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的翻译耐寻味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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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家手札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正是由前中国法国文学研讨会会长吴岳添先生翻译的。在他看来，翻译是相当艰苦的工作，特别文学翻译是翻译基础上的再创作，请求译者有更高的言语和文学水平。书名的翻译看来最为简单，却难以做到尽善尽美。

原文 ：《书名的翻译耐寻味》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吴岳添

图片 |网络

1985年12月，我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文学社会学班进修，导师雅克·莱纳特是文学社会学家，他选定的教材就是当年刚刚出版的奥天时学者齐马的《社会学批判指南》。在社会学批判的展开过程中，这是一部承前启后、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所以我回国后就把它译成了中文。为了更利于推行和提高，遵照外文所“三套丛书”的老主编陈鑫先生的倡议，把书名改成了《社会学批判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21年11月再版了这部著作。编辑担忧它会被误解为社会学范畴的著作，倡议把书名改为《社会学文艺批判概论》。

“文艺批判”内涵普遍，简直包含了绘画、音乐、舞蹈和戏剧等一切学科，而这本书是专论文学和文学批判的，因而用“文艺批判”不契合书的目标和内容。另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概论”一词的确有助于推行国外的文论，但在国外文论曾经相当提高的今天，再用“概论”似乎就过于浅显了。经过重复商榷，最后书名被改成了既包含主要内容，又有高屋建瓴气势的《文学社会学批判》。

由此联想到书名翻译的一些问题。翻译是相当艰苦的工作，特别文学翻译是翻译基础上的再创作，请求译者有更高的言语和文学水平。 书名的翻译看来最为简单，却难以做到尽善尽美。

姓名翻译大有考究

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称号通常都是依照读音译成中文的。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但早期的译者各行其是，随心所欲，致使许多作家的译名相当紊乱。从五四运动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雨果被译成“预勾”“嚣俄”“虞哥”，左拉被译成“左喇”，乔治·桑被译为“乔琪桑”，伏尔泰被译成“福禄特尔”，巴尔扎克被译成“巴鲁萨”，莫泊桑被译成“摩波商”“孟巴桑”或“毛柏霜”等。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2月1日）上，陈独秀就在《文学反动论》中充溢激情地为雨果、左拉等作家喝彩：“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有自傲为中国之虞哥、左喇……者乎？”

早期译名的紊乱能够了解，但是经过长期的沉淀，许多人名今天仍有不同的译法。例如《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往常也被译成斯丹达尔或斯当达。这类例子还有蒙田或蒙泰涅、斯塔尔夫人或史达尔夫人、魏尔兰或魏尔伦、马拉美或马拉梅等。梅里美的小说《嘉尔曼》，改编为歌剧后被译成《卡门》，“嘉尔曼”和“卡门”其实是同一个吉卜赛女郎。

有些译名错误则是译者的误解构成的。例如萨特女伴的姓名是西蒙娜·德·波伏瓦，有些译者由于她是女性，所以特地译成“波伏娃”。其实欧美的人名是名在前，姓在后，名字西蒙娜曾经表明她是女性，波伏瓦是她家族的姓氏，不应该译成带有女性颜色的波伏娃。女性主义批判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也是如此，应该译成朱莉娅·克里斯特瓦。至于依照英文拼音把蒋介石译为常凯申，把孟子译为孟修斯，都是望文生义的乱译，不值一提。

姓名并非只能完整依照读音翻译，其中还大有考究。例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主人公原名直译是“高里奥老爹”，是傅雷以神来之笔译成了高老头。他正是思索到国人的习俗和读者的喜好，或者说我国的语境，才想到了“高老头”这个“神似”的译名。假如像有的译者那样译成“勾利尤老头子”，在我国恐怕就难以广为提高了。又如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直译应该是“仲马父亲”和“仲马儿子”，显然远不如译成大仲马和小仲马那样亲切生动。

书名的翻译同样如此

书名的翻译同样如此，早期比较紊乱，例如伏尔泰的《天真汉》被译成《坦白少年》，《诚实人》被译成《赣第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译成《马丹波娃利》或《波华荔夫人》，乔治·桑的《魔沼》被译为《鬼池》等。许多作品至今仍有不同的译名，例如荷马史诗《伊利昂纪》或《伊利亚特》、《奥德修纪》或《奥德赛》，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或《巴马修道院》，大仲马的《三剑客》或《三个火枪手》、《基督山恩仇记》或《基督山伯爵》，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或《恶之花》，纪德的《伪币犯》或《伪币制造者》，昆德拉的《不能接受的生命之轻》或《难以接受的存在之轻》等等。普鲁斯特的巨著原名是《寻觅失去的时间》，先后被译成《追想逝水年华》《追想似水年华》或《跟随逝去的时光》，罗大冈先生曾说他观赏的译名是《忆华年》。不外上述译名固然不同，但只是拼音读法或表白上的细微差别，都没有错，因而无伤大雅。

有些书名显然是译者重复揣摩的结果。例如拉伯雷的小说原名是两个伟人父子的名字《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译成《伟人传》就愈加浅显易懂。小仲马小说的原名是《戴茶花的夫人》，也不如《茶花女》那样易于传诵。乔治·桑的《周游法国的木工行会会友》译成《木工小史》，索莱尔斯的随笔集《繁花——花之情色主义的重要小说》译成《情色之花》，显然更为简约明了。雨果名著的原名是《灾难的人们》，译成《凄惨世界》可谓如虎添翼、精彩之至。

《悠悠岁月》能给人以人生的沧桑之感

我在翻译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书名翻译方面的问题。

安妮·埃尔诺（1940—）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因在不久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为国内读者所知。她的小说《悠悠岁月》的原名是《时期》或《时期》，内容是回想她从小到老的60多年的长大过程。全书只采用第三人称，实践上是一部“无人称自传”，以人们共有的阅历反映出时期的演化，从而惹起人们内心的激烈共鸣，即在自己回想的同时也促使他人回想，从而使这部自传成为整整一代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妇女的集体记忆。 我觉得译成《年代》或《时期》会显得淡而无味，而《悠悠岁月》这个书名则能给人以人生的沧桑之感。《悠悠岁月》取得我国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它的胜利也使埃尔诺跻身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的名著《中国古代的性生活》，书写的是汉民族的性学史。他所说的性生活并非指单纯的性行为，而是指包含宗教教义、家庭结构、陈设服饰和文学艺术等在内的普遍的社会生活，因而1994年在台湾出版时改名为《中国艳情——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思索到我国读者可能会对“性生活”一词产生误解，为了更能反映该书的目标，我向行将再版此书的出版社倡议改名为《中国古代的性文化》，以便更易被我国读者了解和接受。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28期第8版，未经允许遏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念，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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