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游城南记注

2022-11-15 09:24| 发布者: 夏梦飞雨| 查看: 1320| 评论: 0

摘要: 一千年前的北宋，有个读书人张礼，在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闰二月二十日的早晨，从长安城南门动身。用了七天的时间，游历了长安（京兆）的南郊。长安古都历经唐朝末年到五代的数次战乱，曾经残败不堪。张礼 ...

一千年前的北宋，有个读书人张礼，在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闰二月二十日的早晨，从长安城南门动身。用了七天的时间，游历了长安（京兆）的南郊。长安古都历经唐朝末年到五代的数次战乱，曾经残败不堪。张礼在七天的时间里，寻访到了许多前代的古迹遗存，并把他的旅游道路，每天所历何处，十分精确地记载了下来。后来写成了《游城南记》一书。

张礼的这本书影响虽不大，但是因其生动有趣，且实地调查游历，真实可信，不时有人留意此书，曾有三个人给它作注。金元时无名氏为之续注；明代关中的金石学家赵函重走了一遍他游历的中央，写了另一篇《游城南》；当代的历史天文学者史念海先生也重复调查了他的游历，为之作了细致的校注《游城南记校注》，再加上作者张礼自己的自注，这篇简单的游记文字之后竟有四种注解，一个个真实的天文空间，被重堆叠叠的注释与观看缠绕。

这种追索十分诱人，陈华的作品也试图传送古人的观看与注解，以影像为工具，重新“注”一遍《游城南记》，与这样一个传统古典文献产生一种对话和互文。

董钧（以下简称董）：此次新作《游城南记注》为什么增加了一部活动影像，它和摄影手工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陈华（以下简称陈）：书籍是传统的记载方式，而影像是现代的记载方式。在编辑摄影书的时分，我觉得除了书之外，应该有一种更新的、属于当代的言语来组织它。所以就想到了视频影像。再加上《游城南记》记载上有前后和时间性，有人物和事情，这很重要，尝试参与一种时间的维度。所以就想到编辑一个短片。

影像剪辑起来相对容易，可能当代人更习气这种方式。摄影书的制造则有点省事，繁琐复杂，最难的对我来说其实是手工书里那几笔书法，往常的人们简直控制不了这种技巧，固然天天临帖，和古人那种生动自然比，依然是很生硬的，后来想写不好也没关系，这也是一种纪实性吧，表示了当代人的一种书写状态。

游城南记注·第一天　　陈华　摄

董：作品中的摄影有黑白和彩色两种不同的视觉呈现交叉其中，为什么会这样做？

陈：普通在编辑照片的时分似乎有一种墨守的成规，好比彩色不时彩色，黑白就是黑白，不能混，或者中画幅得不时是中画幅。这种思绪也和拍电影一样，要通畅，不能突破观众沉浸于其中的心情和幻觉。我以为这种方式的“统一性”十分可疑。

罗伯特·亚当斯后期有个作品，好比拍一棵树或者一片海滩，前后左右换几个方向都是这棵树，把这种看似重复的照片放在一同，当时看的时分真觉得无聊。但是回头越想越有趣，他在应战和修正这种所谓单一视点的观看。我在视频中也交叉了大量的这种十分“烂”的照片。把一个小雁塔从好几个角度看，就特别好玩。

《游城南记注》也是一个和行走有关的行为现场的记载，妄想行走出与古人重合的道路图。走路时以句子为单位，从第几句话走到第几句话。我背了两个相机，混装黑白和彩色135底片，许多时分直接摁快门不看构图，心情好坏不一，也像一场散漫的游玩，拿回来手工冲洗，特别是c41手工冲洗的彩色，底片厚的厚薄的薄，十分粗糙，但是却得到了一种老影楼彩色照片的质感。底片也整理了很久，看来看去，自己也含糊了，不知道是谁在走，是谁在看，作者是谁，似乎呈现了许多个人，许多的视点，有许多人在看。

和古人的那种简单相比，我得到的画面显得紊乱混杂。但是我们这个时期自身就是这么浮夸艳丽、踌躇自满，充溢着很多紊乱、不美好、无意义。过去的名胜、林苑也常常成了传说，往常几无可看之处。另外，言语与影像是一个对立与抵触的东西，有时分也颇觉得难以调和，最后我把这个作品剪辑成了一个视频短片，就像里面古典主义的文句和喧哗紊乱的理想影像一样抵触，黑白和彩色也在抵触，但是这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东西。

游城南记注·第二天　　陈华　摄

董：经过这次重走张礼的《游城南记》，在此前已有的四注基础上发现了什么？

陈：我没什么新发现，都是读前人的东西而已。其实张礼的游记正文自身也是在给前人作注，好比注唐诗，他对杜甫的诗歌十分熟习，包含那些特别生僻的，杜诗触及城南的句子如“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忆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诸多地点他都有提及或走到。而《游城南记》这个题目自身我觉得有可能是来自韩愈的《游城南诗》，“喜君眸子重明朗，携手城南历旧游。忽见孟生题竹处，相看泪落不能收。”十六首都是春天写就的。韩愈和孟郊还有很多相互唱和的“城南诗”。张礼旅游韩愈郊居遗址后，寻杜诗中何将军山林而不得，有“旧迹淹没，无所考求，岂胜遗恨哉”这样的慨叹。

水是会改道的，山居然也是会动的，原坡的上下起伏都是会变的。我们和张礼看到一样的东西可能只需小雁塔、大雁塔、华严寺等现存的这几个唐代遗物，但是这些也都是在明代重新修缮过的。华严寺双塔由于土原滑坡，十年前往后移动了十几米。往常位置都不是原地了。由于杜陵原是黄土堆积的，不时在滑坡、变矮，杜牧的朱坡村九曲池肯定也不是往常的朱坡村，可能位置在悬浮于空中的空气之中。再好比我去过好几次的咸阳宫遗址，沿遗址往东走咸阳原被流水冲成了一个大深沟，当地人称为牛羊沟，这样的大沟咸阳原沿渭河有好几条，那在过去肯定是没有的。古时分的长安生态应该相当好，汉代南郊都是皇家禁苑，一旦树木砍伐殆尽，水土开端流失，黄土堆积的高塬就会被疾速破坏，以至消逝不见。但是一走上这些路，就会真切地知道上下。

游城南记注·第三天　　陈华　摄

走路十分十分累。好比张礼第一天的行程，从南门到大雁塔小雁塔，到曲江，到天坛遗址，大致沿着雁塔南路上原到航天城，下杜陵原坡到牛头寺，大致如此，现代人走笔挺的大路，一天走完都十分十分累。古人连走还带游玩观赏，我判别他可能是骑马，不是步行。

荐福寺、慈恩寺、华严寺、香积寺、兴教寺、龙池寺，这些是明白的。而韩郑郊居、韦氏会景堂、莲花洞、裴相故居、三象院、三会寺、涂山寺、干湫等许多处，则茫然不可寻觅。有的照片能够做到考据确凿或者相差不远，但是作为摄影这种很细致的天文空间的选取，依旧难免许多自由发挥之处。所以真正搞学术研讨的，对此当一笑置之。

假如张礼是在访诗，明代的赵函就是在访碑，处处留意碑刻墨迹，他生在万历年间，周至县人，也是金石学家、书法家，著有《石墨镌华》一书。看中国艺术史，从书法碑学的复兴来说，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那篇《游城南》附在《石墨镌华》书后，也十分有意义。他走时是拿着张礼的那本书《游城南记》，并把自己看到的与张礼的记载相互印证，慨叹“茂中所言不虚也”，到慈恩寺发现“唐人墨迹孟郊、舒元舆之类皆不可得”“唐画佛像精绝，为游人刻名腐蚀，可恨”在兴教寺残存的古殿墙上发现了唐人画天堂变，“相只存阎罗王一、鬼三，大不盈尺而狰狞之状骇人心目，亦一奇也”。他走了十三天，处处留意碑刻，观览了大德禅师碑、雁塔圣教序、萧灌墓碑等等，随身带着拓工，把得拓的碑逐一记载，“得隋记一，唐代碑三，塔铭六，石经幢佳者二……”他的访碑行动，比后来清代的黄易、吴大徵、孙星衍等人早多了。

当代的史念海先生的《游城南记校注》是最为细致的一个文献了。他简直把一切的疑问都解释分明了，校注得十分细致。有找不到的中央我就翻这本书，把这本书翻得稀烂，以至刚开端自己的创作项目就想叫《游城南记校注》，后来觉得自己不好意义冒犯前辈，遂消弭了念头。

游城南记注·第四天　　陈华　摄

董：这七天的行走里你印象最深化的是哪个场景？

陈：前前后后绝不止七天。印象最深化的场景都不是看到的，都是读书读到的。三四年前闲读书，发现这本《游城南记》，翻到“乃登少陵原西过司马村穿三象院”这句话的时分，忽然觉颇为动人。由于有无数次从樊川登上少陵原，原上有很漂亮的麦田。岁易时移，想到古人千年之前也曾穿行原上，他看到了什么？是这句话让我有了进来看看的激动。

有好多印象深化的场景无法逐一道来，最有意义的是猜测与偶遇的惊奇，能从身体的疲倦中得到许多学问。好比，最后一天“自翠台庄由天门街上毕原”，翠台庄就是崔家庄（往常拆了一半遍地狼藉），天门街（天街）大约是朱雀大街到明德门拉直线向南，往常看与崔家庄相错未几，那么他以为的“毕原”就很好定位了，大约过清凉山公园左近，正是个高坡。长安南郊南里王村出土韦家的三块墓志，上写葬于“鸿固乡之毕原”，相距不远，也不错太多。（《史记》说，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但是唐人十分喜欢附会没准后来乱命名，也很可疑。）

古人的地点要是有谷歌卫星定位就方便找了，往常能这么做，像很多档案型摄影师一样，每张图放进去明白的卫星定位。但是我还是没那么做，就是想多留一些含糊和不肯定，这样后人重新寻觅起来不容易，能多点兴味。（读史念海先生的书有时也颇为埋怨，他注的太详了，给后人一点猜测与犯错的空间都没留。）

游城南记注·第五天　　陈华　摄

董：你之前的作品《在长安》《旧墟》以及《游城南记注》都采取了一种行走的方式观看回溯历史和当下的关系，这种创作措施能否会变成你的一个标签或限制？

陈：关于我自己的创作，并没有成为一个什么艺术家的战略或者目的性，只是由于这些东西很诱人，感动了我。另外，我也不时在努力解脱和突破。我去碑林看到拓工捶打拓印一块陈旧的古碑，他能把笔划拓得洁净利索、清分明楚，让观众看的是这古代文字自身，而不是显现你捶拓技艺多好，你捶拓它的目的是让他人忘掉你的捶拓。拍照就有点像捶拓的工艺。最终需求忘掉这个工作方式自身，呈现这个世界。

游城南记注·第六天　　陈华　摄

董：你的作品都触及到历史和现场，是从小就对历史感兴味吗？

陈：我小时分在县城博物馆长大，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分研讨电影史，特别喜欢老的黑白电影，于是自己冲洗黑白照片自学了摄影，但是这并不重要。历史就是当下，每个人都处在这个现场中，都与它发作关联。

《游城南记》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在北宋，欧阳修著《集古录》、宋敏求著《长安志》、吕大防作《长安图》、吕大临作《考古图》等等，士人们创建了考古学、金石学、方志、地图等诸多的学科措施。张礼也是其中之一，他并没有追想一个所谓盛世的长安，过司马村却对汉家陵阙只字不提，频频记叙的是诗人们的宴乐隐居之地，唐诗歌咏之处，怀念杜甫、韩愈、杜牧的故居，旅游香积寺、华严寺、延兴寺等庙宇，与僧人们吟诗唱和。这是一个文人、诗人和隐士们的南郊长安城，充溢了超然和散逸，和当时的士人们一样，绝没有建构帝王的庞大历史叙事的野心，我们随他观看的是一个郊区的长安，而不是帝国的都市。

这观看是虚心，或者“猎奇”的。张礼的写作也是散乱的，漫无目的的，并没有一个明白的试图考订历史的计划，有时分一天没事只是约会朋友、作诗饮酒。就像晋人的手札信笔挥洒，偶尔留下来了，竟成法帖。后人猎奇这份游记是写给谁看的，给自己看还是给后人看？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要给人看。躲过一千年的危厄，又是谁保存下来和刻印传播呢？一千年来不停地手抄、翻刻，清代收进《四库全书》，民国时分印进《万有文库》，最后史念海先生又重新挖掘出来。它所记载的东西，十分之九都失落了，而这份文本却历尽艰苦传送了下来。这次我也想给这种传送加一点当代的资料，不担任建构所谓历史的巨大，而是觉得十分之可疑。一切巨大的东西消逝得都很快，就像张礼登上大雁塔俯瞰当年的曲江宫殿时说的：“乐游宴喜之地皆为野草”，续注者写到，金元之际“辛卯迁移”之后，连荐福寺也荡然无存了。面对历史，我们这个时期的那种自信和狂妄，那种踌躇自满，那种对长久或者辉煌的了解可能都是十分可笑的。

前阵子去了大雁塔南广场，晚上一片喧嚣繁华，装修得纸醉金迷，远非张礼当年“黍离麦秀”的光景了，修了庞大的帝王雕像，庸俗美学重重地压在大雁塔向着终南山的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