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容自我：《金瓶梅》里的假道学！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人不时遭到了统治者的特别注重，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顾影自怜、才气横溢，无论命运淹蹇还是才高盖世，都能坚持着文人的个性和忧患认识。但随着社会的展开，文人越来越失去了他们传统的魅力，变得虚伪自私、平凡无能、耽于吃苦。

著名思想家李贽最为痛恨的即是这样的文人，以为他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整天匡坐，同于泥塑，以为邪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以至相互推诿，自以为得明哲保身之道。”“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文人的转变如此真实让人痛心，但这是时期习尚使然，他们为了仕途经济依偎权贵、放弃节行并不能独独归之于文人的退化蜕化。晚明的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激厉地驳斥假道学文人的虚伪，以为文人应该大胆地追逐金钱、酒色，他们只是看到了假道学文人的虚伪，而没有思索时期习尚转向的成因。

李贽大肆抨击耿定向的虚伪庸俗，而没想到自己长期借居耿家的尴尬；袁宏道三仕三隐，不是基于自己的社会义务、不是迫于官场的黑暗，而只是取决于自己对金钱和自由的渴求；屠隆先被罢官然后痛苦地落寞而逝是源于他纵容无羁地性追求；汤显祖毅然罢官是为了不受官场约束的身心自由，丝毫不为乡民的苦苦挽留所动。

这样执著地追求个性自由单就个人来说或许难能可贵、或许无可厚非，但就整个社会来说，他们就真的比所谓的假道学文人更促进了社会的展开吗？他们的影响和社会作用真的象人们不时所以为的那样，具有无可置疑的进步性吗？这恐怕是需求重新估价和评判的。

自明初制定《大诰》、永乐年间编订《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以来，呈现了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的状况。儒人们启齿孔孟、闭口程朱，危言危行，从而使得文人失去了个性和独立的自我，成为阶级御用的工具；同时，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求奢好货世风的盛行，使得文人在不朽和理想面前难以两全而处在了尴尬的境地。

何去何从，为圣人立言吗？为统治者载道吗？为自己谋不朽吗?圣人不在、统治者昏庸，自己到哪寻求不朽呢?而眼前的吃苦纵容又是那么的让人迷醉，这样就很容易呈现价值取向的转移。李贽们的新思想正好为他们的世俗追求找到一个最佳的借口，纵容的水平也是不可思议的了，而普通文人的“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不具有思想家们的进步性，也是能够容易预料到的。

在《金瓶梅》中，蔡蕴、安忱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但并未呈现“昔日龌龊缺乏夸，今朝纵容思无涯。春风自得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自得特殊，是金钱和权力使他们失去了文人的光彩。假如他们高中后能成为王孙贵族争相笼络攀结的对象、显门赫族的东床快婿，他们还会屈就商人西门庆膝下求饱吗？

他们在登第后不得名不得利的理想面前，怎还会固守传统文人的节行操守，不去追逐金钱、位置、美色、不去向商人向权贵献媚？一次次残酷的理想让文人们不得不重新设计规划自己的人生。社会的大环境如此，而再单独地批判文人的虚伪无行，岂但不能处置问题也会对文人太加苛责了。

蔡安之流惟赖的只是一肚子诗书，可读书并不能直接给他们想要的一切：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荣华富贵。他们在物欲横流的理想面前既不愿抱穷守志，也没有才干弃绝诗书转觅他途，这应该是文人在新的时期环境中所感遭到的最大尴尬。

《金瓶梅》虽对蔡安等上层文人中止了穷形尽象地批判，但兰陵笑笑生并不象思想家们那样极端，他也客观地写出了他们的无法。安忱因兄长是前朝宰相被言官参下，及第前位卑家贫无力成家；科举中不能凭才气攫取第一，让才干不如自己的蔡蕴占了上风；成名后仍捉襟见肘，处处受人褒贬。

蔡蕴投靠宰相蔡京做了假子，他们同道第一次去向西门庆打秋风，蔡蕴得到了西门庆的较高礼遇，而安忱与之相比则显得很落魄。他虽得到了西门庆的一些钱财，但这是依仗蔡蕴而得的。若不是蔡蕴，西门庆能否会喜欢这个不在自己活动范围内任职的失意文官，还说不定呢。

安忱接受着西门庆的亲疏有别、贵贱分明的资助时很苏醒：“蔡年兄领受，学生不当。”而且西门庆做的明白，说的更开门见山：“老先生荣归续亲，在下少助一荣之需。”十年辛劳不寻常，难以安身，难以立家，何谈其他呢？

就是蔡蕴又怎样呢？他做了御史，路过西门庆家狎妓时，赏了妓女一两“用红纸大包封着”的银子，妓女嫌少向西门庆埋怨，西门庆笑说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

在四民之末的商人跃居前位后，曾经何等尊贵高傲的文人、高中魁首的状元在商人面前失去了一切的高尚和威严，在金钱面前，“腹有诗书”不再“气自华”，满腹诗书只能作为换取金钱的砝码。

假如说蔡安等上层文人用自己不幸的自尊和学问来换取让世人垂涎的金钱，那么下层文人温必古、应伯爵之流则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威严为代价来果腹养家，因而显得愈加卑鄙无耻而无法。

温必古“生的端庄质朴，落腮胡，仪容谦仰，举止温恭。”名义看上去还是文质彬彬，但是“虽抱不羁之才，惯游非礼之地。功名蹭蹬，俊杰之志己灰；家业凋谢，浩然之气先丧。抱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将致君泽民的事业及荣身显亲的心念，都撇在东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峨其冠，博其带，而眼底旁若无人；阔其论，高其谈，而胸中实无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难，岂望月桂之高攀；广坐街杯，遁世无闷，且作岩穴之隐相。”

他用孔孟之道、五行之常为西门庆在丑陋的宫场、纵容的性事、无情的友朋中涂抹着崇高的颜色。只是西门庆的污言败行无法超越到圣洁的层面，温必古的引经据典岂但不能掩饰西门庆的罪恶，他自己也在表演着一个滑稽的小丑。

两相对比，丑陋的更丑陋，陈腐的更陈腐。西门庆想美化自己的言行，但亦不是非之不可，温必古只能算是他的小小装饰，西门庆并不太在乎自己言行的离经叛道。

而温必古则不然，唯以为生的即是他的“之乎者也”，只是他没有蔡安之流的才气与侥幸能挤身社会上层，在沦落于以生计为是的社会下层之中，不能象应伯爵常侍节之流一样的和光同尘，而仍是一副道学气度，用最圣洁的言语来遮盖丑恶和丑陋。他和主人及主人的帮闲一块逛妓院吃酒，说陋俗的笑话博取他们一笑、用陈腐的言语美化他们的言行。

不光如此，他还干着吃里扒外的勾当，在西门庆家当差，把官场的秘密走漏给夏提刑。这一点他以至都不如应伯爵，应伯爵是在西门庆死后为生计投靠张千户并一览无余西门家的老底，是见风使舵，审时度势；温必古则没有应有的机警，无法承得主人的欢心，只是靠着这种卑鄙的措施周旋于社会中。不光是西门庆，任谁也想不到温必古潦倒落魄如此，竟还有这样的卑鄙心机。

更甚的是他娈画童，逼得小画童不敢进房。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尚且不能忘苟且之事，立足尚未能保障已想着去卖身取利。温必古的卑鄙是时期风向使然，是当时社会的愿望世界培育了这样的一个文人，是时期的悲痛更是文人的悲痛。

在严厉意义上来说，应伯爵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他是一破落户子弟，应举不第靠着一张伶牙利嘴，偎依在西门庆身边，出谋划策虽多是吃酒狎妓，但也算是当时文人的差事，姑以文人待之。

为了讨得西门庆的欢心，应伯爵丢弃了一切做人的威严，充任着一个最卑下最没有自我的玩物：跪着妓女敬酒、闯入西门庆与妓女交欢的房间、妓女小解时捣乱，都给西门庆这个大净的纵容生活添加了新的刺激和乐趣。

当然，应伯爵在帮闲时是尽心极力的，他帮闲西门庆但并不一味凑合西门庆，而是依据时势规劝或倡议西门庆，如李瓶儿的死和做生意时，都对西门庆的个人、家庭和事业起了一定作用。但他没有忠君不事二主的愚忠思想，当西门庆一死，就很快投靠了张千户。

先贤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时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坐标，它长期鼓舞着命运多舛的失意文人无物资无位置，但一定要有独立的自我；它也长期警醒着位高权重的功成名就者不能自得忘形、更不能遗忘自己的任务。因而，它早以成为文人的座右铭。

可是，在《金瓶梅》中，无论是上层文人还是底层文人，都已不能固守自己传统的文人形象。在新的时期环境中，特别是新的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他们达不能兼济天下，穷不愿独善其身，追逐金钱、美色。上层文人的欲盖弥彰、下层文人的卑滥追求，使得他们与高洁绝缘，不论满腹诗书而上达者还是穷困空泛而沉沦下潦者，“学问”都是他们吃饭生存乃至爬上高位的伎俩、仰仗。他们丢弃了传统的道统文统，却也不能象思想家李贽、徐渭那样为人性的解放、为自我肉体的追求折戟沉沙。

其实，真正生活中的人哪有那么多李贽这样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为活着而活着的人。食色本就是人的最基本追求，程朱理学一度禁锢了人的这一合理正常的追求，在晚明思想家的鼎力倡导下终如决堤江水一样汹涌，只是对愿望的无限度追求让他们沉浸在最低层次的生理本能的满足中不能自拔，同样失去了文人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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