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雅典(罗马)道路”?

【摘要：本文针对秦晖先生对“雅典(罗马)道路”与“古代福利国度”的叙说，从历史的角度探求了雅典和罗马的奴隶制度、小农与海外军事霸权的关系是如何决议其民主、共和与国度福利制度的，在秦先生的论述背地实质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阴影。】

今天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正在以“中国方式”与“普世道路”为代表的论辩中展开。在“普世道路”的说法中，秦晖先生关于人类历史二次“解脱共同体”的道路结论，可谓一种代表性叙说，值得探求。本文经过剖析秦先生“雅典(罗马)道路”的阐释，来看其背地“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又是如何与20世纪中、苏(俄)反动与道路的论辩互为镜像地分离在一同。这个论辩并没有终了，今天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是以“中国要挟论”和中国版本“脱亚入欧”的“普世道路”继续延伸。因而，对它的重新批判，就不只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理想政治的表示。近百年来，它与中国的命运一直联络在一同，今天依然。

秦先生对“雅典道路”的经典叙说如下：

【人类社会史上过去两次“解脱共同体约束而争取个性自由”的过程：解脱原始氏族共同体走向古典自由民社会、解脱封建宗法共同体走向近代市民社会，都曾经面对相似问题：在走出氏族共同体时，有“雅典道路”与“马其顿道路”之分，“雅典道路”意味着变“氏族族长制”为“民主制”，经过平民运动(包含经济上经过梭伦、李锡尼法案式的变革构成平民私有财富)树立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式的古典公民社会。而“马其顿道路”则是变“氏族族长制”为“强权通吃”，化“父权”为皇权(包含经济上构成托勒密式的权贵大私有制)以树立“家天下”的古典帝国。】

雅典问题而不是“道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国度理论所关怀的。秦先生应该很熟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度的来源》中把雅典和罗马作为国度来源的论述，在国度降生的四个阶段中，把雅典与罗马作为典型案例来讨论，正是恩格斯此文的重点。不同的是，恩格斯的重点并不是所谓“平民运动”，而是阶级斗争，即雅典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招致了平民私有财富权的呈现。梭伦经过废弃债权人的财富来维护债务人，使得因债务被出卖和出逃到海外去的公民能够返回故乡。犹如在法国大反动时期牺牲封建一切权而解救资产阶级的一切权，“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富一切权的缘故。”只是，这一重要论述并没有进入秦先生的叙说，即雅典树立在平民私有权上的民主，必须是经过猛烈的阶级斗争，经过对既定财富一切权的政治反动来完成的。梭伦变革是经过维护中小土地一切者的利益，稳定公民的数量，既是避免社会崩解，也是出于军事目的，由于破产和堕入债务奴隶的公民由于无法打仗而使军事力气被削弱。所以，“旧时残酷盘剥自己同胞的措施，曾经弃而不用了，往常主要盘剥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

更重要的讨论触及的是恩格斯关于国度来源叙说自身的问题。雅典的构成并非只是从氏族内部直接的、非暴力的展开出来。除了内部的阶级斗争，梭伦变革的直接动力是城邦对外的军事需求，遏止把平民变为奴隶，是由于只需公民具有私有财富，才能够成为自备武器的军人。梭伦变革后把全体公民依照财富分为四个等级，前两个等级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具有选举权，四个等级构成公民大会作为城市的常设机构。与此同时，四个等级也是军队的组织方式，前两个等级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甲步兵，第四等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海军，这正是恩格斯在文章中论述的内容。而能够自备武器的步兵公民是希腊民主制的前提——雅典民主制度的最大特征即在于其军民一体。 当战争从骑兵转为以重甲步兵和轻装步兵为主力，而海军的作用越来越关键之后，平民士兵就成为军事力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反过来促进了城邦内部的民主改造。这一点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曾经阐明，即寡头统治依托的是骑兵，次一级的寡头依托的是重甲步兵，轻甲步兵和海军则合适平民体制。雅典的军事需求迫使国度必须维护中小农民的土地权益，所谓“平民私有权”的本源在于希腊古典城邦的军事性质。而这种“平民私有权”一旦构成，“社会和政治制度所赖以树立的阶级对立，曾经不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维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简单地把雅典或者罗马看成是从“氏族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内部演进，恰恰丧失了对西方古典国度与社会构成动因的重要了解。

梭伦变革解救自由民和废弃债务奴隶的直接结果却是对奴隶劳动需求的急剧上升，由于社会分化的权力在社会内部被阻止，依赖进口奴隶就是必定的选择。从雅典到罗马，培育两大帝国崛起最关键的要素正是奴隶制度。希腊城邦最早确立了作为系统消费方式的奴隶制度的统治位置，希腊的城邦民主与奴隶制度之间互为条件。正是由于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消费出大量剩余产品，才使得城邦政治生活中排外的自由公民权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同时，“奴隶制度又是迄今所知的最严厉的商业化劳动方式，在大城市的商品交流市场，劳动整个降落为被买卖的物品”，是奴隶制度的“市场化”方式把城市与乡村联络在一同。

秦先生赞誉“雅典民主城邦依托劳里昂银矿等公民共同体控制的国度财源大搞公共设备，并且在财政上实行过一系列‘古代福利国度’政策，从公款赎俘、债务豁免、贫穷救济等生活保障，到观剧津贴、公职津贴这类资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决策的措施”，秦先生没有提及的是劳里昂银矿依托了大约三万人的大范围的奴隶劳动。它的最大贡献是使得雅典能够创建一支具有200艘战船的强大的海军舰队，它是雅典从城邦国度走向帝国主义的关键。在著名的关于劳里昂银矿用处的争论中，主张把财富平分给公民的“分家”派阿里斯提德则被“民主”制度逐出城邦，是主张军事强国的地米斯托克利取得大胜，正是依赖提洛同盟中其他城邦国源源不时的供赋，才能够保障雅典严厉排外的公民权内部的民主制度得以持续和展开。而劳里昂的银矿也使得雅典的货币成为帝国时期的通用货币，保障了海外贸易的商业霸权，即一个依托强大海军维护的海上商业帝国。

雅典最繁盛的伯利克里时期，是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仰仗提洛同盟走向帝国主义的时期，被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也就是秦先生赞扬的发放“观剧津贴”的“福利国度”时期。但正是伯利克里自己提出了一项著名的法案，该法案规则，合法公民必须出身于一个公民父亲和公民母亲的家庭，否则就属于“私生子”。而一旦雅典帝国时期被马其顿所取代，雅典的公共福利制度也就无法生存了。民主制度的前提正是树立在海上军事霸权基础上的世界市场，而它的基础则是以同样的世界市场方式呈现的奴隶制度。没有这个前提，其民主福利制度也就破产了。为此，布罗代尔曾把雅典的民主制度归结为是本地居民控制大批外来人(寓居在雅典的外国侨民)和奴隶的特权，雅典还依仗其权力肆无忌惮地压榨爱琴海沿岸和提洛同盟的盟国。如它把这些国度的一部分沦为自己的隶属国，另一部分则成为自己的进贡国。

其实，认真研读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其民主制度最直接的推进力正来源于海外战争，平民力气在军事战争中不时吃重，强迫其所在城邦和国度不得不中止民主变革。库朗热指出：

【战争的一个结果，简直没有例外地是，每次城邦必须让下层阶级进入军队。雅典及滨海各城，因海战的需求，不得不赋予穷人以宪法遏止的重要位置。这些人升为摇撸人、水手或军士，由于祖国的命运控制在他们的手里，忽然察觉自身具有的重要性和胆量。这就开端了雅典的民主制度。】

没有底层平民的推进和斗争，就没有民主，民主从一开端就不是自上而下的赐予。而这样的民主制度就与每位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无论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都与个人的保险与财富相关，而这些与城邦的集体利益是直接联络在一同的，一切公民的利益都来自海外的掠取和贸易。在库朗热看来，雅典的民主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相反，这是近代对古人的特别误解。民主政治的需求是一切属于国度，“战时准备牺牲生命，平常又要牺牲时间。他们不能置公事于不顾，去理自己的私务。”雅典的政治制度屡经变革，但无论是贵族政权还是民主政权，都没有给民众个人自由。被称为自由的只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受制于国度的支配并没有改动。与此相应的另一个结果是，一旦城邦利益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离弃和叛变城邦也就不难想象——城邦制度的瓦解也就不远了，只需外在的力气足够强大。库朗热提示我们的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改造与反动正是与罗马的武装扩张同步中止的。

秦先生在《帝制时期的政府权益与义务：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的文章中，把雅典和罗马作为“古代福利国度”的模范，罗列了一系列从“面包到马戏”，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公共福利政策，以此作为背面对比的则是“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但是他不提的是“自由公民权”依托的是树立在大范围奴隶制度上的严厉排外的狭隘民主，“古代福利制度”靠的是在此基础上的穷兵黩武。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华帝国”历来没有树立过西方意义上的、作为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的奴隶制度以及军事制度。与他谈论“美国式道路”的措施论分歧，美好蓝图恰恰是以抹杀了所谓“雅典道路”中民主的前提为条件的。

这样的西方古典民主必定是与海外降服联络在一同。在安德森看来，雅典、马其顿与罗马所代表的不同的帝国方式，反映了不同的海外降服的政治与组织问题的处置计划，“每一种方式都被后一种方式所吸收和超越，但都没有逾越公共的城市文化的基础。”雅典帝国主义依托同盟国金融贡赋系统来垄断海军军事力气，而它的解体也在于它的公民权无法扩展到海外的非雅典人，构成对内的“民主”与对外的“专制”，并且其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无法产生出作为国度的官僚体系来统治帝国，因而其作为主权方式的帝国并未完成。马其顿帝国开启希腊化时期，其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它从希腊和其他被降服的居民当选出新公民，鼎力推行城市化，在古代世界构成了范围远大于希腊殖民时期的密集城市群落，对每个城市的统治都产生了耐久的希腊化影响，“希腊化国度是混合体，但是却构成了以后几个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整体历史方式”。但是，由于混合了中东的社会结构，因而，乡村奴隶制并不重要，人口大多是自由农民，农民的自治村落被允许保存。希腊城市方式与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方式的混合，这给了秦先生扫除马其顿道路的理由，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把马其顿道路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政治”捆绑在一同，并且后者听说具有“更典型的意义”。由此，可知秦先生之用心。

但是，所谓“马其顿道路”并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化的对立，而是相反，它作为“希腊化时期”承前启后了罗马世界。它以希腊为方式树立的城邦，是能够相互授予公民权的，并因而树立了“公民权联盟”和“村镇分离主义”。亚历山大突破了希腊和“野蛮”世界的区隔，也推翻了希腊各城邦之间的界线。“从那天开端，政治视野被拓宽了。没有在遭到限制的城邦内窒息而死，相反希腊民族看见了无限的空间展往常眼前，它自由地通向巨大的城邦。”在沃格林看来，亚历山大在向诸神祈祷时，祈求波斯人和马其顿人“调和分歧”(homononia)的观念是一场“巨大的展开”。他希望解脱希腊人关于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区别，Homononia最初在希腊是指放弃党争，后来演化为反对“野蛮人”的战争。而所谓“野蛮人”(barbaros)，最早指的是不说希腊语，而只是发出“巴巴”(bar bar)噪杂之音的非希腊人，“巴巴”是希腊人对非希腊言语(特别是东方言语)的拟音，凡是不说希腊语的都属于“barbarous”，无论是属于野蛮的色雷斯还是奢华的埃及。但是，“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在这个观念中，“野蛮人”的确包含了对非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轻视，这既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古老来源，其实也是雅典以其城邦政治体制无法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缘由。这就是为什么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论述城邦的人口不能多，否则就不能维持良好的法制，无法树立一个民主的政体。他把希腊人和“野蛮人”做了这样的比较：

【在冰冷地带寓居的人群和欧洲各族的居民都生命力旺盛，但是在思想和技术方面则较为缺乏，所以他们大都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没有什么政体组织，也缺乏统治邻人的才干。亚细亚的居民较为聪颖而且精于技巧，但在灵魂方面则惰性过重，故大多受人统治和奴役。至于希腊各族，正如位于这些中央的中间地带一样，兼具了两者的特性。由于希腊人既生命力旺盛又富于思想，所以既坚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优秀的政体，并且只需能构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才干。】

在这个意义上，对“野蛮人”的战争，以及买卖“野蛮人”作为奴隶曾经取得合理的解释。“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本源也正因而植根于西方最早的城邦政治文化的中心和源头。

因而，关于马其顿帝国来说，来源于埃及的托勒密制度是秦先生深恶痛绝的，君主的神化成为提高希腊化世界的普遍观念。而依据这则古希腊文献：“亚历山大置信，他从神性中取得任务要普遍地使人们调和，他就是这个世界的调停者，他把各种人的生活和各种习俗糅合在一同，把好的作为他的亲人，把坏的作为外人;由于他以为，大好人才是真正的希腊人，坏人就是真正的野蛮人”，亚历山大是要用君主的崇高性来统合世界，同时把古希腊城邦制度中排斥性的“野蛮人”，从公民权的歧视性的政治含义，转变成超越城邦公民权的普适的道德与文化含义，这样的“夷夏之辩”在沃格林看来，别有意味：

【亚历山大的观念或许只是想把马其顿和波斯的贵族融合成一体。但是，这是一场巨大展开的开端。调和分歧(homonomia)成为希腊化世界以及后来的罗马世界(concordia[和睦分歧])的基本社群概念，而且经过保罗的书信，这个观念成为民主的建构性要素。无论基督教的社群观念曾经展开成什么样，无论思想分歧的这类概念多么有影响力(能够提提后来的一个例子：杜威[Jone Dewey]的社会理论)，我们都要面对亚历山大在俄庇斯的祷文所带来的影响。】

亚历山大用“调和分歧”(homonomia)去取消“野蛮人”(barbaros)的“夷夏之分”，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它拓展了民主的基础和城邦的限制，把民主与“社群观念”开端分离在一同。正因而，沃格林把社群民主的概念追溯到亚历山大，即秦先生眼中专制主义的马其顿帝国。这正是秦文把雅典与马其顿作为二元对立的“道路”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有一个值得提出的现象是，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的民主变革，都是从土改开端，其胜利与失败也系于此。梭伦变革包含了废弃土地上的界标，使隶属于贵族的被维护人能够具有自己的土地。而公元前6世纪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变革作为从氏族到国度的社会变革，除了依照军事需求肯定五个等级：即依据财富而不是氏族肯定自备武器从骑兵到步兵的等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百人大会：每个士兵都有投票权——罗马的百人队议会的来源是军队的体制;其变革还包含土地变革，即把海外占领的土地分配给平民，而不是贵族。但是一旦塞尔维乌斯被谋杀，贵族还乡团首先就把土地从平民那里夺回，并且取消了平民的法律，只是由于战争的状况不允许改组军队，才保存了百人会。为此，平民出走并迁居到罗马地步之外的圣山，但是这意味着罗马的军队要减少一半。贵族战争民最终达成妥协，并且缔结条约——这种条约与异族的媾和条约相似，贵族并没有允许平民参与城邦的宗教和政治，但是平民能够选出自己的首领，这就是平民护法官制度和《十二铜表法》的来源。“《十二铜表法》的确是折衷法案，平民阶级取得了保障，但作为弥补，它也招认了只需贵族阶级才有资历担任执政官的规则。该法律以至最终招认了贵族阶级的封锁状态，由于法律规则了世袭贵族同平民阶级之间不得通婚。”因而，罗马在很长时间不时有两种制度，一种为贵族一切，一种为平民一切，罗马实质上是两个罗马。

使两种民众产生某些关联的，是战争。贵族当然不想见到军中缺兵少将。他们没有废弃平民的公民称号，难道不就是为了使平民参与军队吗?他们留意到护民官的不可侵犯性只限于罗马城内，于是制定出护民官不得出城的规则。这样，军中的平民只好听贵族役使，不再有双重权益;在敌人面前，罗马重新团结起来。

只需罗马具有强大的军事和扩张的力气，罗马的贵族战争民才能够共同取得利益，这样的利益纽带成为贵族战争民之间相互妥协的基础，古典贵族—平民的共和体制由此开端。

雅典城邦以内部的民主和外部的专制(对同盟国)为特性，这样的制度使得其公民权无法扩展到同盟国之中。而罗马以内部阶级分化为特征的贵族寡头宪政，使其公民权能够延伸到同盟城市中的贵族阶级，他们能够从罗马的海外扩张中取得共同利益。所以当罗马的大军抵达希腊，贵族就立刻投诚，他们喜欢的是作为帝国的罗马，“而不是民主”。这构成了统一的罗马帝国统治的方式，即经过支配和增补中央精英，抑止了希腊雅典帝国的团结，并创建了新的政治方式。其结果是：“在全意大利和全希腊，人们只分出两种人：一种是贵族阶级，一种是民众派。贵族欢送罗马人的统治，民众则反对这种统治。贵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罗马成了帝国。”

由于被降服的意大利和拉丁诸城邦的贵族和富人经过参与罗马的公民权取得特权，这一特权包含担任城邦的税吏并从中渔利，免除征税，使得税务都落在民众的头上。因而，取得公民权的人数愈多，非公民的状况就愈加恶劣，越来越难完成每年献给罗马军队的供给。而关于罗马来说，这一阶级分化的过程逐步破坏了兵役义务制公民的基础，自耕农大量丧失自己的土地，变成了有兵役义务的无产者，军队开端成为提供专职和领取报酬的中央，而军队薪禄的分化和差距也持续拉大。一方面是平民军人的卖力，另一方面被降服领地的行政权和收税官都集中在元老院成员和骑士阶级中，招致巨额海外收益分配严重错误等。而自耕农的衰落招致的却是奴隶劳动力相应需求的扩展。

因而，这样的扩张在经济意义上则表示为古典时期第一次大范围的奴隶制庄园、大地产农业与大范围奴隶劳动分离成为新型的、规范的罗马农业方式。长期的大范围海外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时的战俘作为奴隶的来源，使大地产一切者获益。而战争则使得小农被年复一年地征召入伍而战死，幸存者也无力避免家乡的土地被贵族掠走。

奴隶消费方式的全部潜力第一次被罗马人开发出来，他们组织奴隶劳动，并使之抵达一个希腊人历来没有抵达过的高度。罗马共和国掠取性的军国主义是其经济积聚主义的杠杆：战争带来了土地、贡赋和奴隶;奴隶、贡赋和土地又提供了战争的物质供给基础。

这就是公元前135年西西里奴隶起义的背景，历史记载起义的人数超越20万。西西里奴隶起义正是公元前2世纪格拉古兄弟变革的背景，他们的变革内容是把海外降服的公共土地分配给无产者，以增加义务兵役制士兵的财富。但是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变革以他们自己被谋杀而告终，土地分配法案被元老院废弃。这招致了罗马第一次在街头呈现了有组织的暴力，斗争的结果则是“福利国度式帝国主义”的产生，即对贫民中止小麦补贴，后来是免费小麦分配以及树立农民军事殖民地。研讨者以为“这是对帝国扩张和大众发起型战争所引发请求的一种反响，并且在设法躲开那些对基础权益结构的请求。在中央政治制度中，普通大众不再重要了。‘种族共同体’对罗马的支配越来越少，罗马越来越处于盘剥‘阶级’的统治之下。”这就是秦先生所说的共和制度下的罗马福利国度的来源，它与共和时期最后的也最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处于共同的历史脉络中。

秦先生口中的“共和罗马的古典公民社会”实质是强大的贵族寡头专制统治。这使得抑止土地一切者两级分化(如雅典的梭伦变革)的努力失败，从塞尔维乌斯变革到格拉古兄弟的变革，都以变革者被谋杀为结局。而其结果是农民阶级不时遭到伤害，小农人数不时减少，无土地财富的公民(proletarii，他们对国度的义务只是抚育儿童[proles])，作为无产者逐步成为公民中的大多数。同时，罗马的军事扩张主义使得小农大量战死在海外，这也是招致小农阶级减少的缘由。安德森因而从小农的视角对罗马“公民社会”的描画就值得特别注重：

【共和国时期罗马政权因而与希腊的任何原有方式截然不同，由于当乡村由于大贵族控制而变得多样化时，城市反而充溢着被剥夺了土地或其他财富的无产者。一旦被完整城市化，这个庞大的失望的下层阶级就失去了任何再次具有小块土地的希望，并常常遭到贵族小集团的支配来对立以小农阶级为后台中止的乡村变革。他们在日益庞大的帝国的首都的战略位置最终迫使罗马统治者经过粮食共同配给制度来均衡直接的物质利益。实践上，这是从未发作过的土地分配制度的低价替代方式：控制着共和国的元老院的寡头统治喜欢的是被动的消费的无产者，而不是不依从的消费者农民。】

这就是被秦先生高度赞誉的罗马作为典型的“古代福利国度”从“面包到马戏”的真实容颜，即被他“挖掘”出的西方古代福利国度具有“社会主义”长久传统背地的秘密。其实，罗马城市繁盛的背地是大量失去土地的无产者，其“福利”不外是对土地失望的低价替代。能够再看一下安德森对罗马城市的描画：

【假如说农民的贫穷是共和国后期军队紊乱的苗头，那么城市人群的境况则使元老权益面临极端尖利的危机。随着帝国的扩张，首都罗马的展开抵达了无法控制的范围。乡村人口脱离土地的趋向，与大范围奴隶进口相分离，发明出了一个超大范围的城市。在凯撒时期，罗马人口大约有75万人——这超越了希腊化世界最大城市的范围。饥饿、疾病、贫穷，榨干了在首都贫农区里生活的工匠、工人和小业主，他们或是奴隶，或是解放奴隶或自由人。……在共和国的最后的几年里，他们的敌对心情越来越对传统的政治次序构成要挟。由于在充溢着75万居民的城市中基本缺乏任何稳定的、严厉的警察队伍，城市暴动就使共和国危机重重，直接的大众压力不可思议。由于50年代保民官克劳狄(Clodius)精心布置，武装了部分城市贫民，在公元前53年，城市无产者第一次收到了谷物施舍——尔后，这成为罗马政治生活中固定的活动，到公元前46年，接受施舍的人数上升为32万人。】

这样的“福利国度”并没有证明罗马的“民主性”，而是相反，它证明的是民主的衰落，是国度军事主义的表示，迈克尔·曼因而把它称为“军团经济”控制下的中央专制的帝国国度。这是由于军队是控制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主要工具，而当军队失去与共和政体下参与型公民身份的联络，它就日益变成独立的霸权益量，这使得军事首领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支配政治和军事权益的力气，而军队的忠实则来源于执政将军对其抚恤的才干。这就促使罗马走向了帝国时期。

奥古斯都开启的罗马帝国时期正是大兴土木把罗马变成大理石城市的时期，同时还兴办各种文娱和节庆来文娱市民，这其实是为了消解民众对把共和制变为君主专制的敌意而中止的政治收购。依据迈克尔·曼对奥古斯都国库的研讨，能够看到皇帝和国度财源的分辨很含糊，奥古斯都把对他个人的忠实与国度的忠实混合在一同。这样公私不分的国库和皇帝的财政支出方式提示的正是罗马的国度军事主义和专制主义，树立在其基础上的帝国“国度福利”制度正是其“军团经济”的表示。凯撒的军队曾经依赖大量的“无产者”，为此成倍地增加了现役军人的报酬，奥古斯都时期则树立了退伍军人的津贴，从特别设置的军事军库中开支，该军库来源于有产阶级的销售税和遗产税，因而，该措施在元老寡头的“民主”时期不时遭到抵御和取消，但是奥古斯都的君主专制就能够强迫实行了。所以，不是共和制的罗马而是君主专制的罗马帝国才具备成为“福利国度”的条件。

经过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打击后，罗马帝国时期奴隶起义比共和时期要少。这是由于破产的自耕农的位置降落而替代了奴隶的劳动位置。从失去土地的平民中呈现了租佃制和暂时工资劳动，招致了奴隶制和自由权的分离，依附租佃制逐步占有经济上的主导位置，后来依附制变成了永世的和世袭的——隶农(colonus)制呈现了，奴隶上升为农奴，而自由农民降落为隶农，“自由公民和奴隶这两个原天职别的身份最终融合了。”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一点动身去讨论罗马帝国的消亡和欧洲中世纪的呈现。他在《古典西方文化衰落的社会缘由》的演讲中指出，奴隶市场所需求的人力供给逐步中缀，使得依赖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制度呈现艰难。罗马后期奴隶转化为农奴，开端具有家庭和私有财富，是为了确保其作为农奴的劳动力再消费，使其子孙继续为庄园做工。庄园主早期对拓殖农的兴味是收取租金，而当奴隶劳动力来源越来越艰难时，对拓殖农的劳役就越来越依赖了。由于罗马公共行政的规则，拓殖农属于其所在的庄园，一定与土地不能分别。这就构成了一个依附于土地贵族阶级的非自由农民阶级，即农奴。而这个土地贵族阶级同时又是中央行政长官，具有包税人的性质。由此，欧洲的封建社会结构在罗马帝国晚期就曾经降生了。

一切这些都必须与秦先生对古罗马“自由公民”和“福利国度”的赞誉分离起来看，才干明白历史的奇妙，以及秦先生理论的奇妙。这就是为什么一旦罗马的战争扩张体制衰竭，奴隶的来源隔绝，帝国的消灭也就不远了。不外，这些都不包含在秦先生的理论里。他看中的是希腊和罗马的农民都是“商品消费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古典小农是积极的自由公民，他们既解脱了早期文化时期氏族共同体和贵族父家长的约束，又尚未落入中世纪宗法共同体与‘自然首长’的桎梏中，因而个性与理性得到了初步的展开。”秦先生这样论述道：

【因而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颇有“社会主义”颜色，君权需求显现自己的“人民首领”身份，这就使得国度的福利义务随君权的强化而扩展。罗马公民在整个帝制进程中政治上固然日益消极，享用的福利保障却比共和国有增无减，实践上是被皇帝收购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就成为新兴权益对民众的刚性承诺，即国度不只需对公民的物质生活(“面包”)，而且对公民的肉体享用(“马戏”)都要担任保障。】

【在“帝国黄金时期”，罗马政府掏钱搞的公共文娱设备(决非像我们的颐和园戏台那样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文娱活动越来越频繁。为承担福利义务，国度靠战争、索贡等方式来自外部的收入曾经远远不够，帝国初年曾经实行了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除了保障性质的津贴外，帝国时期的国度还为贫民的需求发放低息无息贷款，在“罗马黄金时期”，这笔钱实践上常常无须出借——图拉真等皇帝都曾废弃过贫民积欠国度的债务并销毁债契。文献与“图拉真圆柱”之类的古迹都记载着这种场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免除的是国度出于义务，应贫民请求贷给的钱，而不是国度仰仗权益向臣民征收而臣民无力交纳构成的积欠。它与我国历史上朝廷偶尔开恩免除庶民“积欠逋赋”是不同的。也与我国唐宋时期那种朝廷强迫“抑配”发放“公廨钱”、“青苗钱”用以创收的“官高利贷”不同。】

秦先生试图论证的是，即便是农民，希腊、罗马的农民作为“自由的公民”也与中、俄宗法农民有实质上的不同;即便是专制帝国，罗马也是实质良善的福利国度，绝不同于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帝国，后者作为国度历来就是“恶”的。因而，在他的叙说里，帝国大范围的战争和索贡其实都是“为承担福利义务”!

由此能够知道罗马作为“古代福利国度”为什么要施“福利”于城市贫民。至此，也能够明白秦先生为什么要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的贫民窟辩护，由于有了贫民窟，他的自由理想的“福利国度”才能够来临人世。只是这样的“福利国度”无法逃脱因小农破产招致的军队危机和城市贫民的暴动招致的政治危机，而它们共同推进了罗马帝国的消亡。

【吕新雨 察网专栏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本文节选自《“亚细亚专制主义”与20世纪的中、苏(俄)反动与道路之辩——兼论秦晖先生的“雅典(罗马)道路”说》，首发于《开放时期》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