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技术对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进一步展开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算法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体制进入算法失败后呈现的新产物，关于西方社会民主的活动和社会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技术限制技术，以权益限制权益是约束算法民粹的基本途径。如何经过算法技术来规避算法的民粹导向、发扬算法民主，区块链或许是一个可能的途径。 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 数字时期下民主政治的均衡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讨院教授 张鹏|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讨生 摘要：民粹主义的兴起正给西方民主制度的未来带来越来越多的不肯定性。在最近民粹主义的热潮中，新技术特别是算法技术的展开再次向学界抛出了政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算法技术与民粹主义的分离引发了算法民粹主义。 算法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这个旧身子进入算法新时期后发作偏离的产物，并且曾经对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结构以及参与者的行为构成了严重影响，因而，需求对其中止修正，让民主进程向算法民主的方向展开。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期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当技术运用失衡的时分，就会呈现算法民粹事情，而对技术的正确应用则有助于推进算法民主。在数字时期下，我们需求运用技术的伎俩抵达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的目的。对此， 区块链恰恰具备这样的潜能。区块链构建的是一种多中心架构的政治形态。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特性能够使其能够很好地应对算法民粹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新应战，但作为一种管理技术与管理工具，区块链也不能替代政治自身。因而，我们应该时辰以审慎的态度看待技术的展开，进而让技术的运用抵达“善智”的目的。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智能反动进程的加快，相关技术也被运用到人们的政治生活之中。其中，大数据与算法引发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算法政治生态。在这种政治生态中，西方国度权益政治的角逐逐步演化为算法角逐。同时，科技的展开促使新通讯技术在混合媒体中疾速传播并重塑了政治环境。 在西方国度中，政治家们不再依托单一的媒介来传送他们的信息。相反，他们开端运用一系列渠道，经过大数据与算法在印刷媒体、电视节目和社交媒体等多种途径上发布信息。对此，克莱斯·德·弗雷斯(Claes de Vreese)等人以为，“当今政治传播的特征是一种混合的方式，而媒体的环境是被高度选择的”。所以，当下人们所接触的信息很可能是在算法的设计下依照主动、自选以及预定的方向推送到他们的视野。近年来崛起的民粹主义权力也正与这种政治生态紧密分离，构成算法民粹主义。
关于算法民粹主义，国内外相关研讨并未几。Diggit Magazine主编伊科·马利(Ioc Maly)曾在《算法民粹主义与算法行动主义》等文中有过相关论述，但他把算法民粹主义简单地定义为“数字化的时空交流与话语关系”，并没有深层次讨论其内涵及发作缘由。卡里金·莱杰梅克(Karlijn Raaijmakers)则讨论了西方政客是如何把算法机器人与民粹主义相分离，进而增加其跟随者。除此之外，更多的学者是从算法对民粹主义影响的角度中止研讨。例如，杰西卡·鲍德温-菲利比(Jessica Baldwin-Philippi)把算法总结为民粹主义的技术表示；而保罗·格鲍德(Paolo Gerbaudo)以为，嵌入算法技术的社交媒体在与民粹主义分离后有利于民粹主义首领在选举中塑造亲和力的形象；马立明与万婧则以传播学的视角剖析了算法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如何正确运用算法技术？如何让技术效劳于民主政治？近年来相关学者也开端触及这一范畴，并且大部分研讨集中于区块链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方面。在这些研讨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是威廉·马格努森(William Magnuson)于2020年出版的《区块链民主：技术、法律与大众之治》一书，在书中他讨论了区块链技术构建民主的可能性以及区块链民主的优点与弊病。而达西·艾伦(Darcy Allen)等人把区块链民主称之为“加密民主”。安森·卡恩(Anson Kahng)等人则运用“活动民主”的概念引见了一种基于算法视角下的集体决策模型。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建构区块链民主系统的研讨，例如，尼尔·克谢特里(Nir Kshetri)与杰弗里·沃斯(Jeffrey Voas)便设计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投票系统。 目前，关于算法关于民主政治是走向民粹还是民主的讨论曾经成为一种研讨热点，但是，以上研讨都没有深层次地剖析算法民粹主义以及算法民主的内涵与特征。在笔者看来， 算法民粹主义是民主这个旧身子进入算法新时期后发作偏离的产物，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期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面对算法民粹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应该用算法民主来予以纠正。对此，本文将在讨论算法民粹主义的内涵、特征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剖析算法民主这一数字时期中的理想政治方式，并试图探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算法民主关于民主政治重新走向均衡的潜能。 二、民粹主义与算法民粹主义 学界普通把民粹主义划分为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两种。主要区别在于，左翼民粹主义属于社会对等主义阵营，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属于极端民族主义阵营。此外，左翼民粹主义者反对社会特权阶级，右翼民粹主义者反对外国移民，两者都具有排他性。同时，研讨民粹主义的学者们还对民粹主义中止了细分。例如，鲁迪格·多恩布斯(Rudiger Dornbusch)与赛巴斯蒂安·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提出了宏观经济民粹主义，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提出了文化民粹主义。除此之外，相关类型还包含网络民粹主义、农业民粹主义、石油民粹主义、货币民粹主义，等等。但这些细分后的民粹主义(除网络民粹主义之外)都难以表示科技的展开关于民粹主义运动的影响，并且即便是网络民粹主义，反映的也只是民粹主义首领经过新媒体等多媒体途径的传播，直接调动网民或粉丝民众，发起对传统精英的攻击。 这也并没有完整表示出“克里斯玛型”民粹主义首领依托技术团队运用算法中止精准营销的现象。因而，本文讨论一种基于算法技术而产生的民粹主义，即算法民粹主义。
数字技术的展开带来了一个透明、即时且可普遍访问的世界，这使得人民能够成为开放民主中知情的决策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治上的自治似乎与散布式社会技术网络正发作兼容，而政管理论家们所跟随的直接民主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 西方国度也随之呈现一种战略型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正与算法技术相分离，举着代表人民的旗帜，破坏着西方国度民主的进程。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2016年美国大选”，其背地都有剑桥剖析公司的影子。剑桥剖析公司在其宣传活动中参与了民粹主义元素，并经过一些微观目的以及精准营销胜利引导与改动了民众的观念和想法。对此，《牛津英语辞典》直接把“后真相”(post-truth)选为2016年年度词汇。 在算法推进的影响下，相比事实，民众更容易遭到心情的影响。例如，在Science上发表的一项研讨结果表明，Twitter用户更倾向于转发虚假信息而忽视真实信息。关于“后真相”，邹诗鹏以为网络世界的后真相化其实质还是民粹化。而在董青岭看来，2016年也被誉为传统民调时期的终结。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2016年美国大选”，传统民调技术公司预测失败的共同缘由如下：第一，民调样本缺乏；第二，在政治正确的影响下，民调时期民众不会表白其真实想法；第三，剑桥剖析公司数据战略的推进。对此，在算法团队的辅佐下，西方国度的政治精英们正刻意迎合乃至支配民众。 在本次民粹主义浪潮之前，历史上民粹主义运动曾经呈现过三次浪潮，当今这场盛行于西方世界的算法民粹主义属于民粹主义运动的第四次浪潮。就四次民粹主义浪潮而言，其展开进程如下：第一，社会基础以贫穷无权益的中下层民众为主，但影响范围在逐步扩展。例如，无论是1870年的俄国民粹主义运动还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拉美民粹主义运动，其实质上都是一种大众运动。第一次民粹主义浪潮只是一个国度内部的大众运动，而从第二次开端逐步变成区域性的运动。第二，认识形态上开端以左翼民粹主义为主，但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右翼民粹主义的权力在逐步增强，例如，美国“人民党”运动中固然引发了相似于1882年《排华法案》等反移民法案，但基本主流还是属于一场左翼的、反精英的乡村运动。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右翼民粹主义的权力也在不时增强。特别是到了第四次民粹主义浪潮时，右翼民粹主义权力曾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气。第三，指导主体以精英分子为主，同时力图演化为政党政治的一部分。从1870年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到21世纪初开端的欧美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越来越表示收工具性与政治战略性的一面，并且民粹主义运动也正在从反动性向改进主义和政党政治转型。 作为民粹主义类型中的一种， 算法民粹主义有着民粹主义的普通共性。例如，算法民粹主义具备民粹主义普通所共有的强调人民、反建制、反精英、排他性等基本要素。但作为第四次民粹主义浪潮中的最新表示类型，与前三次民粹主义浪潮以左翼激进主义为主所不同的是，算法民粹主义以左右并举的方式席卷全球多个国度。并且，在算法民粹主义中，技术的作用得到极大的提升。整体而言，算法民粹主义呈现出如下特性。 第一，数据化。在数据化时期，数据曾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算法民粹主义的数据化特征主要指的是经过搜集民众的数据进而锁定其受众。例如，剑桥剖析公司就曾经宣称：“我们具有超越2.3亿美国选民的5000个数据点，我们能够树立您的目的受众，然后运用这些重要信息来吸收、压服和鼓舞他们采取行动。” 第二，算法化。西方国度政党间竞争的现状赋予了算法中心的位置。在最新的西方民粹主义活动中，算法营销曾经成为一种主流。在算法的辅佐下每一个民众都可能成为被量身察看的目的，经过将人们合成成多样的群体，民粹主义者以不同的声音与内容向不同的观众展示了不同的兴味。 第三，资本化。随同国度与社会关于算法依赖水平的加深，在西方国度中资本曾经开端应用算法技术上的优势对个人乃至国度实施严厉的控制。算法权益的背地是资本的权益。在西方世界，资本作为算法设计和研发过程的主导者，在推进技术展开的同时，也不时强化其自身对国度与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西方国度的政治范畴正被资本所俘获。在一定水平上，西方国度目前所盛行的算法以及算法载体都被资本赋予其想要赋予的价值。 算法民粹主义能够说是科技的产物，同时也是基于算法政治传播的副产品。正如安德烈·罗梅尔(Andrea Roemmele)与雷切尔·吉布森(Rachel Gibson)所指出的，“技术的变更正在增加数字工具在竞选活动中的作用，并使人们更倾向于运用数据。因而，我们能够看到往常国度管理竞选活动中技术团队的类型正在多样化，新的数据团队、剖析团队与信息测试团队一同呈现，并且组建了发起选民投票的实验”。但与此相伴的则是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描画的技术自身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认识形态。算法民粹主义因具有隐性的认识形态特征，所以普通民众更容易被其所迷惑。 综上所述，本文以为 算法民粹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披着“平民主义”外壳的“精英主义”，而算法民粹主义则指，一些擅长借助算法及大数据作为辅助的政治家们把民粹主义当做获取普通民众支持的工具，他们经过延聘专业技术团队将普通民众基本信息中止数据化整合，并在已有数据剖析的基础上运用算法机器人、网络超级平台广告推送等技术去影响乃至改动民众的行为。作为一种战略与伎俩，这些算法民粹主义政治家正以混合媒体为载体，试图经过数据剖析和算法推送与普通民众产生共鸣，从而取得选票以及赢取选举。 三、算法民粹主义产生的缘由及危害 遭到全球经济下滑、人类跨地域活动所引发的文化抵触、不同宗教间矛盾、政党衰落、精英糜烂以及部分“克里斯玛型”首领刻意引导等一系列要素的影响，西欧及北美等西方国度正在阅历人类历史上新一轮的民粹主义运动。更为重要的是， 算法这一技术要素也被运用到民粹主义的运动之中，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展开。技术的创新正以破坏性的影响重构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工作和组织的方式。西方国度中的政治博弈曾经充溢算法的痕迹。例如，在德国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指导人爱丽丝·韦德尔(Alice Weidel)Twitter的支持者中就被证明存在由算法构成的在线机器人，其工作重心就是增加韦德尔的跟随者。整体而言，算法民粹主义产生的直接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智能反动带来人的不被需求。随着民粹主义历史进程的展开，民粹主义曾经逐步从一种反动性运动转化为一种改进主义运动。算法民粹主义固然是部分政治精英应用普通民众而展开的社会运动，但不可承认的是，民众能够被发起的缘由是其有诉求。关于部分政治精英而言，民粹主义运动主要是他们用来对付政敌的武器，但关于普通民众来说，民粹主义运动则表白了他们关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诉求。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曾经对需求大量重复性、机械性工作的制造业等范畴构成明显的破坏性影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展开，人类正在面临一种不被需求的困境。 直到20世纪民主才真正在理论家们的笔下从笼统走向细致的缘由是，这一时期由于战场、车间都大量需求人，致使人类个体政治位置得到进步。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展开，招致人类进入一种不被需求的状态。这就引发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不被需求，西方国度的民众产生被边沿化的心理落差。所以当部分政治精英在社会上表白为民做主的民粹主义主张时，普通民众常常会以为找到了心中的“弥撒亚”，进而反对他。例如，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的研讨发现，过去30多年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缘由在于人工智能展开所构成的兴隆国度中民众实践收入的降落与社会错误等的加剧。另一方面， 在部分政治精英看来，民众个体开端变得无关紧要，然后人类的人工智能算法、芯片与大数据变得至关重要。这是由于，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够被这些政治精英用民粹发起及算法发起的方式来支配。由此，关于他们而言，宽广民众只是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用来支撑他们上台执政的工具。因而，在西方社会中呈现部分政治精英借代表人民、反精英之名，行打击政敌、赢取选票之实的现象。 第二，人类进入算法政治阶段。目前，算法曾经以导航、个性化搜索等方式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算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气得到社会科学界的公认。算法的力气在于其做出选择、分类以及排序的才干。在往常的民粹主义传播中，算法能够决议什么是重要的，以及决议民众所看到与接触到的信息。并且算法还能够在培育人们访问以及了解新闻习气的同时，形塑人们的政治取向与思索方式。 算法技术的逐步完善培育了算法民粹主义的降生。民粹主义首领们能够依托技术团队的算法统计与决策，了解乃至改动民众的诉求，进而引发民粹主义事情的发作。同时，民粹发起与算法发起是现今最具效率的两种发起方式。关于反体制的政治候选人而言，民粹发起能够辅佐他们即便在没有取得议会多数成员支持的状况下，也能够在盛行民意的支持下取得选举。而算法发起则能够辅佐他们精准地捕获潜在的跟随者。例如，往常在西方国度的竞选活动中，技术团队能够经过天文位置定位等技术进而得出选民的位置轨迹以及其性格偏好与兴味，这样，候选者不只能够树立与个人选民的联络，还能够鼓舞他们发起其他民众。更为重要的是，算法政治阶段下西方国度中的政党或者政治精英上台执政依旧需求经过民众投票的方式。算法民粹主义则把民粹发起与算法发起相分离，其目的在于运用最具效率的方式取得民众的支持，进而成为民选代表上台执政。 第三，网络超级平台的推进。在数字化和数据化呈现之前，西方国度的政治竞选活动只能经过主流媒体中的报道以及广告才干吸收民众的关注与投票，这种现象在当前的算法民粹主义时期发作了改动。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民众关于传统媒体的信任水平大大降落，反而倾向于Twitter、Facebook等网络超级平台上的行动。总体来说，民粹主义者依旧会运用大数据与算法技术经过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来传播其民粹主义思想。例如，脱口秀节目就被证明能够很好地用来传播民粹主义。但随着民众关于社交平台运用频率的增加，民粹主义首领们更多地开端依赖这些网络超级平台。 民主选举运动需求知情的公民，但这些开发算法、采集数据的网络超级平台不单单给民众提供了愈加丰厚的信息，同时还运用算法过滤器构成了“回音室”以及“信息茧房”的结果。算法设计师们经过塑造发作个人决策的信息选择环境，进而将民众的留意力与决策引导到他们想要的方向，并且这些平台的算法推送由于时辰处于动态且不时更新的状态，因而愈加具有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数据曾经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例如，有证据显现定向广告占Facebook2017年400亿美圆收入的98%。而依据Facebook政治广告追踪器的数据显现，截至2020年9月，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曾经在该平台上共破费了超越1.73亿美圆。并且随着民众关于社交平台的普遍运用，一个民粹主义首领受民众欢送水平最直观的表示就是其在这些网络超级平台中民众对其的关注。网络超级平台愈发成为精英分子谋事的工具，与之相应的关于数据公司的依赖也凸显西方国度与政府的脆弱性。 算法民粹主义是技术展开的产物。在长期运作的过程中，算法会逐步构成一套共同的规则与制度。当算法政治家的技术团队在统计、代码、计司?锓节将民粹主义要素设计其中，就能够生成一套充溢民粹主义话语的程序。算法民粹主义除了引发政治极化、社会团结等普通民粹主义也会产生的危害外，还会招致更严重的结果。 首先，这可能招致民主的傍晚。普通而言，民粹主义被看作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对立，算法民粹主义也是如此。随着算法迭代的快速上升，算法民粹主义想要表白的相关内容将会产生控制效应，进而招致算法权益实质性地替代民主权益。“英国脱欧”事情阐明，算法推送能够招致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受特定倾向的公司和集团控制的棋子。耐久展开下去，民众真实的声音必将被遮盖，人民也将成为算法操作下的“赤裸生命”。 其次，这可能引发资本对国度的俘获。受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民粹主义政治家越发需求与网络超级平台以及技术公司协作，进而才干在选举中取得民众更多的支持。同时，在竞选胜利后，政治家为了稳定自身执政还需继续依托这些技术精英以及网络超级平台。这就招致掌控算法技术的超级公司曾经取得实质意义上的隐性权益。 最后，这可能塑造民众偏执型的人格。民主深受人们跟随的缘由之一在于，它不只影响决策质量，还有利于公民道德素质的培育。但在算法民粹主义算法的设计下，多元化信息被刻意扫除了。由此，以政治为目的的算法传播更容易塑造民众偏执型的人格。例如，在一定水平上，特朗普竞选失败后，其支持者们冲进国会构成紊乱便是长期受算法民粹主义影响的表示。 四、算法民主：对算法民粹主义的修正 “技术自身是一种民主化力气吗”？20世纪末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就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随着由技术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特别是算法民粹主义的呈现，技术被证明其自身包含着预设的价值倾向、运用动机以及传播内容。算法民粹主义中的算法曾经对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结构以及参与者的行为构成严重影响。算法作为一种工具，它既可能有利于民主的进程，又可能损伤民主的质量。正确的政治价值理念是技术进步效劳于人民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展开。对此， 我们需求让技术回归到运用的初衷，让技术效劳于政治。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期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当技术运用失衡的时分，就会呈现算法民粹事情，而对技术的正确应用则有助于推进算法民主。目前，国内外针对算法民主的论述并未几，更多论述的是 “电视民主”“网络民主”“电子民主”等。笔者以为，算法民主的雏形曾经呈现。算法民主是以兴隆的算法技术为底层技术，以人民主权为基本价值，以参与主体多元化为表示方式，以权益限制为防备措施的一种民主新方式。
严厉意义上，算法民主属于电子民主的一种。马丁·哈根(Martin Hagen)曾依据电子媒介的不同将电子民主分辨为电视民主和网络民主两种。而这种分辨方式也得到金太军等国内学者的认同，并且在国内外现有的文献中，也经常把电视民主、网络民主同等于电子民主。但是，无论是电视民主还是网络民主，都是对相关技术演化的回应。算法民主同样如此，算法民主是对算法技术演化的回应。除此之外，电视民主、网络民主与算法民主之间还具有较为显著的变更趋向。一方面，从电视民主到网络民主再到算法民主，直接民主的偏好在不时加深。关于电视民主者而言，固然有明白的直接民主偏好，但他们大多数只希望用直接民主成分来弥补现有的代表结构。 网络民主固然也呼吁更多的直接统治方式，但他们以为讨论和政治活动关于政治参与更为重要。而算法民主则是经过区块链等平台让民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并且算法民主能够应用算法技术的聚合效应，抵达最短时间内完成“公意”的效果。另一方面，三者之间的演进也反映出从单一中心化到多中心化的趋向。电视民主与网络民主从基本上还是一种中心化的媒介。正如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所论述的，即便是网络政治也存在赢者通吃、集权化等局限性。但是，算法民主所构建的是多中心架构的政治形态。经过算法民主，现代政府从基础信息阶段到最终决策阶段都需求在保障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力气的多元参与。细致来说，算法民主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首先，需求运用算法技术促进人民主权的完成。民主技术的展开应该跟随一种社会化的途径，即寻觅民众对自己世界的掌握，抵达自由、对等等价值追求的全面醒悟。算法民主是把算法当做工具，进而促进民主进程的新方式。目前，在民众中止民主决策到政治终端输出这一过程中，算法权益支配了一切。 由于算法的实质是技术支持与资本参与的混合逻辑，因而，在设计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具有逐利性。但民主的运转过程无论如何变更都不能影响其基本价值，民主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人民主权。对此，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曾系统地论述了人民主权这一原理。在他看来，作为整体的人民就是主权者。针对卢梭人民主权的观念，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哥达纲要批判》等著作中都给予了充沛的肯定。马克思以为，人民的国度制度应该是民主制,因而，民主制度应该表示人民主权这样的基本价值。就目前技术的展开而言，岂但给普通人带来不被需求的困境，而且算法民粹主义中算法系统所包含的价值是逐利且轻视民众的。所以，对算法民粹主义的修正首先需求运用算法技术促进人民主权的完成，让民主的基本价值时辰处于主导位置。 其次，需求运用算法技术促进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完成。随着技术的展开，技术曾经深化到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算法更是如此。算法民粹主义经过对数据的搜集及剖析自动锁定受众并对其中止精准营销，然后民众依照被塑造的观念去参与政治活动。换言之，算法技术营造了一种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假象，而实践上，在“算法黑箱”的操作下，民众的真实思想曾经被算法想要表白的企图所取代。这就招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民众并非真正参与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则是参与主体只是算法背地的技术寡头与政治精英。正如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所论述的，人民只需参与到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决策之中，他们才干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在一个国度中必定存在多个利益主体， 民主主体的多元性本就是民主题中的应有之义。并且，群体所做出的决策，常常比个人做出的决策更为科学。但算法民粹主义背地所要代表的只是特定利益主体的意志。因而，我们需求用算法技术来促进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用算法来对立算法，进而让民主进程愈加透明、公正。 最后，需求运用算法技术促进权益限制的完成。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经提出过一条著名的“无赖准绳”,即在中止宪政民主制度设计时必须把每个人都想象成无赖。这是由于，在休谟看来，我们必须避免政治家们在进入政治生活时背离人民或者走向异化。同样，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也有相似的论述。而在算法政治阶段，算法的超级权益同样需求遭到限制，这是由于，数字时期下的民主政治不单单存在政府与国度这样的公权益，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权益以及权益主体正由于算法技术而产生。更为重要的是，在超人文化的影响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度人工智能的展开正被少数大公司和数个改动世界的超人所主导。因而， 数字时期的民主政治在对政治精英中止权益限制的同时，还要避免技术精英为了谋取私利背离社会公意。算法民粹难以管理的主要缘由在于对权益(特别是算法权益)无法抵达限制的效果。而当政治精英与技术精英相互联姻的时分，普通民众则更难对他们中止监视与限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曾以为，“非一人专制(即民主)的含义是，权益将遭到限制，遭到约束，依据降服它的需求尽可能成为多元统治”。因而，数字时期下的民主应该既具备对“利维坦”这类公共权益的限制，还具备对“赛维坦”这类技术权益的限制。在此之下，民众需求能够运用技术的伎俩来避免权益的异化。 基于大数据剖析的算法在一定水平上决议着信息的意义、信息的流向以及受众对信息的感知。从表象上看，算法是程序代码，而实质上，算法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技术，算法在运转的过程中会包含研发者的价值倾向，进而产生认识形态方面的催化。民粹主义随同西方民主制度曾经存在许久，而往常更是由于与算法技术相分离而愈加具有危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求把技术从政治生活中剔除。技术的运用对民主的影响是相对的，它既有利于促进民主的进程，又可能损伤民主的质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便提出了“后民主”的概念。在他看来，后民主是使民众处于“财富和专家学问来统治一切的状态”。关于民主政治而言，算法失衡最重要的表示便是背离了人民主权这一基本价值，让“后民主”水平加剧。与此同时，算法技术还构成了政治精英与技术精英联姻所引发的民众政治行为被支配、真实声音被遮盖等问题。随着算法技术不时深化民众的生活，西方国度正在阅历精英权益上升与公民权益降落的双重局面。因而，即便到了数字管理时期，算法的运用依旧需求契合民主的实质，即促进民主抵达“人民当权”。 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期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当技术发作偏离时就容易产生民粹主义事情。而在数字时期中，民主应该向算法民主的方向展开。 同时，算法民主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直接民主，而是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混合方式，由于完整的直接民主会构成决策过程的重复以及政治资源的糜费。因而，算法民主需求把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优点中止融合，而区块链恰恰具备这样的潜能,基于区块链技术能够打造一种以散布式信任为中心的多中心化管理方式。区块链强调散布式自治与公民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的益处，鼓舞人们尽可能独立于中心化权益之外。与此同时，区块链的智能合约、非对称加密等技术也能够在有效限制政治精英与技术寡头强权的同时，充沛维护民众的隐私与自由。 五、树立在区块链基础上的算法民主 正如马格努森所言，“假如你想让民主在科技时期发挥作用，你需求的就不只仅是以往时期的民主外衣，如宪法、选举和立法机构，你需求一种自身包含民主规范的技术。而这就是区块链的目的”。纵观区块链的展开历史，它不时呼吁人们以公平与对等认识来看待我们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 区块链作为一种基于算法的新技术，它不单单是一个计算机代码或者是数学问题，区块链给人类带来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的灵感来自于激起民主自身的准绳。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特性能够使其能够较好地应对算法民粹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新应战。而基于区块链技术，能够愈加容易完成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的理想政治方式。
区块链是一种既提供存储又提供数据传输的技术，它基于对等网络以确保透明且以保险的方式在节点之间中止通讯，而无需中央控制机构。每个节点都有一个被称为副本账本的数据库。数据按块分组，每个块经过加密散列与前一个块衔接。区块链基本上由五部分组成：对等网络、散布式账本、加密技术、共识机制以及智能合约。与当代算法民粹主义一样，区块链也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信任危机的回应。例如，2008年9月在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短短一个月后，中本聪便公开提出了比特币的整体想象，比特币是目前区块链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曾经有学者留意到，区块链能够与民主相分离，进而更好地效劳于政治的潜能。同时，就技术特征而言，区块链具有不可伪造、能够追溯以及公开透明等特征，而这些将有利于辅佐人们进入算法民主时期。 首先，区块链技术能够完成民主政治中公民主体性的回归。民主并非像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中所论述的，民主的作用就是产生政府，民主的实质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民主是人的主体性张扬的必定产物。因而，民主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人民主权。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展开，普通民众正堕入不被需求的困境之中。因而，完成人民主权必须提升民众的政治位置，促进民主政治中公民主体性的回归。对此，区块链散布式账本技术会让民主过程中的“账本”不再控制在某一单个个体的手中，而是需求一切人共同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区块链采用点对点技术，使得各节点无需‘中介’也能够参与到价值传输的链条中来，这在技术上完成了用户自掌管有、自主支配自己提供的信息、数据、价值”。算法民粹主义难以被遏制的缘由之一在于，数据控制在少数的技术寡头手中，但是 区块链技术下的算法民主修补了这一问题，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即平台中的每个节点都是数据的贮存者与享用者。区块链的对等网络技术能够给予民主参与主体对等与自由的位置，节点之间的对等性决议了其他组织或个人无法攫取数据的一切权。同时，区块链公开透明的特性还能够让相关信息不被窜改地输送到民众的面前。民众在行使选举、监视等权益的时分需求经过自己控制的密钥，这也保障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在区块链散布式账本以及对等网络等技术的辅佐下，算法民主的完成需求民众的普遍参与，而当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发挥作用的时分，这种不被需求的困境将得以处置。 其次，区块链技术能够提供民主政治多元参与的平台。区块链自降生起就曾经被人们普遍地讨论能否能够促进民主进程。普通而言，民主有内涵与外延之分，外延是民主的细致表示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票决与协商,而这两方面都能够经过区块链技术加以完成。 关于票决，通常指运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选举或决策。目前，曾经有案例将区块链运用到票决之中。例如，由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数字民主实验室研制的Agora区块链投票平台就参与了2018年塞拉利昂的总统大选。相比传统的纸质投票与电子投票，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避免选票造假、选举狡诈等不当情形。与此同时，由于“人民”是多维层面的异质性要素，因而， 民主需求经过协商来满足不同公民的偏好差别。而针对协商，区块链能够提供一个多中心的意见交流平台，而在平台中民众能够对等的交流意见。除此之外，区块链在共识层上是由一种共识算法组成。在理想公共生活中，矛盾、抵触的普遍存在使得达成共识异常艰难，而这种 共识算法是为理处置相似于拜占庭将军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该问题艰难之处在于如何在面对许多错误和歹意参与者的状况下达成共识。这种算法既处置了民主协商的措施问题，又处置了民主协商的规则问题。例如，在目前区块链算法中的适用拜占庭容错算法(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PEBT)中，各节点由参与方组成。该算法具备共识效率高、保险性与稳定性有保障等优点。 最后，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避免民主政治中的权益失衡问题。算法民粹主义是一种对代议制民主的对立。对立的缘由在于，代议制民主中因权益失衡常常会容易引发糜烂、支配选票、政治失信等问题。与之相对，原本试图限制政治精英权益的民粹主义，却被算法技术所支配，进而引发算法权益超出了边疆。 数字时期下的民主政治需求对这些权益中止限制，而区块链能够同时限制政治精英的权益以及算法的权益。一方面，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等技术能够被用到候选人的竞选承诺之中，这样竞选承诺能够在选举前以智能合约的方式生成，假如候选人无法完成选举承诺，对其的惩罚将自动实施。与此同时，智能合约也能够被用于打击糜烂。智能合约能够使每笔买卖与明白规则的规范相分歧。这除了使分歧理的付款愈加艰难以外，还能够加快糜烂调查的速度。这样便能够有效避免政治失信、糜烂等情形的发作。另一方面，区块链散布式账本、对等网络等技术以及能够追溯、公开透明的特性也保障了技术寡头不敢越出边疆。民主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准绳必须有一套细致制度特别是法律加以确认和规范，而区块链技术开启了一个大范围多中心化的新时期，人的要素被最小化，信任从一个中心组织的人类代理人转移到一个开源代码。在这种散布式体系结构中，代码即法律。 在一定水平上，算法民粹主义代表着一种直接民主的原始诉求。现代政治中关于权益下放与权益集中的争论存在许久，但是，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都不是最优选择。权益过于下放会招致决策迟缓，且具有迈向群体极化的风险；权益过于集中又容易引发专政以及忽视民众利益事情的发作。理想的民主方式应该是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分离的方式。对此，这里需求找到一个新的工具来均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抵达迈向算法民主的目的。而区块链作为一种管理技术，可降低达成共识、谐和信息以及执行民主契约的成本，因而，它能够被用于抑止权益下放与权益集中各自的弊病。区块链作为一种管理技术与管理工具，它构建的是一种多中心架构的政治形态。 一方面，区块链为公民直接参与决策过程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民众能够被普遍地吸纳到政治生活之中；同时，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既能够抵达数据公开的目的，又能够保障参与者的个人隐私。另一方面，区块链也能够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受权。由于智能合约等技术的存在，不能代表其委托人的代理人将依据智能合约的条件自动解除委托关系，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避免民选代表做出专政、糜烂、忽视民意等异化情形。在这种状况下，人民将成为约翰·洛克(John Locke)笔下所论述的“裁判者”的形象，而区块链则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法律”。因而，区块链技术具备促进人们从算法民粹走向算法民主的政治潜能。 六、技术的均衡与政治的均衡 随着智能反动的展开，技术给人们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改动，同时它也带来一种悖谬性结果。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进入民主的大众时期。互联网等技术的展开扩宽了民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并俭省了人们参与政治生活所需破费的成本。另一方面，技术的展开又容易引发民主的傍晚。 大数据、算法的呈现，让知晓技术的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差距的鸿沟进一步拉大。算法既能够更好地汇集民意，但也推进了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数字时期的民粹主义曾经发作了基本的变更。算法民粹主义既有普通民粹主义的共性，同时也展示了其共同的一面。算法民粹主义是技术展开的产物。往常，西方社会的政党政治曾经演化为无休止的算法战争。无论是民粹主义的支持者，还是民粹主义的反对者，都必须运用算法才干更多地取得民众的支持。究其实质而言， 算法民粹主义反映了技术关于人的异化。原本理应更好地促进人们获取公共福利及表白诉求的技术，却成为部分精英分子支配民众的工具，对此，我们需求时辰以审慎的态度看待技术的展开，不能用技术替代政治自身。
与之相对，我们看待区块链也是如此。一个良好的民主政治应该是一种均衡型的。我们既需求均衡民众与精英、国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还需求均衡技术进步可能对政治构成的异化。民主政治岂但能够把民众的诉求传送到政治决策之中，还有利于个人道德素质的培育。在此意义上，算法民主真正应该抵达的目的是，经过技术来促进民众的实质参与，进而完成人民主权这一基本价值。 本文原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 文字编辑：刘燚飞 技术编辑：曹政杰 义务编辑：孙宏哲 友谊引荐： 政治学基础研讨 致 力 于 推 动 中 国 政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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