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的“英国病”

柳展雄/文

今年是英格兰的多事之秋，伊丽莎白女王逝世，首相接连换了三位（鲍里斯·约翰逊，特拉斯和苏纳克），国民经济没有起色，10月份金融市场大震荡，“股债汇三杀”。名义上，英国经济堕入泥潭是由于脱欧和特拉斯的莽撞变革，深层缘由则为产业结构失调，制造业终年不振。

不列颠传统有一套“士农工商”的尊卑等级体系。众所周知，英格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度，是工业反动的发源地，是自由贸易主义的大本营。在近代列强争霸中，日不落帝国仰仗先进的金融优势，屡屡击败小农经济的法国。

但是，英国反工商业的一面就不为人知了。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著作《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呈现了当今英国产业的病症，假如要更全面了解英国的重农抑商，就不得不从《英格兰史六部曲》入手，深化发掘其文化传统。

资产阶级的“叛变”

不列颠近现代展开进程存在有一条暗线，实业家新富与乡绅门阀世家的对立，从拿破仑战争持续到撒切尔时期，不时如此。

国内经常有学者痛心于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没能展开起来，其实英国也有相似的情形。跟瓦特同时期的工业巨子、棉花大王理查德·阿克莱特1792年逝世，留下了50万英镑的巨额遗产。他的儿子运营才干不亚于其父，却变卖了父亲大部分的工厂，置办土地和政府债归隐田园，在乡间盖了一栋雄伟的别墅。

这种做法不时到了工业反动序幕阶段。马库斯·塞缪尔是一位白手起家的财富英雄，他出生于伦敦东区的底层贫穷家庭，一步步创业，兴办了大名鼎鼎的壳牌石油公司，塞缪尔发财后，“背离”了资产阶级，试图跻入贵族门阀圈子并从政，经过竞选当上了伦敦市长。

一战时期的自由党首领阿斯奎斯，他经常说些社会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之类的高调，看不起平民出身的反对党首领安德鲁·博纳·劳，还给对方起了个外号——镀金的商贩。而讽刺的是，阿斯奎斯自己也是工商业老板后代，其父为约克郡毛纺织厂的高管，阿斯奎斯从小依照博雅教育的培育方式长大，解脱了原有出身，便以乡绅自居。

所谓博雅教育，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从小学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熟习从西塞罗到伏尔泰的著作，养成良好的哲学艺术品位，这套绅士精英培育体系充溢人文气息。而工商业集团的人才养成体系则倾向适用，学问偏重于机械、会计和建筑工程等方面，以便未来开厂经商。假如工厂主的儿子从小接受博雅教育，然后在乡村买了块地，再娶个家世良好的妻子，那他在社会阶梯上就算有了庞大的上升。

18到19世纪的英国恋情小说，也离不开阶级跃迁这个主题。《狂妄与成见》中的男主达西来自英国北部工业区，他的富有身家无疑是从开工厂获取财富。但他需求班内特这样德高望重的家庭(女主伊丽莎白的家庭，家里出过牧师和官员)联姻，而名门闺秀伊丽莎白又要依仗达西的财力来维持身份位置。浪漫的恋情背地，充溢了各方博弈与一丝不苟。

选举之战

在这种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新兴工商业集团迟迟不能失势。根基立足于宽广乡间的贵族乡绅们，在资产阶级反动后也牢牢操纵着大权。在一些选区，当权者毫不费力就能控制选区，这种中央名为“衰落选区”。

望文生义，“衰落选区”经济萧条，人烟稀少，不列颠的202个选区中，选民人数在50人以下的选区有56个，51-100人的有21个，101-300人的有36个，加起来占领议席总数的约1/2。人少了就方便控制，选举结果基本能够内定，而选民人口范围大的中央，变数多且较难操控。

山区老萨勒姆（Old Sarum）有选民资历的仅为7个，著名的皮特父子首相（老皮特打赢了七年战争，创建日不落帝国的海外霸权，小皮特抵御法国大反动，组建反法联盟）就是在这里进入政坛的。反观工业化势头最猛、经济最红红火火的四座大城市，曼彻斯特、利兹、设菲尔德和伯明翰，在议会里连一个议席也没有。

《英格兰史六部曲》

[英] 彼得·阿克罗伊德 /著

王喆 赵国新 朱任东 马睿 朱邦芊 王庆 /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9月

这种经济实力与政治实力不匹配的格局是历史遗留问题。“衰落选区”原本也不衰落，三四百年前，常常是民生丰饶、工商业兴隆的好中央。世事沧海沧海，随着时间流逝，繁荣城镇衰落，经济萧条了，但这些中央在议会里仍占领席位。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些中央在天文意义上不存在了，却依然享有议会代表权。位于沿海的丹维兹选区由于海浪冲刷和地壳运动，土地简直全部沉入北海，选民册上的30个人早就迁居别处。但是依照习气，选举投票箱依旧设在原地，于是等到大选，一位贵族提供一艘船，选民们乘船入海，到丹维兹投票。

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英格兰工商业集团有着“资产阶级脆弱性”，他们服从于重农抑商的大环境，很多人主动脱离本阶级转化成乡绅，即便是进步派系，也倾向于妥协退让，以温和渐进的方式争取利益。

1785年，各个新兴大城市的首领人物提议，向36个“衰落选区”注入100万镑扶贫资金，换取他们放弃议席。这个计划还是小皮特默许的，他自己是靠“衰落选区”上来的，可见其变革意志，但是既得利益集团怎样可能随意退让，否决了赎买计划。所以英国统治者不肯赋予北美殖民地议会代表权，也就不难了解了——同时期的英伦三岛本土的新兴工业城市都没有席位，更何况北美。最后华盛顿和杰斐逊喊出“无代表，不征税”的口号，以战争和反动取得了自由。

现代学界热衷于拔高1688年光彩反动的位置，把资本主义的时间表提早几个世代，实践上“资产阶级统治”在这一个半世纪后才树立，1830年议会变革胜利，多数“衰落选区”被取消资历，曼彻斯特等工业中心在国会具有了一席之地，资产阶级这才初步控制了权益。

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

再深化来讲，英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格局与宗教矛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了解这场权益的游戏，不能抛开教会派系要素。

首先要理清一个常识，英格兰并不是单纯的新教国度，英国基督教划分红新教和国教两个阵营，国教徒又分为倾向守旧、上层利益的高教派（High Church）和倾向变革、激进民主化的低教派（Low Church）。新教徒的派系杂七杂八更多了，清教、再洗礼派、马格莱顿教派等等，信徒诗人约翰·弥尔顿把宗教变革后的英国称作“一胎接一胎下崽的子宫”。

亨利八世自己无意于接纳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新思想，只不外出于打击罗马教皇权威的政治考量，才跟天主教团结。伊丽莎白一世由于清算了前任血腥玛丽的天主教政策，对立天主教头号强国西班牙（无敌舰队之战），鬼使神差当上了新教的维护者。但在内心深处，女王倾向旧传统。查理一世时期，圣公会出了一个最出色的神学家，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他熟习各种教义理论，学问水平不输于加尔文分子。高教派就此正式定型，同时英伦三岛各教派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水平，跟社会政治危机交错在一同，资产阶级反动爆发。

阅历了内战、共和反动、复辟等一系列骚动后，英国官方构成了独尊国教、对新教既容忍又提防的政策。习气上，民间把各路新教徒统称为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固然光彩反动胜利后的第二年《宽容法案》发布，不从国教者有了一定水平的活动空间，但仍被约束住了手脚，这些人被遏止进入军队和公务员系统，也不能进入高等学府。

由于出路较窄，新教徒只能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人职业，勤恳发财致富，在木匠、金匠和批发商行当里，新教徒的比例奇高。节俭节约、努力工作的新教伦理也有助于他们积聚财富。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新兴工业城市，新教徒的人口比例也明显占优，贵族集团极力保存“衰落选区”，不给曼彻斯特国会席位，这与压制不从国教者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圣公会低教派和不从国教者的基本盘是新兴工商企业家和开通派贵族，到了光彩反动后演化成辉格党；高教派通常是激进派贵族，跟托利党联络密切。但是安妮女王逝世后无嗣，血缘关系近的亲戚全是天主教徒。为了保障光彩反动的成果不被敌人窃取，伦敦政坛高层跳过50多个天主教继承候选人，选择远房亲戚——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为国王，他是一个路德宗信徒。托利党内部的顽固派以为，汉诺威王朝得国不正，据守斯图亚特王朝正统。乔治诸王只能重用辉格党，于是18世纪上半叶，呈现了保王党不爱国王的奇迹。

一个叫亨利·萨谢弗雷尔的高教派教士，狂热反对自由主义。辉格党鼓吹光彩反动是“人民主权”“契约肉体”的胜利，萨谢弗雷尔公开唱反调，痛骂辉格党是一帮乱臣贼子，并且谴责宗教宽容政策，以为对新教徒应当全面镇压，毫不手软。1710年，在辉格党政要的指示下，法庭审问惩罚萨谢弗雷尔，销毁其布道录并停业三年。音讯传开后，高教派信徒群情激奋，上街抗议，摧毁了伦敦最大的几个不从国教者的教堂，围堵辉格党政要的家宅，还冲击英格兰银行（银行股东以富有的新教商人居多）大厦，企图拔掉这个新教阵营的经济根基。

朝廷一方面出来维持次序，制定《取消肇事法》，严惩肇事者；另一方面改换内阁，撤下辉格党首相的职务，安抚高教派权力。

10年后，经济史著名的南海泡沫发作，巨大的科学家牛顿炒股参与南海投机，亏损后说出一句名言：“我能够计算天体的运转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猖獗。”

在这场人类最早的金融泡沫里，举国上下癫狂，寡妇拿出养成本投资，公司股价从最高点的每股1000英镑以上下落到泡沫破灭后的每股124英镑，成千上万个家庭损失繁重，社会大众敌视金融业以及金融业背地的新教商人。

英国的“士农工商”等级次序，与独尊圣公会的宗教格局互为表里。新教徒要想解脱二等公民的位置在社会金字塔往上攀爬，最可行的措施是同样是接受博雅教育，在乡村买一块土地，摇身一变变成文质彬彬的乡绅。

经济学巨子凯恩斯一家就是这样的转型模范，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泛英格兰的资产阶级先天发育不良，他们因信仰遭到统治阶级的排斥。作为以工商业营生的不从国教者，完成资本原始积聚后，通常要另谋出路以求得保障，同时他们的企业家肉体也遭到抑止。

到维多利亚时期晚期，英伦三岛逐步衰落，失逝世界工厂的头号宝座，跟这个现象有着莫大的联络。同样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度，英国的公司体制展开晚于美国，职业经理人和企业一切人的分别制度在工业反动后期开端，直到1880年代，伯明翰才降生四家义务有限公司。

1886年，诺贝尔炸药托拉斯是英格兰唯逐一次严重的公司兼并。北美在镀金年代就有了巨头托拉斯企业，而英国要进入20世纪后才呈现。整个19世纪，不列颠岛的大多数工厂范围较小，只需巴罗因弗内斯市的维克斯造船厂和泰恩赛德的惠氏-阿姆斯特朗工厂范围较大。到了20世纪初，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工业区，超大型工厂（规范为雇工超越1万人以上）的数量只需6个，不只远远少于北美五大湖工业区，也少于圣彼得堡、都灵和德国莱茵工业区。

到二战后，英国的工业创新力明显落后于美国，消费效率降低，社会堕入滞胀状态（同时呈现通货收缩和经济停滞两种问题），这种滞胀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专家们称之为“英国病”。

这种病症的名义缘由是福利国度开支过大、日不落帝国解体，更深层缘由却在于英国的重农抑商传统，当它还是世界工厂的时分就存在缺陷，并在盛期就埋下了衰落的病根。