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 | 吴晗《金瓶梅》研讨的成就与失误

阐明:本世纪初，笔者发表了一组系列论文，对权威学者《金瓶梅》研讨的成就与失误中止批判，包含《鲁迅金瓶梅研讨的成就与失误》、《郑振铎金瓶梅研

究的成就与失误》、《吴晗金瓶梅研讨的成就与失误》、《魏子云金瓶梅研讨的成就与失误》、《朱星金瓶梅研讨的成就与失误》等五篇，敬请批判指正。

吴晗先生的历史功劳

吴晗先生研讨《金瓶梅》的文字有三：

1931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署名：辰伯）；翌年在该刊又发表《补记》；1934年在《文学季刊》创

刊号上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期及其社会背景》(以下凡引此文者，不另注)。

前两篇文章的要旨就是承认《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后一文则是对前两文的完善化，并加进了对《金瓶梅》著作时期及其社会背景的论述文字。

著名的《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的论点，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

从《金瓶梅》成书到清代末年的三百多年间，直指《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的史料有近十条。

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但到了现代，王世贞说忽然遭到鲁迅、郑振铎等名重一时的大家的承认。

他们的承认，其言词十分肯定，但证据仅为“山东土白”、“方言”一例（且不能完整成立）。吴晗先生则不同，他的承认是建筑在紧密的考证基础上的，

此可谓是对王世贞说的“致命的一击”。

他引据的史料有《寒花庵随笔》、《销夏闲记》等。《寒花庵随笔》云：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

“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

之力，运营此书。

书成黏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

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所算，急自救援不迭，毒发遂死。”

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州也。巨公为唐荆川。凤州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

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

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

吴晗的考证对这一史料作了彻底承认：

第一、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吴晗查了《明史·王忬传》，证明王世贞父王忬之论死，与唐荆川确有一定的关系。但主因是滦河失事，而直接弹劾者非唐荆川，而是王渐、方辂。而严嵩

“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

严氏客又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

此可见，王忬、王世贞父子积怨于严嵩、严世蕃父子甚久，滦河失事乃是嵩构忬论死的一个机遇。

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丁元荐《西山日记》等，都证明王忬之被杀确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第二、《清明上河图》的沿革亦与王家无关。

吴晗查阅多种文集、笔记，阐明宋张择端之作《清明上河图》，为李东阳家藏，后传播吴中，归“苏州（陈湖）陆氏”，后又归昆山顾梦圭、顾懋宏父子。

其时严嵩当国，因顾氏“才高气豪，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清明上河图》“卒为袁州（严氏）所钩致”。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吴晗查出了王世贞自己的说词。

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中说：“严氏所以切齿于祖先者有三”，其一是关于杨继盛事；其二是关于沈炼事；其三是关于徐

阶事。

这里并没有《清明上河图》问题。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中又说，《清明上河图》确有真赝本。

赝本之一藏其胞弟王世懋之所，但非严嵩“出死构”之本。由此，吴晗提出了自己的考证结论： “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恣意捏造，

牵强附会。 ”

第三、关于唐荆川之死。

吴晗查明，唐荆川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春，比王忬的被杀还早半年。

因而《寒花庵随笔》所说的，王忬被杀后，王世贞派人去行刺唐荆川，著《金瓶梅》粘毒于纸而毒杀唐荆川云云，纯属无稽之谈，荒唐之极。

吴晗的上述考证确切地证明了王、严两家因《清明上河图》而结仇，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而著书毒杀唐荆川等传说的荒唐。他在《金瓶梅》作者研讨史上，

树立了一大功劳。

《西山日记》

《清明上河图》与“伪画致祸”论

吴晗承认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的关系，由此而以为，他曾经推倒了沈德符的“伪画致祸”说，从而得出结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这是

不能成立的。

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篇云：

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风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

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即王忬）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

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赝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

之。

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其为赝。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

沈德符的这一段记载，看来确是后来《寒花庵随笔》中记载的，王、严两家结仇自《清明上河图》始（即“伪画致祸”），致使王忬被杀，王世贞著作《金

瓶梅》以报父仇等故事的源头。

往常看来，沈德符所说的《清明上河图》问题的确是“捕风捉影”，已为吴晗的考证所承认。但这不等于说沈德符的“伪画致祸”说亦属无中生有。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

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忬有临幅类真者以献。世蕃知之，益怒。会滦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为草，授御史方辂，令劾忬。嵩即拟旨逮系。

爰书具，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戍，奏上，竟以边吏陷城律弃市。

这段史料充沛阐明，王忬的被杀与严嵩的陷害有直接关系，而“伪画”问题正是王、严两家结仇的重要缘由。

此外，姚平仲《纲鉴絜要》亦载王忬事情，其“注”云：“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

从这两条史料能够看出，“伪画”事情与严嵩陷害王忬，与王世贞著作《金瓶梅》以报父仇，均有直接的内在联络。

难怪后期的不少史料中，在谈王世贞著作《金瓶梅》的动因时，都有个“伪画致祸”问题。

至于“伪画”是什么，《明史纪事本末》没有阐明。沈德符将它坐实为《清明上河图》，看来是错了。

从沈德符开端，人们以讹传讹，将王世贞家的“伪画致祸”事情，与严嵩父子“出死构”《清明上河图》事情，直接联络了起来。

这就构成了王世贞著作《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事情直接联络的一串动人的却又是荒唐的故事。

吴晗先生承认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严两家结仇的联络，但他没有进而承认王、严两家结仇中的“伪画致祸”问题。

“伪画”不是《清明上河图》而是别的画，古人亦有这方面的记载。

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指出，“明太仓王思质家藏右丞所写《辋川真迹》，严世蕃闻而索之。思质顾惜世宝，予以抚本。世蕃之裱工汤姓者，向在思

质门下，曾识此图，因于世蕃前陈其真赝”，后招致王忬被杀。

这段史料关于“伪画致祸”的记载，除点明《辋川真迹》外，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的记载相分歧，而关于唐荆川参与严嵩谋害王忬

事情的记载，又与《明史》卷二〇四《王忬传》的记载相分歧。

《明史纪事本末》

此阐明，刘廷玑的记载其真实性较高，他所点明的《辋川真迹》事当惹起高度注重。

另外，无名氏的《笔记》指出：“《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 此处又别

出一“《督亢图》”。

吴晗花了很鼎力气承认《清明上河图》，但他没有进而承认《辋川真迹》问题、《督亢图》问题，即没有彻底承认“伪画致祸”说，致使他的考证既有贡

献亦有失误。

退一步讲，即便吴晗彻底推倒了“伪画致祸”说，是不是就能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作”的结论了呢？我以为还不行。要从基本上承认王世贞说，必须

完成三个方面的考证。

1、彻底承认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问题，吴晗先生是竭尽全力而为之的。

他的贡献亦在这里。但他没有进而推倒“伪画致祸”说，致使他的结论并不彻底。

2、彻底承认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对此，吴晗先生是有认识的。

他特地写了一段文字，小题目即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 但他在这段文字中，再次重复唐荆川非被王世贞所作《金瓶梅》毒死； 并说《金瓶梅》

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有什么依据使他变成《金瓶梅》的作者”。

显然，吴晗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考证，是不外硬的。

3、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对此，吴晗先生有所思索，在《〈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说：“原本是想再写一点关于《金瓶梅》的真正作者的考证，和这曾经写成

的合为上下篇的。但是时间真实不允许我，这个意愿只好留待他日了。”

可惜的是，吴晗先生终其终身亦未能遂愿。

综上所述，吴晗的第一方面的考证，有很大的贡献亦有缺陷；第二方面的考证收效甚微；第三方面的考证仅有想象而已。

而就整体而言，要承认王世贞说，后两个方面的考证是决议性的，远比第一方面的考证重要得多。

吴晗先生只完成了第一方面的考证中的一部分，就得出了《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当然难以成立。

《论金瓶梅》（封面）

佛道两教问题

吴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期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初次提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

他说：“《金瓶梅》的成书时期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年）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

十四年（公元1568—1606年）。”

由于吴晗在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考证，因而此论一出，几十年来信奉者甚多。

吴晗提出此说的论据是佛道两教的盛衰、太监的失势与失势、太仆寺马价银、皇庄、皇木等问题。这些论据都难以成立。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条云：

武宗极喜佛教，自立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

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

暮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

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

沈氏的这段话，十分明晰地提示了明代数朝佛道两教盛衰的嬗变过程：武宗朝是佛教失势的时期；嘉靖朝是道教失势的时期，世宗崇道贬佛；万历朝佛教重

新失势。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宗教活动描写。它到底是重道还是重佛，就成了我们得以判定它是写嘉靖朝事，还是万历朝事的重要依据。吴晗正是这样做的。

他说：“《金瓶梅》中关于佛教盛行的叙说极多，全书充溢因果报应的气息。……这不是一件偶尔的事实。 假定作者所处的时期佛教并不盛行，或遭压榨，

在他的著作中决不能无中生有捏造这一个佛教盛行的社会”， “假定这书著成于嘉靖时期，决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

由此，他以为《金瓶梅》当成书于佛教失势的万历时期。 《金瓶梅》到底重道还是重佛，这乃是问题的关键。

纵观全书，我以为不像吴晗所说的“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而恰恰偏重道教到这个地步。

《金瓶梅》中的佛教，就其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活动的范围和影响论，是远逊于道教的。

《金瓶梅词话》

第一，书中写及道教庙宇皆气候特殊，一片鼎盛现象，而写及佛教庙宇却气候萧肃，一片衰落现象。

第三十九回，西门庆到玉皇庙打醮，但见“果真好座庙宇，天宫般盖造”：“碧瓦雕檐，绣幕高悬宝槛。七间大殿，中悬敕额金书；两庑长廊，彩画天神帅

将。祥云影里，流星门高接青霄”。

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到泰山岱岳庙进香。书中写道，此庙“乃累朝祀典、历代封禅为第一庙貌也”，“雕梁画栋，碧瓦朱檐”。

碧霞宫娘娘金像乃是：“头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镂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裾，白玉圭璋擎彩袖”，何等辉煌飞扬。

此庙香火之盛，乃是“御香不时”，“万民朝拜碧霞宫，四海皈依崇高帝”。此情此景，难道不是道教全盛时期的写照吗？ 而《金瓶梅》中呈现的佛教庙

宇，却是破败不堪。

第四十九回、五十七回写到一个永福禅寺，“长住里没钱粮修理丢得坏了”，“殿上椽儿卖了，没人要的烧了，砖儿、瓦儿换酒吃了。

弄得那雨淋风刮，佛像儿倒了，荒荒芜凉，烧香的也不来了； 主顾门徒，做道场的，荐亡的，多是关大王卖豆腐，鬼儿也没的上门了”。

旧时之永福寺，乃是一座何等辉煌鼎盛的“寰中佛国”。是什么缘由使它颓丧到如此地步？

《金瓶梅》作者明写是一莽和尚“纵酒撒泼，首坏清规”，而实质上是“不想那岁月如梭，时移事改”，“那知岁久年深，一瞬地时移事异”，“一片钟

鼓道场，忽变做荒烟衰草，蓦地里三四十年，那一个扶衰起废”。

这几句话大有深意，包含着作者的难言之隐。显然，永福寺衰落的基本缘由是“时移事改”“时移事异”，而且由盛转衰乃出在“一瞬”间。

由此我想到了明正德朝与嘉靖朝的更迭。沈德符说，正德朝“武宗极喜佛教”，武宗朝是佛教失势的时期，而且在正德前的天顺、成化朝，都是佛教的地

位在道教之上，这就是永福寺长期昌盛的缘由。

正德十六年（ 1521 ）武宗死，世宗即位，改下一年为嘉靖元年。世宗与武宗完整南辕北辙，不只专信道教，而且大肆贬佛。

没庙产、熔佛像、逐僧侣、毁佛骨，应有尽有。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篇可见，毁佛括金，拆毁京师佛教庙宇之事，在世宗刚上台

的嘉靖元年就发作了。

这不就是《金瓶梅》作者所说的：“一瞬地时移事异”，“一片钟鼓道场，忽变作荒烟衰草”的谬误吗！

“蓦地里三四十年，那一个扶衰起废”，这不也就是嘉靖上台后，三四十年间不时扬道贬佛的真实反映吗？这难道是吴晗先生所论的“偏重佛教到这个地

步”的境况吗？

第二，《金瓶梅》在写及朝廷的宗教活动时，惟道教为重，似无佛教的位置。

第六十五回写到黄真人受“朝廷差他来泰安州进金铃吊挂御香，建七昼夜罗天大醮”。

八十四回写到泰山岱岳庙，乃是“御香不时”。原本岱岳庙上下二宫钱粮，朝廷批准一概不征，全用作庙中用度。

三十七回写到玉皇庙七间大殿中，悬挂着“敕额金书”。小小的晏公庙也“高悬敕额金书”（第九十三回）。

而《金瓶梅》中所写到的佛寺，均没有提到皇帝派僧人去建醮、进御香、“敕额金书”等等。

第七十回写道：“今日圣上奉艮岳，新盖上清宝箓宫，奉安牌扁，该老爷主祭，直到午后才散。”

可见小说中的皇帝崇信的是道教，而非佛教。

第三，《金瓶梅》中写到的民间宗教活动，亦以道教为主，佛教为辅。

西门庆加官生子，给玉皇庙吴道官许下了一百二十分醮愿。第三十九回写西门庆还醮愿，为官哥寄法名，在玉皇庙中止了一场浩荡的建醮活动。

李瓶儿病亡前后，《金瓶梅》用了五六回的篇幅，写“解禳”、“迎殡”、“荐亡”等活动，延请的也是道人。

其范围之庞大，仪式之盛大，氛围之庄严，除了皇家之外，在民间的道教活动中，恐怕是少见的。

《金瓶梅》中呈现的佛教活动也有多次，但其范围和面场，基本不能与道教活动相比较。小说中丧事用僧人的也有两次。

一次是武大郎死，请了报仇寺六个僧人，铺陈道场、诵经、除灵，只化了数两碎银，二斗白米；另一次是西门庆死，亦请报仇寺僧人念经做法事，作者只是

草草几笔了之。

作者如此处置，当然另有深意，但客观上也使我们看到当时佛教的不景气。

《金瓶梅》中多次写到吴月娘许愿、听经、听女尼宣卷以及僧尼献春药、坐胎符药等等，与其说是鼓吹佛教，还不说是对佛教的贬斥。作者的这种客观倾

向，在书中表示得十分明显。

第四，《金瓶梅》描写的道人与僧尼形象，亦包含有扬道抑佛的倾向。

小说中对佛门弟子，无论是一寺长老还是小僧、尼姑，简直都运用了贬词。第八十九回，把永福寺长老道坚写成一个“色鬼”：“那和尚光溜溜一双贼眼，

单睃趁施主娇娘；这秃厮美甘甘满口甜言，专说诱丧家少妇。淫情动处，草庵中去觅尼姑”。

至于小僧、尼姑，简直一个个都是鸡鸣狗盗之徒。第八回写到为武大郎追荐的六个僧人，个个都是“色中饿鬼兽中狨，坏教贪淫玷祖风”的角色。

第八十八回写五台山下来的行脚僧，也是“贼眉竖眼”、“变驴的和尚”。

小说中固然对小道人也有贬词。如第九十三回，称晏公庙任道士之大徒弟金宗明为“酒色之徒”，但任道士则被写成一个怜贫、正直、宽大的人物。

第八十四回，写岱岳庙祝道士石伯才“极是个贪财好色之辈，趁时揽事之徒”。

但小说中写到的大道士，如黄真人、吴道官、吴神仙，则都是气宇轩昂的人物。 如称黄真人“仪表十分”、“严然就是个活神仙”。

《金瓶梅》扬道抑佛的倾向，可谓明朗矣。这怎样可能如吴晗先生所说，“《金瓶梅》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也怎样可能是崇佛贬道的万历中期的作品。

《金瓶梅》插图 · 西门庆与吴神仙

太监问题

吴晗指出，太监的失势用事，和明代相一直。其中只需一朝是例外，这一朝便是嘉靖朝。

嘉靖朝是太监最倒运失意的时期，而万历朝是太监最失势的时期。这是契合历史的。但是一接触到《金瓶梅》这个实践，分歧就呈现了。

吴晗以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正是宦官失势时期的情形，也正是万历时期的情形”。

与吴晗的判别恰恰相反，我以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是宦官失势时期的情形，这正是嘉靖时期的情形。

吴晗用以证明自己观念的，是《金瓶梅》第三十一回中西门庆宴客的一段文字，大意是：受朝廷派遣在清河管砖厂和皇庄的薛、刘二内相（太监），在西门

庆家赴宴，遭到西门庆、周守备等中央官员的盛大接待，并在宴席上坐了首座。 仅此一点而证明太监的失势，我以为是不能阐明问题的。

看太监能否失势，主要看他们在朝廷中的位置和权益。 其实，从《金瓶梅》的许多对太监的描写来看，他们十分失意：

第一，《金瓶梅》中反映的朝廷，是蔡京专政，而不是宦官专政。

蔡京非宦官。这是宦官并不失势的主要标记。蔡京位列首辅，独掌朝政，权力显赫，文武百官均仰其鼻息百般趋奉，“正是：除却万年天子贵，只需当朝宰

相尊”（第五十五回）。

蔡京的爪牙、党徒朱勔亦不是太监，也能依仗太师的宠信，凌驾于百官之上。

书中呈现的太监中，童贯位置最高。但作者并没有给他以蔡京、朱勔普通的权力和位置。而历史上的童贯长期执掌兵权，与蔡京并列相位。

显然小说中的童贯并不契合历史的原貌，而是作者依照嘉靖朝太监失势的理想状况所发明的一个艺术形象。

第六十四回还呈现了一段对太监失势的讽刺描写：吴大舅在奉承薛内相时说：“见今童老爷加封王爵，子孙皆服蟒腰玉”。

而薛内相却说：“科道官上本极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往常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

宦官连王都不可封，何谈在朝中专政哉。

“内府匠作”太监何沂，“见在延宁第四宫端妃马娘娘位下近侍”。

第七十回写何太监“转央朝廷所宠安妃刘娘娘的分上，便也传旨出来，亲对太爷和朱太尉说了，要安他侄儿何永寿在山东理刑”。

而蔡京固然“好不作难”，却仍将假子西门庆布置作理刑千户，何永寿只得了个副职。

可见，即便内廷太监走了皇帝、娘娘的后门，蔡京、朱勔等人也照样能够不完整照办。太监之位置又见一斑。

第二，小说对薛、刘二内相着笔很多，从字里行间能够见出他们不只不得志，而且十分失意。

如上所引，吴晗在举出第三十一回薛、刘二内相被中央官敬为上宾后说道：“一个管造砖和一个看皇庄的内使，气势便显赫到如此”。其实这仅是名义文章

而已。

就在同一回，吴晗所引文字的下面，有一段极具深意的描写：酒席宴上，刘内相要小优儿唱“叹浮生有如一梦里”。

周守备道：“老太监，此是这归隐叹世之词，今日西门大人喜事，又是华诞，唱不的。”

刘太监又道：“你会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管领的六宫中金钗女？’”

周守备道：“此是《陈琳抱妆盒》杂记，今日庆祝，唱不的。”

薛太监道：“你叫他二人上来，等我叮嘱他。你记的《普天乐》‘想人生最苦是分手’？”

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监，此是分手之词，越发使不得。”

后来夏提刑倚仗他是刑名官，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门老爹加官进禄，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该唱这套。” 《金瓶梅》的这段

白描文字可谓入木三分。

绘画 ·唱堂会

西门庆加官进禄，怒放华宴，前来庆祝的太监却要唱归隐叹世和分手之词，足见他们心情之灰黯，处世之不遇。

而夏提刑等中央官名义上竭尽趋奉之意，实践上能够当众违犯他们的意志。 难道这是太监失势的描写吗？

第六十四回，在另一次酒席上，小说又有一段描写：薛内相对刘内相说：

“昨日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 又说，科道官上本劾童掌事，“宦官不可封王”。

刘内相道：“你我往常出来在外做土官，那朝里事也不干咱每。俗语道：咱过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还有四个大汉。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这些酸子

弄坏了”。 这又是一段“刻露而尽相”的文字。

他们当众诅咒蔡京为“老贼”，朝中掌权者为“酸子”，阐明他们对皇帝宠信蔡京之流的极度不满；另一方面亦表明他们对朝廷不重用太监，和他们深感自

己位置之低微而充溢着怨言。

同一回，薛内相见说李瓶儿的棺木，价为三百七十两银子，叹道：“俺内官家到明日死了，还没有这等发送哩”。这种画龙点睛之笔，真实耐人寻味。

一个老内相所能得到的待遇，还不如西门庆的一个小妾。太监之可悲已到了这等地步。

第三，再看中央官员对太监的态度。

《金瓶梅》大量运用曲笔，将他们的关系表示得淋漓尽致。概而言之，大致上是三种场所，三种态度：

其一、在请客吃酒的场所，西门庆等人对薛、刘二内相假意奉承，要迎接、要动乐、要请他们坐首座，还要说些献媚的话。有时即便在酒宴上，也能够顶撞

他们几句。

第六十四回写薛内相不喜欢听海盐子弟唱南曲，说道：“那蛮声哈剌，谁晓的他唱的是甚么”，并对儒生的作为说了些讽刺的话。

温秀才就很不满，说道：“老公公说话太不近情了。居之齐则齐声，居之楚则楚声”，“老公公砍一枝损百枝，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而薛内相听了这些不敬之言，只说：“你每外官，原来只护着外官”，而别无他言。可见在那个时期，对太监如此不敬，并不犯什么大罪。

在温秀才眼里，这内相的位置还不迭他的主子西门庆。

其二、在一些利害抵触的场所，则是逆来顺受，并不见得客气。

第六十七回，写李智、黄四欠着徐内相和西门庆的银子，“徐内相发恨，要亲往东平府自家抬银子去”。

应伯爵怕徐内相此举有损西门庆的利益。西门庆则说：“我不怕他。我不论什么徐内相、李内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厮提留在监里坐着，不怕他不与我银

子。”

第三十回，西门庆对伯爵说：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拿皇木盖房，“近日被我衙门里办事官缉听着，首了。依着夏龙溪，饶受他一百两银子，还要动本参

送，申行省院。刘太监慌了，亲身拿着一百两银子到我这里，再三央及，只需事了”。

西门庆思索到，“刘太监素日与我相交，经常受他的礼”，有碍于情面，故未受他的礼，但还是叫他将房屋连夜拆去。 到衙门里，还“打了他家人刘三二

十”。

事毕，“刘太监感不外我这些情”，又送了一份厚礼“亲身来谢”。

于此可见，太监们还受中央官的管束，还要向中央官送礼。太监之面子和位置安在哉。

其三、在背地里，中央官对太监却是老大的不敬。薛内相斥南曲海盐腔为“蛮声哈剌”。

应伯爵背地里对西门庆骂道：“内臣斜局的营生，他只喜《蓝关记》，捣喇小子胡歌野调，那里晓的大关目”（六十四回）。应伯爵还骂徐内相为“老牛箍

嘴”（六十七回）。

我以为《金瓶梅》的时期是太监失势的时期，朝政大权完整在内阁首辅一边，太监们没有多大权益；去京在外“做土官”的太监还深受中央官的约束，其权

力与财势亦不可与中央官同日而语。

《金瓶梅》对太监的描写，正是嘉靖朝太监失势时期的真实写照，并与万历朝太监失势时期的状况完整相违

剧照 · 金瓶梅中的太监

太仆寺马价银、皇庄、皇木问题

《金瓶梅》第七回，孟玉楼说：“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

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期及其社会背景》文中引证《明史》加以考证，以为：

“嘉隆时期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由于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

繁。……

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金瓶梅词话》的本文包含有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

其实，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在嘉靖朝已屡见不鲜，何待于万历十年以后。《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〇〇载：

嘉靖十六年五月，……湖广道监察御史徐九皋亦应诏陈言三事，……二酌工役各工经费不下二千万两，即今工部所贮不外百万，借太仓则边储乏，贷（太）

仆寺则马弛，入赀粟则衣冠滥，加赋税则生民冤。

同书卷二一九、卷二三六（两处）均有嘉靖朝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记载。

吴晗硬说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这如何能够成立。

关于皇庄问题。吴晗指出：“嘉靖时期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词话》中的管皇庄太监，必定指的是万历时期的事情。由于假定把《词话》的时期放

在嘉靖时的话，那就不应称管皇庄，应该称为管官地的才对”。

吴先生依据的是《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所载：“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于民。……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

地，不复名皇庄。”

但事实上，嘉靖时期皇庄之名依旧存在。《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三八载：

嘉靖十九年六月，……今帑银告匮而来者不继，事例久悬而纳者渐稀，各处兴工无可支给，先年题借户部扣省通惠河脚价，两宫皇庄子粒及兵部团营子粒银

共七十余万俱未送到。

同书同卷还有相似的记载。可见，时至嘉靖十九年，皇庄之称并未废弃，并未被官地之称所替代。

《明实录》

关于皇木问题。

四十九回写到安主事“往荆州催攒皇木去了”，五十一回写到“安主事道：‘钦差督运皇木，前往荆州’”。

明代内廷大兴土木，派官往各处采办大木，兹称“皇木”。吴晗指出：“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词话》中所记皇木，当即指此

而言。”这是难以成立的。

事实上，朝廷采运皇木，从明成祖朝就开端了。《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载：

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逵、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

……十年复命礼采木四川。……正德时，采木湖广、川、贵，命侍郎刘丙督运。……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

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

三十六年①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洲，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

……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

固然《食货志》指出，万历朝采木费用“较嘉靖年费更倍”，但嘉靖朝采木亦不少。显然，吴晗以为《金瓶梅》中的采办皇木事，必指万历朝事，而不可能

指嘉靖朝事，是说不通的。

假如说，吴晗以为因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而《金瓶梅》所记皇木，当即指此而言，那么嘉靖朝的宫灾亦是很多的。

据《明书·修建志》载，嘉靖二十年有“宗庙灾”，三十六年有“奉天等殿复灾，命重建之”，四十五年九月“新宫成复毁”等等。 这些宫殿遭灾而复建，

均需采办皇木。

此外，嘉靖朝新建宫殿亦极多，据同书所载，嘉靖十年“作西苑天逸殿”，十五年“建慈庆宫、慈宁宫”，二十一年“命作佑康雷殿，及泰亨、大高玄等

殿”，四十年“营万寿宫，明年成”，四十三年“营玄熙、惠熙等殿”……。

要兴建这些大型宫殿，就必须采办大量的大木，此足见嘉靖朝采木范围之大之频繁。为什么《金瓶梅》所记皇木事，就不可能指嘉靖朝呢？

我以为《金瓶梅》成书于隆庆朝前后，其上限不外嘉靖四十年，下限不外万历十一年。这乃是笔者提出的《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②。

由于成书年代问题还未定论，因而我并不以为“万历说”就一定是错的。但是吴晗先生用以论证《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的主要证据，在笔者看来全

部不能成立。

显而易见，吴晗先生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中期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2013.12.29.

《周钧韬金瓶梅研讨文集》

注释：

①三十六年原作二十六年，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五月癸亥条改。参见《明史食货志校注》第277页。

②周钧韬《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前后考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收入《周钧韬金瓶梅研讨文集第一卷》时更名为《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

原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周钧韬金瓶梅研讨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版。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本文由作者受权刊发，原文刊于《周钧韬金瓶梅研讨文集》，2010，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