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静 | 殖民权益场域与东北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以《盛京 ...

2022-11-29 14:24| 发布者: 夏梦飞雨| 查看: 395| 评论: 0

摘要: 殖民，不时是东北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语境视域，单纯从政治角度看，武力殖民的确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故，但日本的文化殖民却早有用心，《盛京时报》的办报初衷可见一斑。1906年，日俄战争终了以后 ...

殖民，不时是东北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语境视域，单纯从政治角度看，武力殖民的确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故，但日本的文化殖民却早有用心，《盛京时报》的办报初衷可见一斑。1906年，日俄战争终了以后，中岛真雄（日本报商）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兴办了《盛京时报》，为的是同沙俄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创刊的中文报纸《远东报》抗衡。因而，从某种角度上说，《盛京时报》的创建是日本政府失势于中国北方而呈现的一份察看我国东北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媒介。这份报纸在无关乎日本利益的报道中本着客观、中立的态度记载着沈阳（奉天）、东北乃至关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实况。一旦触及日本本国的利益，该报的初衷原形毕露，如对“九一八”事故、七七事故等大事的报道，很多学者从史学角度考证过当时《盛京时报》的相关报道，如齐辉、林晓婵的《论“九·一八”事故前后<盛京时报>的行动宣传与权力扩张》、《<盛京时报>与九一八事故》、王晓岚、戴建兵的《<盛京时报>关于七七事故报道研讨》等，《盛京时报》上的相关报道在行动上毫无立场的一边倒向日本，并与日本本国的报道一模一样。假如说日本办报的初衷是对立沙俄，将日俄战争延伸向新闻传播范畴，那么耐久以来对日本本国利益和殖民权益的诉求就是其打算长期占有东北乃至全中国的野心昭示。

从某种水平上来说，日本作为妄想殖民中国的国度，想要文化输入和经济掠取，必须应用其行动的喉舌在一切能够掌握的机遇中制造文化殖民的语境，因而，如《盛京时报》开设的栏目“评论”“民国要闻”“中国时势”“欧美时势”等，但开放接受新思潮的“度”却掌握在主笔手中。就小说主题看来，很多小说既反对封建礼教，倡导自由民主，新学堂、新习尚，又表示对父母包办婚礼的妥协，以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益处，对自由恋爱五体投地，这些封建性与现代性并存的小说主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表示得比较明显。这与很多编辑的激进思想有关，他们本着改进的思想，对一切新文化、新思潮的理念并不是完整接受，还留有封建思想的剩余。这种小说主题也与《盛京时报》的共同身份有关，作为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设置的一个行动喉舌，既要开启民智，让民众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便于日本政府中止文化和经济输入，又要控制民众接受新思想的力度，因而，又夹杂着大量封建、腐朽的旧文化、旧思想。在“九一八事故”之前，《盛京时报》的文艺副刊“神皋杂俎”刊登的作品即便触及政治倾向，也大都是裸露国内矛盾，揭露军阀混战、民国政府的糜烂等等，将民众的留意力吸收在国内。而且大部分文学编辑放眼全世界，鼎力译介域外的作家作品和一些先进的文艺思想等，这些大量新旧方式并存的文学作品，为东北现代文学的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神皋杂俎”作为《盛京时报》的文艺副刊是1918年1月12日呈现的，主编即是1916年来到沈阳的旗人穆儒丐。当时整个第4版都集中地刊登文艺性作品，构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版面，是《盛京时报》的一个严重性突破，从此“神皋杂俎”也在东北现代文学乃至全国现代文学的展开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皋杂俎”依照稿件的内容、方式分为多个专栏发表文学、文艺作品，在“神皋杂俎”存在的历史中，共呈现大大小小约39类专栏，这些专栏分别是：小说、札记、常识、笔记、短剧、谈业、道情、杂技、灯谜、谐文、创作、别录、童话、卫生、戏评、传记、医录、译业、品花、书评、弹词、艺场、文苑、笑林、史传、闲谭、著述、艺圃、杂报、文虎、铎声、诗钟、新歌、舆情、统计、儿童文艺、自由论坛、新潮飞沫、摩登、漫谈等等，其中有些专栏只呈现过寥寥几次，有些则是副刊畅销主打的专栏。无论在东北近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盛京时报》的普遍传播关于民众接受新思想、新思潮都是功不可没的。《盛京时报》固然不是纯文学的报纸，但是从办报理念上来看，开辟文学专栏，以至特地开辟了文艺副刊“神皋杂俎”，而且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1918年，这在当时乃至整个东北现代文学发作期来看都具有划时期的意义。

以小说为例，当时简直全部短篇小说都是最早经过报纸或者期刊得以传播，很多长篇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进而才出版单行本的，如穆儒丐的《梅兰芳》《北京》等等。《盛京时报》创刊伊始就特别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为了开启民智和传播新思想，他们采用文言办报的方针。早在1906年创刊，就特地设有名为“文言”的栏目，刊登文言故事，即小说的雏形，当时来看曾经具备了倡导和接受文言文的编辑认识。1907年初，《盛京时报》将“文言”改为“小说”，正式确立小说的主体位置，旧体诗歌的主导位置动摇。此时的文言固然较之古代的纯文言文进步许多，但依旧还是半文半白的方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言文，如人物对话不用“说”而用“道”，称“我”为“吾”，虚词无非还是“之乎者也”等，如不时连载到1919年4月6日的《梅兰芳》。既便如此，文言文在东北的展开进程还是位于全国前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关内的新文学作家还在尝试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时，东北的文言小说曾经日臻成熟，而且文言长篇小说曾经开端连载了，如穆儒丐的《香粉夜叉》。

“神皋杂俎”作为东北文学传播的重要阵地，并具有宽广的读者群，与穆儒丐任主编，很多文人同道担任编辑、记者密不可分，他们经常相约一同到大茶社凝香榭听书（此“书”为大鼓书，不是往常的评书）、品茶，然后在“神皋杂俎”的书评、戏评、文苑等专栏中发表见闻和感受，他们既是作家又是读者。穆儒丐就经常在书评栏目中发表文章，如《端午日之凝香榭》《凝香榭之盛况》，秋云发表在书评专栏的《万泉河小志》，署名泣桐发表在文苑专栏的《万泉河畔凝香榭里游人如织余过其中聆刘问霞一曲固数名下无虚而王玉凤之忧声欵段使我心碎嗟浮生之如寄感逝水之年华因成三截以志所慨》，南国生的书评《刘问霞之全德报》，署名弘农云鹤在消夏场专栏中发表的《万泉河游记》（也是评论刘问霞大鼓书的）等等。我们能够将这些文人世的活动和发表的作品看作是早期的文人沙龙，既相互联络了感情又增加了副刊的稿件数量，“神皋杂俎”即是这个文学传播群的沙龙活动中心。自穆儒丐担任“神皋杂俎”主编以来，他自己就发表了大量的中长篇小说作品，著名的有传记小说《梅兰芳》《香粉夜叉》《笑里啼痕录》《毒蛇罇》《落溷记》《同命鸳鸯》《徐生自传》《北京》等，译著《情魔天堂》《俪西亚郡主传》等。其他像该报记者王冷佛的《珍珠楼》，小天的《鸾凤离魂录》《春之笑容》《灵华的傲放》，赵惜梦的《香帕泪》等等。穆儒丐在担任副刊主编期间，岂但承担了报纸出版等事务性工作，还要中止创作，写评论，很是辛劳，后来他极力推崇新人创作，给予鼎力扶持，号召文学喜好者积极投稿，因而，“神皋杂俎”不时有新颖血液涌入。

新旧文化的碰撞是中国20世纪初的阵痛，东北也不例外，只是和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的轰轰烈烈相比，东北文学或文化界反响不大，以至能够说比较低沉，至少在1919年五四运动刚刚终了，“神皋杂俎”是没有什么反映的。整个1919年“神皋杂俎”依旧循序渐进地刊载小说、戏评、文苑等，很多作品言语依旧半文半白。要说新文化运动还没影响到普通老庶民，却是有的，但是“神皋杂俎”的编辑人员都是学问分子，且主编的家乡就是北京，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北京发作了这样一件大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是被时间证明了的，那么我们把眼光重新放回到历史中，这场运动在《盛京时报》又是怎样样的反映呢？和很多当时的激进派一样，很多编辑人员一时还接受不了五四新思潮，以至很多文章都是反驳新思潮的，如1919年5月24日“神皋杂俎”谐文栏目刊登署名新颖老人的文章《时兴写真》：“不敬父母不尊师，不拜祖宗不谒庙，喟叹妇不听夫言，吁嗟子不尊父教，非我口过话丧时，请看往常新世道。”可见当时还是有很多激进派接受不了“新世道”。因而，在“神皋杂俎”的很多编辑、记者当中，他们大都是本着改进的思想，不是彻底丢弃旧礼，也不是完整一味地接受新思想，而是将传统与变革融合，坚持兼收并蓄的准绳，1923年副刊关于新诗与旧诗的争论也是基于此，也有很多小说创作是反对旧礼教的，反对包办婚姻等等。从这个层面上讲，《盛京时报》的“神皋杂俎”在今天看来要比一味反旧立新或是完整激进的期刊报纸有意义的多。

在东北现代文学展开史上，《盛京时报》“神皋杂俎”的这种办刊方针具有一定积极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用副刊的作品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替究竟取了什么方式？是‘一刀切’，即古典文学时期终了后，便是文言文学的一统天下了；还是‘交叉式’，即旧体文学退出主流位置后，并不立刻消亡，还有一个‘惯性滑行’阶段，在这个阶段，新旧此种方式并存、交叉，此消彼长。……由于旧文化中含有人类发明的优秀肉体成果，它有很强的持续性、继承性，不能简单地丢弃，只能用扬弃的措施，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把旧文化中的精髓吸取、容纳、消融到新文化之中，才干说是文化反动的胜利。”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五来欣造的著作《儒教之合理主义》将儒教作成一政治哲学体系，然后以客观的正解阐明儒教的合理主义，胡有恒以为该书思理玄妙，奥衍关深，是日本学术界不可多得之巨作，其有功于东洋文化之发扬。在新旧文化抵触的东北，不惟全新，不弃全旧，日自己的火上浇油也发挥了作用。

“神皋杂俎”的主编穆儒丐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作为一名海外归来的新闻从业者，他具备对时政的敏锐。由于报纸要思索发行量，因而漫画与照片的运用能使读者形象天文解国内、国际形势，适于报纸传媒的共同性，丰厚了副刊的内容。1919年5月2日，副刊开端刊登漫画，而且多为讽政之作，也有大量对国际形势的形象描写，由于图像的特殊性，本文只例举漫画的题目及文字。如1919年5月的几幅漫画：“辟万世之蹊径欧美（主张）非同色人种遏止往来”、“意大利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拂袖而去”等等，大都是署名泊尘而作。1921年呈现的“讽画”是对当朝政府的讽刺，表白了庶民关于当时政治的不满，揭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如《痛哉中华》《第一次统一令=第二次统一令》《呜呼中华民国之大总统》等。自1920年8月，副刊开端刊登照片，照片的内容全是国外的见闻，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盛行服饰、新奇发明等。如“美国妇女之绘足”，是指夏天赤脚在小腿上作画，“争奇斗巧，妙趣横生”、又如“美国学生之开放日”，是指毕业或者放假，7月30日暑假开端了、还有美国纽约发明的“儿童汽车”、上衣伴有印度刺绣的“伦敦上级妇人之新服装”“美国上院女议员”“美国妇人之海浴衣”“最近之英后即皇女”等等。在“世界珍闻及其他”栏目中编辑更是有图片有阐明的引见域外他国的新奇发明，如《胎儿性别预测机》，是意大利科学家科鲁博士发明的，经过电流得知胎儿的性别。从这些照片中能够看到国外的盛行风情，开启了东北蒙昧的民智，特别关于男女对等等新思想的传播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倡导女子独立、女权是新文化运动后新思潮的主要代表思想之一，“神皋杂俎”在讨论这一话题方面比较开通，除了很多小说以当时的女子为主人公，描画她们在新旧文化抵触中的选择外，还有很多谈论文也不时以男女对等等为话题，中止创作。如“讨论”专栏刊登的金国光的《男女平权之理论与征实》，该文指出日本伊藤枝女士说过“自来男子都以女子之身体当作财富的一部分，全是从母系制度变为父系制度反而成”，英国十九世纪也有妇女错误等的现象，但西洋、美国倡导变革后，这种现象就好转了，“我们老大的中国，在这新潮激荡的期中，普通先觉的士女们也慢慢喊起男女平权的口号来了。……自十五年十月，曾经发布实行，这也是男女平权的先兆了。”并且举例美国的妇女现状，证明男女平权的结果，“美国男女同窗，女子成果多数高于男子，在政界上成果也有可观，发明家，女子亦占多数（此皆三年前报章所载），欧战时妇女同男子一概参与前方工作”。

“神皋杂俎”在译介域外作品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既有小说、诗歌还有牵涉文艺理论的思想，作为一份立足东北的传媒，这种开放办报的理念值得推崇，有利于我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量域外的作家作品引见，能够对受众产生一种多元思想融合的场域，不再固守传统的文化思想，继而为日本国的东北全域殖民做好文化殖民的先期话语铺垫。

外国小说译介方面，穆儒丐在副刊中翻译了几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分别是《情魔天堂》《俪西亚郡主传》《哀史》（即《凄惨世界》）、《严窟岛的伯爵》（即《基督山复仇记》），还有署名鹘囵译的莎士比亚小说《夏夜梦》，刘麟生译著的《畸人畸行录》，署名乃秋翻译的短篇英文杂志《安特劳斯与狮之轶事》，肇颖译的法国梅利梅的《攻城记》等等。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在“神皋杂俎”中也被读者熟识。顾戒希翻译了《敌人》《施与》等作品，有的学者努力于引见小国的文学，如毛一波先后引见过《智利的文学》《爪哇的文学》等，通常先是引见该国的天文、人文、习俗习气等。他引见智利是一个“和日本一样的常常地震”的国度，该国文学“有着谨慎的察看和柏拉图式的诗的表示”。在引见爪哇是荷兰的殖民地时，毛一波指出荷兰用物质文化傀儡了爪哇人民，荷兰人设立教育机关输入文化，让爪哇人首先学习荷兰语，并指出“现代是思想受难的时期……中国人正如得了盛行病似的在引见弱小民族的文学”。作者曾经感遭到中国正同其他弱小民族一样，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文化傀儡，因而，虽为引见爪哇的文学，实则感同身受。

在日自己主办的《盛京时报》中，东北读者的确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域外的风情和思想，但背地确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良苦用心”。日俄战争后，日本妄想殖民东北，最大的敌人就是同样是中国邻邦的俄国，因而，打击俄国，造好抵御俄国的行动是《盛京时报》的“职责”所在。1931年1月1日开端的头版“论说”栏目陆续刊登了获奖的新年征文，题目就是《论中俄关系之未来》。取得一等奖的紫珊写到由中俄两国过去“若断若续知未来之繁复纠葛”，关于俄国则“稍识其性，微测其心”。以下就是他取得一等奖的重要缘由了，“与中国发作关系最繁复而纠葛者，自有史以来，莫苏俄若。彼会构成中国外交史上最光彩之一页，彼亦构成最伤心之一页。彼因侵略中国受列强之干预，彼亦因欺蔑中国受中国之闭门棒。总之自历史观，彼之资历为最老；自天文观，彼之接触为最多。近更高张赤帜，使世界上一切国度，畏若洪水猛兽，望而却步，谈之色变。中国由于特殊关系，却之不能，迎之不可，遂多次构成国际上最稀有而纠葛的事情”。将俄国十月反动倡导的共产主义说成“洪水猛兽”，皆因与日本的利益抵触，故而此文获奖，混杂读者对俄国十月反动的印象。

除了制造外部多元、恶化的环境，《盛京时报》对国内矛盾的裸露乐此不疲。好比头版对直奉大战的评论，还有“神皋杂俎”中大量描写军阀混战而征兵的作品。1920年1月1号《盛京时报》的新年祝词：“武人干政，军队横行，养兵之费，占岁出三之二，而在位者又皆私心自用，致陷成麻木不仁之时局，南北不统一”，而南北不统一的时局构成了外不能抗侮，内不能勤修的局面。1931年1月1日的新年之词说道：“仅仅一年，而统一，而团结。而团结，而统一。宛如走马之灯，无殊时计之转。后来虽不可知，亦未始不可逆料。……至于社会国度之走之转，则为不规则的、多角的。以二十年中之中国观之，尤见其然矣。”当时很多专栏也都盘绕直奉战争展开创作，控诉军阀构成庶民的疾苦，揭露军阀混战的紊乱局面。如谐文专栏刊登的《新千字文》：“天地冤枉，宇宙兵荒，十日弗吃，人瘦骨撑，旱来水往，秋收无望……直奉事起，居然很像……”《时势谐聊》中说“军政府你去我辞”。《黑暗时期赋》中描画当前的时期是“日月晦冥，江山失色”。署名辽东金三郎发表在谐文专栏的《大帅好懵懂》用二人转的词语和韵律中止创作，既合仄押韵，又具有中央特征，“共和国来安定初，残贼的督军瞎专横，大帅你好懵懂！哼嗳嗳咳哟！大帅你好懵懂！”《盛京时报》的主笔菊池贞二用笔名傲霜庵发表了很多时论也是评论东北时局的，如《不景气之东北》，提到“不景气”一词，是日本直接输入的，是由于特产“豆货”的畅销，比方东北紊乱的时局。

编

者

说

作者论及“俯首的鸡头正是中国的东北”，为了插图我去请了我们年薪500万的美编，他说他真实不知道鸡头在哪里，于是一个上午我看他都在埋头创作。恩，贵的美编就是不一样！恩！

日俄战争、直奉大战带给东北的政治社会只需紊乱，日本妄图侵略东北的野心躲藏，连在奉天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都是日自己办的。但文学究竟不是政治的隶属物，假如我们还纠结于文学与政治、政治与审美的二元、黑白对立判别方式，而不将文学与政治、政治于审美的百般纠葛置放在更宽广、更开放、更深沉的学术视野，那么文学独立话语便无从调查。即便“神皋杂俎”主笔穆儒丐在“九一八”事故后与《盛京时报》的主笔菊池贞二在对日问题的态度分歧，但这丝毫不影响副刊上牵涉文学、文艺、文艺理论的独立讨论。

1931年1月穆儒丐发表文章总结《盛京时报》这么多年的征文：“最近二三年的文艺，不能再以十年前的眼光来均衡了，由于文字的进步，真实令人可惊得很。……文笔的清新，致使描写的技艺，在鄙人已以为将入成熟期了，不外在思想一方面，还去文学家的奥境，不能以道里计。这或许是环境使然。文学家的思想，自然不能执一面论，玩社会于股掌之间的肉体，是不可少的。特别是关于过去、往常、未来，均应有极透澈的察看。……把社会上一切形形色色，分辨真切，一点私心没有，用艺术伎俩去描写，那就是很好的小说了。”署名一笑的在“别录”专栏也发表了他对小说创作的见地，他以为社会上不能短少小说，但世间小说也的确良莠不齐，并且评论了徐忱亚的小说。“普通无聊文人，大鼓其如簧之舌，生花之笔，通否权且勿论，即以一饭之微，亦必有闻必录，著成小说，以饲门外读者，犹觉津津乐道，海内投机分子，群起效尤，以博市利。故市之所售，大底乌烟瘴气。……试观徐忱亚之著作，即可洞见其弊，忱亚不尚时文，亦不能隐恶扬善，然对偶句与用典，尽可不用。”他以为徐忱亚的《余之妻》《余之夫》《惊鸿记》《蝴蝶花》等小说是取材《石头记》，且大同小异，“只将篇中人名易过，为不取耳，……小说笔法，宜于躲藏迂回，不易显露，以期耐人寻味，故《石头记》一书令人百读不厌”。一笑还对《石头记》中王熙凤、贾宝玉等人物细节中止评论，以为《石头记》造诣颇高，经得起揣摩。一笑以至谈到了文艺理论的悲剧范畴，他说我国小说大都是大聚会结局，读后脑中没留下深化印象，作品的结尾一定要运用一番伎俩，“能使读者阅毕然若失然后可”，“试观《红楼梦》之结终，凡人读之均同感不误；《水浒传》之结终，虽为梁山极盛时期，而结以卢俊义之一场噩梦，使读者迷离恍惚，而留一种不可行动之印象”。

寂图的《谈民众剧》则较早的关注到了戏剧大众化问题。他说：“近代艺术家的奇迹便是发现了民众，而一切的估价统以民众为规范，因而在戏剧上，‘民众化’的呼声也充溢了中国的剧坛。……我们的理论应得由实践产生，所谓‘实践的理论’才是我们所需求的理论。”郭敏学的《中国戏剧运动的出路》提出了几个观念：戏剧是时期的产物，有某种历史环境，才干产生某种表示时期肉体的戏剧；戏剧是以民众为对象，属于民众的，不要埋怨民众无学问，正由于无智，才要倡导戏剧；戏剧是含有教化作用的；戏剧要非职业的，不以盈利为职业目的；戏剧要契合实践人生。固然新文学、新文化方兴未艾，但对历时发作的文学现象中止一番总结还是有一定理论见地的，当然可商榷的中央还狠多，暂且不论此“现代”是不是我们所指的现代文学之“现代”，但至少对新文学的新特质中止了很好的概括。唐君指呈现代文学是明智的而非感情的；现代文学是感动觉的而非心情的、非空想的；现代文学是科学而非玄想的，是与科学调和不时的；现代文学是明快的而非忧伤的；现代文学是简约的而非冗漫的；现代文学是健康的而非病态的；现代文学是大众的而非贵族的。

“漫谈”专栏由“神皋杂俎”的知名编辑撰写，位于主要位置，不是长篇大论，百余字数，但大多谈论文学自身，如穆儒丐的《开正步！》倡导艺术家要贴近民众，不能跑过民众太远。小天的《作家与批判》指出文化是展开的，向前的，带有时期性的。

有一篇童话《雄鸡与乌鸦》值得一读，固然是在“童话”专栏中，但经过雄鸡和乌鸦的对话流显露日本与中国历时的关系处境，引发人们思索。雄鸡俯首挺胸，讪笑乌鸦丑陋，乌鸦却说公鸡在巢里并不自由，公鸡的主人并不是为了维护它不被其他动物吃掉，而是自己要享用公鸡的肉，早晚它的同类都被主人吃掉，可是雄鸡却不醒悟，并不认可乌鸦的话。“由于他的主人照例每天早晨用粮米喂他一次，起先是一边叫一边摇动着放在瓢子里的粗米粒，后来他慢慢熟识了这种声音，主人便不再叫了，只一摇动那盛着米的瓢子。……雄鸡听见号令，便很快地跑到他主人面前，扬着头向他主人咯！咯！的叫着，好似乞怜，他主人于是把米粒洒在地上，然后他就一边咯！咯！的叫着，一边啄食地上的米粒，表示出十分的感激！”雄鸡比方中国，俯首的鸡头正是中国的东北，张作霖背地支持的日本帝国主义正是鸡的主人，雄鸡乞怜的奴性正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写照，日本不是维护中国不被俄国等其他列强欺辱，而是要将中国归入本国的幅员，侵略之。固然“神皋杂俎”的文学观念开通，但公开责备日本帝国主义的叵测居心也是不可能的，因而，作者采用童话的方式，生动形象的指出中国与日本的奴性关系，表示了作家在强势殖民权益场域中的独立声音。这些在艰难环境下发声的作家作品、文学评论表示了东北作家主体性的发明，为东北现代文学的话语建构贡献了一份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