成果。奥托加冕皇冠时的称号是“希腊国王”，他的继任者在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就成了“希腊人的国王”。在近20年的时间里，“伟大理想”的进展也就是这一点了。国王称号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作为国际外交语言的法语里几乎不存在，在今天的英语中也不存在。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奥斯曼帝国派驻伦敦的大使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所以他认识到了这一改变的重要性，看到了其中的挑战。虽然新的称号在欧洲强国依然得到了一致通过，但是其官方翻译发生了改变。就这样，欧洲强国在不经意间就通过这个称号赋予了希腊新国王统治整个希腊民族国家的权力。 事实上，在乔治一世执政期间，希腊王国的疆域扩张了。执政第一年，英国履行承诺，在1864年10月让爱奥尼亚群岛成为希腊王国的一部分。英国通过殖民办公室对爱奥尼亚群岛以“领地保护”的名义进行统治，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将爱奥尼亚群岛归还希腊，成为一个世纪以后开始的非殖民化时代的第一次彩排。对希腊来说，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土边疆扩张开始了。 这半个世纪和新国王的统治时代几乎是重合的。 扩张的政治 乔治一世掌管国家的前途命运那么长时间，而且在任期间没有像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国王那样出现任何大的君臣争斗或政权分裂，但是，这样的一位国王竟然很少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现在留存的只有一本他的传记，而且还是100多年前的传记。后人很难评价他的个性，如果后人从留存的他的几封私人信件来判断，那么他可能有点儿平淡无奇。但是，乔治一世既不是一个空头傀儡，也不是一个独裁统治者。从一开始，他就接受了奥托一直抵制的宪法对王权的限制。但是，他保留了任命政府部长和首相的权力。乔治一世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似乎总是能够不显山露水地把握着“国家之舟”行驶的船舵。他于1867年迎娶了沙皇的侄女奥尔加女大公，确保了王后及未来的继承人将像臣民一样信仰东正教。这样做就一下子解除了困扰前任国王统治的烦恼。从那以后，在王朝关系上，这位希腊国王与希腊的三个保护国中的两个强国的统治家族建立了联系，与奥托总是与这些强国剑拔弩张相比，乔治一世获得的稳定局面是让人艳羡不已的。虽然希腊的这位国王从来没有像那些让他在政令上签字的主要高级官员那样声名显赫，但他也从来不像后来的王位继承人那样引起过激烈争议。因此，我们很难说希腊在这半个世纪的成功和失败，到底要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或归咎于管理这一切的唯一公众人物——国王的身上。 1864—1882年，希腊组建的政府不超过33个，其中几个“联合”政府没有说一不二的首脑。直到1875年，希腊才确定这样一个原则：组建政府的任务由在议会中享有多数支持的领导人负责。即便如此，这个原则并不常用于实践。政党是松散的团体，志趣相近的人组合在一起，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具有强大感召力的领导人。从希腊革命时起，这一特点就没怎么变过。19世纪70年代，希腊有4个党派，后来有5个党派。第一次出现像两党制那样的体制是在1880年以后，但那也和政党组织没有多大的关系，更多的是看两大对立党派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他们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主导希腊的政治图景，与更早的英国的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一样。 从很多方面看，这两大对立党派的领导人是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时期出现的那道旧裂纹的继承者和保存者。裂纹的这一边是开放的，希望加强与西方的交往；而那一边则是传统的，有着目空一切、自我满足的理想，希望向东方进行扩张。就希腊而言，这不仅源自政治，还源自家族裙带关系。 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是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妻子的侄子。马夫罗科扎托斯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领袖，在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中，积极推动与欧洲强国的合作，比任何人做的都多。特里库皮斯的父亲是斯拜里顿，在希腊革命期间及以后的长期政府任职中都是马夫罗科扎托斯的忠实支持者，他在伦敦还担任过希腊驻英国大使，长达10多年。特里库皮斯还用希腊语撰写了最权威的有关希腊革命史的书，书是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伦敦撰写和出版的。特里库皮斯很像他的姑父马夫罗科扎托斯，有着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历，曾在他父亲担任大使的大使馆里担任秘书。在那个时代，裙带关系非常普遍，同时，靠此上位而能力总是不及的人也普遍存在。 赛奥佐罗斯·迪里吉安尼斯有一位很有名的、很有影响的叔叔——卡内洛斯·德利吉安尼斯，他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位富有的地主，在希腊革命期间也颇有声望，曾是科洛科特罗尼斯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当时他在19世纪20年代内战期间反对马夫罗科扎托斯以及现代化推进者。他们的姓氏在写法上有些不同，标志着两代之间价值取向方面的差异。侄子姓氏中的“Dili”，听起来要比叔叔姓氏中的“Deli”更像古希腊人的姓氏。“Deli”是希腊姓氏中一个常见的前缀，来源于奥斯曼土耳其语。近年来，历史学家为特里库皮斯的事业和思想倾注的精力远远大于对他的政敌的关注。迪里吉安尼斯就像科莱特斯一样，具有很快赢得民众欢心的天赋。他可以轻易地激发听众的热情，其煽情的方式要比更具知识修养的特里库皮斯的方式更加自然，更远胜于之前的马夫罗科扎托斯。 在这两个人的言论和政治事业中，旧的裂纹的阴影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下半叶。但是这一次，意见分歧造成的颤动可以控制在议会系统之内。与以前和以后不同的是，这道旧的裂纹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分裂。议会政敌所领导的党派并没有根据思想意识站队，也没有置身于对事情的对立态度中。特里库皮斯往往被描述为“进步的”，而迪里吉安尼斯则被描述为“保守的”，但是两个人都不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的追随者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迪里吉安尼斯被人引用最多的话是“只要是对手支持的，我都反对”。这反映了那个时候希腊党派体系的局限性。 所以，就当时而言，那道裂纹只是在表层，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和国王的个性以及他发挥宪法作用的方式有关。但是，不管怎样，在对希腊民族国家的本质和目的的认识上，这是一个难得的意见统一的时期。融合了“伟大理想”和新的历史叙事的理论体系在帕帕里戈普洛斯于1874年出版了第五卷《历史》后更加完善了。在乔治一世时代，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扩大疆域，尽最大可能把更多的地盘纳入边界以内。这一目标既作为适度和克制的最大底线反映在特里库皮斯的政策声明里，也反映在迪里吉安尼斯的更富挑战性和更加激进的语调中。1876年的东方危机期间，特里库皮斯在他事业的早期阶段说：“希腊主义的国家思想就是要解放希腊的土地，建立包括全部希腊民族的统一的希腊国家。” 现在，人们记得特里库皮斯，主要是因为他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富有远见的投入，比如，道路、铁路、港口、科林斯运河等，以及他将工业化引进到一直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今天，人们对他的这一遗产表达的最直观的敬意，是那座长3公里的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斜拉桥，它优雅地横跨科林斯海湾的入口，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西北部的道路网络连接起来，是在2004年建成通车的。但是，在21世纪，所有国内扩张的目的都是为国外扩张搭建一个跳板，这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希腊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 在1864年和平地将爱奥尼亚群岛纳入本国版图以后，希腊在19世纪末以前进行的新的领土扩张的机会应该不少于4次。历史学家往往会夸大希腊政客在这些关键时刻犯下的错误。但是，希腊政客面对的困难是很大的，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困难关系到他们当时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能提供多少真知灼见以及后来的希腊政府（学会）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方式。 在这些困难中，有些是希腊政客们已经熟悉的。欧洲强国的保护一方面确保了希腊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也阻止了希腊对另一个国家的主权的侵犯。创立国家军队本来是为了恢复国内秩序，现在却废黜了一位国王，军队规划建设从来就不是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希腊这个国家资源贫瘠。即便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强行重组以后，希腊依然深陷债务。奥斯曼帝国虽然是“欧洲病夫”，但也许病得并不是那么厉害，反而比希腊大得多、强得多，从三面环伺着这个小王国。 不过，最大的困难是那些新出现的困难，因为它们来自完全意料不到的领域。希腊自1830年以来取得的一切成就，现在被整个欧洲大陆效仿。以民族为界限的国家主义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尽管政客们依然在口头上对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建立的欧洲协调机制表示尊重，但是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情况，人们在19世纪下半叶更常听到的一个词语是“权力平衡”。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各自进行的“统一”活动永远地改变了欧洲的地图。随着普鲁士在军事上击败奥地利和法国，新的德国在1871年横空出世，成为另外一个欧洲强国。一切皆有可能。自从普鲁士人在1871年元月进入巴黎以后，这个新的野心勃勃的民族国家的任何要求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 这些事不仅发生在西方。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中，已经赢得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民族，越来越多地以自己定义及治理的方式逐渐向民族国家靠拢。1829年以来，塞尔维亚的情况就是这样。到了1859年，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多瑙河流域的公国也开始自治，采用了新的名字“罗马尼亚”。在争取独立的人群中，最大的群体是巴尔干山区和黑海内陆地区的说斯拉夫语的人，他们开始以保加利亚人的身份要求得到承认，组建自治政府。 在19世纪60年代，希腊是东南欧唯一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但是其他的国家正在效仿它的路子。希腊现在面对的国家对手，大多在20世纪获得独立，它们的起步时间则是19世纪。如果要追溯巴尔干人的“巴尔干化”，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会早于19世纪中叶。 面临这种态势，第一个受害者是东正教联邦。东正教基督世界的精神和文化都在1821年的革命浪潮以及奥斯曼帝国在同年的报复中遭受了严重打击。1833年以后，这个联邦出现分裂，希腊单方面采取行动，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现在则有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发生在1860年，君士坦丁堡中说保加利亚语的人也提出建立自己的教会。对基督教会的管理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它的影响在10年后则显得非常大。1870年3月，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教会——保加利亚督主教会。为了报复，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两年后开除了保加利亚督主教会的基督徒。新的、尖锐的宗教对抗因此上演。 保加利亚人并不是唯一的案例。也是在这个时候，新建立的罗马尼亚公国通过使用瓦拉几亚语积极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从此开始称呼公民为罗马尼亚人。曾经在18世纪统治过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100年的接受希腊教育的精英阶层，现在变为压迫者，他们因为与当地人离得更近，接触得更多，所以遭受的憎恨比奥斯曼人还要多。如果正如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和其他人设想的那样，东正教联邦整合成一种政治势力并在决定整个地区的前途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可能性在19世纪60年代就彻底消失了。 正在发生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俄国的态度。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俄国精英在民族问题上有了新的视角，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列夫·托尔斯泰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是在19世纪60年代创作完成的，这本书将那个时代的态度变化投射到了更早的时候。俄国的国家政策（也被称为“公共同情心”）不再支持东欧的信仰东正教的信徒，而是支持那些说斯拉夫语的人。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应运而生。就在这个时候，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为俄国党的生存提供30多年滋养的希腊民众舆论和政治生活很快就不再有什么大的影响了。俄国现在支持的是希腊的对手，而希腊还没有真正面对这些新对手。奥斯曼帝国不再是唯一的敌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希腊的公民和政治领导人同心协力决定实现其伟大理想的时候，游戏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一个更像是三维立体国际象棋的规则，这让事情的实施难度变得更大了。 第一个机会出现在1866年。那年9月，克里特国民议会单方面宣布克里特加入希腊，与希腊实现统一。19世纪，在奥斯曼帝国所有的欧洲行省中，克里特是最不稳定的。这个岛上的东正教徒在1821年的革命之初，就差一点儿实现了统一。他们在1841年再一次造反，最近的一次造反是在1858年。与其他现代革命不同，克里特在19世纪掀起的不下于7次的革命所奋斗的目标不是自治，或自决，而是合并，实现与希腊的统一。克里特的诉求将希腊政府置于艰难的境地。希腊这一次依然延续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做派，蒙上了一块保持中立的遮羞布。但同时，在其后的3年里，希腊的舰船冲破奥斯曼人的封锁，将志愿者和武器弹药运送到克里特岛，将因战事而导致的无家可归的逃难者从克里特岛运出来。 19世纪，希腊非正规武装多次到境外参战，出兵克里特岛仅是其中的一次。在这些人中，一些人是希腊公民，另一些人则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这样的战争是秘密进行的，是违反战争“规则”的，即便在希腊国内，也是有争论的。所以，这样做往往导致国内土匪的暴乱，同时也显示了让人担忧的现实，那就是希腊政府依然不能对自己国土上的军队进行统一、绝对的领导。惨剧终于在国内发生，那是在克里特岛暴乱结束一年后的1870年，一支来自英国的贵族旅行队伍在距离雅典仅几英里的地方被土匪抢劫，有几位贵族被杀害，这事骇人听闻。从另一方面看，希腊革命初期的几场战役的胜利，是这些非正规的武装游击队赢得的。直到19世纪末，希腊政府和民众对这些非正规武装的态度都充满着矛盾。 克里特叛乱发生以后，欧洲强国一如既往地介入进来。俄国依然处于向其后期政策泛斯拉夫主义转型的时期，所以有一段时间，它是鼓励暴乱的，看起来也支持希腊王国的愿望。在19世纪，希腊第一次且唯一一次在与没有完全获得独立地位的巴尔干邻邦建立联盟方面，进行了很认真的尝试，取得的具体成果只有一项，那就是与塞尔维亚签署条约，内容是不管哪方反抗奥斯曼帝国，另一方都给予支持。这个条约注定是短命的，在解决现在称之为“克里特问题”的难题方面也无法发挥作用。但是，这样的联盟的形成本身就显示了东南欧政治版图正在发生的变化。希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根据自己的意愿承认其他国家的存在，它的国际关系不再仅仅限于与欧洲强国之间的周旋。先后独立的国家可以在“后院”磋商，互助互利。不过，这种可能性要想完全实现，还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 这次叛乱在所有克里特叛乱中是最惨烈的，持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一直持续到1869年年初。那个时候，奥斯曼人已经重新占了上风。欧洲强国再次召集会议，带来了解决方案，从而及时避免了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公开战争。但丢人的是，希腊政府被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除了接受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确定的条款，别无选择。比起1841年和1854年，这次的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希腊扩张领土的第二个机会，差不多在10年之后降临。那时，政局的复杂状况变得更具挑战性。新的东方危机的最早征兆出现于1875年。那年夏天，在巴尔干半岛与希腊对着的另一边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地方性的暴乱。1876年5月，塞尔维亚和黑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同时，保加利亚行省也发生叛乱。在第一轮的对峙中，奥斯曼人获得了胜利。奥斯曼人对保加利亚人的报复，引起了英国反对党领袖威廉·格莱斯顿等高层人士的不满，使之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政策。针对奥斯曼人对保加利亚人的残暴，英国人对基督徒也采用了暴力手段。针对这一点，希腊内部出现很大分歧。 作为共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这些敢于蔑视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而创立自己教会的保加利亚人，从传统的敌手那里争取自由，这应该得到支持吗？或者，那些保加利亚人是否像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也对希腊和希腊的利益构成了同样的威胁？ 1877年4月，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大力捍卫斯拉夫的权利，这是它以前从来没有为希腊做过的。在雅典，秘密社团和公开的委员会再次兴起。很多奥斯曼帝国行省中的希腊领事开始贮备武器弹药，并将其提供给当地信仰基督教的武装分子。志愿者和土匪（两者之间的区别经常不明显）再一次跨过希腊北边的边界，加入俄国人的阵营，攻击奥斯曼帝国的后方。到了1878年年初，即便一向谨慎的乔治一世也考虑发动战争，而且在雅典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希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征兵。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目的，不是帮助有着共同基督教信仰的教友，不管他们是俄国人还是保加利亚人，而是在战争结束以及不可避免的和平会议进行分赃以前尽可能多地获取奥斯曼人的土地。 1878年2月初，一支25 000多人的希腊军队跨过边境，进入色萨利，只是发现俄国人和奥斯曼人的仗已经打完了。俄国人再一次逼近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恳求和平。希腊军队被紧急召回，没有放一枪一弹。在其他地方，比如，色萨利、马其顿甚至是克里特，希腊志愿者和游击队参加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其间得到雅典城的非官方委员会的支持和煽动。 与战争一样，后来的和平几乎是乱作一团。《圣斯特法诺条约》创建了一个新的、面积很大的保加利亚公国，但是希腊和塞尔维亚什么都没有得到。条约的名字来自君士坦丁堡一个区域的名字。这一次，新的欧洲强国——德国出来说话了。德国国王的外交大臣奥托·冯·俾斯麦在德国首都召集了一个会议。1878年7月的这次柏林会议对原来的《圣斯特法诺条约》进行了修正，条约确定了以后20年东南欧的政治走向。保加利亚的地盘被肢解，分割成两个不同的公国保加利亚和东罗美利亚，这两个公国都没有完全独立。为了认可既成事实，条约同意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的国家独立。条约承诺，希腊拥有其原边界以北的土地。这次柏林会议还产生了两个副产品，它们都在以后引发了反响：一个副产品是奥匈帝国有权占有和统治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另一个副产品是双边协议让奥斯曼帝国赋予英国在塞浦路斯岛上同样的权利。 给希腊的领土的承诺要等到3年以后兑现，因此这一兑现将会大打折扣，而且柏林又举行了新一轮磋商，乔治一世在国内还进行了第二次征兵动员，从而给在前方进行外交磋商的首相提供支持，直到奥斯曼人最终签署协议。参加外交谈判的首相是一向反对战争的特里库皮斯。1881年7月2日，领土问题得以解决，希腊获得了21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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