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煜：技术系统与去意味化问题

技术系统与去意味化问题

[英] 许煜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是谁? 是预言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神 学家? 我们应该怎样阅读这样一个在其丰厚的职业生活中表演着多重角色的多产作家呢? 阅读他的理论框架并以后现代理论应战他,或者把它与彰显现代性特征的不同窗派的理论中止链接吗? 我的研讨采取了第三种措施,即顺应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研讨,使其创建分歧的概念,让我们能够复兴对理想的了解(understanding of reality)。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自身是理想转化的源泉,这促使我们不时重新思索我们生活的环境。本文着重剖析埃吕尔所研讨的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理论,特别是符号化(symbolization)和去意味化(desymbolization)方面,即关于人类从自然界分别出来的技术进化理论。一方面,这个系统具有一个永世的分别的特征。它把人类带入汪洋大海之中,在那里人们不再能够肯定自己的土地也不能抵达看似如此接近的地平线,由此演绎着尼采(Nietzsche)的高兴的哲学(The Gay Science)。另一方面,这种分别向我们呈现出当代的理想状况,让人们接受自己一些特异性构成的风险,我们必须逐一或完整地去应对风险。

埃吕尔技术系统的概念化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式,用以调解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征引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的词汇,即技术理想(technical reality)。技术理想包含我们寓居的技术的理想世界,这是一种存在性的剖析(existential analytic)(如海德格尔依旧坚持它对今天社会的重要性),只能重新招认我们实践上是技术系统中的个体。技术理想历来不是静态的(static),我们需求对埃吕尔的技术系统给予当代的重新审视,这对评价技术系统至关重要。

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技术系统和埃吕尔去意味 化的理论的关系。第二部分经过讨论埃吕尔的灵感来自于西蒙栋思想,讨论今日面对的技术系统,评价技术系统和去意味化问题。第三部分考察另一位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系统,他也是遭到西蒙栋的启示。这些步骤有助于把埃吕尔的理论引入当代的技术理想。

图｜Jacques Ell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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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ical System #

技术系统的进化

对埃吕尔的了解主要依托于《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一 书,此书出版于1977年,已于1980年翻译成英文。在此书中他提出了技术存在于环境和系统中的观念。这种环境容易被人了解,它从我们周围的人工产品表示出来。一个技术系统显现着不同的东西。鉴于不时进化的技术系统,埃吕尔提出,去谈论一个单一的(single)技术毫无用处,我们必须控制一个整体性的技术系统。他的技术系统理论由技术现象及技术进步组成。其进步理论不是人们通常了解因时间(推移)而进化,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客体自身的力气,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构成了它们的进步。技术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把某客体或技术集为一体,而是一种庞大的力气推进着技术的谱系。更为关键的是,埃吕尔以为这样的技术进步就是去意味化过程(the process of desymbolization)。简单地说,技术进化系统的特征是旧符号的破坏和新符号创建之间的辩证运动。这可能听起来相似于欧内斯特·卡西尔(Ernest Cassirer)的著名观念,文化是一个在已构形的结构与正在构形的结构之间的连续性运动。但埃吕尔的理论不同于卡西尔。在埃吕尔看来,去意味化和技术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理论。

思索到符号化和去意味化的意义,以及技术系统和仪式(rituals)之间 的关系,埃吕尔提出:

“符号化的功用不再证明特殊的人类力气。它往常服从于一个曾经被人所创建的不同的命令、不同的功用。该功用已被执行并充沛证明了技术往常正处于人的环境之中(否则,他会觉得没必要操作这个衔接符号)。”

但是这是对埃吕尔过于简单的解读。相反我们应该回到西蒙栋,他 直接启示了埃吕尔技术系统概念(的构成)。经过回到西蒙栋,我们(从中)能够发现埃吕尔的一些潜在的去意味化方面的思想。它也是回应埃吕尔为了研讨技术系统的命题,人们必须走入技术系统和其特异性。埃吕尔借用西蒙栋的观念并充沛体往常他的《技术系统》中,他普遍援用西蒙栋的观念,特别是在“技术作为一个系统”的章节中,重复参考了《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即西蒙栋1958年的博士论文的弥补阐明部分)。

但首先应留意一些有关技术系统的英语翻译。埃吕尔术语中是le systeme technicien,字面意义就是“技师的系统”(the technician system)。我了解埃吕尔运用技师(technician)是由于:我们处在一个依据技术理性的文化中,它不再受制于道德或宗教的判别。技师们正在消费技术理性(technical reasons)的文化。因而,假如经过技术我们仅能够参考基础设施、机器和各种各样的人工客体(artificial objects)的话,那么,文化就比技术有更多的技艺功用。技术系统的诠释不应仅仅作为对人工客体整体性的了解,还应包含在技术限制范围内的理性操作。

在《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中,西蒙栋提出一个叫做“机械学”(mechanology) 的概念,“机械学”是经过圆满的世系以讨论技术客体的存在。机械学表明技术传统的概念化是作为错误文化的对立,相反,文化即为科学和技术(的文化)。西蒙栋经过技术的进化来描画这个世系(lineage),通过李·德·弗雷斯特的三极管(Lee de Forest triode)的例子,他提供了一个逐步递增的细致化客体的阐明。三极管(the triode)是二极管(the diode)(即控制直流电流的装置)进化的模板。最简单的二极真空管(vacuum tube)阴极被加热,激活并释放着电子;阳极(the anode)是带正电荷以致于它能从阴极吸收电子。假如电压极性是反向的,阳极不加热,则不能发射电子因而也没有电流经过。而三极管把网格置于阳极和阴极之间;一个直流电(DC)能够把一个偏压输至网格(thegrid)上:负极(negative)排斥一些电子回到阴极,因而起到了一个放大器(an amplifier)的作用。西蒙栋提出三极管并非源自二极管,而是“电极的不可逆性的条件和电荷穿过整个真空管的传输的现象”(Simondon, 1980)(见图1)。

技术个体(technical individual)就是顺应一个外部环境兼并到其运转 中的技术客体。这个外部环境被西蒙栋称为“组合环境”(associated milieu)或成为其功用性的环境。例如,西蒙栋经常征引的Guimbal涡轮(turbine)(以发明的工程师命名)。为理处置过热和能量损耗问题,它使用石油润滑发起机就如河水维护其部件一样,作为冷却剂来运用(Simondon, 2005)。河流在这里是一个组合环境,由于它也是系统的一部分,但不是机器的元件。西蒙栋的技术客体措施不同于过去的哲学家和现象学家,他并不以为技术客体(the technical object)是一种刻意的认识(consciousness)产品,而是使它仰仗自身力气去考证和完善的客体。他提议研讨技术客体自身的进化,生物认识(biologicalsense)应少于机器的意识。一个技术客体要恢复其物质性(materiality),抵达不同水平的细致化(concreteness)和圆满化(perfection),与控制论术语“控制”(control)构成鲜明对比。技术客体构成了整体;他们还创建了次级组合环境(secondary associatedmilieu),维持着衔接性(connectivity)和亚稳定性(metastability)的技术整体。技术整体或技术整体团体构成了埃吕尔所谓的技术子系统。以运输技术为例,包含道路基础设备、标识等等。然后这些子系统进一步构成了技术系统的基础(the basis of a technological system)。

技术系统的这种措施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进一步发现不同技术整 体之间不同关系物质性的去意味化过程。去意味化的过程包含创建一个新类型的物质性(new kind of materiality)。例如一个机械系统的滑轮和车轮(the pulleys and the wheels)之间,现代电子设备的光缆(optical cables)或电子电线之间的链接等等。去意味化必须被视为物质性的呈现,弥补了传统中介方式的弱点,促进控制与效率的概念(的构成)。技术系统也在为共同的分歧性不时地争取,允许树立物质的联络(material connections)。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控制论运动试图找到在逻辑(logic)、信息(information)和信号(signals)之间的共同点,把人类带入一个技术系统中。最后,系统将一切元素(elements)中止了控制。埃吕尔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如他称誉西蒙栋的那样:

“西蒙栋极好地在多个层面展示了因果进化(causalevolution)的过程。首先,当技术客体进化时,它会抑止技术客体并证明是障碍的反作用,专业化给每个结构提供作为一个‘积极的合胜利能性单元’(positive synthetic functional unit):‘细致化的技术客体不再与自己对立,它已没有反作用(secondary effect)以破坏整体的功用。’因而,技术自身在自己的运动中消弭任何障碍其圆满完成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外部干扰的进程。”

这就是以上所提及的自己运动中“消弭”(elimination)的过程。消费 一种新的物质必须绕过旧的控制,就像膂力劳动被电气化机械力气(electrically-driven mechanical forces)取而代之,符号的调解被直接的控制所取代。因而埃吕尔总结道:

“结果是:逃避符号化,由于在现代艺术中,手工符号化(artificial symbolization)(瞄准技术性真的完整毫无用处和毫无意义,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对技术环境的了解、解释和控制的措施不能在符号化中发作。关于自然环境而言,在功利主义技术(utilitarian technology)的主导下,符号化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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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ical System #

数据处置和技术系统

在我们去讨论去意味化的第三个特性之前,我们必须重建对技术现 实的了解。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今天技术系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更精确地说:什么是产生分离技术系统的新物质? 我们能够回答道:是数据(data)的消费和加工。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远在因特网出现之前,埃吕尔曾经发现了数据处置的重要性,作为一种进一步普遍展开的去意味化的力气。他说:

“有了计算机(的消费),一种技术整体的内部系统学(systematics)应运而生,它能够表白其自身,操作各个层面的信息。它是经过互惠的和综合的信息谐和各子系统(thesubsystems)(的关系)。这是没有任何人、人类团体和章程能够做得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留意到,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埃吕尔曾谈及不公 开数据(closed data)和开放数据(open data)(的问题),欧盟30年后才把这个主题提上议事日程。固然埃吕尔在《技术的断层》(The Technological Bluff)中直接讨论的是信息问题(出版于1990年),但我以为埃吕尔正是在对数据处置的探查中,抓住了当代技术系统的物质性(问题)。当然,埃吕尔工作的那个时期,数据处置局限于很少数量的电脑且只需几个数据剖析专家。目前,数据在不同行业中已成为技术展开的中心问题,特别是互联网的展开。随着个人电脑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接入,数据消费无处不在,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专家。这里让我援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教授迈克尔·富兰克林(Michael Franklin)的关于用户数据的消费理论,从中我们能够窥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的宇宙(the universe of data):

“例如绝大多数微博,生成于人们在键盘(keyboards)或触摸屏 (touch screens)的手工操作,一次性可创建140个字符。随着数百万的活跃用户倍增,产生了骄人的信息数量。而且,驱动数据能够自动生成页面视图、广告曝光、广告点击、视频视图等,由每个用户在网络上生成数千字符的信息记载。添加数据经过潜在的基础设备自动生成(芝加哥新闻局、效劳器、网关等),你能够快速找到自己处置的数据。”(被Lorica于2009年援用)。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消费数据是不限于用户生成的内容,例 如那些搜索引擎(engines)和社交网站(networking websites),如谷歌、脸谱网站等。事实上,数据搜集也变得无处不在。不同的机构相应偏重于自然科学和医学科学(的不同范畴),例如,从患者的记载到蛋白质结构(protein structure)消费的大量在线数据,允许他们更好天文解不同的模式和中止模仿消费(produce simulations)。新兴的大型数据库自动地进行产生,但被用户搜集后运用到不同的传感器(sensors)上,如GPS、RFID等。这类型的数据常常被以为是“无认识”(unconsciousness)的,揭开了躲藏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行为方式。一切这些意味着一个新兴数字环境和一个细致化技术系统(的降生),其不同的实体能够被数字化(canbe digitized)并由数据所链接。

近年来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信息)。 这些数据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原始数据,它们是无形的;相反,这些数据是被不同的元数据方式化。元数据(metadata),从字面上看,是关于一种帮助树立某些联络的数据。例如,《技术系统》这本书,它的元数据包含标题、作者、页码、ISBN 编号、出版商、出版年等。有更细致的元数据计划,就有更多的链接被树立。公平地说,它的数据采取了愈加细致的方式,比埃吕尔在上世纪70年代想象的还多。这些有方式化的元数据的数字实体是我所说的数字客体,在概念上是对西蒙栋关于技术客体理论的展开。

假如我们把计算当作一个认知的过程,正像艾伦·图灵(Alan Turing) 、约翰·冯·诺依曼(Johnvon Neumann)和沃伦·麦卡洛(Warren McCullough)等作品所定义的那样,演算法和数据库就成为管理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es)的机制,而数据简直被电脑视为其“客体”。因而万维网(the World Wide Web)的开创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语义万维网(semantic web)中提出了元数据方式化的称号,把这样一个技术系统叫做“全球的思想”(蒂姆·伯纳斯李,2000年)。人类也减少了计算的过程使之成为最终的数字客体。数字客体从而成为被电脑和人类用户认可的基本单元。这不只仅是一个哲学的想象。假如我们看看定义中心数据结构的脸谱网,就不会诧异我们能找到被脸谱网工程师作为客体定义的一切的元素(图2)。

脸谱网(Facebook)由这些方式可肯定的客体组成。脸谱网应用程序 图表的理念就是要在不同的客体网络中树立联络。我们能够看到直观的例子,即每一原形册有照片,每张照片都有评论。评论所包含的属性有:作者、时间标记和信息以及其他项目。另一个中心概念是开放图表的协议,允许用户创建不同的衔接平台。经过在另一个网站点击“喜欢”,脸谱网和其协作同伴的网站将有数据呈现并可产生用户的社交元数据(social metadata)的图形剖析。其目的是发明数据网络(data-networks),允许这些社交网站能够创建用户的相关语境。换句话说,网络依次由多层元数据定义的数字客体组成。其名义依赖于复杂的系统和运算规律,却无法访问到用户并与他们互动。这些都是新型的工业客体,还不能走进技术社会的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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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ical System #

作为记忆系统的技术系统

我们之前讨论了去意味化不只是消弭符号(eliminate symbols),而且 也会产生新的符号(produces new symbolizations)。调查去意味化过程是实施技术系统的(过程),埃吕尔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capitalistic society)的新符号描画为:

“一方面,人的内在符号力气被扫除,另一方面,一切消费(consumption) 都具有符号性。技术系统是一个真正的宇宙,自身构成一个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关于自但是言,其符号宇宙是一种虚拟的宇宙,一个高级的映象,人完整创建了与这种自然世界的联络。”

但是,消费是有限度的符号化(symbolization)和去意味化的辩证过 程。埃吕尔在描画消费主义(consumerism)作为全新符号化的特征时,似乎忽视上面所讨论的细致化问题。这就使“去意味化”成为一个“问题”,是作为此篇文章题目的所在。作为符号化的消费在很大水平上是基于精神和心理而言的,它越来越多地遭到移动的图像、声音和不同的技术设备所激起。假如你运用脸谱网,为用户而弹出的广告(the advertisements)曾经被数据所肯定并显现其阅读的历史。也就是说,消费的背地存在着另一个已被细致化数据网络所影响的维度。那么什么是我们当前的技术系统新的影响因子? 还不能称之为一个总控制或遵照吉尔·德勒兹所谓的让位于控制论的“社会控制”(control society)。接下来的任务是了解控制后面的这个机制,探查技术系统的细致细节。在这里,我提议在埃吕尔的预言和另一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的理论之间创建一个链接(a link),伯纳德·斯蒂格勒自身也曾遭到西蒙栋的很大启示。

图｜ Bernard Stiegler

伯纳德·斯蒂格勒(2010)把技术客体和技术系统叫做三级记忆系统 (tertiary retention)。在这里我们能够分辨两种类型的三级记忆系统:一个是“此在”(already there)(海德格尔)的世界,它曾经是一个技术系统,好比我们曾经阅历的生活的历史(基础)和物质条件。另一个是形象化的记忆(exteriorization of memories),这是在写作、印刷、模仿技术和往常的数字化中得以完成。数据处置是最重要的数字化成果之一。

三级记忆是对批判胡塞尔(Husserl)的时间认识观的一个弥补。解 释他的时间认识观(time-consciousness),能够假定我们正在听美好的音乐。我们正阅历时光逝去的种种认识。在我们心中即时被记起的,是胡塞尔称为的初始记忆(primary retention),明天还能记起的旋律(的记忆)叫做二级记忆(secondary retention);这些记忆是以前瞻为条件的,包含对未来的希冀和预期。三级记忆是对前两级记忆的弥补,其大范围的记忆量经过数字化成为可能。但三级记忆是初始记忆的源泉,并支持二级记忆同时也是前瞻的源泉。在此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前面讨论的两种去象征化观念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去意味化的观念,能够启示(构建)技术系统内部的物质化关系。由于往常的调解过程(mediation process)是受记忆的控制,当他们不再是简单地从一种方式到另一种方式的符号转换时,符号到底发作了什么? 难道是采取了基本的转移吗? 因而斯蒂格勒和罗格夫(Irit Rogoff)写道:

“数字技术创建一个符号的新循环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在这个新的方式组织内,符号的消费瞬间间成就了工业,同时又服从于工业流程(industrial processes)。一方面,我们面临符号的消费,另一面则是这种符号的消费的难题,由于不可能消费一个符号。符号不是消费的客体;它是一个客体的交流、流通、超个体化途径的创建。所以这种状况下很快产生我所说的超个体化短路循环(short-circuiting-of transindivi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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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ical System #

结论

以上试图论述由当代技术系统的进化(the evolution)引发的去意味 化的三个方面是:首先,虚拟化(deritualization)的人类学意义;第二,细致化(materialization)关系;第三,记忆途径的创建也是技术系统的一部分。前两点在埃吕尔《技术系统》中提到但尚未取得展开。第三点是用现代去象征化观念去整合埃吕尔的数据处置的理论。此理论的优点不只仅是他的预言,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勾勒出技术的循环周期(technological cycles),改动我们的文化和人类的本体论(the ontogenesis of human beings)。

去意味化是技术展开的必定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本文开篇对卡西 尔符号方式的命题,它也是一个技术客体的细致化过程(process of the concretization),即技术理性(technical reasons)的细致化,并把环境的适应性扩展到一个技术系统(的范畴)。在埃吕尔、西蒙栋、斯蒂格勒那里观点不一,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关于在经济意义上的资本,而是关于机器问题。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技术系统问题。对技术系统和它们的内在动力的了解是剖析和了解当代文化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埃吕尔的《技术系统》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 参考文献 #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八辑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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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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