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构成（3）

耐久消费品与朴素的“物化”

就较耐久的物品（家具、银餐具和亚麻制品等）而言，欧洲具有某种内生性优势之说似乎较说得通。但在此，仍得当心谨慎，特别是与中国、日原形比较时。

由于东、西方在可取得之史料上有差别，这些比较特别难以中止。例如欧洲有遗产目录，而亚洲没有相似的东西。不外，以1400年至1800年这期间为例，精英消费上的变更，在诸多社会间似乎差别不大。在欧洲、中国、日本和印度，最富有阶级所运用的家具、华服、饮食器皿和可能会被今人称作“珍藏品”的东西，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显著变多。展示个人所具有的实物，成为决议身份位置的更重要依据，而屡屡有人欲使消费契合不靠财富多寡评定的社会位置，效果都不大。在这期间，以个人随从作为身份位置表征的作风式微，同时并有许多旧精英家庭发现，透过消费来继续彰显自己社会位置高人一等，恐令他们财力吃不消。但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在这些十分大约的相似之处以外。

在任何两个社会里，朴素性消费的产生都不尽相同。本书也无法探求消费之意义在诸多社会的一切差别。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在诸多社会应用物品争夺位置高低的做法上，有了质量上的转变，而且这些转变相似到足以促成在数量上有共同的增长。

思索到在许多社会里，物品的具有和交流不时是身份位置的重要标记，这使人很容易以为，具有许多物品的人愈来愈多一事，地道反映了某种人人皆有的积聚物品的激动；而此前这一激动是由于精英过度自傲或消费力太低，才无缘纵情发挥。在这类陈说里，想具有更多朴素品的念头乃是永世且无须解释的；只需消费和所得分配会变。

要不，就是有人可能把更早先社会里极少数人具有朴素品之事，视为太少见而不值得探求，主张近代早期非必要性消费的暴增标记着全新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开端。这一种见地把现代的无限需求现象，视为人为所致而非自但是然发作。从这点来看，这一见地的确很值得看重，但它也存在问题。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很容易就会划分出两种社会：在其中一种社会里，“商品”和“市场”决议社会关系，交流被视为个人主义的逐利行径；而在另一种社会里，社会关系规制经济，身份位置支配消费，人们关注互惠。把这种二分法用在历史上，结果常常就是把率先走上“物质主义”之路的欧洲与世界其他中央判然两分，且由于后者尚未跨过这个分界，因而得自外引进“商品”“物质主义”和“经济人”。

但更晚近的著作在探求这些议题时，手法更精密入微。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一则很有用的论述中，发明了一个从“时兴体系”（fashion systems）到“特许体系”（coupon or license systems）的连续体。在时兴体系里，凡是有足够钱的人，都能买到许多赋予人身份位置的物品；金钱彻底且立刻地转换为身份位置之事，在大部分时分受限于不时改动且使消费行为有“低俗”和“高尚”之分的社会规则。而在特许体系里，只需被“特许”持有某些极重要且常常崇高之物品的人，能合法具有、交流这些东西。在这两种体系里，物品的交流、具有和社会位置是相辅相成的，但措施南辕北辙：

在某种状况里，人们借由限制稳定之商品世界里的等价和交流，来维护并复制身份位置体系；而在时兴体系里，遭到限制和控制的，则是在不时变动之商品世界里的品味，人们误以为存在着完整可互换性和不受限制的取得机遇。禁奢令是一种用来规制消费的中间工具，适用于在暴增的商品环境里一心追求稳定身份位置展示方式的社会，例如现代以前的印度、中国和欧洲。

这一论述避免将诸多社会全归为同一类（事实上阿帕杜莱发现，即便在当代西方仍有某些“特许”物品），从而表明在各个社会里都既有“经济”，也有“文化”。这一论述也不把消费归入据称无独有偶的西方“个人主义”范畴（有时消费就被如此归入该范畴），从而未以为强势的大我（communities）必定与小我消费需求的增加无法并存。

阿帕杜莱的概括性描画，抹除了过度简化的二分法，但仍强调时兴与特许这两种各成一体的身份位置、消费互动方式之间的差别。此外，这两者的差别已得到十分分明的界定，因而我们能了解往某个方向转移会如何对经济展开带来严重影响，并且能为这些转移寻觅解释。

允许更多人置办高价物品，弱化了“特许体系”，从而意味着愈加倚赖市场；而一个能赋予身份位置的新物品进场（大约是从“外国”进场），也会引发同样的效应。当一个体系愈近似于时兴体系，人们会愈快更动自己持有的物品，从而增加需求。此外，由于特许体系的实质会阻止位置较低的群体仿效位置较高之群体的消费，因而在较近似时兴体系的体系里，精英的主要回应之道，不是遏止仿效，而是改用新物品（或新的展示物品的方式），把旧物品斥为“低俗”。于是，这种体系招致各阶级里每个想维持社会位置区别的人，和想消弭（或跨过）这些区别的人，都不时追逐物品。它也可能招致明白的品味准绳的问世，并随着印刷品和受雇的私人教员助人投入这一竞争，而反过来招致那些准绳商品化。

这一概述固然简短，还是给了一些值得我们讨论的细致方向：被赋予社会意涵之物品的种类变多和它们改动的速度；更多人获准具有它们和人们更易从陌生人那儿取得它们；仿效性消费的剧增，以及对不同阶级的人而言，标记身份位置的物品种类剧增；对如何运用不同类商品才称得上“得体”“有品味”的讨论剧增。

就西欧数个都市化地域来说，这些现象都有最翔实的文献可资证明。这些地域包含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意大利、黄金时期的西班牙、荷兰、法国部分地域和英格兰。在每个例子里，都可见到上层家庭和他们的目的有所转变。在乡村，较合适军事防卫和大批家臣文娱之用的城堡慢慢式微（例如那些有着中央宴会厅且大厅里有一些很长之长椅的城堡就属此类），取而代之者是有较多可让人保有隐私之房间（和门厅）、有较多旨在满足个人温馨需求的特别设计和有更多装饰的庄园。更多的家庭具有数个住所，有时这是由于追求中央集权的国度请求官员一年里至少有部分时间上朝议事，有时则是由于更多的乡村要人们在城里的事业做得够大，因而需求在城里另购一间住所，更有时或许是由于自我认知的改动：人们似乎愈加愿意建造一个供自己运用、吃苦的家（通常不是第一个家），而非建造一个充任自己家族永世基础的家，并据此意愿找出适合地点来建造和设计。城里的房子很可能远不如乡村的房子气度，但这些房子也愈盖愈多，愈盖愈坚实，愈来愈着重于满足温馨、隐私和展示个人物品以彰显个人财富、品味的新“需求”。王宫的建造可能引领了这一趋向，但有钱贵族、商人和其他人也很快跟进。

与房子自身一样重要的（或许更重要些），乃是房内物品暴增一事，尤以在城市区域来说。镜子、钟、家具、加框的画、瓷器、银餐具、亚麻制品、书、珠宝和丝织服，仅是其中几项。对西欧的有钱人而言，它们全都变成日益“必须”的身份位置表征。此外，这些物品除了数量多且制造精良，还得够“时兴”一事，变得愈来愈重要；于是，朴素品在文化价值上的贬值，比它们自体的败坏，还要快上许多，而且既有的存货使朴素性消费的增长愈来愈不受阻。许多作家都曾埋怨过这些趋向耗尽上流人士的财富，使贵族破产，削弱了权衡身份位置与人之价值的较重要规范。综观整个欧洲，从政府到宗教机构都努力遏制这些趋向，至少断断续续地，但结果仍效果不彰。人们愈来愈透过不时积聚持有的物品来界定自己。

但这一“消费社会”的兴起，并非仅见于欧洲。柯律格（Craig Clunas）已证明，明代中国的上流人家，家里也愈来愈多绘画、雕琢、精巧家具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此外，他发现，一如在欧洲，替特定环境、人或目的配上相称的朴素品，变得愈来愈重要。于是，例如在中国，开端有特地针对男人或女人打造而雕琢精巧的床，而且这一专业化现象比欧洲还早呈现；大富之家也可能不同时节睡不同的床，坐不同的椅子。在这期间，最能彰显身份位置的朴素品（出自大艺术家之手的物件），愈来愈商品化；亦即凡是买得起的人都能入手，而非只在小圈子里流通。随着财富愈来愈能经过消费（而非经过置办官职或土地，或透过让孩子受教育）转化为身份位置，教人如何正确估价、展示这类物品的手册也开端问世。有些书通知较老一辈的精英如何透过品味重新声明自己的身份位置，即便“低俗”之人可能有更多钱可用来买朴素品；还有些手册锁定爆发户，教他们置办和展示这些物品的正确措施。

这些手册比欧洲的同类书籍还稍早问世，其中一部还很有盲目地取名为《长物志》；在整个明代，新的手册继续问世，旧的手册则不时重印。明初朝廷发布数个禁奢令，试图订定不同的社会团体在衣着、餐具运用等方面的细致规范，但似乎效果不彰，不久后就变得过时而无足轻重；在1500年后，新的朴素品和习尚遽增，但也只增订了一道法条。与此同时，17世纪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仍继续颁行禁奢令，连在荷兰、英格兰之类“资产阶级的”中央，官方都曾试图重启禁奢。

针对室町幕府、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也可举出相似的证据。当时，道德家的埋怨和一连串无效的禁奢令，都列出各种被“错误”的阶级之人“不当”运用的物品。到了18世纪，证据包含对农家运用“金、银和象牙”装饰物的责备，以及对武士乃至大名（诸侯）为了迎合有钱平民的消费习性而倾家荡产的埋怨。至少有一位研讨欧洲消费主义的学者据此推断，中国、日本的状况似乎与同时间的西欧惊人的相似。

印度方面的证据则较不明白。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朴素性消费的确大增。许多欧洲人（其中有不少刚从伦敦、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过来）指出，印度城市里贩售的朴素品美不胜收，叫人眼花纷乱。而随着莫卧儿帝国在18世纪解体，诸多土邦宫廷的位置提升，这些地域性首府常常成为仿效性精英消费的地域中心，和欧洲的诸多王廷十分相似。事实上，日增的朴素性消费似乎是这个时期印度经济的主要推手之一，而且官职的特殊待遇愈加商业化（见第四章），对这一消费的日积月累有火上浇油之功。

但是，固然我们在中国、日本、欧洲都找到证据（例如教人如何正确且有品味地运用商品的手册），证明存在着有各阶级之人参与的新兴“时兴体系”，但在印度却未能找到同类的证据，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在17、18世纪的印度，商人和“效劳性乡绅”（service gentry）变得更重要，但对朴素品有需求者似乎大多是贵族。反之，我们已找到证据证明，在印度，较古老的“特许体系”的权力仍大半未失。在这个体系里，对一组较固定不变的特殊商品的运用权遭到定量限制，而身份位置对这一定量限制的作为发挥了相对较稳定的作用。而就这方面的证据来说，印度多于西欧或东亚。因而，“消费主义”固然肯定存在，其在印度的停顿却似乎很可能不如其在东亚和西欧的停顿。

以为“朴素的物化”为个人位置上下的评定提供了“视随从多寡而定”之外的另一个措施，似乎不无道理。在中国和西欧，奴仆和佃农，至少从16世纪起就骤减，加上精英的日益都市化，要维持大批随从就变得较难；日本未有相似的法律变更，但社会力气和经济力气在那里也是朝着同一方向推进的。在此应该指出的是，个人随从的重要性降低，也使精英更可能不满于大众消费。当各种仆人被完整并入主子家里，让至少较容易被人看到的仆人穿上华服，就是精英家庭展示自家财力的方式之一；但一旦仆人是低劣却又我行我素，他们的任何炫耀行为都可能被斥为不得体乃至风险的自我表示。于是，中国、日本和欧洲境内谴责大众消费的文献汗牛充栋，既反映了经济变更，也反映了这些中央的精英已如何不再宣称奴仆归他们管，从而反映了他们如何愈加经过物品来彰显人与人世的位置关系。

相对的，在印度，不自由的依附性劳动力显然仍相当重要，固然在重要到什么水平上，各界仍无所适从，而当官的贵族和乡村地主依法必须具有许多扈从。事实上，在“贵族”的朴素性需求里，有许多需求大约反映了得送礼给宠信之扈从一事。在印度的社会竞争和政治竞争里，以具有众所认同之意味意义的昂贵礼物来维系这类关系，似乎仍是最重要的一环，但就推进“时兴”来说，此举的功效大约不如较偏个人用处的购物行为来得大。

印度精英相当城市化，其城市化水平大约高于中国精英，但或许不如西欧精英，更肯定不如日本精英。但有一点令外国察看家印象深化，那就是连印度大城市都常常很像广大的大营地，效劳者群集在效劳对象周边。假如这种个人效劳和依附，作为事实和社会规范，都比在西欧或中国境内来得坚固，经过“时兴”转向社会竞争之事应该会较少。都市朴素品市场的长大也不如在中国、日本和西欧境内那样持稳。诚如贝利（C. A. Bayly）所说的，1780年的贝拿勒斯（Benares，又称瓦拉纳西）和勒克瑙（Lucknow）典型地反映了大量集中的朴素性需求，但在这方面它们与1680年的德里和阿格拉（Agra）差别不大，当时莫卧儿人的权益和贵族居所还比较集中。

同样的论点用在东南亚又更贴切。在约1450年至1650年的东南亚，我们也找到了很有意义的“朴素物化”迹象，尤以在城市里为然；某些朴素品用起昂贵资料来毫不手软，在这方面和任何中央相比毫不逊色。但以欧洲或东亚那种范围向“朴素物化”和“时兴”持续转移之事，在东南亚这里见不到。个人依附仍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准绳，就连前几大城市都是营地的汇合体，众人群集在自己主子周遭，在城市里构成一个大致上自成一体的村子。而（与在印度不同的）凡是非宗教性建筑，简直都很简单。这类作为处处突显了具有依附者比具有物品予人更大的威望一事。

于是，中国、日本和欧洲彼此相似的水平，似乎比其中任何一地与印度或东南亚的相似水平还要高；假如把它们与东欧、中东或非洲社会相比较，大约也是如此。或者，更平实地说，至少中国、日本的例子表明，欧洲境内新呈现的精英消费主义并非举世独有。但我们也必须思索水平上能否有很大差别。

在住房建筑的展开上，状况则大不相同。在欧洲许多中央，人们大兴土木建造府邸、城堡、（除了乡村住宅另外具有的）城市住宅和富人的其他住宅，至18世纪末不时方兴未艾（固然其间有周期性的涨落）。但在中国和日本，府邸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呈现，乃是随同改朝换代（分别是明灭清兴和江户幕府取代室町幕府）而发作，而非更早就发作。至少在日本，真正耐用的住宅变得提高，似乎是16、17世纪的事。16世纪至18世纪这三百年间，住宅的质量明白有所改善，但改善水平似乎不如在欧洲那么显著，而且不代表在对住宅用处的认知上有基本的转变。在中国，帝国晚期时住宅的用处改动相对较小。例如，家宅除了是吃、睡和料理三餐的重要中央，仍是工作与宗教活动的重要中央。家宅仍被以为（至少被大部分精英以为）属数代人一切（这数代人包含被在世者在屋里设了祭坛和牌位供奉的祖先），而非用来表白当下寓居者的成就和品味。由于对家宅的认知改动不大，建筑作风改动的水平也比欧洲境内家宅少了许多。

此外，中国人、日自己较爱用木头建屋，而当最受喜欢的木材于18世纪开端用罄之时，两地的建筑热潮都慢慢衰退（部分迹象显现以石材建屋的状况变多，但这究竟不是常态）。例如，在繁荣的日本畿内地域，城市、乡村的建筑工人工资，至少从18世纪中叶起，相关于其他大部分种类的工人（包含农业劳动者）的工资，都呈下跌之势，这激烈意味着对新住宅的需求并非特别强劲。这一建筑热潮的衰退，并非表示经济全面衰退，而是表明无力用石材建屋。偏爱用木材建屋一事，与合恰当地气候、因应地震要挟的关系要大得多，至少在日本是如此；事实上，日本住宅“通风”好，似乎减少了湿润气候里呼吸道疾病的发作，而且可能是日本城市居民人均预期寿命高于欧洲人的缘由之一。诚如白馥兰（Francesca Bray）所指出的，固然中国人知道如何运用石材，且固然明清时期木材价钱愈来愈高，但出于许多宇宙论与仪式性的理由，中国人爱用木材建屋更甚于用石材；促成这些偏好的诸多信心，有一些在日本也大为盛行。不论这些偏好出于什么理由，它们意味着在东亚，为了“不让人看贬”而需求投入自宅的资本，要少上许多；在东南亚更是如此。投入大笔资金建造自宅（和运用石材），在印度的精英圈子里大约更为常见，但较常见到何种水平，我无从权衡。

但其他类破费上的差别，则较难精确判定，缘由之一是这些大比较单位里差别之处太多。至少在阶级与阶级间和地域与地域间有差别。固然我们无法予以彻底剖析，但至少能做初步的剖析。

最最少在欧洲某些中央，连相当卑下的人都会买“朴素品”。不只是富商和技艺普受肯定的工匠巨匠，以至连只具备基本技艺而收入很不稳定的工匠，都会买某些“朴素品”：腰带、鞋子、带有金银扣的背心、发酵酒和烈酒、咖啡、茶叶和糖等。事实上，分享与展示这类物品，成为城市“庶民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汉斯·梅迪克主张，工匠花在这类“次要朴素品”上的钱占其总预算的比重，高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他也搜集到欧洲乡村工匠有相似行为的证据，而且不只出往常英格兰和荷兰。他举的例子包含萨克森乡村里仿效城市时兴、以有别于农民的缎带制造者，以及用当时某人的话来说，那些除了马铃薯外买不起别的多少东西，“但假如被迫早餐不喝咖啡，会觉得自己过着非人生活”的符腾堡工匠。光是肯定有这样的消费存在，就意义特殊，而其中有些消费（例如咖啡、茶），在16世纪至18世纪这三百年的时分，想必很新颖。但庶民从事多少“朴素性”消费，或这类消费有多新颖，依旧不明；非精英消费“朴素品”一事，很可能招来“比他们位置更高者”特别多的批判，即便在总消费量（如在茶叶、糖方面所见）依旧相当少时亦然。并非一切新的消费习气都代表总需求自此有耐久不消的增长。例如，在18世纪初期的英格兰，琴酒（金酒）消费量的大增，发作于该世纪下半叶简直等量的剧跌之后。

农民需求依旧较难精确判定，而且很可能大不同于乡村工匠的消费习气。不外，扬·德·弗里斯在论及1550年至1750年荷兰弗里斯兰省（Friesland）的著作中探明，至少在这个特别繁荣的地域，乡村小地主，乃至佃农，会置办多种非必要的物品。他还证明列入财富目录的高质量家具等木制品、餐具、家饰和其他某些物品，随着时日推移而大增（固然各品项的增加幅度并不平均）。当然，十分耐久的物品，还是会有所增加，即便再次置办要隔颇久。不外，同样重要的是目录里某几类物品似乎增加未几，特别是纺织品这个时期最大的“工业”产业和“工业反动”的领军者。人们所具有的纺织品未变多一事特别引人留意，由于1550年至1750年大部散布价相关于其他物品的价钱是下跌的。此外，消费品财富目录的增长，比资本商品财富目录来得慢。整体来讲，诚如德·弗里斯所指出的，不论是把这个繁荣区域里农民需求增长的幅度，还是农民所需求的品项，拿来解释工业反动的发作，似乎都不大说得通，特别是对棉纺织品的需求，有不少是来自欧洲境外。

即便如此，欧洲境内的民众消费需求可能还是比其他中央的需求来得大，而且大到理应有助于阐明欧洲为何最终和其他“先进”经济体各奔前程。令人遗憾的，在其他社会里，没有与欧洲财富目录真正相似的记载。不外，我们还是经过一些措施来推测能否有庞大差距存在，做法之一是弄分明其他中央的非精英阶级的人，能否买得起非必须品。

可用来比较不同社会之所得分配的证据，也零星得叫人苦恼。埃里克·琼斯主张，欧洲在所得分配上的平均水平远高于亚洲几个大经济体，从而对“日常”朴素品的实质需求也远大于后者，但我们所具有的证据却与此说相抵触。印度一地与中国、日本和西欧三地之间可能真的存在着差距，但以现有的少许证据来看，后三地之间差距不大。

就中国来说，对20世纪前所得分配的量化估量，简直就只需张仲礼的研讨可供参考。他说中国的“士绅”（广义下的士绅，最有钱的商人家庭也包含在内）占全国人口约2%，所得占国民所得约24%。

就我所知，并不存在以整个欧洲为对象的相似数据，但我们的确具有1688年、1759年和1801年至180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得分配估量。经过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森（Jeffrey Williamson）的修正，这些估量显现1688年所得属于前2%的人口（不包含皇室），其所得占国民所得19%，1759年时占22%，1801年至1803年占23%。由于“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个单位只归入了欧洲一个面积不大但相较对繁荣的地域，而上述的中国数据则归入从首都到边疆的宽广地域，是以中国境内土地分配的均等水平高了许多（在欧亚大陆两端土地仍是最重要的消费资料）。这意味着假如做愈加对称的比较，很可能会得到中国境内所得较均等的结果。就具有土地所带来的收益来说，其在中国的分配均等水平想必远高于欧洲，即便欧洲的租佃市场减少了土地取得方面的错误等，使工作机遇的分配广度与平均水平和在中国不相上下亦然。所得较低的98%人口，其所得占国民所得的比重，当然只部分呈现了整体所得分配的状况，要依据它来了解置办力的分配状况，更是有所欠缺，但它是我们所能取得的独一量化指标，因而还是十分值得归入考量。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的见地（与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不同）：他在中国很少看到极贫穷的状况。他于18世纪90年代从北京到广州，他的见地即依据这趟漫长旅途的所见所闻得出。据晚近一项研讨（依据片断的证据）重建的长江下游农民预算，17世纪时“普通”农家会把总收入（现金和实物）的55%花在谷物上，两百年后则是54%。在18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农民和工匠为了满足基本的热量需求，常常花掉差未几比例的所得。这份中文研讨讲演几可肯定少算了非谷物的消费，从而使中国在这项比较里处于不利位置。

欧洲和东亚两地的经济体里，最大的非农业产业是纺织业；纺织品消费向来是工业化期间最早会长大的几类消费之一。我们的资料相当零星，但从中仍可看出欧亚大陆两端的纺织品消费、消费水平是差未几的。

就中国最大的产布区（长江下游）来说，我们能以和估量广东糖产量差未几的方式，估量该地域的原棉和生丝产量。事实上，之所以在这个例子里能有较精确的估量，是由于长江下游的土地运用资料比广东的资料好上许多。估量结果显现，江南11个高度商业化的府，人均消费将近16磅轧过的棉花与约2磅的高质量生丝。有些棉花在纺纱前输往岭南，但也从华北输入原棉。到了1850年，江南已是原棉的净输出区，由于岭南的需求有增无减，而来自华北的进口则衰退，但衰退多少难以确知；1750年，任何净输出都会小上许多。因而，我推测，除了用于衬垫的原棉，江南把本地消费的原棉全部纺织成布。其产量在20世纪时人均1.3磅，18世纪时大约差未几。因而，就长江三角洲的纺织品消费来说，人均14.5磅的棉和2磅的丝绸似乎是可信的估量（固然可能有点偏高）。

相对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分离王国的棉布、毛织品和亚麻布加总的人均消费量，在1800年纺织技术正在转型之时为12.9磅（亚麻布和毛织品的单位重量普遍低于棉布，因而把这三种不同的纺织品并在一块，使中国在比较时处于不利位置）。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长江三角洲输出多少布，比重可能比分离王国的比例（约产量的三分之一）还高，从而使这个地域的布消费量低于英国水平。但中国、欧洲最富消费力地域的人均布消费量即便只是大约相近，都颇具启表示义，特别是当我们思索到江南11府的人口比分离王国多了将近一倍时。此外，中国的棉布衣似乎比英国制的棉布衣还耐用许多，至少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是如此。遗憾的是，欧洲、中国两地的资料都很零星，消费地点太分散，我们无法特地针对某些关键区域讨论；但丝织品例外。长江下游消费的丝织品很可能占了中国产量的大半，说不定超越四分之三。因而，就总产量来说，人均消费很可能不到1磅，远比不上棉制品，但就朴素织物来说，绝非小数目，而且比欧洲的数据高得多。

令人遗憾的是，固然用来预算棉布、糖、丝织品与长江三角洲棉布之产量的措施，在相对较封锁但高度商业化的区域很管用，但在广大而商业化水平较低的区域，就不论用了。在这类区域里，只需有一点假定上的小更动，很容易就会使我们所估量的可供用于产棉的土地数量增加一倍或两倍（例如从十分庞大之总面积的3%变成9%）。最佳的替代措施，大约是依据后来的数据往回推。

1870年，即捻军起义和安定天国起义停息后不久，中国消费了18.5亿磅的棉。人均大约是稍稍超越5磅，但19世纪中叶战乱后的人口估量相当不牢靠。到了1900年，这一数据落到约15亿磅，但那之后又开端持续有新的增长，至今未衰。当我们逐一检视过中国的主要产棉区，便可得到一个乍看之下可能让人诧异的结果：1750年中国的棉产量比1900年低不了多少，人均产量更因而高了许多。

首先得切记的是，1750年后新呈现的大型产棉区未几。长江中游诸省的棉栽种面积在1750年后确有增加，但产量一直不是很大。此外，四川、陕西境内某些重要的产区于19世纪改种别的经济作物（罂粟），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棉花消费；其中有些改种发作于1870年前，有些则在那之后。此外还有许多孤立的小型种棉分辨散于中国各地，但1750年和1870年至1900年间，最重要的产区都是长江下游和华北。

我们没有什么道理以为，长江下游棉产量在19世纪大幅增长。在1750年至1850年间，该地域几个最商业化的中央，人口增长甚少，耕种面积则完整没有增加；而在该地域的其他中央，人口和耕种面积增加的也未几。19世纪中叶的灾害，使人口和耕种面积都大减；到了1900年这两者或许已恢恢复来水平，但要到1949年后才大幅增长。1750年该地域用来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所占的比重，大约已和接下来两百年期间一样高；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输入这个地域的稻米大约少于18世纪50年代，这意味着有些土地可能已改回种植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到1900年时可能已减少，由于1870年后更多土地改种桑树。我们手中的产量数据很零星，但它们未显现1750年至1900年间长江流域棉花产量有显著增长；照理说也不会有这样的增长，由于技术上没有严重改动，而且（在人口未增加的状况下）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变更。

这使我们把眼光移向华北。这个地域的资料特别缺乏，不同作物面积所占比重的变动，可能比其他中央都来得猛烈。一方面，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表示，山东、河北两省在1900年的棉种植地总共只需300万亩，到了20世纪20年代增加为500万至600万亩（固然此区域遭到军阀不少摧残），到了30年代又更多（山东和河北是华北三大产棉省的其中两个；关于第三个省河南，我未找到有用的资料）。这一增长很可能是恢复到先前水平，由于我们已知道全国棉花产量在1870年至1900年间下跌，而由于华北在19世纪晚期接受过数次旱灾，不可思议人们会减少这个十分吃水作物的耕种面积。就连克劳斯的20世纪20年代的数据，也简直不到这两省耕种面积的3%。

另一方面，赵冈援用了18世纪中叶的一份史料，宣称河北（当时称直隶）有二至三成的耕地种植棉花。这代表光是在该省，就有1400万至2100万亩地种植该作物。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另一份史料也宣称该省在保定以南的土地有二至三成种植棉花，这说法似乎较可信。那将相当于直隶省境内700万至1500万英亩的土地，视该史料所包含的区域而定。即便山东、直隶两省农地只需一成种植棉花，那也将相当于1700万至2400万亩，也就是1900年数据的六至八倍。假如把上述用于其他地域的估量措施用在这里，同意官方离谱低估的耕空中积，并假定每年人均食物消费量为2.2石，那么这也是这两省可供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大约土空中积。假如反过来同意黄宗智的说法，也就是18世纪50年代耕空中积已接近1930年的水平，那么可供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土空中积就暴增为7000万至9000万亩，视我们把人均食物消费量假定为2.2石或2.5石而定。由于棉花是华北最大的非粮食作物，因而，有几个理由让人置信华北1750年的棉花产量比1870年或1900年多了不少。

其他资料也显现前述的状况。山东、直隶两省人口在1750年至1870年长大超越四成，到了1913年长大约八成，而耕空中积的长大幅度则少了许多。事实上，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表示耕空中积基本没增加。我觉得这说法太极端。例如，这两个省即便是在1800年时，境内的森林大约还是比20世纪30年代时剩下的森林多上许多（见第五章）。但就连不大可信的官方18世纪50年代的数据，都只比1873年低了4%，比20世纪30年代低了45%；而这些“增加的部分”，包含了耕种已久但后来才归入田赋课征对象的土地。在中国的其他中央，日渐恶化的人／土地比率，被单位产量的大增抵消。招致产量大增的功臣，是肥料（包含粪肥和豆饼）运用增加、复种制更盛行和每亩投入的劳动更多（例如极仔细地除草）。稻米只需较省心照顾就会有明显更好的收成，但华北并不种植这类作物；增施的肥料大部分是粪肥，由于豆饼虽较有效果，却也较昂贵；而相对较短的生长季则使复种制遭到限制。此外，1853年黄河改道后日益恶化的水涝、土壤盐碱化问题，很可能使山东和河南东部数百万英亩土地产量下跌。因而，1750年和1870年、1900年乃至1930年，华北所需食物的增幅，大约比华北耕空中积的增幅快了许多。

于是，可能的状况似乎是，一如四川和陕西，华北棉花产量大降，而长江下游产量则差未几持平；只需长江中游和（不可思议的）河南这两个重要性低了许多的产棉区，产量才增加了。那么，约1750年时的中国棉花总产量就至少和1870年一样高，或肯定和1900年一样高。

假如把最低数据（1900年的）扣掉用于填絮的棉花，然后除以1750年少了许多的人口（1.7亿至2.25亿），就会得出约6.2磅的人均消费量；若运用1870年的数据，人均就将近8磅。与欧洲的数据相比，孰高孰低？分离王国（包含爱尔兰）在1800年的棉花、毛和亚麻织物加总的人均消费量似乎约8.7磅。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的亚麻织物产量似乎为人均6.9磅，棉织物则是微缺乏道的0.3磅。毛织物方面的数据都以平方码（而非以磅）为计量单位，精确的换算自但是然取决于所制的毛织物种类；但18世纪末人均1.2磅似乎是合理的数据。于是，法国大反动前夕，法国的人均纺织品产量似乎很可能稍高于我们所激进估量的中国最高水平，比最低水平多了三分之一。德意志的产量数据低了许多，1816年的人均毛织物产量只需1.1磅，1838年的人均棉织物产量仍只需0.6磅，1850年的人均亚麻织物产量约为3.3磅，加总起来的人均纺织物产量为5磅。来自英格兰的进口品，使德意志的消费量高于本地的产量，但19世纪初期德意志人（算不上最穷的欧洲人）每年运用的织物，似乎仍很可能少于七十五年前中国人的运用量（整个中华帝国的平均数）。

于是，18世纪中期至晚期，中国的纺织品消费量比欧洲高了不少。此外，逸闻性证据显现，连农民都有其他许多非关食物的置办行为，而且这些置办行为，不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至少在16世纪与18世纪时都呈增加的趋向。例如，有几份来自长江下游的文献就提到，农民和佃农会典当女眷的金银发簪以筹得养蚕资金。那些描画民间宗教信仰的文献（其中有些文献来自十分贫穷的乡村地域），用不以为然的立场提到，在某些宗教庆典上，连农妇都衣着过度华美而俗气的衣服，涂脂抹粉，珠光宝气。进香朝拜自身就是一门很兴隆的生意。到了17世纪初期，光是泰山一年就大约吸收将近百万人前来朝拜，而泰山左近并无大城市。即便在相当“落后”的乡村地域，都似乎有人在兜售以固定价钱包办途中一切开支的套装行程；这类行径常常令卫道精英分子大为恶感。在这期间，那些宣称轻视进香朝拜行为的士绅，自身却愈来愈常出外游历，不只为了做生意，还为了进修和吃苦。诚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说的，“旅游已被归入士绅的文化素养精进计划里”。

在饮食已商业化的中央，连乡村的市集镇都呈现相似的勃兴现象，至少在长江三角洲是如此。19世纪初期的一份史料提到，一个有“数千户人家”的镇，有着45间酒肆和90多间茶馆，左近的三个镇则分别有40间、65间和80间茶馆。常客包含镇民和周遭村子的村民。他们上酒肆和茶馆，以了解价钱、看表演或赌博，亦即为了商业化的文娱、商业化的饮食和单单做买卖而莅临这些场所。

从16世纪至18世纪终了，以粗浅用语写成且以普通大众为目的读者的宗教书籍、医学手册和历书，印刷量也疾速大增。约1600年时，传教士利玛窦以为比起在欧洲，书籍在中国更低价且上市流通范围更广。在中国，具有书的人大约比17、18世纪新教欧洲较繁荣地域的圣经持有者还少见（后一地域享有拼音言语活字印刷的成本优势），但中国拥书人的数目仍表明有个庞大且愈来愈大的大众需求。

住房是中国和日本两地相关于欧洲大约最具优势的范畴之一。诚如前面已提过的，埃里克·琼斯把住居视为欧洲较繁荣的关键表征。但即便是在住房和家中的陈设上，中国在1800年前都一定落后欧洲太多。那些在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去过中国城市地域的欧洲人，仍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大大叹服于庞大的公共建筑和留念性建筑，尤以北京和长江下游大城市里的这类建筑为然。去过中国较偏僻中央的欧洲人相对较少，但他们也对那些中央大富之家的住宅感到诧异。例如加莱奥塔·佩雷拉（Galeota Pereira）和加斯帕·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在16世纪50年代发作于广州左近的变故之后被流放到偏僻的云南，然后对桂林豪奢的王府印象特别深化。但印度、中东和东欧境内也有豪奢的宅邸，也因而，达·克鲁斯关于居人口极少数之贵族、士绅圈子以外的中国住宅的察看心得，才会令人更感兴味，特别是达·克鲁斯既未去过长江流域，也未去过京畿。

达·克鲁斯先是说道，广州“在建筑上远逊于”中国其他城市，包含几个比广州还小的城市，但接着他把该地知府县官的宅邸形容为“十分奢华”。然后他说，城里“老庶民的房子外观看来普通不是很好，但里面有不少让人赞扬的中央”；他赞扬砖石工程质量、对上好木材和染料的运用，特别是“做工精密、占去房子幕墙的大橱柜”。更有意义的是他对中国南部、西南部乡村“有钱农夫”（似乎既非士绅也非商人）住宅的描画：

在没有城墙盘绕的村子里，有一些有钱农民的房子，从远处望去（它们位在绿林之中，因而只看得到它们，看不到其他房子），由于树林之故，可能会以为那是葡萄牙境内高大气度的乡间宅邸……这些房子很高，三或四层楼。铺了瓦的屋顶看不到，由于墙盖得比它们还高，而且屋顶建得十分好，靠外突的檐槽把水排到外面。这些房子建得坚实坚固，有雄伟的石造大门……这些房子里的第一栋（一间大房子），里面有一些做工、雕工精密的大橱柜，但考究巩固耐用更甚于名义的美观。它们也有靠背椅子，全都以十分巩固的木头和高超的工艺制成，因而家具很耐用且深受好评，可供子孙继续运用。

的确，这类人家的豪奢与追求时兴，看来远不如扬州、苏拉特（Surat）或阿姆斯特丹的富商巨贾或北京、德里、江户和巴黎的贵族；他们很可能还逊于长江下游读艺术鉴赏指南且想跻身社会更高层的地主。他们所属的阶级，或答应称之为乡村“中产阶级上层”，而非道地的上流阶级。但即便在位于穷乡僻壤的村子和中国最落后大区的部分中央，他们的存在仍表明有个庞大的高质量商品市场；依据手中的少许史料来看，他们似乎还比较相似德·弗里斯笔下弗里斯兰地域的有钱农民。

可惜的是，20世纪20年代才有人真正调查中国各经济水平的农民和各地域的农民所具有的资产，而且调查者是卜凯和其同事。此外，这项调查有些严重瑕疵，其中之一是太偏重较大型农场，以及对所调查品项的量（而非质）简直毫无着墨。不外，这项调查还是有令人感兴味的中央。

这项调查的取样包含来自中国各地三万多户农家。乍看之下，这么晚才有这样的调查，似乎是个问题，但实则不是个大问题。而这是由于中国乡村的生死水平，在1800年至1850年间大约改善未几（假如有改善的话）。下一个二十五年则多灾多难，遭遇了多达四次的大型内战、数次大水患、数次干旱和其他灾害，而这些天灾人祸夺走的性命很可能超越5000万。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和20世纪初，大约回复到1850年的水平；有些增长幅度不只是恢复过去水平，但超越的幅度究竟不大。事实上，依据某些重建的“典型”预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和长江下游流域的农民，日子过得比他们18世纪50年代的祖先来得差；我们所重建的人均布、茶叶和糖的消费量也显现，至少某些庞大人群的生死水平是下滑的。还有一个研讨指出，1937年长江下游地主从名下土地挣得的收入远少于1840年，1840年时又少于18世纪晚期。因而，若说18世纪的乡村居民具有20世纪20年代乡村居民所具有的大部分东西，其实不尽离谱。

表2　每个乡村人家平均具有的物品数

卜凯的资料大部分与家具有关。18世纪至20世纪，家具相关于其他物品，几可肯定变得较贵，由于木头稀少许多。据粗略的推测，1937年人均具有的林空中积，只需1700年时的6%—8%。因而，在这期间，或以至在1800年起的更短期间，中国人每年置办的家具似乎不可能有增无减，即便整体生死水平有稍许改善亦然。在这期间，19世纪中叶天灾人祸的摧残，大约已毁掉此前几十年积聚的许多家具。

卜凯的数据系针对8个气候区提出的一组平均数，然后划归两大地域，即与以淮河为界的华北、华南差未几相应的“小麦”区和“稻米”区。表2把这两大地域的数据与德·弗里斯针对17世纪弗里斯兰某个内陆村子和两个沿海村子的数据摆在一块，凡是卜凯和德·弗里斯两人都有给出数据的类目，全放进这表格中。

我们不应太过强调这些数据的差别。该表列出的荷兰家具，有许多做工相当精密，而中国的家具则有许多大约颇为粗糙：只需36%上漆。做比较时不可能针对家户人数多寡和复杂水平设立对照组，但它们似乎不大可能使比较结果太过偏颇。当然，这些数据只涵盖乡村家庭家用物品的一部分，不外，它们应该会突破中国乡村生活贫苦俭朴而欧洲家庭里充溢新物品的呆板印象。

在日本，明治初期的社会经济改动影响极大，因而从19世纪晚期的数据往回推便不论用。不外，一项讨论江户幕府晚期29个村子的研讨表明，在该区域里，至少有两成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可供用于储蓄或非关维生且真的可自由支配的开支；还有别的研讨表明更高的比例。到了18世纪晚期，已有乡村里的人从悠远异地置办家具、药物和其他专业化的朴素品，村里的店铺备有形形色色的现成香水、发油、香和纸。18世纪的禁奢令责备农民吃得太好，运用昂贵的特产木头，具有过度装饰的衣服、伞，以及金银和象牙饰物。19世纪初期，有间村中商店铺备有形形色色的文具、餐盘和炊具、烟草制品和“其他日用必须品”。

有迹象显现，印度所得分配不均的状况，比中国、日本或西欧还严重（从而使印度的大众消费较受限制）。有人研讨了1647年莫卧儿帝国的土地税，发现445户拿走总税收的61.5%，也就是约五成的农业总产出，而流入这些人家的税收的约四分之一，为实践的个人所得（剩下的部分用在各种职务开支上）。假如此说属实，这445户（大约不到人口的0.002%），光是从他们的官职就拿到相当于农业总产出7.5%的收入，或者说可能达社会总所得6%的收入！有人依据希琳·穆斯维（Shireen Moosvi）重建的1595年状况，也得出相似的估量结果：1671名莫卧儿贵族，光是靠他们对政府税收的一切权，就得到相当于全帝国总产出约7%的净个人所得。固然穆斯维所依据的史料已遭到质疑，但就算她的计算结果大大失准，也还是证明了我们对印度人所得严重不均的见地。至少有一些去过中国的欧洲人谈到中国没有赤贫现象，而印度境内的欧洲人则似乎对该地贫富差距的悬殊印象深化。因而，贝利在讨论印度的朴素性需求时，简直只谈到贵族的需求，也就缺乏为奇。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估量，17世纪中叶的莫卧儿帝国消费了300万至400万磅的丝织品，不到我们所估量的18世纪中叶中国产量的十五分之一，而哈比卜这一估量数据也意味着如此庞大的帝国，市场范围却相当小（固然中国在1650年时的消费量大约也比1750年时少了许多）。

太偏重于比较某项物品或一小票精英的所得额，可能有失周全。此外，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在其晚近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理由，阐明为何印度的劳动者完整谈不上赤贫，而且可能比英国劳动者更能谈出对己有利的工资：因其在讨价讨价上所遭遇的障碍比较少。于是，印度的所得分配状况，其实或许是既高度集中于顶层，但底层的分配状况也还不算太差，只需中间阶级的所得、消费占总所得、总消费的比重落后于中国、日本和西欧的同阶级人。但固然有这个新证据，把印度境内日增的大众消费说成与上述其他中央境内的大众消费相当，似乎仍失之武断。

愈来愈多乡村印度人消费经济作物或手工制品，但这些产品常常被人直接取走。因而，商品产量的增加一定促成农民愈加参与市场；事实上，就强迫征收各种农民税与货物的权益来说，这类权益的市场能否兴隆，最终仍取决于那些权益（也就是使农民无缘参与市场的权益）能否可执行。

在印度，某些下级群体能应用外界对他们技艺的需求，逃避或修正他们自身的义务；事实上，在18世纪许多时分，劳动力需求大致来讲很强劲，而且国度并未出手阻止劳动力活动或阻止印度工人从此状况中得利（在其他许多中央，例如欧洲，国度就是如此阻止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单调土地上务农或从事合适单调地域之职业（例如凿井）的种姓，活动性高了不少，由于这类土地比起有复杂灌溉系统的土地，产量较低且较难垄断。此外，与单调土地耕种有密切关系的种姓成员，常常形单影只迁移，因而常常组成大致上具自主性的单一种姓社群，且置身这类社群里换职业变得较容易。但在其他状况里（特别是在多雨地域），对人口活动与职业活动的限制的确很坚固，土地具有者与佃户在经济权益上极不均衡。大卫·勒登（David Ludden）从对南印度某地域的研讨中，分辨出多雨地域方式和单调地域方式，而假如这一分辨适用于更宽广地域，那么，有着最大剩余产量的印度地域，可能也会有最不平均的所得分配，对非必须品市场的参与也就相对较少。就连经过迁移改善自己处境的下级群体，比起其他中央那些能留在原地且更有措施讨价讨价的相似群体来说，都较不可能积聚物品。

的确，晚近的研讨显现，从15世纪至18世纪终了，印度城镇的重要组成分子，除了贵族，还有人数愈来愈多的小职员、小型到中型商人和其他常买非必须品的人。至少到了19世纪20年代，连农家里都已普遍可见银质首饰和白银储蓄。但在印度定期参与这些市场的人，似乎仍很可能大大少于日本、中国或西欧的这类人。贝利表示约1850年时农民从镇上市场置办的东西，大致上仍限于盐和铁制品。因而，即便印度的“朴素”和“时兴”比我在此书所主张的还更近似日本、西欧和中国的状况，但由于印度的社会关系和劳动制度，受这类激动影响者占人口的比例大约仍低了许多。同一论点用在这时期的东南亚，至少同样贴切。东南亚大约没有印度穷，但不自由的依附性劳动力仍是社会中坚。

但在中国、日本和西欧，消费需求提高各阶级。消费需求在空间上的扩散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例如我们已知道不论在中国境内还是欧洲境内，在糖的运用上都因地域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在较不商业化的地域，人不只消费较少，而且自产自用的东西也较多。因而，市场需求上的地域性差别，比生死水平上的地域性差别还要大。例如德·弗里斯发现，弗里斯兰的较繁荣中央和该省的内陆中央，除了在专业化工匠的人数上有很大差距，在家用物品的价值上也有三倍的差距；而就连这些内陆区域，放在更宽广的欧洲里，都谈不上贫穷。“落后”（backwardness）影响所及，连当地富人的需求都未能幸免，由于极小的市场会招致专业化物品价钱高和选择有限。在十分富有的地域之外，需求的下跌似乎相当大。在蓬圣皮埃尔（Pont St.-Pierre），连富农都要到1750年后，即弗里斯兰省许多农民开端入手钟的六十年后，才开端取得钟，而蓬圣皮埃尔位在诺曼底（法国较繁荣的乡村地域之一），靠河路与巴黎和海岸相通。由于连西北欧较繁荣地域里都有这样的差别，要有系统地比较“中国”“日本”“欧洲”这些内部异质水平更高的单位里各地的需求水平，也就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而，以下的段落野心没那么大，只是要表白中国、日本境内较富有与较贫穷地域间的差距比欧洲境内还要大一说没什么道理。

在日本，需求的地域性不均大约没有像欧洲那么严重。日本的面积当然小于中国或欧洲，且境内许多中央享有沿海航运之便。自17世纪中叶起，日本国内每个大名每年都得在江户幕府将军的朝廷待上约一半时间，并有许多家眷和随从陪同，新品味的传播因而得到滋长，至少在精英阶级是如此。每个大名也在自己的“城下町”聚臣议事，而与鲜少待在自宅（他们所宣称为自宅的房子）的某些法国贵族不同；因而，中央权贵会有许多机遇看到并仿效从江户带回来的习俗。此外，为便于精英家庭交往江户而建的运输网也能为其他旅人所用，为形形色色的物品打造了至少初具雏形的全国性市场和健全的地域性（而非纯部分中央性）市场。日本较“进步”和较不“进步”中央间的工资差额，似乎至少从18世纪中叶起就逐步减少。

中国的状况则复杂许多。1750年至1850年，（诚如第六章会阐明的）中国最进步地域与开发中区域某个中间阶级群体的所得差距，大约也和日本一样有所减少，但最穷地域似乎很可能落后更多。不外，地域与地域间差距的拉大，似乎不大可能与西北欧中心、欧洲其他中央之间差距的拉大一样快。

但是，“朴素性”需求的散布可能比所得分配更不均许多。例如柯律格表示，对“长物”（非必须之物）感兴味的新现象，可能大多出往常长江下游流域，他所详加剖析的精英消费指南手册就出自那个地域。即便在欧洲相对较穷的地域，都有不少王廷充任时兴世界的外围据点；而在明朝虽有数个王府，却没有具上述功用的王廷。

另一方面，这些朴素性消费手册全写于长江下游一事所具有的意义，大大不如欧洲境内相似的集中现象，由于整个中国都共享相同的文字，是以这些书，一如江南出版的其他书，大约比在欧洲流通更广。事实上，中国境内的商人和官员游历甚广（凡是有上进心的人都得分开家乡进来闯闯），因而新的精英品味很可能传播得既快又广。卜正民主张，16世纪60年代可能还有士绅在时兴上独树一格，不属于由江南主导的“时兴圈”，但一百年后就已简直不可能。

品味肯定从江南疾速传播到北京，也由北京疾速传播到江南。18世纪福州某官员以为，该城精英的生活方式和长江流域最富有的城市一样奢华无度。中国某些最精巧家具，产自岭南大区的最大城市广州，并得到数百英里外精英的喜欢。17世纪的小说《金瓶梅》对当时形形色色的昂贵食物、家具、衣物、装饰品乃至房事助兴用品，有着极细致的描画，而小说的背景设在华北的中型城市临清（在华北这个相对较乡村的大区，1843年它是该区第十大城市，在17世纪时排名大约更高）。这部小说也对“品味”的规则提供了一些最分明的例子，阐明了较老一辈的精英如何在新的消费主义世界，应用这个规则来替自身位置分辩：小说中经商的主人公西门庆，书中不时借由他缺乏品味的消费行为（就像柯律格笔下那些手册所认定的低俗行为）来贬斥其位置。

另一本17世纪较不知名的小说《醒世姻缘传》，则以山东武城这座微缺乏道的华北县城为故事背景。但光是在头四回，主人公（其父暴富）就买了数个铺了丝质床罩的薄纱帷幔床、多种刺绣丝织衣物和锦缎衣物、象牙筷和镶银漆雕杯、小羊皮面的浮花织锦鞋、装饰性的刀剑、精致的帷帘、被子与极尽华美的装饰物、一张金漆书桌、一些书、金扇、锦缎袜、以稀有药材制成的多种药及春药。这呈现的是消费无度的现象，但在或许只需两三千人的城镇里，这种无度的消费被以为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能达成，而这个城镇肯定挤不进中国五百大城镇名单。先前讨论住居时，我们看到即便在西南地域（中国九大区里最穷的两个大区之一），都有某些或答应称之为“中产阶级朴素”的迹象；而我们针对20世纪家具所做的调查，则呈现了全国的平均消费水平。

至于欧洲，依据先前提到的数个例子，我们已知道即便在法国北部和荷兰之类相对较繁荣的中央，新耐久品的散播都极为平均。就较小型的朴素品来说亦然。诚如前面已提过的，欧洲大陆的人均糖消费量不时要到1830年糖价大跌之后，才持续攀升。在法国许多乡村地域，咖啡曾长期是颇朴素的东西，因而合适作为特殊场所的赠礼，这状况直到20世纪才改观。就连在英格兰，19世纪40年代前劳动阶级对烟草、茶叶和糖的消费量似乎都微缺乏道；但是在那之后，整体消费的长大肯定快了许多。到了19世纪初期，英格兰穷人所置办的烈酒、衣物和读物肯定比一两年前多，且肯定有吸食烟草。但这足以证明对新商品的欲求激烈到足以改动旧的劳动习气吗？还是说我们应该把这种消费视为某种弥补性的作为，会比较合理？（后者也就是说，由于劳动者受迫于消费体系改动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旧权益和旧身份认同遭到腐蚀，且过去能彰显身份位置的物品，例如肉类等也变得愈来愈少，是以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消费便成为一种较重要的、能够彰显个人社会存在的新方式。）思索到像是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境内，较贫穷的人和较少卷入市场的下层阶级（更别提数百万东欧农奴），涉入这个新兴消费社会的水平低了许多，我们不应过度看重新物品在更广大的中国境内散布不均之事。

舶来品与时兴的速度：全球形势的因缘际会与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差别的呈现

但即便西欧人、中国人和日自己在积聚实物上十分相似，却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别之处。欧洲消费的长大和转型，似乎在实践所得增长和下滑时期都未停下脚步，更在18世纪中期加快脚步。比较中国、日本境内的趋向，都未发现这种方兴未艾的加速现象。例如，柯律格指出新兴的清朝一旦底定天下（约1683年）且开端招引天下精英出任明末许多精英所不愿出任的公职时，以朴素性消费为题的新出版品随即剧减。他表示，由于较古老的等级、身份确立方式重获认可，“对东西的谈论变得多余”，“消费社会”的展开还未及取得“临界质量”即戛但是止。

18世纪中国文献对朴素的埋怨，至少和16、17世纪中国文献的埋怨一样多，但小说则让我们看到更为多样的低价小玩意儿。有人以为，假如我们手上有过去人所具有物品的目录，18世纪目录所列的品项，平均来讲会比16世纪或17世纪目录所列的品项来得多（而诚如先前已提过的，欧洲的状况并非必定如此）。不外，品味指南方面的新出版品减少，很可能意味着新商品和新式样成为有心跻身社会更高层者所必须之物的速度变慢。沈从文的那本中国服饰史巨著，也显现这样的可能：固然晚明衣着、首饰式样上的许多创新，在清初继续从社会顶层往下散播，且清朝同时下令大改官员的衣着式样，但清代平民庶民衣着式样的改动，似乎比明朝时少了许多，也比18世纪晚期欧洲少了许多。

另一方面，欧洲时兴改动的脚步愈来愈快，尤以衣着方面为然。对欧洲（与北美）遗产目录的研讨，简直个个表明消费品在遗产总价值里所占的比重随着时日推移而下跌；而在许多研讨里，就连这类物品的绝对价值也是下跌的。确凿的证据显现，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消费需求渐增且人们所具有的物品更为多样，而若要使前述研讨结果与这些铁证左右开弓，似乎就只能推断，有许多种类的消费品正以相当快的速度被当时的人丢弃。因而，一个人能在终身中置办更多的东西，一定意味着其在人生的哪个时辰就具有较多的物品（例如在遗产目录里列出的品项）。

物品的寿命为何会变短？有些物品，例如织物，变得（相对较）低价，使它们更易遭交流。就其他类物品来说，新物可能比旧物更不耐用（例如玻璃和瓷器大约比锡镴、锡或木质餐具更常破掉），或许也是缘由之一。但时人对时兴愈加在意的心态，似乎也起了某种作用。究竟，中缀战事以让“木头小姐”（wooden mademoiselle）坦然经过这样的事，就发作在18世纪。（“木头小姐”是衣着下一季巴黎时装，从圣彼得堡到波士顿等地巡回展出的人体模型）。时兴愈加盛行的这个现象，很可能意味着欧洲每年的朴素性商品的需求比中国或日本的需求增长更快，固然我们暂时假定这些物品的目录（和对它们的态度）以十分相似的方式在改动。

这意味着比较欧洲、东亚两地在具有物上的支出水平之后，可能会发现两地此类水平的差距比具有物自身的差距来得大；而那反过来局限了我们所能做的推断。为了达成我们当下的目的，也就是探求欧洲人能否可能每年置办较多物品，从而使欧洲的“勤劳反动”比其他中央走得更远，我们依据置办速度做比较就是可取之举；但要说这样的方式表明“较高的生死水平”，并阐明为何此说成立，就难上许多。比较能经过这样方式来阐明的，反倒是品味上或可取得的物质上的差别。我们既已就糖、茶叶和织物做了比较，就该谨记我们并不肯定欧洲每年在非必须品的破费上，是不是真的比较多。但倘若欧洲人真的和中国人或日自己一样穷，且在这方面的破费也的确比较多，那就值得思索这一由社会要素招致的“贬值”，能否就是使欧洲消费在历经经济周期、相对价钱和政治稳定等方面的改动后，仍异常强劲长大的要素。

为什么在仍堪用的物品遭遗弃（或遭闲置）这件事情上会有快与慢的差别？比较社会史提供了一些线索。对中国、日本和西欧来说，17世纪都是政治和社会骚动不安的多事之秋，但17世纪中叶分别在中国、日本掌权的清朝、德川政权，却能在18世纪时让当地社会享遭到大部分西欧所不能及的稳定。当然，欧洲的重要地域，特别是新消费主义最为鲜明的英国，在18世纪也享有相对较安定的（国内）局势，但政府未像清朝或江户幕府那样用心保存与重振传统角色和身份位置。不可思议的是，清朝或江户幕府的做法可能使“经过时兴来界定自己身份位置并与人互比高低”之事故得较不重要；于是，在18世纪中国、日本的“繁荣时期”里，人们固然也会有某种方式的物品积聚和富有，但却比较不是为了汰旧换新的理由而这么做。

至少，在中国有个值得细思的问题是，时兴的兴起在那里是属于某个十分漫长、迟缓且绝非线性的过程；而在那个过程里，精英阶级的竞比高低和自我认同，与做官、官阶的关联愈来愈浅。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是这一趋向里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官场生活的日益不稳和失意，似乎滋长精英跟随其他人生志业和（至少暗地里）跟随不那么直接倚赖官方科举制度来确立自己社会位置的措施。精英们的这一追求，加上私人财富日增，不只需助于滋长先前已讨论过的时兴、炫耀式消费的兴起，还滋长了其他活动，例如精英更多地资助佛寺、愈加看重私人组织的文献考据事业等。

清朝不只在1644年后胜利重建次序，还部分恢复了公益效劳（包含当官和投身朝廷所鼓舞但未主导的慈悲事业）作为人生理想和身份位置标记的光环。而从前述的角度来看，清朝的这一成就，很可能阻止了时兴的长大，就好像这一成就也抑止了精英对佛寺的资助普通。凡是主张出仕重获注重一事产生了拖慢时兴长大的普遍心理效应的论点，都必定流于猜测，但从中至少显现了一个相当直接的关联。清朝时严厉的官服规则，可视为某种禁奢令的实施。清廷经过让官场以外的人有权益穿上原本只限官员可穿的各式服饰（官帽上的顶珠、官帽等），高调奖赏那些在赈灾、筑路等种种公共工程上援助有功的商人、地主和文人。而穿戴这类服饰者，肯定不想看到它们贬值，或不想看到未有相似贡献者也能穿戴。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重振中央政府权益一事，固然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曾以为的那样，掐断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更宽广经济土壤上的生机，但可能还是足以把“特许体系”重振到稍稍拖慢“时兴体系”长大的水平。

清朝时精英阶级的女人无缘当官，但清朝的法令还是对她们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明朝时，诗词唱和就是精英阶级女人表白自我想法、感受和中止社会竞争的极重要工具，至少在长江下游是如此。而在中国“漫长的18世纪”里，诗词唱和愈加盛行，反映了当时的繁荣、（在没有世袭贵族的国度里）高度竞争的婚姻市场，以及（随同考据之风鼎盛而来的）强调赋写诗文为有教养之人的必备条件的现象（而且对此的看重可能更甚于以往）。这种竞争与表白自我的方式所需求的置办行为，不像欧洲所需求的那么多。在较落后地域，包含新近归入统治的地域，女人的诗集以至使她们有机遇，间接参与清帝国的建造和满汉两族的“文化开化任务”。这种支配边疆地域的做法，大不同于借由消费该地异国产品来支配边疆地域的做法。与此同时，清朝上流文化的道德主义鼓舞这些女人比明朝时愈加不抛头出面，鼓舞她们与城市风月女子愈加划清界线。精英阶级已婚妇女和交际花社交、诗词唱和，在晚明的长江下游相当常见，但在清代就少了许多，而随着这两类人不再打成一片，商业化且在意时兴的文娱圈，对人数更多、更富有和更重要的精英阶级已婚妇女群的影响，大约也就因而减少了许多。

在这里，政治与社会“次序”的恢复，可能也使人较无意经过愈来愈频繁的置办、丢弃物品的行为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位置。但凡是这类论点，我们都必须视为没什么凭据的推测，由于我们对精英在各种场所的衣着（更别提对家户预算）所知太少，无法在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阐发。若要得到更多线索，我们得把欧洲时兴超乎寻常的加快现象视为待厘清的问题，而这问题所需求的解释，至少和中国、日本在品味上“未能”如此频频改动一事所需的解释一样多。

诚多么多作者所说，不论是哪种解释，肯定都有一部分着墨于心态的普遍改动。在18世纪西欧，随着个人在他人眼中（从配偶到职业生活，再到宗教信仰的种种事物上）具有的自主选择权被视为彰显自己身份位置和个人威严的重要依据，消费上的自主选择权很可能也因而同样被视为表白自我想法的重要工具，从而对欧洲日益壮大的“时兴体系”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有些学者在差未几同时期的中国精英身上，看到愈加看重个人自主选择的现象（例如在择偶上），但这些学者也把事情看得够分明，最终未把这些趋向说成和西欧一样显著，且指出它们并非代表那种把作为选择主体的“个人”摆在第一位的观念。

让我们稍稍转个角度来讨论此事。限制大家族的自主展开空间（例如立法遏止家族间的世仇报复和扩展法律的一体适用范围），乃是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诸国壮大的推手之一。在这过程中，诸国几可肯定削弱了大家族在界定个人身份上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也能够说，这推进了经过与买来之商品的新关系（而非经过亲族与不能让渡的遗产）来标示个人身份的趋向。相对的，江户幕府和清朝则经过与中央制度结成同伴关系来恢复次序，并把许多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中央制度担任；大家族在这些制度里占有无足轻重的位置，尤以在中国为然，而中央政府提升中央大家族的权益和在认识形态上的主导位置，远比着手抑止它们更为常见。或许，在这类制度和身份仍占上风的中央，人们较无意于经过选择商品和展示商品选择来不时界定自己的身份位置，从而较不需求汰换仍堪用的物品。

但个人自主选择和群体成员身份两者被认定的价值，在不同社会里可能会被许多不同的方式改动；可能在某些范畴里遭到鼓舞，在别的范畴里又遭到抑止。因而，若我们想为一个较细致的现象寻觅解释，就有必要在一个较细致的层面上寻觅。于是，我们必须更认真地探求，欧洲在“时兴体系”加速长大的过程中，究竟触及哪几类物品，以及那些影响它们在全球各地的消费和分配的要素。

假如说欧洲人的品味真的比中国、日本境内的品味变得快，这一差别似乎可部分归因于舶来品（特别是异国制造品）在本国遭到推崇的水平差别。究竟，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中国瓷器等东西，都变成欧洲很重要的时兴，以至在相当低层次的时兴亦然；而在东亚，西方的舶来品没有一样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的确，17世纪中国的艺术鉴赏指南，曾把几样外国制品列为值得珍藏的名物，且在这时期还有其他几部中国、日本的著作，也显现了对西方产品的兴味。西方的眼镜和其他穿戴在身上的饰物，在明末清初令某些中国人感兴味；“西洋衣”（以十分昂贵的布料制成，仿以某位来华的意大利人为明朝皇帝行宫所建宝塔上的图案），盛行甚久，在17世纪为中国宫廷妇女所采用，18世纪更为长江下游时兴女子所采用。同样在18世纪，异国皮裘（先是俄国皮裘，后来是美国皮裘）开端大受喜欢。但即便如此，当来自亚洲的物品（例如纺织品）影响了欧洲的式样与消费方式时，为什么来自中、日境外的物品，却无一对中、日的式样和消费方式产生同样的影响？

西方论及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学术著作，普遍以为中、日两国人民对外国物品不感兴味，乃是由于他们深信自己的文化较有优势。这一说法的确取得了一些文献的支持，像是乾隆皇帝的一段话，大约是反映这一心态的最著名陈说。他在1793年通知来华的英国使节，中国所需的东西全可自制，对西方所能拿出的精巧玩物完整不感兴味；因而他以为没理由扩展贸易关系。对许多史学家来说，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耐久以来的心态，这个心态被以为与猎奇、贪婪和充溢生机的“西方心态”南辕北辙。即便是思想较缜密的学术著作，固然留意到了中华帝国的心态并非一直如一，由于中华帝国有时拥抱异国事物（以彰显普天之下皆我臣民的皇帝心态），有时又把异国事物拒于门外（以声明中华文化的优越），却还是常把这些皇帝的心态同等于一切“中国人”对外国物品的心态。于是，从这一角度来看，欧洲对外国时兴较感兴味，也就绝非偶尔。这一说法意味着欧洲走上不同的道路，肇因于心态上的基本差别，而这一差别或许与欧洲人整体上更愿意冒险和创新有关。

但是，只需我们不再以清朝皇帝代表中国，那么就能够想到简单许多的解释，解释中国较不愿意进口大量舶来品的缘由。究竟，中国进口的物品和出口物一样多（由于当时的对外贸易体制，这是势所必定），而且，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充溢着异国的初级产品：供老饕享用的鱼翅、燕窝（以及许多较不那么异国的黑胡椒），制首饰用的珍珠，从中东和数个安定洋岛屿辗转运来的香，还有珍稀木材。对这些进口物的需求，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剧增。把许多这类物品从马来群岛运到广州的英国商人，发现他们要抑止的问题不是供过于求，而是确保供货充足。

这些舶来品输入中国的数量，固然个个都未像烟草、茶叶和糖输入英国那样急速增长，但它们的进口量原本就不可能急速增长。举檀香的例子来说，这类舶来品在中国奇货可居，商人因而四处收罗这些物品，从而使一些安定洋岛屿的生态严重受创。很讽刺的是，直到驶往中国的船只开端满载鸦片，这些岛屿才从这场浩劫中获救。此外，除了胡椒，这些舶来品简直都是经过采集而来，而非由人种出来的。光是这一点，就使这些物品的消费不可能像新世界的种植园那样，由于有着大量奴隶在紧密残酷监视下密集工作而得以集约化，从而不可能使单位价钱下跌。人能够开垦更多土地来消费糖，却无法养殖更多鲨鱼或为消费燕窝的鸟打造更多丛林栖地。曾经有人试图借由掳人为奴来增加采集工的数量（特别是在苏禄王国，位于今日的菲律宾南部），但采集工作自身的分散性，意味着连奴隶都保有颇大的讨价讨价权益；加勒比海种植园那套营运方式在此完整不可能。

糖和烟草的消费的确暴增，但（诚如前面已提过的）它们大多产于中国境内，且由自由农消费出来。这意味着它们岂但与土地的其他用处竞争，还与消费者应用时间（包含闲暇）的其他可能方式竞争。在这些方式里，不易看到中国人对异国朴素品不感兴味的证据。比较可能的状况似乎是，他们所买的舶来品，大部分不易转换为低价的“日常”朴素品（就欧洲人欲在东南亚取得的丁香和香料来说，当然亦是如此；糖和烟草也是不在此列的欧洲进口舶来品）。

凡是主张中国人对舶来品相对较不感兴味的论点，都必定会指出进口制造品的稀少。但即便在这点上，诚如柯律格所指出的，中国的艺术鉴赏家所珍藏的物品里，的确包含数样外国物品。乾隆皇帝或许对欧洲的制造物没什么兴味，但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精英却不尽如此，其中有些人的确珍藏了钟和其他西方的奇珍异品。不外，无须置疑，中国人均进口制造品极少一事，对关于得体衣着和家居装饰的观念影响甚微。此外，欧洲除了制造品外，别无其他东西可兜售，因而中国从欧洲进口的东西惊人的单调，与其从东南亚进口的东西截然不同。鸦片贸易勃兴前，中国从欧洲和欧洲人的殖民地进口的东西，约九成是白银，史学家就据此以为整个中国（而非只是宫廷）对外国事物不感兴味。但针对白银在西方运往中国的货物里为何占如此大的比重，有个好上许多的解释：那个解释在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阿图罗·希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诸人的晚近著作里明显可见。

从约1400年起，中国着手为其经济重新制定法偿币。这是由于先前一连串失败的纸币实验和元朝（1279—1368）严重管理不当的铜币政策，已使中国没有广被接受的货币媒介。在这一重新货币化的过程中，白银慢慢成为价值贮藏（store of the value）工具、大型买卖的记账货币（和常常也是实践买卖媒介），以及这一庞大且高度商业化之经济体的官方支付媒介。这发明出对白银的庞大需求，使白银在中国的价值（相关于黄金和其他大部分物品），远高于世上任何中央；而且中国自身银矿未几。于是，在西方船只抵达亚洲的百年前，中国已在进口大量白银（大部分来自日本，部分来自印度和东南亚）。

西方人带着从历来最丰厚的银矿开采的白银（1500年至1800年拉丁美洲所产的白银占全世界所产白银约85%）来到亚洲时，发现把白银送到中国（不论是直接送去还是透过中间人送去），可产生庞大且十分牢靠的套利。而且由于获利极大，追求最大获利的商人也就没什么理由送去别的东西［为了解“中国人的”心态，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剖析了赴京朝贡团，发现这些朝贡团并未受此逐利心态影响，由于他们所中止的活动是国君与国君在人为支配的价钱下所中止的，且基本上属意味性的交流活动。在这些交流中，逐利常常不是首要考量，固然中止朝贡时通常随同着逐利性质的“私人”贸易］。

多位西方学问分子和政治人物希望把白银留在国内（以备不时之需，例如支付战争开支），因而不时主张应改送别的东西到亚洲。他们的抗议在文献里占领显要位置，常常使后人以为“西方”拼命想要“亚洲人”买别种外国物品，而中国人则基本瞧不起西方人（或西方工匠工艺太差），致使西方人无法如愿。但把焦点摆在这些论点的攻防上，就是误把某些政治首领的意见当成整个社会的心态，一如把焦点摆在中国皇帝对朝贡贸易的正确形态和限制所发出的行动，失之偏颇。在这两种状况里，真正决议要做何种买卖者，乃是在市场里打滚多年的商人。

这种把中国的进口偏美观成文化激进心态的倾向，常常又由于把白银视为现代“货币”（即把白银视为剩余的笼统价值贮藏物，经转换后构成欧洲的“贸易赤字”）而更为强化。事实上，我们得把白银自身视为物品，一种以矿物为基底且经过精炼的产品，极适于发挥某种重要功用，而且西方能以比亚洲任何中央（在某些时期日本不在此列）还低上许多的成本消费它；先天的地质条件使中国简直完整产不了银。此外，西方只需在少数几项制造品上，不只在原物料供给上占优势，也在更精良的消费技术上占优势（欧洲的铸币技术消费出比亚洲境内任何流通的钱币还更好、更难仿冒的钱币），而白银就是其中一项。中国人运用的白银呈绽状，因而这一铸币上的优势，对中国人来说无关紧要，但对南亚等地（常常是欧洲白银头一个置办者）的白银运用者来说就至关紧要。这些白银运用者买了欧洲白银后，透过自身的贸易网络，把许多白银送到中国。

将白银视为现代意义下的“货币”，以为它们被送去东亚换取物品，而不把白银视为被中国人拿来充任货币媒介的一种物品，难免失之武断，而且这一武断性在这个议题一提出来时就分明地呈现了。究竟，许多意味社会名望的商品（丝织品、胡椒、鸦片和可可豆）在某些中央被视为物品，但也能充任货币。此外，许多白银有时充任货币，有时又充任饰物（例如首饰被拿去典当或熔掉时）。因而，把白银视为一项较特殊的物品，而非现代的钞票，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在白银流入中国那段时期里，也有大量黄金从中国流到欧洲和印度。最后，由于西方学界长期以来把西方视为主动（且有心）将世界分离为一体的力气，这个说法强化了把白银视为送到中国置办消费品的剩余价值贮藏物的倾向。但中国这个经济体可能占这时期的世界经济高达四成（若把也正在“白银化”的中国藩属一并归入的话），其更改货币基础一事所产生的力气不容小觑。一旦我们把这股力气归入思索，就很难不去把中国的白银需求，视为和西方对瓷器、茶叶等物的需求一样，是“主动”打造全球经济的强鼎力气。

我们会在第六章更全面讨论新世界的白银。在此，重要的是一个较细致的观念：西方在白银出口上的庞大优势，使来自亚洲且能决议时兴走向的意味社会名望的商品大量流入欧洲。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那么多其他的舶来品涌入欧洲，由于它们是欧洲人用白银买来的，使时兴的转变在这里比在其他中央都快（第四章会讨论这一大量输入现象的其他缘由）。这一观念以为，这一无独有偶的大量输入现象，源于涵盖欧亚美三洲的经济形势，而非源于欧洲独有的某个“物质主义”或“猎奇心”。欧洲取得和运营美洲银矿的方式提示我们，欧洲在海外强取豪夺的行径对其取得经济优势有多么重要（技术上的进步也是重要要素，但假如没占有矿场并强逼人劳动，那也是无济于事）。就这个例子来说，欧洲对海外强取豪夺所产生的成果，加快了时兴改动的脚步，从而使欧洲境内以市场为基础的合意性贸易更快呈现；因而，从这方面来说，欧洲在海外胁迫的成果可能相当重要。但至关紧要的是，这个案例阐明了欧洲在海外殖民地的高压统治，致使欧洲内部产生了斯密式市场动态般的额外推力（后来又转移到进口替代式的工业化），而不是由于欧洲内部较有效率的市场营销、工业消费，才促成对海外的压榨。

最后我们还得记住，即便有白银所招致的朴素品进口，为时兴机制提供了额外的推力，那些以为欧洲对“非必须品”的需求比中国或日本的需求强劲许多，因而得以在经济上构成差别的说法，依旧只是个假定，绝非如松巴特、布罗代尔等人所以为的已是定论。诚如前面已提过的，不论社会顶层对朴素性商品的需求有何变更，我们依旧没有什么道理以为，欧洲的“勤劳反动”和大众参与斯密式市场动态的现象，比中国（或大约日本）的这类现象还要显著。新的朴素性需求有时分会被赋予第二个意涵，也就是以为这一需求促成胜利商人与工匠中止新的资本积聚，使较大型的运营者具有新的优势，从而催出生雇用无产阶级化工人的资本主义商行；但这种做法仍有待思索。本章最后一节将转而讨论这些论点；至于下一章则会讨论金融制度和“资本主义”。

朴素性需求、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商行

松巴特在他讨论朴素和欧洲资本主义来源的经典著作中主张，朴素品需求的增加，会催生出新式的工匠和商人。思索到原资料的开支、工艺精进所需的时间，以及从常常权大势大但现金短缺的顾客手中收账的难题，大部分工匠无法独力消费这些物品。

这现象并非此时才呈现。许多朴素品消费一直需求用到超乎工匠所能筹措到的营运资金，而这个难题常常也是经过最后具有者委托制造和提供资原本处置。工匠常常在恩庇者的庄园上工作，此举既可避免工匠拿了预付款潜逃，又使恩庇者得以随时插手设计走向。但往常，由于对这些物品的需求日增，且需求集中于城市，这使得有措施自筹资本的消费者（或经销商），开端能应用范围经济的益处，从而以比在旧制度下工作的工匠还低的成本消费物品。

于是，松巴特主张，一些独立运营的店家兴起，它们会先消费，然后把货品卖给任何买得起的人。然后，这些为数未几但运营卓然有成的工匠／商人开端从事更大范围的消费，雇用更多的工匠。这些受雇的工匠，资本缺乏而永远无法独立消费，结果慢慢成为无产阶级。

这类情事的确存在，但我们不该高估它们的数目。不用离大城市太远，就能发现较老式的委任工作制仍大行其道，即便在18世纪晚期亦然。同样的，在中国、日本的大城市里，也能找到松巴特针对欧洲所描画的那种现象（例如现成的朴素品），而且与委任工作制同时并存。

同时期的其他中央，由传统工匠特别定制的消费方式，完整能满足剧增的朴素性需求。欧洲人留意到，任何想得出来的东西，简直都能够在印度的大城市里买到，也留意到这些物品常常靠强迫工匠接受特定委托制造的方式来取得，而不用从独立运营的店家中置办。同样的，这一方式在整个南亚次大陆并非各地分歧。许多印度乡村织工有相当的自主性，不完整受哪个买家或恩庇者左右。阿拉萨拉特南（S. Arasaratnam）对18世纪印度东南部的研讨表明，即便是已拿到预付款的织工（大部分织工如此），仍对他们产品的处置方式保有相当大的控制权，而与经过散作制拿到原资料的欧洲人不同；在靠近港口或靠近有许多潜在买家之其他区域的织造村，这转化为相当大的自主权。

于是，这与替某些极有钱恩庇者效能且受他们直接支配的工匠大不相同。但在大部分状况下，这些织工经过准世袭性的织工头（和有时也透过其他中介者）与商人打交道，而非直接与他们打交道。这些织工头，“以家长式作风控制一群织工，但对他们的劳动成果没有任何经济控制权”，似乎一手搞定已大幅增长且常常走高质量道路的消费，却未成为直接控制消费的资本家，也未使织工沦为被握有资金与产品行销资源的雇主监控下的无产阶级。

在东南亚城市，工匠也得受贵族消费者摆布。技术熟练的工匠时时可能被强行带去为王公效劳，或是常常发现自己最佳的保身之道，就是在某个贵族或富商的支持下工作。连17世纪的马六甲（人口20万，比欧洲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都多），固然似乎有着各式朴素品，却未呈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匠／商人。东南亚工匠的供不应求常常使他们挣得相当有利于自己的工作条件，但他们却没有脱离恩庇体制和定制的消费方式（即便在资本密集的金匠业亦然）。不时要到19世纪末，也就是欧洲殖民政权在法律上终结了个人奴役制（但仍未突破恩庇—侍从关系的文化重要性）后许久，才有所改观。

此外，转向“资本主义”式的组织消费一事，同样也能在各类非朴素品的消费逻辑中看到。例如中国的伐木业之所以朝这个方向展开，是由于从冒险进入森林到终于卖出原木拿到款项，这中间要等上很长时间，此外还需求雇用人数可观的伐木工。于是到了19世纪，伐木业者已雇用了数千名领工资的工人，而非从较小型的独立营运商买进木材。在江户幕府晚期的渔业里，则能够看到更分明的例子。

北海道渔业老早就是营利性活动。渔获大部分红为鱼饼肥料，卖给较富有但生态资源较宽裕的地域。江户幕府晚期，需求随着本州许多中央农业持续商业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